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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联军进京，北京官民有何反应？

桃李不言 2022-09-17 11:12:33 四川

首先简要回顾一下第二次鸦片战争史。1856年，英法以亚罗号和马神甫事件为借口，占领了广州城，俘虏了两广总督叶名琛（其于印度绝食而死）。1858年，英法公使额尔金和葛罗率领联军北上天津，攻破大沽口，威逼清廷签署了《天津条约》。1859年，英法新公使以换约为名，再度进攻大沽口，但在僧格林沁的抵抗下，联军遭遇了自克里米亚战争以来第二次重大失败，死伤四百余人。1860年，英法政府认为上年的失败，是僧王不讲武德，来骗来偷袭的结果，于是此次再度任命额尔金和葛罗为公使，预备一雪前耻……

一、无主之城

联军由英法两国组成，英军方面主要有公使额尔金勋爵、陆军将领格兰特、翻译巴夏礼、翻译威妥玛等，法军方面主要有公使葛罗男爵、蒙托邦将军。老奸巨猾的中国通额尔金深谙声东击西的道理，建议陆战队绕过防备森严的大沽炮台，改为由北塘登陆架设起机关炮，会同海上舰炮两面夹击，此举果然奏效。塘沽失陷后，僧格林沁败退通州，他自忖骑兵难以阻拦联军，于是上一密折建议咸丰帝北狩木兰——风紧，扯呼。

图一：故宫博物院藏咸丰画像

咸丰当然惜命，所以颇为心动。若干年后名噪一时的光绪帝师翁同龢，此刻刚刚考中状元，去陕西溜达一圈后回来闲居于北京，他的日记中记载，七月二十五日咸丰帝曾下诏让大兴和宛平县“捉车五百辆，于今夜子刻齐备”。咸丰帝是个讲究人，懂得以“御驾亲征”作为掩护，但此举并未瞒过京官们的火眼金睛，面对官僚群体的坚决劝阻，咸丰帝不得不明发上谕停赴木兰——不跑了。

才怪！清历八月七日，僧格林沁在通州八里桥惨败，据法国传教士艾嘉略所说，法军单独投入战斗，共战死3人，但却杀死清军2000人，并夺取清军18门大炮。上书房的殷兆镛记载，当晚咸丰得知僧王战败又准备逃跑了，不过这次他吸取了教训，北狩木兰的事天知地知内廷知，就是不让外朝知。八月初八日凌晨，咸丰在夜色的掩护之下带着少数亲王大臣秘密北行，礼部一个小官刘毓楠在日记写道，随咸丰帝出行者极少，仅“惠王、惇王、醇王、孚王、怡王载垣、郑王端华，尚书肃顺、穆荫，侍郎匡源、杜翰，并侍卫等官”。

京城的天亮了，京城的天也黑了。咸丰出走的消息迅速扩散，京官们听闻后是手足无措。当时的官员大多爱写日记，所以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社会心理史料。刑部尚书赵光记“京都人心涣散”，李慈铭、刘毓楠等人也说到彼时“人心大恐”、“人心大震”。有的官绅之家摘去彰显荣耀的科第匾额，只求不被乱兵波及。更多人选择离开京城避难，出城搭车就像后来的春运一样一票难求，至于出城后资财被夺、家眷流散，更是屡见不鲜。当然，决意殉国者亦有之，军机章京沈淮来不及跟随咸丰，于是投井自尽，还好家人搭救及时才没死成。

巡狩木兰实属仓促，但咸丰仍然做出了相应的人事安排。依《文宗显皇帝实录》北狩前后一日的记载，大抵可以据空间间隔，将留京办事的王大臣分为城内、城外、郊畿三大圈层，各圈层均有一亲王作为统领，分别负责守、和、战——

第一层：城内，主守。清代北京城分为内城和外城（南城）两重，分别居住着满人和汉人。驻于内城的主要有豫亲王义道、吏部尚书全庆等满人大臣。驻在外城（南城）的有大学士贾桢、协办大学士周祖培、兵部尚书陈孚恩、刑部尚书赵光等汉人大臣。负责城守事务的主要是麟魁、庆英等旗人将领和步军统领文祥（后改为瑞常）。

第二层：城外，主和。城外留守办事大臣以恭亲王为首，成员有桂良、文祥、恒祺等。恭亲王奕䜣是咸丰的胞弟，咸丰北狩之后，将京城烂摊子全都丢给了奕䜣。桂良则有丰富的外交经验——当然全是失败的经验。文祥是唯一留京的军机大臣，其他军机都跟着皇帝跑了。恒祺的官职是武备院卿，是个社交牛逼症。

第三层：郊畿，主战。郊畿留守王大臣则以僧格林沁为首，成员有胜保、瑞麟、伊勒东阿等将领。他们的任务是直接对抗英法联军，同时兼顾传递皇帝与留守大臣的文书。曾经骄悍过人的僧王所部，面临联军的火炮往往一触即溃，奕䜣在密折中多次打小报告，说僧王“战、守两者皆不足恃”。

图二：美国国会图书馆藏1860年代北京地图，北部为内城（满城），南部为外城（南城）

二、困兽之斗

以上三个圈层的京官及其权责的划分，只是一种美好的构想。实际上，第三圈层的僧王所部在此役中虽然英勇，但并不善战，他们最大的贡献是——送信。第二圈层奕䜣权责最重，交涉也最多。第一圈层主要是稳固秩序，然后“开门揖盗”（奕䜣原话）。

（一）郊畿：一触即溃

郊畿的留守将领是僧王、瑞麟、胜保，但面对绝对的实力差距，他们仨一个能打的都没有。通州八里桥一战之败，胜保受伤退出战斗。胜保养伤之际，也反思战败之原因，反思来反思去他就上奏说，联军除了火器之外，根本没有捻军凶悍，据他观察“其人腿足崛强，未能灵便，骑马亦未能利捷。乘其短而攻之，方可取胜”。胜保的奏折是一种刻板印象，大致是马戛尔尼使团不肯跪见乾隆皇帝，加之联军喜欢绑腿，所以以讹传讹。胜保的话能够写在奏折上，应该是认真思考的结果，清朝后期的军备意识之落后由此可见一斑。

瑞麟和僧王也并无斗志，僧王上奏直言道“伤亡过半，兵心益怯，迎头截击，恐不足恃”，意思是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中西书局“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收录了蒙托邦、格兰特、葛罗、额尔金等人的日记，在他们的记录中，八里桥之战后，联军的行进确实从未遇到像样的抵抗。僧王和瑞麟意识到无法同联军匹敌，就把所有希望寄托在第二圈层的奕䜣上，并承担起传递恭王与热河行在的信息之责。此举搞得奕䜣不胜其烦，抱怨僧王总想着和谈。

（二）城外：人质外交

僧王靠不住了，和谈如何进行呢？奕䜣自认为手里有一张好牌，那就是僧王俘虏的翻译官巴夏礼。这真是一个不太美丽的误会。因为巴夏礼此前一手主导了攻破广州的战争，加上京官们根本不懂联军的管理体制，导致京官们误认为他是联军中的超级大boss。《巴夏礼在中国》中记录到，载垣曾对他说“事实上你可以自己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你没有”，僧格林沁对他讲“你鼓动你的人民犯下了罪行”，这些话听得巴夏礼莫名其妙。正是基于这种战略误判，奕䜣、咸丰乃至于其他京官，都认为巴夏礼可以作为交涉的重量级筹码。

图三：巴夏礼像

奕䜣的主要交涉活动都是围绕巴夏礼展开。初九日，奕䜣令恒祺前往刑部监狱探视。十一日，恒祺又应巴夏礼所请而前往刑部探视。十二日恭王接到英法照会，要求三日内放还巴夏礼等人质。联军越索之甚急，恭王越认为巴夏礼地位尊贵，也就越不愿放还。因而在十四日，他将巴夏礼从刑部北监提到德胜门外的高庙，天天大鱼大肉伺候着。十六日，巴夏礼答应写信劝阻战争，同时还耍了个心眼，用印度斯坦语加上了“在中国人命令下写的”之类的字眼，密云县丞黄惠廉瞎扯说是“系名字及年月日，不关紧要”。此举好像起了作用，联军的步伐停止了。十九日，奕䜣在奏折中分析联军不动弹，是因为“羁留之人尚未释放”。

然而这只是一厢情愿。联军停止进攻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军火储备已消耗殆尽。停留几日后，威妥玛等人也用印度斯坦语回信“炮轰将在第三天开始”，黄惠廉又瞎翻译为“为伊（巴夏礼）不攻城，伊出城即了”。囚禁巴夏礼并没有起到威胁联军的作用，额尔金日记中自称对于清方退兵的请求他“拒绝理会…对他整个出征要达成的目标也是致命的伤害”。法国蒙托邦将军书信中也对之嗤之以鼻。二十二日，战火烧到了圆明园，奕䜣不得不让恒祺送回巴夏礼。

巴夏礼和额尔金毫无侵略者的自觉，他们还想要给清廷一个“神圣的报复”。额尔金认为“这（圆明园）是清帝最喜爱的住处，将之毁去不仅仅动摇他的尊严，也会刺痛他的感情”。英军率先抢劫，法军紧随其后，这是一场强盗的狂欢。其后，他们又将这精美绝伦的宫殿毁之一炬，这不是为了“掩盖罪证”，反而是赤裸裸的示威。大火烧毁了京官的交涉之念，二十九日，在恒祺的劝说下，城内的王大臣直接打开了安定门。

（二）城内：开门揖盗

稳定民生秩序当然是第一位。奕䜣、文祥等人都认为乱世当用重典。匪徒抢劫？格杀勿论！军队抢劫？斩首示众！咸丰北狩当天，内城九门全部关闭，也许是惧于民怨沸腾，初九短暂开放宣武门、西便门，初十短暂开放正阳门，十九日暂开彰仪门，从后续来看此举弊大于利，粮食和车马价格都因此飞涨。外城的安定则主要是依靠汉人尚书们的努力。《庚申北略》和《翁同龢日记》载，从初十日开始，外城的尚书、侍郎们就集于中州会馆，主要是商议增设团练，此举倒是获得了一致好评。

军队的安定事关重大。军机大臣文祥回城查看防务，眼见队伍人心涣散，于是和内务府的宝鋆一起，径直发放库局银钱及常平米粮，购买生活物资送到军营，随后把守城的任务交给了瑞常和养伤的胜保。胜保和瑞常守城还是尽心尽力的，据奏折可知他们添置火炮一千三百余尊，又下令制造了不少炮弹。但是在城外主持和谈的奕䜣看的很清楚，连僧王的精锐都抵挡不住联军，更何况久未经战事的守城部队呢？嘉庆年间一群天理教徒都能大摇大摆闯入紫禁城呢。他不幸言中，八月二十九日，在联军的恐吓下，军士径直打开了安定门，一千三百多尊炮未放一弹，时人称之为“开门揖盗”。

事实上开门揖盗的也不止有满大臣和守城军士，外城的汉人大臣更是频频向英法示好。《越缦堂日记》和《庚申北略》记载，早在八月十八日，内阁中书王某就曾经牵牛拿酒前往犒劳联军，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了属于是。十九日（一说二十日），同仁堂（就是那个同仁堂）的乐平泉、恒利木厂王海等人再度前往联军营地，但联军并未表现出“王师”的风范，直接把牛羊给抢走了，不仅如此还回信这是国家大事，你们商人进来搅和什么，搞得挺尴尬。

（四）城破：抚局难成

二十九日，安定门大开，京师地区事实上已无三个圈层之分。僧王所部似已不知所踪，城内的大臣联名请求奕䜣回城议和。或是像咸丰一样担忧身家性命，或是确实被猪队友伤了心，或是联军首脑仍在城外，总之他是没有进城。留守的户部和刑部官员倒是挺积极，他们直接越过钦差大臣，擅自和巴夏礼协商会谈，当然并未谈出什么结果。

奕䜣已知议和是必然的，只能尝试用联俄抗英、离间英法等计策尽量降低损失。安定门打开当日，沙俄假称进京代为调停，恭王虽看到了沙俄的野心，但也只能请求他代为说和。他不知道的是，沙俄在英法联军进军时，就向联军提供了北京地图，这次沙俄进京后不但不调停，反而以武力要挟清廷，恭王迫不得已只能反过来一一应允其要求。九月初六，恭王得到消息称法军蒙托邦不满于额尔金的狂妄，希望尽快退兵。他大喜过望，心想法军若退，那就只剩下了英军，英军要议和必然不敢狮子大开口，就算他们又发动战争，也只是势单力孤，嗯，优势在我。但最终稍有嫌隙的英法，面对如此大的利益还是“团结一致”。

图四：中英北京条约原件，现藏于台伪“外交部”

三、庚申之变

卢梭论战争说，战争的最终目的不是占有对方的领土，或是收编对方的军队，而是强迫对手改变对其而言最重要的社会基本秩序。陈旭麓也认为“名者实之宾,‘庚申之变’这个名称本身就说明，中国社会中的人们已经体会到有一种不受欢迎,但又无法拒绝的变化正在发生”。变了些什么呢？

思想之变。比之道光二十年的“洋艘征抚”，此次“庚申之变”之痛更为切肤。联军火烧圆明园，击碎了天朝的信心，从林则徐就开始的“开眼看世界”运动，终于用一种沉痛的方式传播到了京官群体中。参与和议事宜的恒祺即问巴夏礼“地球是不是围绕着太阳转”，天圆地方的固有认识破碎，其实代表着夷夏观念的变革。前述经历过庚申周旋的留守王大臣群体，自然不会忘记武装着坚船利炮的洋人给京城居民带来的痛苦与彷徨，以“自强”和“求富”为主要目的的洋务运动随即如火如荼地展开。而洋务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便是被咸丰指定留京的奕䜣。

外交之变。北京条约议定之后，光禄寺少卿焦佑瀛等请设办理通商处分司，随后在十二月，这个新机构更名为总理衙门，中国终于成立了专管近代外交的专门部门。在议和交涉中，联军对清廷了如指掌，其原因就在于有巴夏礼、威妥玛、艾嘉略、杜鲁克等中国通。而清廷并无专门的翻译人员，前文所述黄惠廉之识读可谓误国误民，来自江苏的蓝蔚雯亦不闻有一辞之赞，无怪乎清方会把抛头露面的通事巴夏礼看作首领。痛定思痛，清廷设立了同文馆，专门培养翻译人才。

政治之变。庚申之变虽然时间很短，但其对清廷内部政局的影响却是深远的。恭亲王主持议和善后事宜，赢得了京城官民的爱护。在议和期间他笼络文祥（户部侍郎）、桂良（大学士）、宝鋆（总管内务府大臣）、胜保（副都统），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集团。咸丰弃宗社臣民如敝屣，本已失掉了民心，而面对恭亲王等吁请回銮一事，咸丰依然心存畏惧，担惊受怕之下回銮时间一拖再拖，终究于避暑山庄一命呜呼。至于再往后的辛酉政变、垂帘听政也与此环环相扣。

军事之变。八里桥一战僧格林沁的失败让清廷认识到“蒙古、京营兵丁，不能奋身击贼”，于是八月十一日“谕令曾国藩等，迅挑川楚等勇，派员管带，克日赴京”。由于南方太平天国战事吃紧，曾国藩并未成行，只能表示“悲泣”“不知何以为计”，地方武装力量的崛起在此可见端倪。

1860年的庚申之变总会让人想到1900年庚子议和。同样是京城沦陷，同样是最高领导人仓皇巡狩，而外国也都选择了“象征物”作为给保守清廷的“课业”。庚子年八国联军甫一入城，留守的京官群体和地方督抚，第一时间均是想到的“庚申成案”，其应对也更为游刃有余——面临无人议和的窘况，却通过自己的努力打开了外交通道，这不得不说是庚申之变的“遗产”。

本文作者曾阅览戴海斌关于庚子国变中京官动向的论文，深感其视角新颖、论述严谨，旋即想到了庚申事变中的京官动向，经检索发现研究者寥寥，是以作小文，万望勿贻笑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