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雄周末书话第124弹|什么？经济大萧条，不必政府救市撒钱，自身会迅速走向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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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雄周末书话# 每弹评鉴四本书
本周四书分别为：《教育的对白：朱永新对话麦克法兰》《金岳霖回忆录》《走过两遍的路：我研究中国历史的旅程》《被遗忘的萧条：经济危机与应对之策》。
朱永新在中国新教育实验20年，麦克法兰是英国知名社会学家和剑桥大学教授，他们二人对话了，但却无法真正对话。
不是两位的观念不合适，而是中西教育的现实差距至少有半个世纪啊。
过去人们把这位研究逻辑的哲学家塑造成一个不问世事的“书呆子”，以及单恋美人林徽因的“情痴”。
其实，金岳霖很聪明，很懂人世间，只是“装傻”。金留学英美，但是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比如他提到民国时代的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
学校教育这一势力范围的占领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头一点要强调，它的对象是青年，不是老年。老年就是争取到了也没有用。要占领的是青年的什么呢？意志、情感、思想，或者两个字“灵魂”。古人对于这两个字是有某种迷信的，这里的意义只是前三者的代名词而已。前三者非常之重要，占领了它也就是占领了整个的人。这也就是说，这一势力范围的占领制造了许多黄脸黑头发而又有中国国籍的美国人。
美国人占领了教育这个势力范围，而又能使中国人不感觉到它是占领。甚至本来是美国替中国培养知识分子的事，到了“美籍华人”时代也可以说已经变成了中国替美国培养知识分子的事了。也许有人会说，不对，他们的知识分子是在美国得到的，不是从中国带去的。不错，就知识的来源说，确实如此。但是，知识分子的头等重要问题是为谁服务的问题。就阶级说，问题是清清楚楚摆着的。有些美国人听见“阶级”两个字就不高兴。不摆阶级吧！就这一或那一听讲受教的人说，他们也不是姓赵钱孙李的人，而是Dick或Hass。显然，现在的美籍华人是中国替美国培养的知识分子。
金对社会科学的判断也是可以的：
社会科学方面有三门学科是资产阶级学者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的。一是经济学，一是政治学，一是社会学。
我没有学过经济学，唯一靠了一点边的是上了一位有名的经济学家所讲的课。可是，这位教师所讲的那门课碰巧又不是经济学，而是英国农民史。他所着重讲的是烟囱。我在英国的时候也正是凯恩斯出风头的时候，可是，我不认识他。他好像写了一本小册子叫做《和平（第一次大战之后的和平）的经济后果》。罗素说“凯恩斯本人就是和平的经济后果，他本人已经成为富人”。
这门学问最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它确实发现了一些规律，随时运用也能得出一些结论。其余两门都赶不上。
英国的哲学家通常是把霍布斯、洛克和休漠联在一起谈的，因为他们都涉及社约论。这就把培根排除出去了。这三人中洛克的知识论或理性论是最有体系的，但是，他的影响不限于哲学，而主要是政治。休谟的影响反而最大。康德曾说过，休谟使他（康德）从教条主义的酣睡中惊醒过来。
金的“书呆子”名声可能来自这段回忆：
在30年代，我头一次发现我会忘记我的姓名。有一次我打电话给陶孟和（东局56），他的服务员问“您哪儿”。我忘了，答不出来，我说不管它，请陶先生说话就行了。我不好意思说我忘了，可是那位服务员说“不行”。我请求两三次，还是不行。我只好求教于王喜，他是给我拉东洋车的。他说：“我不知道。”我说：“你没有听见人说过？”他说：“只听见人家叫金博士。”一个“金”字就提醒我了。
还有这几段故事也很有趣：
- 《我做吴宓的“思想工作”》
解放前也有思想工作，那时候不叫“思想工作”，叫“劝劝”。吴雨僧先生有一时期在报纸上发表了他的爱情诗，其中有“吴宓苦爱毛彦文，九州四海共惊闻”。有一个饭团的同事觉得这很不对头，要我去劝劝他。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我去，现在想来，更不知道我为什么就去了。我对他说：“你的诗如何我们不懂。但是，内容是你的爱情，并涉及毛彦文，这就不是公开发表的事情，这是私事情。私事情是不应该在报纸上宣传的。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是，我们并不为此而宣传。”这下他生气了，他说：“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我说：“我没有说它是上厕所，我说的是私事不应该宣传。”
- 《渊博正直的陈寅恪》
陈寅格先生，我在纽约见过，没有谈什么。后来到柏林，见过好几次。看样子，他也是怕冷的。我问他是如何御寒的。他说他有件貂皮背心，冬天里从来不脱。他告诉我说，前一天有一件很特别的事，一个荷兰人找他，来了之后又不说话，坐了好一会儿才说“孔夫子是一个伟大的人物”。陈先生连忙说“Ja Ja Ja”。这位先生站起来敬个礼，然后就离开了。
寅恪先生的学问我不懂，看来确实渊博得很。有一天我到他那里去，有一个学生来找他，问一个材料。他说，你到图书馆去借某一本书，翻到某一页，那一页的页底有一个注，注里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举出来了，你把它抄下，按照线索去找其余的材料。寅格先生记忆力之强，确实少见。
- 《“大人物”章士钊》
有一次我在午门碰见章士钊先生，哪一年我可不记得了。
这一次简单的几句话，蛮有意思。我说你只比我大十三岁，可是，我曾经把你看做大人物，背过你的文章。那篇文章开头几句是“为政有本，其本在容。何以为容？曰，不好同恶异……”他说：“这很简单。我比你大十三岁，但是，在你一岁的时候，我比你大十三倍。你十五岁的时候，我已经二十八了，正是写文章的时候。要是我一直比你大十三倍，那还得了，那我已经成为明朝的人了。”
这道理的确很简单。
金对政治学者张东荪的评价，话中有话：
（张东荪）这个人是一个“玩政治”的。这里所谓“政治”和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政治完全是两件事。
“玩政治”究竟是怎样玩的，我也说不清楚，也不必知道。看来，在不同实力、地位之间，观情察势，狠抓机会……是“玩政治”的特点。林宰平先生曾同我说过，“东荪太爱变了，并且变动得可快。”
金对胡适也是不以为然的，只是批评得很有技巧：
我认识的人不多，当中有些还是应该研究研究。胡适就是其中之一。我不大懂他。我想，他总是一个有很多中国历史知识的人，不然的话，他不可能在那时候的北大教中国哲学史。顾颉刚和傅斯年这样的学生，都是不大容易应付的。
这位先生我确实不懂。我认识他很早的时候，有一天他来找我，具体的事忘了。我们谈到necessary时，他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必需的或必然的事要做。”我说：“这才怪，有事实上的必然，有心理上的必然，有理论上的必然……”我确实认为他一定有毛病，他是搞哲学的呀！
还有一次，是在我写了那篇《论手术论》之后。谈到我的文章，他说他不懂抽象的东西。这也是怪事，他是哲学史教授呀！
哲学中本来是有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我回想起来，胡适是有人生观，可是，没有什么世界观的。看来对于宇宙、时空、无极、太极……这样一些问题，他根本不去想；看来，他头脑里也没有本体论和认识论或知识论方面的问题。他的哲学仅仅是人生哲学。对这个哲学的评价不是我的回忆问题。
在国外留学，写中国题目论文的始作俑者很可能是胡适。他写的博士论文好像是《在中国的逻辑发展史》。在论文考试中，学校还请了一位懂中国历史的、不属于哲学系的学者参加。这位学者碰巧是懂天文的，他问胡适：
“中国历史记载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准确的？”
胡适答不出来。
那位考官先生说：
“《诗经》上的记载‘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是正确的记载，从天文学上已经得到了证实。”
这个情节是我听来的，不是胡适告诉我的。虽然如此，我认为很可能是真的。
这是美国的中国学名家柯文（Paul A. Cohen）的学术自传，他与史景迁有类似处，就是把中国历史故事化，写成了西方人爱读的“畅销书”。
从探索角度来说，我从他们的书中很少读到有价值的东西。
比如，在《历史三调》中，柯文认为义和团的法术信仰普遍存在于人类之间，没有多少可惊奇的。
对不对呢？当然是对的，类似的群体性癫狂确实很多，可也就到此为止了。
同样，在《与历史对话：二十世纪中国对越王勾践的叙述》中，柯文讲的勾践及对后世的影响，西方人会觉得有趣，可我们中国人会觉得没什么新意，属于“编著”。
1920年，美国经济进入了今天会被诊断成萧条的阶段。然而，从伍德罗·威尔逊到沃伦·G.哈定的连续两届政府，对这场经济衰退似乎都不理不睬、泰然处之。也就是说，它们采取了21世纪一般经济学家眼中的灾难性政策。面对下跌不止的物价、收入和就业率，政府平衡了预算，并通过新成立的美联储提高了利率。按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学说的观点，我们再也想象不出比这更不开化或更适得其反的政策了。然而，到了1921年底，一场充满就业机会的强劲复苏开始了。这里要讲的故事，就是关于美国最后一次政府不插手治理就自我痊愈的萧条。
对于那些倡导联邦政府应采取强有力措施以应对21世纪“经济大衰退”的人来说，大萧条是历史的试金石。为了避免重蹈20世纪30年代初的覆辙，美联储在主席本·伯南克(Ben S.Bernanke)的领导下开始了激进的印钞、利率抑制和金融市场操纵计划，而在经济治疗正式启动5年多之后，这些政策仍在延续。2012年8月，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镇的一次演讲中，伯南克坦率地将这些实验描述为“干中学”。
1920一1921年美国的货币和财政委员会没有采取这类即兴创作，除非你认为新成立的美联储采用了实验性做法：即使在价格暴跌时，也拒绝从高利率政策立场退让。无论如何，在2008年危机期间，没有一位美国决策者援引1920—1921年这一不寻常事件作为可能相关的先例，1929一1933年的经济崩溃想必垄断了历史类比的市场。为决策者这一选择的辩护理由也在预料之中，比如他们会说：1920一1921年的经济规模比现在要小得多；当时的政治环境与我们这个时代完全不同，为测量经济活动的扩张和收缩而产生的数据充其量也只是粗略统计的；此外，当时还没有联邦政府社会保障和安全网络，也没有轻易就能取得的信贷，无论是个人信贷还是抵押贷款。这一切都是事实，但每一种反对理由都会以几乎同等的力度适用于大萧条本身。
在那些有如进行“时间旅行”的当代读者看来，威尔逊和哈定时代的银行和货币安排尤显陌生。1920年，美国还没有联邦存款保险，也没有某些银行“大而不倒”的教条。如果一家银行经营不善或资不抵债，那么其股东（而不是纳税人）很可能会接到让他们拿钱出来偿还储户的通知。毕竟，无论衰败不堪还是兴旺发达，银行都是股东的银行。“管理不善就可能付出代价”作为一种持之以恒的提醒，并不能预先阻止银行倒闭。但与任何法律或惯例一样，它划定了公私利益之间的界限。尽管美国有1907年恐慌，但是历史记载显示，20世纪前20年的美国银行业是非常安全稳健的，以至于联邦政府的高层银行监管者都表示银行破产在美国有望成为历史。那是1920年夏天，是经济开始滑向萧条的6个月之后。
在那个时代，美元仍然被定义为黄金的重量，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担任美国财政部部长的时代一样：1盎司黄金值20.67美元，黄金持有者可自行选择兑换。由于任何人都可以进行这种兑换，美联储受到了内在的制约。就算美联储相信货币政策疗法处在国会授予它的职权范围之内，它对一个受到创伤的经济体所能做的也就这么多了，而实际上，当时这家机构肯定也没有这种想法。任何预见21世纪以印钞刺激商业活动(“量化宽松”)的政策提议都会被一笑置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