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尔恺郭尔
齐克果
Kierkegaard, Soren
(1813.5.5,丹麦 哥本哈根～1855.11.11,哥本哈根)
亦译克尔恺郭尔；全名瑟伦．奥比厄．齐克果(Soren Aabye Kierkegaard)。
索伦恩．齐克果，肖像画；克里斯蒂安．齐克果绘于1840年左右。
丹麦宗教哲学家和理性主义的批判者，被认为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他以对自成体系的理性哲学、特别是黑格尔主义的批判驰名，其论据是∶实际生活不能被包含在一种抽象的概念体系之中。他采取这一立场的目的是为充分研究信仰、从而研究宗教(特指基督教)扫清道路。
早年生活
齐克果的父亲是迈克尔．彼得森．齐克果(Michael Pedersen Kierkegaard)，曾对儿子的性格有很大影响。父亲最初的谋生之道是在日德兰半岛西部不毛的高沼地当穷苦的佃户帮工。有一天，他因神不关心他的困苦贫穷而暴怒，绝望之余，就站在一座小山上庄严地诅咒上帝。不久以后，他被送到哥本哈根，投奔经营毛织品的一位叔父。从那时起他财运亨通，临终时已是一个大富翁，在首都有5所房屋，1807年英军炮轰哥本哈根期间均奇迹般地未遭摧毁。另外，他把全部资产都投入金边证券，而在齐克果出生的1813年国家破产时，他是极少数未受重大损失的人们之一。因此，这位老翁在1838年去世时给齐克果和他的弟弟留下很大一笔财产，使齐克果能够一生埋头著述，不为金钱发愁。
但是，从他作为一个人和一位著述家的发展结果来看，齐克果得到的精神遗产却比金钱遗产尤其重要。他的父亲一方面严格遵循正统的路德宗，一方面又喜爱形式论证的逻辑，但是，在他设法对自己最才华横溢的儿子进行严格的宗教和智力训练时，总是用一种迷人的想像搞得生动活泼。齐克果始终没有摆脱开他父亲的强悍个性的影响，也没有甩掉在他父亲的虔诚表面下总是蠢蠢欲动的那种强压下去的忧郁气氛。齐克果在童年时就觉察到压垮父亲的沉重的罪恶包袱，后来他了解到其原因是父亲少年气盛曾经咒骂上帝，此时他如五雷轰顶，自名曰“大地震”。得知父亲的罪过之后，他惊恐万分，投身于放荡生活。尽管如此，由于老齐克果确信上帝必降祸于全家，他依然十分烦恼。而齐克果的母亲和6个弟兄姐妹中的5个相继死去，似乎证明父亲的想法是正确的。他入哥本哈根大学学习神学，但是忽视这一学科而喜好哲学。
1838年父亲去世，使齐克果的头脑清醒过来。他重新钻研神学，两年后得硕士学位。不过，他恢复原来的志趣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与一个叫作奥尔森(Regine Olsen)的姑娘陷入情网，并且跟她订了婚。然而不出几天，他就开始觉得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尽管他仍然感到自己一往情深。问题在于，他越来越觉察到双方之间的鸿沟，姑娘年轻，白璧无暇，缺乏经验，而他自己背着犯罪意识的旧有包袱，又对人类精神的复杂性具有独特的感觉，这些东西永远无法向丽金谈清。正如他在日记中所写∶“我太老啦，简直比她大一千岁。”
因此，他决定解除婚约。但是丽金热爱他，他越劝她把他甩掉，她越缠住他不放。结果，他不得不主动断绝关系，但是，为了保全女方的名声，他巧妙地演了一场鲁男子的把戏，使人看了是她摒弃了他。达到这一目的之后，他逃往柏林住了半年。这段小小的浪漫史，对齐克果具有深远的影响，为他的几部著作提供了藉以抒发和评论的素材。
最初几部哲学著作
他从柏林回国时，提箱里装着一大部手稿，即《非此即彼∶生活的一个断片》(Enten-Eller:et-livs fragment,1843)。齐克果的著作几乎全是用笔名出版，依照每本著作的特性虚构名字，这一怪癖的目的在于告诉读者不要把他所发表的理论当作权威人士的意见，而是提供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供读者判断、特别是选择。实际上，这正是标题《非此即彼》的意义所在，即对一种美学的或一种伦理的(或伦理-宗教的)人生观提供抉择的观点。齐克果认为每一个人都有必要在人生提供的非此即彼中作出完全自觉和负责的选择，这一信念后来成为一切存在主义著作和思想的基础。
齐克果与丽金交往的不幸经验显然在《非此即彼》中起着巨大的作用，的确，第一卷的收尾部分使人想起他在日记中所记载的自己恋爱故事的许多详情细节。这部书可以看作是致丽金的一封密函，目的在于解释他对她采取的态度，并辨明其正确性。在他的所有著作中，到处都存在这类密函。齐克果一而再、再而三地反覆谈论他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情的责任问题。《非此即彼》是一部具有高度艺术价值的作品；另外，它为当代文艺思潮提供一个重要的实例，那时，浪漫主义正在发展它日后的几种主要倾向(社会写实主义和个人心理学)，其观点变得更加悲观和病态。在齐克果随后连续不断的著作中也见到这些因素。
在这些著作中，应该提到的是《恐惧和战栗》(Frygt og baeven,1843)和《反覆》(Gjentagelsen,1843)，二者均讲述信仰和牺牲的观念。《恐惧和战栗》的起始点是亚伯拉罕和以撒的故事。齐克果再一次仔细考察他与丽金一刀两断的含意∶正如亚伯拉罕的行动那样，为了遵从更高的使命而作出牺牲，同时也像亚伯拉罕准备杀自己的儿子一样，这一行动违反伦理学的法则。问题是能够想像在什么情况下一个更高的权威可以把伦理学束之高阁，比如这个权威是上帝，但上帝本身必须认为是事事合乎道德标准的最高存在。齐克果称这个问题为“目的论的暂时挂起伦理标准”，由此得出信仰在实质上是悖论性质的结论。《反覆》与《恐惧和战栗》有密切联系，因为它给这些想法提供心理学的论证。
1844年《哲学断片》(Philosophiske smuler)和《畏的概念》(Begrebet angest)问世。前者是试论基督教如果有任何意义，它应该是什么样子。其目的特别在于说明基督教是一种以自由意志为先决条件的存在形式，没有自由意志，一切事情都变成毫无意义。这是对风行一时的黑格尔哲学的攻击，黑格尔哲学采用宏伟的历史透视法，个人在其中被吸收掉，如一粒尘埃似的无影无踪。实际上，齐克果这时正在准备与黑格尔哲学一决雌雄，但是在开火之前，他觉得有必要把他关于自由哲学的思想扩展到心理学的领域。结果就是《畏的概念》。立论特别深刻，这可能是存在的第一部深蕴心理学著作。
在这部著作中，齐克果把他所称的“畏”(即敬畏)与怕和恐怖截然分开，前者是一种没有确定对象的感情，后者则来自一种客观的威胁(例如一匹野兽，一个持枪歹徒)。齐克思的思想与他的生活如何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摘录他的一段日记便能清楚∶
但是，如果我把事情向她〔丽金〕作解释，我就必须告诉她一些可怕的事情，我与我父亲的关系，他的愁思，笼罩着我的漫漫长夜，我的绝望、七情六欲和过分行为，这在上帝看来也许算不上十恶不赦；因为，是“畏”使我迷了路。
这段话的结尾部分正是《畏的概念》的出发点和关键所在。齐克果认为自由不能从哲学上证明，因为任何证明都会含有与自由对立的一种逻辑必然性。讨论自由不属于逻辑学的领域，而是属于心理学的领域，心理学不能讨论自由本身，但是可以描述使自由有可能性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是畏。通过对畏的体验，人从无罪跃到犯罪，如果接受基督教的挑战，则从有罪跃到信仰。因此，畏是犯罪的前奏，而不是如人们起初所想那样为犯罪的后果。
1845年齐克果的新着《生活道路上的各阶段》(Stadier paa livets vei)问世，这是一部长篇大作，可能是他最成熟的艺术伟绩。从某种意义来讲，它再次申述了《非此即彼》的思想，如两书的标题所指明那样。但是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差别－－现在，宗教阶段(或领域)不仅与美学阶段分开，而且与伦理阶段有别。这一发展实际上是他以前所有著作中体现的思想的一个逻辑上必然的结果，因为那些书的目的在于揭露以人类伦理学作为人生道路的不足之处。因此，在《非此即彼》中只有美学的和伦理的两个领域，而在《生活道路上的各阶段》中则有三个。在本书的第三即最后部分《有罪耶?无罪耶?》，齐克果从一个新的角度仔细分析他解除婚约的故事。在美学阶段，爱情的悲剧意味着由于外来力量的阻碍，一对情侣不能成为眷属；罗密欧和茱丽叶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伦理阶段，障碍在于他们属于不同的存在范围，一方审美地理解爱，另一方伦理地表达情。只有一方把另一方提升到自己的存在范围才能克服此种障碍，但这样的事有如凤毛麟角。在宗教阶段，障碍却在于这样的具体情况∶两者之一的素质不一样，他认为自己命苦，只有忍受痛苦才能使他从此地此时得到超脱，并使自己为永生作好准备。美学英雄的对立物在他自身以外；宗教英雄在自身之内发现对立物。美学英雄通过征服而变成伟大，宗教英雄通过苦难而达到崇高。但是，为“理念”服务的苦难恰恰就是理念在宗教存在范围中的兑现。齐克果本人在他写《非此即彼》时没有设想出这一论点，因此，他必须把这部书重写一遍。
这一论点显示出对人生和对整个人类的看法不断增加悲哀的调子。一系列不愉快的事情使他的情绪发生变化。丽金嫁人了，从而粉碎了一种浪漫主义的幻想。他原来觉得两个人是在保持一种神圣婚姻，高高在尘寰之上，只等待上帝使不可能的事情变为可能。实际上，这就是《恐惧和战栗》和《反覆》两著作的基本思想。现在，一切全都化为乌有了，在名为《在真实的美酒中》(In Vino Veritas)或《华筵》(The Banquet)的《生活道路上的各阶段》的第一部分中，明显透露出幻灭的情绪。这一部分以柏拉图的《会饮篇》(Symposium)为模式，谈论同样的主题－－爱情、性欲、交欢、女人，并反映出对一切女人的辛辣讽刺和极端蔑视。
对黑格尔主义的抨击
齐克果还有另外一些扫兴的事情。他与一些文艺批评家发生争吵，那伙人不理解他的著作的意旨，或者更糟糕的是，已经理解了意旨，却仍然要拿他当成笑柄。在这些小小的战斗中，他总是大获全胜，但是负伤很重，对人类感到极大的厌恶。在他日后所写的大部分作品中都流露出这种苦痛心情。但是，他的下一部书却是例外。这部书的标题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对于哲学片断的非科学的附言的结论。一部模拟的、拙劣的辩证作品，一篇存在主义文稿》(1846); 署名“克里马库斯(Johannes Climacus)着。齐克果刊行”。
这是齐克果的典型的反语法，他把最富哲理的重要著作以一本书的附言形式发表，篇幅仅占全书1/5左右。另外，齐克果称他的这部著作为“一篇存在主义文稿”，是向读者强烈表明他自己的哲学立场；其目的是要跟当时占主要地位的哲学、即已经席卷欧洲的黑格尔哲学算帐。齐克果向黑格尔将整个存在体系化的企图开炮，宣称不可能建立起存在的体系，因为存在是不完全的，它在不断地发展。他进一步使人注意黑格尔将流动性引入逻辑学的企图所造成的逻辑错误，从而揭示了混合范畴引起的骚乱。黑格尔认为他创造了知识的客观理论；齐克果则推出主观性为真理的命题，用他自己的定义来说，就是“在最热情的献身精神中坚持客观的未定性就是真理，对存在着的人的最高真理”。
这些已经成为现代存在主义的基石的原则不仅戳破了“体系”(黑格尔对自己哲学的定名)，而且使所有的哲学体系都感到地动山摇。“体系”的建造者永远也不会理解不可能凭理智明了存在。黑格尔把存在和思维等同起来，这样就不给信仰留有余地了。因此，基督教显得仅仅是体系中的一个段落、一般事物中的一个例子；而照齐克果的说法，这乃是对宗教的侮辱。齐克果并不感到自己有责任去劝说人们信奉基督教，但是他肯定觉得有义务去使同代人理解基督教的真相。另外，他感到上帝派给他一个特殊任务，他必须完全把笔丢开。
向教会开炮
齐克果不能放弃写作，现在的“使命”是开始有的放矢。他认为上帝指派他向同代人揭示基督教的本质，并使丹麦国教会的丑闻曝光，教士们已经背叛他们的宗教而享受世俗社会的富贵荣华，一言以蔽之，就是由基督的信徒变成了民政官员。
很明显，齐克果的宗教思想以及他此时写出的作品，都在向更加禁欲苦行的方向移动。特别是《爱的作品》(Kjerlighedens gjerninger,1847)、《基督教的讲道》(Christelige taler,1848)、《对死的厌倦》(Sygdommen til doden,1849)和《基督教徒的品德培养》(Indovelse i Christendom,1850)，比在他的任何其他文章中把基督教描述得更为要求严格和毫不妥协。最后的一部书也是对丹麦教会的首脑们的一种隐蔽攻击。到1855年，他已经确信上帝授权他坚决彻底地进攻国教会及其神职人员，便立即开始发表许许多多薄本书和小册子，甚至出版一种叫作《契机》(The Moment)的杂志，10期的稿子全是他一个人执笔的。
这种密集战役过于紧张，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将近两年以后，他垮下来了，被送入医院，1个月后在那里与世长辞。这时他已耗尽自己的资产。他把余下的一点点有价值的东西遗赠他所爱过的女人丽金，当时她住在丹麦属地西印度群岛，嫁给了总督。
对现代存在主义的影响
齐克果去世几十年之后，他的著作的哲学的和艺术的价值才开始受到充分的重视。1877年，丹麦文艺评论家布兰代斯(Georg Brandes)出版了破天荒第一部谈论齐克果的书，对他的思想和生活作了精辟的分析。德国研究齐克果的兴趣很普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翻译了他所写的一切东西。但是，直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对他的著作的理解才普遍起来。瑞士新教神学家巴特(Karl Barth)的神学，正如雅斯培(Karl Jaspers)和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以及犹太宗教思想家布贝尔(Martin Buber)的哲学思想那样，也对存在主义思想的普及起了推动作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年代，对齐克果著作的领会有关键性的突破，似乎对“畏”和“受苦”等状态达到了鞭辟入里的理解。现在，全人类都对齐克果感到兴趣，在他孤零零地死去一百年之后，齐克果时代终于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