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 ：日文版《麦田里的守望者》译后记（前篇）

村上春树 / 文

钛合金老人 / 译

题记：这篇文章是为白水社版《麦田里的守望者》而作的“译者解读”，原打算收录在那书末尾。因为面向的读者是年轻一代，所以侧重介绍了作家J.D.塞林格的人生脉络，以及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的诞生过程。在读这本已成为经典的小说前，这些信息是必不可少的，我这么认为。另一方面，为了让尽量让读者不带先入之见地自行感受作品，关于作品本身，我并未长篇大论。但出于种种不得已的情由，本文未能收录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中。

另，关于塞林格生平事件的时间线，各传记有出入，这里采用了我认为相对可信的版本。

杰罗姆·大卫·塞林格，1919年元旦在纽约的一家医院出生。父亲是犹太裔企业家，母亲是爱尔兰裔苏格兰人、天主教徒，家中还有一个年长八岁的姐姐。据说，塞林格的爷爷是犹太教的拉比（神职人员），但因本人对医学怀有强烈的热情，一边做拉比，一边学医并取得了行医资格，开了自己的诊所。父亲开着一家专营火腿和奶酪的外贸公司，生意兴隆。因此塞林格出生时，一家人的生活条件已经相当优渥。他们原本住在犹太人聚居的曼哈顿上西区，1932年（正值大萧条的高峰期），搬进了公园大道的高级公寓。父亲精明强干，推崇劳动致富，渴望财富继续积累，希望儿子能接班走自己的营商之路，算是一位强势的父亲。父子之间亲密细腻的情感联结，并未被视为必要。母亲尽管对这个独生子倾注了毫无保留的爱，但在家庭内部，父亲的影响力似乎更强。塞林格的小名叫做桑尼，但长大后就改叫“杰里”了。

1932年，塞林格进了麦克伯尼中学，这是一所招收附近富家子弟的预科学校。（这里请大家注意，在小说《麦田》里写到，潘西中学的击剑部参加比赛时的对手，就是麦克伯尼中学队。）在那里，塞林格被认为是“缺乏专注力，浮躁好动”的学生。他在这所学校里，和霍尔顿一样，是击剑部的队长，参演了两部舞台剧（都反串了女性角色）。成绩处于中下游，但他的表演天分获得了众人瞩目。然而父亲强烈反对儿子在表演上继续投入。父亲期待的是他来做自己生意的接班人。

在麦克伯尼，塞林格似乎始终没有进入学习状态，第二年秋天，他因成绩不佳而被学校劝退。父亲在宾夕法尼亚找到了一家福吉谷军校，把儿子送了进去。那是家军事化管理的寄宿制学校，大概是心想离家远些更有利于儿子成长吧。这所学校以严厉的校风闻名，号称能“让跑偏了的孩子重回正道”。比起学习，学校更重视军训和体育，在这里，毕业后上哈佛不如上西点军校威风。如此，塞林格1934年秋天离家，开始了住校生活。《麦田》里关于宿舍生活的生动描写，大概就是以这段体验为基础的。

福吉谷的规矩很多，早晨六点起床，出操，拉练，晚上十点熄灯，必须严格遵守。当时的塞林格对付自己讨厌的人有句口头禅，他会跟对方说：“你可真是个王子！”这是他的反讽，翻译过来就是：“你可真是个王八蛋！”由此可见，霍尔顿的言行，很大程度上带着塞林格自己的影子。当年的同学回忆说：他英文成绩突出，而其他科目都是勉强及格。讲话风趣幽默，一看就是大城市来的“富家公子哥”，待人接物比其他同学潇洒成熟得多。

其他同学这么说塞林格：“他喜欢聊天。而且善于模仿什么来逗乐子。他并不愤世嫉俗，只是受不了那些自恋的装X犯。杰里发现自己不适合当兵，他骨架窄，身子瘦长，一头黑发往后梳得溜光，他的校服总是莫名其妙地揪着扭着，就没有一次是合身的。所以，大家整齐列队的时候，他的存在总是很扎眼。”

塞林格在福吉谷谈不上是受欢迎的学生。班上一些同学认为他这人太傲气，过于刻薄。而且他的出身，也给他在这所学校的生活增加了几分紧张感。在福吉谷这所宾夕法尼亚的乡间的学校，纽约来的学生除了塞林格没有第二个，犹太裔学生也几乎没有，虽然塞林格只是半个犹太人，但宾夕法尼亚的乡村当时作为反犹排犹的主义盛行的地区，可是相当有名。

塞林格的姐姐多丽丝对侄女玛格丽特（塞林格的女儿）如此回忆：

“那个年代，半犹太人的日子相当不好过。当然了，纯犹太人的日子也很糟糕，但他们至少还有一个归宿。可我们这样的人，非鸟非鱼，两头不靠。我申请了一家杜波斯费里的女子礼仪学校（年轻女性进入社交圈前，学习礼仪的私立学校），马上有个女老师来家访，对你奶奶说：‘塞林格太太，您嫁给了犹太人，我们只能对您女儿说抱歉了……’你奶奶告诉了我。我真不愿意听到这种话。但是那个年代，人们就是可以轻易地吐出这样的话来。对我来说，那些日子难以忍受，对你父亲来说，就更是如同身在地狱了。他去了地方上的军校，那里的反犹热潮非常厉害。”

塞林格本人对于在校期间经历的反犹主义，则几乎只字未提。或者说，他对自己的犹太血统，始终保持着缄默。只有《麦田》里写到霍尔顿被天主教徒追问宗教信仰时表现出了不适，略微透露出塞林格对于种族问题的介意，暗示着他成长过程中或许曾为此而神经紧绷。他讨厌自己的名字“杰罗姆·大卫”，或许因为这是犹太裔常用的名字。而且塞林格在自己的作品中，给登场人物都取了毫无犹太味的名字，并一以贯之。忘却自己的犹太裔身份，努力融入纽约的上流社会，这或许是来自于父亲生活方式的影响。

无论如何，塞林格意外地（这么说没错吧）适应了军事化管理的学校生活，与霍尔顿不同，塞林格坚持到了毕业。多年后，他对自己的女儿说：“终于能离开啰嗦的父母，我当时高兴坏了。”他参加了很多社团，活跃在剧团里，在学校的毕业纪念册里，他是文艺编辑委员。这时，塞林格已经开始写短篇小说了。1936年军校毕业，这是塞林格的最终学历了。

从福吉谷成绩平平地毕了业，去不了名牌大学。这种境况也在《麦田》离反复被描写，霍尔顿对常青藤盟校的人十分反感，或许也是源于此。那是一种来自于自卑感的反弹，不仅是霍尔顿，塞林格本人终其一生，也对名牌大学所代表的“知识精英”抱持着执拗的不屑。即使不论这份反感缘何而起，从结论上来看，塞林格始终没能和学院派的世界达成和解。那些地方装腔作势的文化绅士和蔚然成风的“假模假式”，对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塞林格来说，是无论如何也难以忍受的。

于是，1937年，塞林格进了纽约大学的华盛顿分校，然而对于在大学里上下求索，他兴趣缺缺，到了秋天就火速退了学。然后为熟悉父亲的生意，去了欧洲。他去的是奥地利和波兰。在那里前后待了五个月。在波兰的比得哥什市（似乎是塞林格的老家），跟着亲戚学习生猪屠宰和制作成火腿的各种流程，他感到难以适应。自己无法继承父亲的生意——他最终得出了这么一个不可撼动的结论。在欧洲逗留期间，塞林格没学会家族生意，却学会了德语，花了很多时间观察欧洲人的生活。而且在维也纳结识了一位美丽的犹太少女，留下了一段青涩的恋爱。

在欧洲的日子，塞林格一直在写短篇小说。他投了几篇给美国的杂志，但都石沉大海。1938年春，从欧洲回来后，他决心重新去上大学。但因为此前的成绩并不理想，能选择的学校十分有限。多方寻觅之后，他进入了宾夕法尼亚州乡下的一所不起眼的大学。尽管这所大学寂寂无名，但因为远离都市，校园被自然环抱，景色宜人，这点深得塞林格的心意。然而仅仅过了九周，塞林格又主动提出了退学。

当时的同学这么回忆他说：“他突然出现在班上，给校报写稿子，在宿舍里给同学们讲笑话。但还没等大家回过神，他又消失了。”

回到纽约，又跟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塞林格，认识了一位名叫伊丽莎白的年长的知识女性，经她指点了文学的前路。就是她让塞林格喜欢上了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和亨利·詹姆斯。塞林格第一次接触到了菲茨杰拉德的小说，据他自己讲“简直是痴迷”，一时间其他人的小说都黯然失色了。塞林格读了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深受震撼。

塞林格1939年春天到哥伦比亚大学做了旁听生，加入了惠特·伯奈特的写作班。那是当时美国水平最高的写作班。伯奈特凭借发掘新人作家的慧眼大名远扬。杜鲁门·卡波提、约瑟夫·海勒，诺曼·梅勒，威廉·萨洛扬，田纳西·威廉姆斯，卡森·麦卡勒斯，就是经由他推举从而登上文坛的。

塞林格在这个班上逐渐开始展示出了才华，写出了《年轻人们》。伯奈特一读便十分赞赏，马上把它刊在了自己主编的《故事》杂志上，稿费25美元。这是塞林格有生以来第一次赚到的意义非凡的稿费。作品发表在《故事》1940年3-4月刊上。

从此，塞林格又接连在大众杂志上发表了数篇作品，找到了愿意收他稿子的文艺经纪，且还是给菲茨杰拉德做过经纪人的哈罗德·欧文。当时的收入距离一个专业作家自然还差得远，但塞林格已立志要以写作为终身事业了，1941年初，他写出了《冲出麦迪逊大街的轻微反叛》。主人公名叫霍尔顿·考菲尔德，是家住上东区的富裕家庭的孩子，正在念预科学校，有个名叫萨莉·海斯的漂亮女朋友。他算是个公子哥儿，泡酒吧，跳舞，去百老汇看伦特夫妇主演的戏剧，过着当时典型的“雅痞”生活。

然而霍尔顿打心底里觉得这种都市生活“假模假式”，他搞不清自己该如何在这一片假模假式中自处，他的内心陷入了一种近乎于焦灼的境地。他心乱如麻，喝得大醉，对萨莉·海斯坦言道：“我看什么都不顺眼。我已经受够了城市里的生活。我想去佛蒙特那边，找一处河边小屋，悠闲地住在那里过我想要的生活。假如缺钱，就在那附近找份工打，老老实实过小日子。”然而浸淫在都市生活之中如鱼得水的少女萨莉，对于霍尔顿所说的，感到匪夷所思。“你不可能那么干的。”她压根儿就不认同他。霍尔顿之后带着醉给萨莉打电话，一遍遍重复说着：“我会去帮你修剪圣诞树的。”这篇短短的小说仅仅占据杂志的4个页面，并非用第一人称写成，而是第三人称。但这显然就是多年后《麦田》的前身。

这篇小说当年11月被《纽约客》录用。这个消息也让塞林格吃惊不小。当时他年仅22岁，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写作者，自己的作品竟然被大名鼎鼎的《纽约客》相中，完全出乎他的预料。《冲出麦迪逊大街的轻微反叛》预定要刊登在当年《纽约客》的12月号上，因为故事发生的背景就是圣诞季的纽约。

霍尔顿·考菲尔德这个人物在塞林格心中确实激起了一些东西。他在那之后，很快又写了其他一些有他出现的短篇。塞林格当时似乎有在考虑把霍尔顿的故事，或者是考菲尔德家族的故事，写成一个系列。

但是时局的发展却让人始料未及。12月7日（日本时间12月8日），日军袭击了珍珠港，美国正式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于是像霍尔顿这样一个“精神困苦的纽约富家少爷，对社会有点小不满小叛逆情绪”的故事，就显得“不合时宜”了，杂志方如此判断。作品的刊载被无限期延后了。自不必说，这对塞林格是沉重的打击。

据伊恩·汉密尔顿的传记《守望塞林格》，这篇小说赶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得到了刊登。但另一种说法是，塞林格接到用稿通知后就跟周围的人报了喜讯，但事到临头出版又打水漂，这让他气得要命。孰真孰假，不得而知。

然而塞林格并没有消沉太久，他很快决定报名参军。随后挺长一段时间，他都在美国南部的部队驻地受训。在部队，他一有时间就抓紧写作。这段经历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菲茨杰拉德颇为相似。这期间，他写的短篇顺利地发表在《星期六晚邮报》、Colliers这些商业杂志上。都是一些轻快的，都市风格的作品。似乎就是这个时期，塞林格默默决定了要为霍尔顿写一部长篇小说。

1944年3月，塞林格作为陆军的一员，被送往英国参加诺曼底登陆。6月，战斗打响，塞林格在激战之地“犹他海滩”登陆，之后在法国各地从事对敌谍报工作。他的任务是切断敌军的通信网络，盟军占领城镇之后，确保恢复电话线和邮路。塞林格在战时，一得空便继续写小说。随身携带着小型打字机，战友们喝酒打牌的时候，他就在旁边敲击键盘。当然了，他在部队也被视为怪人一个。

八月，巴黎解放。海明威作为新闻特派员来到当地。塞林格带着自己登载在《星期六晚邮报》上的短篇《最后休假的最后一天》拜访了下榻在丽兹酒店的海明威。这部短篇是1943年写的，但刊出时塞林格正在前线与德军激战。这篇小说是霍尔顿·考菲尔德第一次在读者面前开口说话。（之前他是被讲述的，自己没有发声）海明威一读，马上发现塞林格很有写作才华，给予了热情的赞赏。塞林格似乎得到了莫大的鼓励，尽管塞林格的都市气质，与视战争为“男人的大游戏”的海明威那种崇尚肌肉的气质根本背道而驰。塞林格在给朋友的信中也这么写过：“《永别了，武器》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作品。”这一观点也在日后的《麦田》中，借霍尔顿之口说了出来。

当时塞林格还认为他所参加的战争是光明正义的，尽管对军队系统有批判，对个体有反感，但他努力认为那都是为了战争胜利而存在的“必要之恶”。但塞林格所属的第四师，从1944年9月到第二年春天，遭遇了与德军的血战，活着挺过了那一切之后，他的战争观发生了变化。尤其是死伤惨重的许特根森林血战，要不是美军高层的判断失误，完全可以避免。目睹了残忍至极的厮杀之后，战争的暴力和无意义，以及权力机构骨子里的愚劣、伪善、非人性，深深地刻印在塞林格的心中。

众多同时代作家，都通过再现战争体验、充满冲击力的战场描写登上了文坛。而塞林格恐怕是有意识地，避开了那样的路径。他的战争体验过于血淋淋以至于超出了虚构文学的边界，过于锥心刺骨。塞林格的神经无法承受那样的直接的描写。在那种意义上，《麦田》可以说是塞林格个人的“战争小说”，尽管没有描写战争。或者，恰是因为不写战争才得以写就的，关于战争的真挚的故事。

从那之后，塞林格的文风从轻快潇洒的都市气质——或许会被霍尔顿贬斥为“随便哪本杂志都会登的那种假模假式的小说，简直想吐”——逐步转变为了弥漫着阴郁幽暗气息，且时而显得过于尖刻的风格。同时，塞林格获得了成熟作家必备的深刻性。对比一下他早期作品结集的《年轻人们》，以及之后发表的两个短篇集《颠倒的森林》《九故事》，其中差异便一目了然。

1945年5月，德国投降。塞林格已成了一个身心俱疲的军人。尽管是获胜的一方，他身体内核遭到了碾磨，整个人变得幻灭，失去目标，不知何去何从；心情低落，四肢无力，精神濒临崩溃而无法自拔。结果他被送进了纽伦堡陆军综合医院，接受心理治疗。身体并无问题，但神经衰弱——医生做了这样的诊断。因为程度并不很重，并不需要特别的治疗。尽管如此，那时的塞林格的精神或多或少已经受到了某种不可逆的损伤，这是不争的事实。自那以后，他要在日常社会中与人保持一种日常的关系并生活下去，已经显得颇为困难了。消沉和愤怒，已经变成了他精神的基盘。放在今日应该会被判定为战争PTSD吧，但当时的医生只是不痛不痒地给了一个“神经衰弱”的诊断，因此受到的治疗粗放，且不充分。

塞林格在这家医院接受治疗的体验，和霍尔顿在某疑似疗养院的地方接受治疗的情形，如出一辙。在写给海明威的信中，塞林格用很轻松的笔调描述了自己被医生揪住盘问的窘境。关于性生活，儿时经历，军队经历，医生们问了塞林格很多。他回答说：“我的性生活正常，儿时过得很枯燥。嗯对，我喜欢部队。”

他在当地结识了一个名叫西尔维娅的女子，结了婚。关于西尔维娅，我们得到的信息很少。她是医生，很可能是心理医生，似乎是在塞林格入院期间认识的。交往了短短几个礼拜之后，两人就结了婚。当年的11月塞林格退伍。这段时间，他也依然没放弃写小说。

1945年12月的杂志Colliers上刊登了塞林格的新短篇《我疯了》。霍尔顿现身，讲故事。《麦田》的雏形更加明显。被寄宿学校开除的少年，吹着冷风站在山丘上：“杵在这种地方的，只有脑子不正常的家伙。”霍尔顿自述道。类似斯班塞老师的角色也出场了。霍尔顿的性格越来越鲜明。《麦田》的世界成形，只差一步。这个短篇被收录在《年轻人们》当中。

1946年5月，塞林格携妻子西尔维娅回到美国纽约。但他们的婚姻很短暂。很快西尔维娅就断言：“在纽约维持这段婚姻是不可能的。”然后独自返回了法国，并在那边提出了离婚申请。塞林格日后谈及与西尔维娅结婚的理由，说：“我们之间有很强的心灵感应。”至于离婚的原因，则只字不提。这段充满了谜团的婚姻，只维持了8个月。

战争的创伤，恐怕再加上婚姻的失败，让塞林格的生活方式变了。他在战前总体上过得较为中规中矩，但这回，他开始享受纽约的夜生活了，出入于爵士乐俱乐部和酒吧，在那里结识了许多波西米亚范儿的艺术家。当时的美国，刚刚开始流行的禅宗，以及一系列相关的东方思想，这些都深深浸染了塞林格。那些酒吧里的场景，日后也在《麦田》里 通过霍尔顿的双眼，以相当讽刺的形式展现了出来。

当年12月，《冲出麦迪逊大街的轻微反叛》终于在《纽约客》上登了出来。从录用稿件到刊登，足足耗了五年。顺便一提，这个故事被收录在短篇集《颠倒的森林》里。

塞林格正式投入写《麦田》是在1949年。他对编辑说，我正在写一个小孩在圣诞节期间到纽约乱晃的故事。他当时在康涅狄格州的西港租下了一间屋子，远离大城市，专注于写作。

1950年1月，发生了一件对塞林格来説震动不小的事件。好莱坞的大牌制作人塞缪尔·戈尔德温根据塞林格的短篇《康涅狄格州的威格利大叔》改编的电影《芳心蒙昧》上映了。电影几乎完全脱离了原著，拍成了多愁善感的、甜腻的，有些莫名其妙的浪漫爱情片。维克多·杨创作的主题曲很优美，苏珊·海沃德凭借片中的演技获得了奥斯卡奖提名，但作品整体怎么看都很差劲，评论家们也是口诛笔伐。塞林格观影后大为光火，从那之后就坚决拒绝授权影视公司改编自己的作品，并在《麦田》中，借霍尔顿之口痛斥了庸俗的电影工业。

顺便一提，戈尔德温还把塞林格喊去好莱坞，想请他以安纳波利斯的海军学院为舞台，写一部浪漫爱情剧。这次邀约，不必说就是在往塞林格的怒火上浇油。还记得吗？《麦田》中，当霍尔顿从菲比口中听闻哥哥D.B.要写一部关于安纳波利斯的剧本，他是怎样愤怒。

《麦田》的写作在1950年进入尾声。春季收尾，夏天推敲修改，秋天最终完成。塞林格按照原来的约定，把书稿交给哈考特出版社的编辑罗伯特·吉尔。吉尔一读便惊叹不已，准备马上安排出版。但他的领导却说了这么一句蠢话：“主人公是个疯子，出版这种小说恐怕有点问题吧。”拒绝了这部作品。于是哈考特出版社，由于领导的理解能力问题（霍尔顿尽管相当神经质，但最终拼死稳住了心智），失去了出版美国文学史上头号畅销小说的机会。

书稿转投到小布朗出版社，马上就定下了出版。文学经纪人也把书稿寄给了《纽约客》，希望对方能节选刊登，但当时的编辑却不喜欢这部作品，拒绝了节选的要求。编辑在给塞林格的退稿信中说：这部作品有明显的缺陷。首先，一个家庭里有四个孩子，个个都与众不同，怎么想都缺乏现实性。另外，霍尔顿和菲比、艾里，还有D.B.四兄妹的人设过于相似，这种设定是很牵强的。并且（那位编辑说），塞林格眼下还没有写长篇小说的能力，与其说是控制小说，他更多是被小说里的情绪裹挟。

《纽约客》这么批判《麦田》，大概是因为杂志本身的风格定位。当时的《纽约客》不喜欢作家的自我意识过多地浮现在作品中。对他们来说，更理想的状况是先有杂志，再有围绕着杂志的一批“纽约客作家”。所以我推测，像《麦田》这种激烈的、个性张扬的风格，并不对编辑部的胃口。《纽约客》对这部小说的拒斥态度，或许反而是证明了《麦田》这部小说具有某种直接击中读者深层意识的东西。《纽约客》批评的“缺陷”，恰是塞林格打这之后要进一步书写的、他自身神话世界的框架之蓝图。

或许是负面评价影响了塞林格，他叫停了在书正式出版前给各家媒体寄送先行试读本。甚至书印好之后，他也拒绝给书评人寄送。他还拒绝在书上印刷自己的照片和简介，并嘱咐编辑不要把各类评论寄送到自己这里来。他这些举动，在当时的美国出版界看来，是极反常的。出版之际，也没办新书发布会之类的活动，他唯一的让步就是答应了一家俱乐部内刊性质的小杂志的采访。总之塞林格的倔犟和怪脾气，从还是新人作家时起，就根深蒂固了。（接后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