给X老师的一封回信兼研一总结

X老师： 您好！ 感谢您如此认真地对待我的思考，谢谢老师。感觉和您在鲁迅课上强调的“不以鲁迅为是非”或许是相通的，既然要试图“触摸历史”，那么我们必然不应该以一个人物的“是”为“是”，自然也不应该武断判断另一个人的“非”。之前我还没有感觉，经过此处的点拨，认识到了自己思维里的盲点。 其实很惭愧，X老师，我现在意识到，我有许多被称为是思考、想法的东西归根到底更像是情绪罢了。这段时间因为写作上的不顺利，摆烂了好久，反思了很多。前段时间和老师在微信上交流时曾引邱老师的话说，“地方院校的博士最成问题的是视野不行，困于一隅”，其实要紧的还有后面一句话，当时不太好意思引，“喜欢盯着校内，和周围人比”。假期参与了一个由台湾陈光兴老师召集的读书会，见识了一些南方高校（如上大、中大）的学生，我真是无比羡慕他们思考、讨论问题时的那种自如感。而我所有的思考，永远裹挟着焦虑和不安，从成果的迷茫到对前途的悲观，最要紧的是对时间的恐惧，一直未曾摆脱掉。所以最初课上讨论钱先生时，我补充说自己的发言其实有很大的姿态的成分在。对我而言，很难理解那种对“知识分子”泛泛而谈的讨论，没有C刊，没有师出名门，没有“圈”，没有“资源”，在今天还能算“知识分子”吗？（我知道这些或许是毫无真实价值，但我却渴望而觉得不能的）而那个历史中真正存在的，倪焕之、萧涧秋、《果园城》里那个称作“愤世家”的先生又去哪了呢？ 曾读过一篇新入职的老师的访谈，具体是谁已不大记得，但他对自己毕业院校和任职院校学生间差异的描述让我印象深刻。他说北大的学生和xx大的学生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当然这只是安慰人的自谦罢了），但前者的学生在思考问题、专研学术时没有那么多顾虑，能更纯静地进入到学习当中。曾经，在华师大交流期间结识的刘阳老师也在推荐信里这么表扬我，但现在自己早已被焦虑压得喘不过气来。回首整个研一，在思考上、观念上可谓长进颇多，但事实在学术上可谓毫无进展。至少在材料占有上，依然在本科积累的那些素材里打转。因为没有勇气在任何一个领域下功夫，哪里都是浅尝辄止，还时不时花大把时间想着去搞一搞评论（觉得似乎更有机会发表，但哪里都一样），始终也找不到一个可以安放心身的方向。内耗永远比学习占据的时间多。现在，要么继续揪着延安（但话题似乎涉政，还不知道未来会如何）；要么干脆去找个经典作家，重头开始；要么，沿着我本科曾涉足的领域，传统相声，去顺着现在热门的“戏改”，不过恐惧都是同样的，时间还来得及吗？我的思考还能有意义吗？ 刚读了孙歌老师的《竹内好的悖论》，最震撼的是这段话，“尽管武田泰淳对于包括鲁迅在内的中国文学具有非凡的理解力，而且他也当之无愧地具备高水准的文化趣味，但是，他却不具备竹内好借武田泰淳所发挥的那种源自痛苦人生的大欢喜，那种自我否定和自我怀疑的批判精神，需要的不是教养，而是力量的支撑，而这，也正是鲁迅精神的精髓。”我所缺乏的，也是这种内在自我及其否定的伟力，所以就缺失直面历史的勇气，所以在思考中习惯于以论代史，论点先行，并标榜一种立场（其实是没有立场，只不过是于主流立场不同的立场罢了）。倘若没有改变，即便日后我能进入一个有“生产力”的学术共同体，我所生产的（说不准还是安于生产的）也就只能是老师所鄙夷的“何干之的xxx研究”之类的文章了。可学术（至少是吸引我热爱的那种学术）不该如此。我大略也是中了“优等生文化”的毒，应是中国极度扭曲变态的应试教育之产物，只不过还未能有优等生的条件，反倒已经沾染了“优等”的毛病了。 这番话或许有些交浅言深，还请老师原谅我的冒昧，谢谢老师！中秋家中太忙了，在这里迟道一声假期愉快。 秋安！ 学生 玥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