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林-质疑，解构，能否颠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悖谬、误读、误用与滥用
杨晓林（广西师范大学 中文系，广西 桂林541004）
原载：《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摘要：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兴起是西方学术界内部的反思和调整，以求在更高的学术制高点上建立话语霸权，第三世界的学者在移植和操作这种理论时，可以误读，但应着眼于解决我们的实际问题，而不要对其误用和滥用。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理论；悖谬；误读；误用和滥用
后殖民主义理论萌发于1 9世 纪后半叶，1947年印度独立后逐渐形成，其理论的自觉和成熟是以赛义德的《东方主义》（1 978）为标志，另两员主将是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后殖民主义理论“旨在考察昔日欧洲帝国殖民地的文化（包括政治、历史、文学等）以及这些地区与世界其他各地的关系。也就是说，主要研究殖民时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利关系，以及有关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新问题。大多采用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方法，揭露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文化霸权的实质，探讨后 殖民时期东西方之间由对抗到对话的新型关系。”[1]（ P414）
这种理论在我国学术界已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但它本身的悖谬性，操作实践中的误读、滥用和误用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必须警惕和注意。
一、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悖谬与误读
欧洲西方中心主义传统由来已久，它赖以存在的基础是西方近现代以来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但随着第三世界的崛起，它日益受到质疑和挑战。后殖民主义理论对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的实质进行了揭露和批判，通过边缘话语来解构和颠覆主流话语，从而达到消解中心的目的。后殖民主义理论三员主将赛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以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为武器，对欧洲中心主义频频进攻，颇有摧枯拉朽、横扫传统规范的声势，在欧美文化界内部和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处于臣属地位的亚非拉第三世界可谓振臂一呼、应者云集。这可从在社会生活的角角落落，“东方主义”“文化霸权”之类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惯用术语出现的频繁度窥一斑而知全豹。
但“静水流深”，主流传统因其强大却显得更为深沉和安静，似乎以“大音希声”的沉默微笑着面对来自边缘声音的叫嚣。从当前的形势来看，在政治上，欧美依然我行我素，对伊拉克武装入侵，对南斯拉夫狂轰滥炸；在文化生活中，第三世界的影星冲击好莱坞无功而返，得诺贝尔文学奖者寥寥无几；在理论界，西方现代文论美学思想在国内论坛三分天下有其二，国内学术界面临着失语的尴尬局面。
我认为对于后殖民主义理论的解构和重建，虽然是大势所趋，但任重而道远。三位原创者以其特殊的学术身份在西方学术界扯起了这面大旗，啸聚其麾下冲锋陷阵的勇士以第三世界为多，靶子一个，但有时也难免胡乱扫射一通，不能中敌要害。其主要原因是传统的惯性太大。今天的欧洲中心主义是建立在自欧美海外殖民以来政治经济日益强大的基础之上的，这个事实谁也不能视而不见；而欧洲政治经济的强大是与其主客二分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在历史上这种以海外扩张为特征的文明曾野蛮地掠夺过也罢，血腥地剥削过也罢，今天这种文明的不足所导致的负面效应（如异化现象，人与自然的严重对立所导致的自然对人的无情惩罚等），以触目惊心的外在形式在当代西方社会有了显性表现，但是它所创造的巨大的物质文明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谁也不能无视西方文化在征服自然、战胜自然方面的优势。人的生存状况好坏不能单以物质文明的指标来衡量，但物质文明的重要性谁又敢轻视？
因而我认为解构和重建只有其经济力量的对比发生变化时，这种解构和重建才是实质性的，否则只能是虚张声势，纸上谈兵。正如女权（妇女地位的提高）只有妇女经济独立时才能获得一样。后殖民主义理论本身有局限性。赛义德认为东西方文化各有优劣，不是“西风压倒东风”，也非“东风压倒西风”，而是多元文化共存、并存，“消除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并力求超越东西方对立的基本立场，解构权力话语神话，从而使东方和西方形成对话、互渗、共生的新型关系”。霍米·巴巴的“殖民杂种”理论则强调文化的碰撞和杂交性，以颠覆种族和文化的优越性，从而变形、转化和取代殖民主体的正统合法性和优越感。在当代多元化文化共生成为众望所归的大趋势下，这种观点无疑是得风气之先的。但赛义德作为“外黄里白”的“香蕉人”（赛义德生于耶路撒冷，小时在开罗上学，后随父母移居黎巴嫩，并在欧洲国家流浪，1951年到美国，1964年拿到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现为哥伦比亚大学的校级终身教授），其成名作《东方主义》问世二十年来反响强烈，他的敌人和同情者都不约而同地认为他是在“反西方”（anti–western） 将其誉为受西方殖民主义压迫国家，特别是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旗手。这实际上是对“东方主义”的误读。赛义德在《东方主义》的“后记”（后另行改名为“东方不是东方：论东方主义之行将结束”，在《泰晤士文学增刊》上作为重头文章发表）中，表面试图驳斥那些至今仍坚持东方主义立场的批评，廓清思想理论界对他的某些误解，但其主要目的，是对所谓“后殖民”批评立场重新加以界定，小心翼翼地不使他一开始就试图限定于学术范围以内的讨论越界，被卷入到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为主的东方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之间尖锐复杂的政治矛盾和冲突之中。而他尤其注意的是，不使他的“东方主义论”与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搅和到一起。他这一番用心良苦的解释，无意之中却流露出了“后殖民批评本身的局限。[1]（P417）
赛义德说：“我所作的就是要显示，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和维持都有赖于另一种不同的、相竞争的‘异己’（alter ego）的存在。一种自我的构成，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最终都是一种建构，即确立自己的对立面和‘他者’。实际上总是通过不断的对于‘他们’和‘我们’之间的区别及阐释和再阐释而实现的。每一个时代和社会都在创造自身的‘他者’”[2] P180）。
由此可见，赛义德的“东方”是指由文本建构的、帮助西方人认识自己的那个东方，而非实际的东方，更非有意去探讨当今东方所面临的各种实际问题。所谓“东方不是东方”，其旨意即在此。从西方现代文化思潮各领风骚几十年的现状来看，后殖民主义理论是主流文化自身的调整和对现代社会现状的响应，是西方学术自身的反思，是内部调整，以求在更高的学术制高点上建立话语霸权，第三世界的学者在移植和操作这种话语理论时，可以误读，但应着眼于解决我们的实际问题。对于这一点，盛宁的分析发人深思：“现在，西方政治经济学界对所谓‘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研究呼声很高。所谓‘全球化’，意指一批金融精英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整个世界，造成商品和服务业价格指数的升扬，使财富再度由本来就贫困的非西方国家流向本来就已经十分富裕的西方国家，出现了一种新的跨国秩序，使国与国的界线名存实亡，劳动力和收入都由世界性的巨头所控制。当前，从全球范围看，可以说基本上形成了一种南方隶属于北方、服务于北方的态势，这意味着殖民主义统治实际上又回来了。面对这种局面，西方已有一些社会问题专家尖锐地指出，当务之急是从政治、经济上对这个社会进行反思，而知识界冒出来的所谓多元文化批评，后殖民文化批评之类，究其本质则是一种对于现实问题的回避，一种‘自我欺骗’，或者说是‘文化上和智性上的倒退’。”[2] （P179）
可以说，过去的殖民主义主要殖的是“地”，而新殖民主义却真真殖的是“民”。在今天，经济全球化导致了第三世界国家对西方的新殖民主义有看法，没办法，一方面全方位地声讨和谴责，一方面又趋之若骛，虽然心不甘情不愿，但又不得不接受西方的更为文明的全方位剥削。我们不应回避这些现实的社会问题，在理论上制造精神幻觉来安慰和欺骗自己，似乎欧洲中心主义遭此一役，受到了后殖民主义的重创，真到了土崩瓦解甚至于寿终正寝之日。文化（文明）的优劣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我认为重建中心论的多元中心、甚至无中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一种“文化乌托邦”，至少是当今在政治经济上处于臣属地位的民族的一种美好的理想。不甘心当今在事实上处于后殖民境遇的民族，渴求在国际事务和社会生活中摆脱失语和无言境况（但这种境况又不易摆脱），不愿永远有种低下的感觉，于是总要提出一个奋斗目标。不平等者追求平等，但差别和不平等是永恒的，一种不平等消失，另一种不平等就会出现。有高山才有流水，有不平等才有江河的波涛汹涌。平等仅是相对的，这才是事物发展的规律。胡适在 世纪初曾说：“应该承认我们现在是百事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3]
虽然偏激，但承认这种残酷现实的勇气可佳。今非昔比，中国崛起于东方且在21世纪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为世所公认，但国人“不如人”的心病至今尚未医好。优势是通过对比产生的，而对比又总要选取一个“他者”作参照物。各种文明互为“他者”，能否相辅相成、互补优化？文明之间是大同小异、亦或永远是油水分离、此消彼长？在现代社会以经济实力作为衡量一切、决定一切的幻境中，似乎西方文明的确是优于东方文明，东方文明只被用来作陪衬，或是作为西方文明的肌体出了问题时的补药。弘扬传统文化，反对崇洋媚外，对中国人来说似乎是口号，对西方又羡慕又害怕似乎是我们这代人的共同心态。在后殖民时代，西方依靠其强大的科技、经济、政治力量控制着话语权，成为各种规范的制定者，我们必须向世界标准看齐（说穿了也就是向西方标准看齐），否则便被排除在这些游戏圈之外，甚至连游戏的资格也会失去。作为殖民主义理论本身，它产生于主流传统的内部，但赛义德等三雄不是西方主流文化自身所培养出的掘墓人，西方学术圈也不会把具有第三世界血统的人的后裔养大后让其反戈一击，任其在自己阵营里制造内讧。所以在使用“东方主义”一词时，有一点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赛义德等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创导者，并非寄人篱下的边缘文化的代言人，而是拿着哥伦比亚大学的高薪，操着纯粹标准英语的主流文化的知识精英。
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误用和滥用
在国内学术领域内，学者皆以精通原典、成为某一由西洋过来的理论的权威为荣，这样便可掌握此门学问的话语权。如在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批评实践中，一些理论家找菜下刀，将屡获国际大奖的张艺谋电影作为牛刀小试的目标，视而不见其在内容上所表现出的中华民族敢爱敢恨、威武不能屈的民族魂和形式上大异传统的新颖独创之处，却将其贬为“张艺谋神话战略”。因为从后殖民主义理论角度来看，张艺谋的电影描绘了东方诡丽的地域风光和奇异而神秘的民俗风情，合乎了西方人（欧洲中心主义者）的标准，有意识的向西方展示东方的“他性”，“他高高挂起的红灯笼是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挂起的一串白旗”，满足了西方人的“观淫欲”和“猎奇心”，是将国人丑的一面展示给西人看，并预言其将终结。[4]（P1）
而对好评如潮的《红河谷》、《红色恋人》、《黄河绝恋》等，则认为是满足了国人失衡了的自尊心，为了展示自身形象光辉，通过高大的外国青年才俊惊叹于国人自尊自强，不屈于外侮而生钦佩之心，并与女神一样的中国女子相恋，甚至以死殉情。国人在现实中自惭形秽，而在“制造梦幻的工厂”的电影中，却将这份虚荣心找了回来，这种外国人（他者）眼中的中国人（我们）的美好形象，平衡了国人失衡的自尊心，满足了潜意识中自我感觉良好的这一难以实现的愿望。
我认为国内操持话语权的理论家对一些问津了世界大奖的影视作品滥施“话语暴政”，其目的无非是为了牢牢控制在此制高点的话语权，以便后学者亦步亦趋，钻入他话语的牢笼中，奉其为“亚圣”和“不祧亚祖”。但是后殖民主义理论中所藏纳的解构主义理论却是永远要解构和颠覆中心和权威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占领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制高点和建立挥舞大棒的权威是不容易的。因此，我认为操持此理论保持平和宽容的心态是必要的。后殖民主义理论虽然暂时从根本上还摧毁不了欧洲——西方中心主义的大厦，但它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一石击起千层浪，造成的冲击是巨大而深远的，它使第三世界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到自身的处境和应采取的对策，但关键问题是我们要通过误读，把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变成我们东方人的“东方主义”，用其来解决我们的实际问题：即用其解构欧洲 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学传统，再续我们传统文化血脉，凸现我们的文化和文学地位，使我们在当代国际学术论坛上摆脱文论的失语和无言的窘境，在众声喧嚣中发出自己洪亮的声音，在“多元文化”的全球新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
作者简介：杨晓林，陕西宝鸡人，硕士，研究方向：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
参考文献：
[1]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2]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M].三联书店,1997.
[3]胡适．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
[4] 潘年英．驳“张艺谋神话终结论”[A].东方论丛[C].广西大学出版社，2000, 1.
Query,Disconstruction,Can be Subverted,or Not?——On self-contradiction, misread according to one’s needs, misuse and abuse of the Post-colonialist Theory
YANG Xiao-lin
(Chinese Department,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Guangxi, China)
Abstract: The rise and prevalence of the Post-colonialist Theory is the inner introspection and adjustment in western academia so as to set up the hegemony of saying. When transplanting and using the Post-colonialist Theory the scholars of the Third World agree to misread according to our needs. We should aim to resolve realistic problems rather than misuse and abuse aimlessly.
Key words: the Post-colonialist Theory; self-contradiction; misread according to one’s needs; misuse and abuse
审 稿 祁晓冰
责任编辑 曹丽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