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你伟大的骄傲 却在你的否定里完成”——纪念冯至先生诞辰117周年

跟冯至先生的结缘，始于十年前（2012年）的九月。

记得应该是当年九月的第一天，我在先锋书店五台山总店，购得一本里尔克的诗集，在店里随意翻阅期间，就被其中那首《秋日》所深深打动；尤其是那句“谁这时没有房屋，就不必建筑/谁这时孤独，就永远孤独”——对于当时已经年过而立、仍然处于单身状态的我来说，在南京的初秋跟这样的诗句偶遇，足以让人继续对未来充满憧憬。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诗句，我特意翻到书的封面查看译者，“冯至”的名字，就从此刻开始，走入了我的生命世界。

从先锋书店出来，我又去位于南京大行宫的南京图书馆借书、阅读，当乘坐31路公交车返回家中的路上，一首名叫“九月”的民谣新歌，就在我的脑海里思如泉涌，瞬间完成。而在这首歌的副歌部分，我这样唱道：“这是南京文艺无比的九月，悲情之城不再需要悲伤；这是南京诗意无比的九月，这时孤独你就永远孤独”——跟冯至和里尔克相遇的第一天，我们就借助于《九月》这首新歌，实现了深度交融与对话。

十年后的当下，又是九月。为了准备这篇关于冯至先生的纪念随笔，我开始重新翻阅由领读文化策划、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今年新近推出的这套“冯至文存”，恰好重读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先生在里尔克十周年祭日之际，撰写的纪念文章《里尔克》。先生跟里尔克“邂逅”之时，恰值里尔克去世当年（1926年）；然而到了1936年先生写这篇纪念文章时，里尔克已经成为对先生影响最大的作者。如果把阅读，也视为一种跨越时空的“对话”与“交流”活动的话，那么读者与作者、与作品之间的相遇，也实在是一种无法言说的美妙之缘。里尔克与冯至，冯至与我，均是如此。十年前，我只是偶然借助于先生的译文，跟里尔克的诗歌相遇，先生当时扮演的，是一种翻译的中介；而十年后的今天，我已经先后通读过活字文化和领读南京各自策划的两套冯至先生代表性作品集，先生作品里的诸多妙言警句，早已汇入我个人的精神文化世界之中，先生也由此成为对我影响最大的作者之一。

谈到冯至先生的作品，就不能不提到“西南联大”这样一个在中国知识群体当中、拥有数十年持续性热度与关注度的关键词。无论是哪一个版本的先生代表性作品集，几乎都会收入《十四行集》《山水》《伍子胥》这三部作品，三者分别之于现代诗、散文、历史小说这三个场域，都可以位列中国现代文学最重要的作品行列，而这三部作品，无一例外，均创作于先生于西南联大任教时期。一方面是在北大学习多年和在德国留学多年之后、文学与思想积累上的厚积薄发，另一方面又恰值抗战的纷乱时节、所谓“家国不幸诗家幸”的因缘际会，再加上西南联大本身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与知识精英的群体动力——在冯至长达数十年的创作生涯当中，西南联大时期几乎是所有研究者所公认的先生创作的巅峰期。

这三部作品中，《十四行集》里的诗歌，在战乱的大背景下，自守一份宁静而深邃的诗人世界，于细微观察中见广大，于冷静陈述中见深情，是西南联大乃至当时整个中国现代诗歌中最耀眼的“明珠”之一；跟他少年时节创作的《昨日之歌》里的青涩、懵懂、“为赋新诗强说愁”和抗战之后诗歌的刻板、生涩、模式化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也无怪乎诗人、译者黄灿然曾说：《十四行集》之后，冯至的诗人生命就基本结束了。

而《山水》里收录的十多篇散文，尽管表面上只是先生于中外各地的旅游见闻散记，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则是以中国文化中的写意手法，讲述先生静观世事巨变，而力求宠辱不惊之意。这些散文大多篇幅短小精悍，但文笔诗意凝炼，切入角度敏锐而富于细节，关于自然风景和社会生活观察的寥寥数笔之间，作者对于时代的判断与反思，不言自明。

这种写意感，同样体现在历史小说《伍子胥》当中。在本书当中，先生仅仅选取伍子胥生命历程中的重要节点之一——逃亡，加以铺陈创作，文字诗意隽永，且字里行间，留白恰到好处，给人以丰富的沉思与想象空间。先生对伍子胥的叙写，于春秋笔法之中，寄托了其对于当时身处战乱与动荡之中的中国与世界的感悟与反思，其表达充满戏剧的画面感和现场感，语言的节奏感也是妙不可言。

当然，我们今天，再来读这三部作品，不应该仅仅满足于其文字的诗意与深邃，也应该对先生文字之外的时代感悟与政治隐语，有足够的体味。

就冯至先生的这三部代表作而言，其留德期间的文化体验，一直在发挥着重要影响。先生自传里曾说：留学期间，“喜爱里尔克的诗和梵高的画，听过雅斯贝尔斯的课，深受存在主义哲学影响”。《十四行集》里的诗歌跟里尔克诗作之间顺承脉络，自然无需多言；《山水》文字中的那种轻盈、超脱与画面感，《伍子胥》里那种极具戏剧现场感的散文诗笔法、以及自始至终关于生命走向与意义的追问，都能够或隐或显地看到里尔克、梵高和雅斯贝尔斯的影子。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先生的这些作品中，可以清晰窥见西方存在主义哲学与中国道家“逍遥”哲学的痕迹，但先生毕生希望研究与书写的杜甫、伍子胥等人，又是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哲学的代表性人物。先生再冷静、再超然、再从容，也还是摆脱不了儒家士大夫历史传统的决定性影响。先生创作于新中国成立后的《杜甫传》在文风与气质上、跟上述三部作品之间的显著性转变，以及先生后半生的生命历程中，从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跌宕生命历程，都可以从他的儒家知识分子的底色中找到密码与答案。

让人欣慰的是，先生的暮年恰值改革开放时期，时代氛围的宽松与开明，让先生重新有了“力求实事求是，不再做违心之论”的底气，从先生晚年用来自勉的李商隐名句“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中，我们能清晰窥见先生“守得云开见月明”的感恩与欣慰。

而此时此刻，在新冠肺炎疫情仍然远未结束、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重温先生在抗战时期写下的那些诗句，足以能让我们对走出困顿、迎来光明，抱有起码的慰藉与信心。请允许我用自己最喜爱的先生的一首十四行诗，来为这篇“不知所云”的小文收尾：

我常常想到人的一生，

便不由得要向你祈祷。

你一丛白茸茸的小草，

不曾辜负了一个名称；

但你躲避着一切名称，

过一个渺小的生活，

不辜负高贵和洁白，

默默地成就你的死生。

一切的形容、一切喧嚣，

到你身边，有的就凋落，

有的化成了你的静默：

这是你伟大的骄傲

却在你的否定里完成。

我向你祈祷，为了人生。

2022年9月3日上午作于竹林斋。

（本文于2022年9月17日刊发于文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