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中国城市密码》迪特·哈森普鲁格
是什么造就了这一全新的面貌？是抛开本土观念，引进思想和观念，从事复制和模仿？还是我们正在面对着某些真正地道、原汁原味的中国食物？还是如同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 对箴言，心中含旧，无旧则无真正的全新之物？
（恩斯特·布洛赫，20世纪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其理论以“希望”为本体，用“尚未”范畴把世界描述为一个过程，提倡乌托邦精神，充分发挥想象的创造力去构思未来。在他看来，事物之所以是一个尚未完成的过程，是因为事物内部具有一种不断向前的“潜在——倾向性”，这种倾向也就是目的、需要、期待。“希望”不仅是人的主观需求，也是客观实在整体内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而人类历史是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矛盾运动。）
我们的观点是，中国根本不是在西方化。相反，中国的确在大量地消费西方产品，但同时将之彻底“消化”，用以构建一个新的、但任然还是中国的社会。饥肠辘辘的中国之“胃”显然利用了文化创新的能动性（可以说是“文化酶”），使得从世界各地进口而来的材料都被或多或少有效地中国化了（sinicization）。用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话来说，中国不仅使用这些材料，而且使其适应中国之需。
“居住”这一主题在本书中的重要地位反映出它对当代城市发展的普遍重要性。因为时至今日，全新的中国城市总体上还是以改进形式后的社会主义住宅建设为主体的。它同时也是封闭社区之城、内向社区庭院之城、垂直形式之城、屋顶和灯光雕塑之城，最终，还是带有品牌标识的生活方式之产品的社区之城。 案例：19世纪60年代在上海开始出现的“里弄”社区；哈尔滨市中心（道外区）的靖宇街区。
Project8从“溢出”到“共生”研究了杭州吴山脚下的内向社区庭院之城，排他
媒体空间以及媒体立面的图景
几乎所有居室里的功能都能轻易地蔓延到城市街道空间中，就像生活在一个乡村里。人行道承担了厨房、卧室、客厅的功能，成为一个毫无遮掩的“私密化”场所（Busch/Ebrecht,2005)。一切变得十分明了，这里的人行道仅仅是初级的“公共性”街道，它是一个原始的公共空间。
一个友好的公共空间，其设计应当满足人们邂逅、会面、交流、约会或自发的聚会、游玩，甚至只是简单地观看或被观看的需求。但这样的空间在中国任然十分短缺，特别是在不受重视的老城区。
有人认为中国的公共空间被处理得过于随意、轻视或者草率，这种说法基于人们认同这些空间的公共空间的公共性的假设之上。然而这一假设并不确切。一个空间如果不是被围墙和栅栏围合起来为自己居住、工作、教育、学习之用，又与家庭和社区无关，那么它基本上只算是个“非空间”或“非场所”，是城市的空隙或“空白”，它至多只会拥有一种功能上的意义，比如作为交通空间。我们把这样的空间定义为开放空间，开放空间只是我们为了抵达“在那边”的另一个有意义的空间而不得不穿过的空间。
需要明确的动线
不过通常情况下，一旦毫无意义的开放空间被家庭和社区的日常生活占用，就会获得重视。这种情况下，它是厨房、餐厅、店面或作坊的空间延伸。特别是大量涌入东部城市的、具有高度流动性的务工人员，他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把城市的剩余空间进行非正式的占用（并赖以生存）。借助流动群体的活动，以及本地居民的商业性和非商业性使用，观察这些空间的社会组织方式对城市规划很有效益。
事实上人们并没有在使用公共空间，其原因是城市空间中的任何活动，其终极目的都是家庭和社区团体，而并非个人和社会。
1、“尊贵”“辉煌”的场所 案例：天安门
2、商业场所. 案例：上海新天地里弄片区，“城市氛围”，“城市娱乐化”（citytainment）的叙事性空间的生产过程中，商业是场所营造的驱动力，因此，它更倾向于打造城市空间环境的氛围。（1与2都是以权力和经济之名侵占开放空间并赋予其意义后的改造产物）
3、邻里或社区场所
南北朝向的行列式住宅：
今天，即使程度有限，中国的居住建筑也逐步开始将现代条形结构（也就是满足《雅典宪章》对卫生的关注）与令人喜爱的生活环境设计相融合，比如社会主义的行列式住房与别具个性和设计多样性的高层住宅相结合，现代住宅开发项目死板的方正户型与“公园中的城市”所提倡的有机户型相融合，条形住宅与地块的商业界面相融合，单一结构与功能多元的临街建筑相融合，老旧的福特主义住宅、纯粹功能主义结构以及僵化呆板的行列式开始活跃起来，线（条形建筑）开始弯曲，而点（点式高层）则开始舞蹈。
后福特主义
高密度、垂直化并且高度宜居的巨型城市的形式
在拉丁美洲，社会接受贫穷，低收入人群更有可能受到建筑师和城市设计师的关注。而在中国，设计师的关注点在于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而破败、贫穷的城市住宅区则被看作是过渡性的环境，仅供所谓的“流动人口”和外来务工人员居住。因此，很少有人关心如何解决这些空间的问题，尽管这种情况不能延续下去。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拉丁美洲，非正式居住（贫民窟）的正式化和稳定化、社会住房建设以及贫困人群居住状况的提升一直是城市化理论与实践的持久焦点。
Project 11 许村边缘人群，城中村正式化与稳定化，永远有人在“城中村”模式中。
封闭社区——排他性
由无所不在的围墙、栅栏和大门所构成，呈现出由彼此割裂空间片段所形成的单元状景象。
中国式社区可以被描述成一种在历史渐进发展而来的产物，它不仅被来自各行各业各阶层的人们所接受，同时也是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换言之，中国的封闭社区完全不会带来社会隔离的可能，这与美国的情况形成多么惊人而揪心的反差！我们从而可以将美国的“门禁社区”看作是对不断加重的社会极化现象及其冲突张力的空间对策，而这一过程处在一个具有开放性传统的社会背景之中。当中国的居住性区域为了功能专门化而将许多非居住功能吸纳到城市开放空间中时，在美国所呈现的是一种完全相反的趋势：越来越多的空间被引入这些排他性的空间。
“地块=小区=品牌=身份”，为了充分渲染某一地区的独特性，就要为之提供一种明确的特性。把居住区与它周边环境区分开来有助于实现这一目的，类似的手法还有采取统一的装饰风格、色彩特征、建筑风格或屋顶装饰。在一种弥漫着家庭或者社群观念的世界观里，开放空间至多是一种功能性空间，这种空间深受社群优先和普遍性的社会（个人主义）确实为特征的中国生活方式的影响。
每个“小区”或多或少代表着某一社会阶层或收入群体。这一社会现实被建筑形式的重复性证明。
同时带来社会隔离与社会混合，内部具有严格的同质性。
居住小区（微型居住区域）还是继承了内院及其向内性特征。以往的家宅内院因此演化成了半公共的社区内院，成为一种独特而独立的城市空间形式。
屋顶和立面作为作为头衔、威望、地位和成功的标志，从一个侧面显示了社区认同向品牌认同的转型。所谓“转型”，是指在历史上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社区文化随着中产阶级社会地位的上升，正在褪去色彩，并且逐渐被一种基于差异性的、更加形象化的认同文化所戏剧性地取代。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抽象的集体超我被同样抽象的个体超我所取代。品牌崇拜是这种现象的本质。
楼盘就是一种一句社会地位进行恰当包装的重要因素。
在中国新晋中产阶层和上流社会的住宅小区里，建筑一直就是媒体建筑，新的城市因此也就是媒体城市。
里弄将西方外向的公共街道与东方内向的场地及内庭结合在一起，这在被称作“中间形式”的第二代里弄中更为明显。这些装饰朝向石库门通道或是后巷，因此将纯粹的通道走廊转变为一种公共空间：一种处于封闭而内向的非公共社区中的公共或半公共空间。
商业设施抵消了由围墙和大门带来的视觉上的屏障效应。隐藏在带状商业中心后面的小区并不会产生特别强烈的“门禁”印象。由于增加了商业用途，小区获得了功能多样性，这样的小区似乎比单纯由开放空间隔离出来的单一居住结构的小区更具有开放性。
零售和商贸设施过去一直，将来也会是城市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临时性的移动村庄确实维持着儒家的家庭财富梦想，甚至使其成真。对当前中国的发展阶段来说，它们将成为这个国家城市化的一个连带现象。 我们需要将这里所说的新发展的村庄与约翰·弗里德曼多界定的“族群”聚居地或“移民村庄”区别开来。弗里德曼所说的“村庄”是永久性的，在中国的大城市里都能看到。它们主要是来自同一地区居民的非正规居所，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居民甚至是来自同村的家庭成员，决定背井离乡到东部大城市碰碰运气。就此而言，这些“村庄”在某种程度上与海外的“唐人街”相差无几，都提供着一个远离家乡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