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什么建议青年“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

鲁迅说：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青年必读书》，1925年） 鲁迅先生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这与他面对逆境的态度有关。 前文说，人生就是逆境之旅。 面对逆境的态度，大致有：顺受之、抗争之；抗争又有二：改良之，革命之；不能顺受又抗争不过，于是又有逃避之。 小结一下，面对逆境的态度有四：顺受之、逃避之、改良之、革命之。 中国文化，向来以儒道佛三家为主流。 鲁迅先生，当然是看了不少儒道佛的书。但是，在他的印象里—— 首先来说佛、道两家。 面对逆境，两家的态度确实更倾向于顺受，或者逃避。 这并不是说，两家没有抗争的要素，而是说，主要的倾向不是抗争。 这个态度，尤其表现在庄子的这句话里：“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所以，据说鲁迅更讨厌庄子；但是鲁迅很赞美庄子的文笔——思想和文笔，是可以分而论之的。） 儒家的态度，相比佛、道两家，倾向于抗争。 但是在改良和革命之间，更倾向于改良。 孔子是不大赞成革命的。所以他更欣赏周文王，而不是周武王。（他对武王音乐的评价是：“尽美矣，未尽善也。”） 相比之下，孟子的革命倾向稍多一些，但也仅是稍多一些而已，主要倾向还是改良。 鲁迅先生写这篇文章是在1925年。 此时的中国，已经经历了改良失败。要挽救国运，只有革命。 鲁迅此时的倾向，是革命。所以，他对顺受、逃避、改良，三条路都看不上。 所以，他建议当时的青年不要看中国书。可以理解。 孟子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鲁迅先生当年的劝告，今天是否也适用呢？ 不适用。 因为今天不需要革命。 在大多数时候，都不需要革命。 革命一定是在非常特殊的时刻，才需要的。 又，最近偶然读了列奥·施特劳斯（1899-1973）的一段话： “哲人必须以这样的方式来写作：改善而非颠覆政治社会。换言之，哲人之思想的美德在于某种癫狂，但哲人之公共言说的美德则在于温良。哲学本身是超政治、超宗教、超道德的，但政治社会却永远是而且应该是道德的、宗教的。” 施特劳斯倾向于社会改良。 本文似乎对顺受或者逃避的态度，进行了否定？ 非也。顺受或者逃避，有时候也是可取的。关键是要认清：“有时候”是“什么时候”。 孔子讲“时中”，讲“无可无不可”。所以，顺受、逃避、改良、革命，都有它们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