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尔诺：诸众的共和国
诸众的共和国
马其洛•伊克斯泼西提奥(Marcelo Expositio)对保罗•维尔诺的访谈
王立秋 试译
从意大利“工人主义(Operaismo)”中引出的一系列题目（多样如阿卡尔[Akal]文集《对抗问题》[“Questions of Antagonism”]中的东尼•内格里和克里斯蒂安•马拉奇[Christian Marazzi]，《老鼹鼠》[Viejo Topo]中的马克•勒维利[Marco Revelli]或保罗•维尔诺的著作）本身就是一个事件。当然意大利的“长68”，以77歧义为缩影的长68运动，最终以悲剧性的失败而告终：为检查为对立运动所构成的多样的控制危机，国家恢复了臭名昭著的“例外民主”，后者以不加区别的监禁和流放击溃了这代人。而文化反革命——正是这场文化的反革命，散布了持续二十多年的“弱思想”——的热度中，资本则在残骸上立起了一场富有生产力的革命。
我们如何能够理解意大利思潮为后68的批判思想提供的东西，为什么意大利应当再次成为翻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诸运动之运动的核心政治实验室呢？保罗•维尔诺一语中的：“77运动”导致了转变——这场转变在“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的变迁”的意象中得到了总结——核心的早期起义，既标记了资本的飞行航线，又指出了其对手的存在。总之，这场运动比其他更易上镜的或更有声誉的形形色色的“五月”运动更为实质性地预示了我们当前的时代境遇。
保罗•维尔诺用像他厚重的《对此的记忆》(“El recuerdo del presente”)这样无可取代的文本，把八十年代的文化反-革命诊断为一台反对后现代“历史之终结”的哲人型(philosophic)的战争机器，并把这些在可治理性(governability)危机时期维持控制之恢复的犬儒主义和敲诈勒索进行精密剖析的文本进行了分类。
但维尔诺的政治思想真正腾飞的地方，是那篇杰出的论文《艺术鉴别力与革命》(“Virtuosity and Revolution”)，一个通过在他身上实现的痛苦而确定无疑的集体历史经验而达到的顶点。他受到为时八年的司法程序和因“颠覆性结社即组建武装团伙”而来的监禁的滋扰，直到1987年他才摆脱这一切。他参与了杂志《老生常谈》(“Luogo Comune”)的集体劳动，后者从马克思手稿一个奇特的段落中采纳了“一般智力”的概念，以把“大众智力”的概念放到后福特主义批评的核心为目标。这个概念回响在《艺术鉴别力与革命》的各个地方：当前的政治行动必须使自己朝向出走(Exodus)，从劳动的领域中扣除公共和集体知识分子的生产力。
维尔诺在描述新政治行动词汇的关键词时是最具暗示性的。我们必需实践一种新的激进的不服从，后者“不同于经典的公民不服从，它不质疑具体的法律而根本地对国家的控制能力发起质疑”：建立一个共和国，一个通过“一种无限的抵抗权利”来自我保护的“非国家的公共领域”。对马克思和斯宾诺莎深刻而大胆的解读是在《艺术鉴别力与革命》和《诸众的语法》中强力搏动的心脏。
与保罗•维尔诺的访谈“现在真正的‘墙后（时代）’开始了”
我（即马其洛•伊克斯泼西提奥）：你将如何评价今天人们对意大利“工人主义”思想作出的评价？
维尔诺：和其他贯穿六七十年代的思潮不一样，工人主义并没有成为古物研究者感兴趣的客体对象，而是相反，展示了它在全球化的时代还有一些重要的话要说。它的功劳在于，它理解并分析了这点，即在八十年代期间，一种以知识和沟通为基础的发展模式正在形成，这种如此地区别于福特主义，这与其他愚蠢地满足于怀旧心情的左派不一样。在最近十五年中，它友谊地使用了马克思“一般智力”的概念。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个特定层次，财富的生产将与重复劳动无关，而相反与社会的智识发生关联，与作为公共物品的知识，与科学发生联系。在我看来这个趋势已是现实，而这一现实现在被人们称作全球化或后福特主义。当前的劳动程序有语言，认知程序，情性(affects)，就像它的初级原料一样。马克思谈论的“一般智力”在通讯工人中，在不安定者，在移民那里具化为现实。
我：你是否认为你在许多作品中分析那个八十年代的文化反-革命已经平息？
维尔诺：在八十年代，后现代思想是一种大众的意识形态。对当下，历史之终结的辩解，对可能与偶然的准确识别力：这些间奏确切来说在对抗运动的失败中已经得到吟咏，它们构成了“及时”生产的洪亮的伴奏。后现代思想赞美的人类存在的类型不过是为理查德•塞纳特(Richard Sennett)和其他人所描绘的那种“流动的人”罢了。但这个季节已经结束了。新的劳动进程已经完全抵达，因此它已不再需要意识形态的依托。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一样，都不知道处理这种（对）消灭根本冲突的现实的再现。美国新保守主义与西雅图和热那亚的诸众以同等的努力试图从过程的对立派系的角度创造一种新的语汇，但对二者来说，现在已经不再是（贯彻）伦理最低纲领(ethical minimalism)的时代了。
我：你把这种从“看起来友好”的新自由主义，通过柏林墙的倒塌，向当下在国际关系和日常生活的资本主义控制管理（这两个领域）中同样好斗的动力机制的转变归于什么？
维尔诺：友好的新自由主义已经不在十到十五年了。正是在（十到十五年前的）那个时候，新自由主义把临工(precarity)确立为新劳动力市场的黄金法则，也是在那个时候收入也变得完全地不可控制。国际政治中表面上的“友好”，乃是出于对新国际制度应当为何的不确定。总而言之，九十年代是转变的年代，在这个时期，民族国家变成了空壳。在我看来，把这一转变混淆为某种稳定的动力机制将是一个错误。如果我们把全球主权的新特征统一为克林顿时期并称之为“帝国”的话，那么我们就担上了这样的风险：小布什入场的时候，我们将哑口无言。我认为知识现在，在伊拉克战争发生的时候，“墙后（时代）”真正地开始，也就是说，对政治形式漫长的重新定义才真正开始。只有到了现在，“构成的阶段(constituent phase)”才开始。这当然是可怕的，但它也带来了开放的可能性，尽管这只会是因为在此阶段主运动之运动终于开始行动。
内特•霍尔德伦(Nate Holdren)英译，载2003年12月3日星期三《前卫报》(La Vanguardia)增补版《文化》。（原文为西班牙文）
自http://www.generation-online.org /t/republicmultitude.htm
马其洛•伊克斯泼西提奥(Marcelo Expositio)对保罗•维尔诺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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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olo Virno |
王立秋 试译
从意大利“工人主义(Operaismo)”中引出的一系列题目（多样如阿卡尔[Akal]文集《对抗问题》[“Questions of Antagonism”]中的东尼•内格里和克里斯蒂安•马拉奇[Christian Marazzi]，《老鼹鼠》[Viejo Topo]中的马克•勒维利[Marco Revelli]或保罗•维尔诺的著作）本身就是一个事件。当然意大利的“长68”，以77歧义为缩影的长68运动，最终以悲剧性的失败而告终：为检查为对立运动所构成的多样的控制危机，国家恢复了臭名昭著的“例外民主”，后者以不加区别的监禁和流放击溃了这代人。而文化反革命——正是这场文化的反革命，散布了持续二十多年的“弱思想”——的热度中，资本则在残骸上立起了一场富有生产力的革命。
我们如何能够理解意大利思潮为后68的批判思想提供的东西，为什么意大利应当再次成为翻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诸运动之运动的核心政治实验室呢？保罗•维尔诺一语中的：“77运动”导致了转变——这场转变在“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的变迁”的意象中得到了总结——核心的早期起义，既标记了资本的飞行航线，又指出了其对手的存在。总之，这场运动比其他更易上镜的或更有声誉的形形色色的“五月”运动更为实质性地预示了我们当前的时代境遇。
保罗•维尔诺用像他厚重的《对此的记忆》(“El recuerdo del presente”)这样无可取代的文本，把八十年代的文化反-革命诊断为一台反对后现代“历史之终结”的哲人型(philosophic)的战争机器，并把这些在可治理性(governability)危机时期维持控制之恢复的犬儒主义和敲诈勒索进行精密剖析的文本进行了分类。
但维尔诺的政治思想真正腾飞的地方，是那篇杰出的论文《艺术鉴别力与革命》(“Virtuosity and Revolution”)，一个通过在他身上实现的痛苦而确定无疑的集体历史经验而达到的顶点。他受到为时八年的司法程序和因“颠覆性结社即组建武装团伙”而来的监禁的滋扰，直到1987年他才摆脱这一切。他参与了杂志《老生常谈》(“Luogo Comune”)的集体劳动，后者从马克思手稿一个奇特的段落中采纳了“一般智力”的概念，以把“大众智力”的概念放到后福特主义批评的核心为目标。这个概念回响在《艺术鉴别力与革命》的各个地方：当前的政治行动必须使自己朝向出走(Exodus)，从劳动的领域中扣除公共和集体知识分子的生产力。
维尔诺在描述新政治行动词汇的关键词时是最具暗示性的。我们必需实践一种新的激进的不服从，后者“不同于经典的公民不服从，它不质疑具体的法律而根本地对国家的控制能力发起质疑”：建立一个共和国，一个通过“一种无限的抵抗权利”来自我保护的“非国家的公共领域”。对马克思和斯宾诺莎深刻而大胆的解读是在《艺术鉴别力与革命》和《诸众的语法》中强力搏动的心脏。
与保罗•维尔诺的访谈“现在真正的‘墙后（时代）’开始了”
我（即马其洛•伊克斯泼西提奥）：你将如何评价今天人们对意大利“工人主义”思想作出的评价？
维尔诺：和其他贯穿六七十年代的思潮不一样，工人主义并没有成为古物研究者感兴趣的客体对象，而是相反，展示了它在全球化的时代还有一些重要的话要说。它的功劳在于，它理解并分析了这点，即在八十年代期间，一种以知识和沟通为基础的发展模式正在形成，这种如此地区别于福特主义，这与其他愚蠢地满足于怀旧心情的左派不一样。在最近十五年中，它友谊地使用了马克思“一般智力”的概念。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个特定层次，财富的生产将与重复劳动无关，而相反与社会的智识发生关联，与作为公共物品的知识，与科学发生联系。在我看来这个趋势已是现实，而这一现实现在被人们称作全球化或后福特主义。当前的劳动程序有语言，认知程序，情性(affects)，就像它的初级原料一样。马克思谈论的“一般智力”在通讯工人中，在不安定者，在移民那里具化为现实。
我：你是否认为你在许多作品中分析那个八十年代的文化反-革命已经平息？
维尔诺：在八十年代，后现代思想是一种大众的意识形态。对当下，历史之终结的辩解，对可能与偶然的准确识别力：这些间奏确切来说在对抗运动的失败中已经得到吟咏，它们构成了“及时”生产的洪亮的伴奏。后现代思想赞美的人类存在的类型不过是为理查德•塞纳特(Richard Sennett)和其他人所描绘的那种“流动的人”罢了。但这个季节已经结束了。新的劳动进程已经完全抵达，因此它已不再需要意识形态的依托。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一样，都不知道处理这种（对）消灭根本冲突的现实的再现。美国新保守主义与西雅图和热那亚的诸众以同等的努力试图从过程的对立派系的角度创造一种新的语汇，但对二者来说，现在已经不再是（贯彻）伦理最低纲领(ethical minimalism)的时代了。
我：你把这种从“看起来友好”的新自由主义，通过柏林墙的倒塌，向当下在国际关系和日常生活的资本主义控制管理（这两个领域）中同样好斗的动力机制的转变归于什么？
维尔诺：友好的新自由主义已经不在十到十五年了。正是在（十到十五年前的）那个时候，新自由主义把临工(precarity)确立为新劳动力市场的黄金法则，也是在那个时候收入也变得完全地不可控制。国际政治中表面上的“友好”，乃是出于对新国际制度应当为何的不确定。总而言之，九十年代是转变的年代，在这个时期，民族国家变成了空壳。在我看来，把这一转变混淆为某种稳定的动力机制将是一个错误。如果我们把全球主权的新特征统一为克林顿时期并称之为“帝国”的话，那么我们就担上了这样的风险：小布什入场的时候，我们将哑口无言。我认为知识现在，在伊拉克战争发生的时候，“墙后（时代）”真正地开始，也就是说，对政治形式漫长的重新定义才真正开始。只有到了现在，“构成的阶段(constituent phase)”才开始。这当然是可怕的，但它也带来了开放的可能性，尽管这只会是因为在此阶段主运动之运动终于开始行动。
内特•霍尔德伦(Nate Holdren)英译，载2003年12月3日星期三《前卫报》(La Vanguardia)增补版《文化》。（原文为西班牙文）
自http://www.generation-online.org /t/republicmultitude.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