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通识导论

我们对于法律的最大误解，就是把法律简单地等同于正义，认为要实现正义哪怕天崩地裂，认为正义可能迟到但从不会缺席。但法律不是正义本身，法律只是一种复杂的正义生产机制。法律的正义是在法律规范与法律权威构成的复杂体系中，按照固定的程序来生产的。法律不会自动给我们正义，每一份正义都是我们为正义而斗争的结果。 法律系统由法律规范和法律权威两部分构成的。法律规范主要是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呈现的，但也存在于判例、习惯和法理之中。因此有制定法、判例法、习惯法和自然法之分。单就制定法而言，中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总数量有上万部之多。 如此庞大法律规范体系，又按照不同的功能，被划分为七个不同的法律部门，宪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和程序法，我们需要理解这些法律部门是如何作用于我们日常生活的。

除了法律规范，法律系统还需要法律权威来维系，这些权威就主要是立法者、执法者和裁判者，他们分别负责法律的制定、执行和裁判。在现代社会，法律系统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法律规范是由法律权威制定、执行和裁判的；而法律权威之所以是权威，又是因为得到了法律规范的授权。这看似是一个循环论证，规范来源于权威，而权威之所以是权威，是因为得到规范的授权。 什么是法治？法治就是一个规范与权威相互创生的系统，而这个系统之所以能够良好运转，则有赖于良好的宪法。 但有了法律规范和法律权威，还不一定就能实现法治，因为相互创生是一个非常高的要求，需要全社会都具有法律思维。

很多人对法律思维有个误解，认为法律思维就是法律人的思维，最常见的讲法是“像法律人一样思考”。事实上，不能将法律思维简单地理解为法律人思维，学法律的人未必有法律思维，不学法律的人也未必没有法律思维。 那法律思维是什么？法律思维其实是法律作为现代社会操作系统的生成和运行逻辑，法律作为人类几千年文明沉积的产物，有一套独特的内在逻辑，我们只能按照法律的逻辑来思考，否则就不是法治而是人治。因为，所谓的“像法律人一样思考”，就是像法律人一样接受法律系统内在的逻辑。

七种最重要的法律思维，包括规则思维、权威思维、权利思维、权力思维、先例思维、证据思维、程序思维。这些思维并非法律领域所独有的，其他领域也会涉及到这些思维方式，比如规则思维在经济领域有运用，权力思维在政治领域也有运用。

但这些思维之于法律的独特意义则在于，她们具有某种强制性，也就是说，如果不运用这些思维，个人可能遭遇不利的法律后果，社会可能遭遇系统性紊乱。 这里要特别说明，法律思维有可能是反常识的或反日常思维的，比如俗话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在法律上就不是天经地义的，因为有诉讼时效制度；再比司法审判的基本原则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但这里的事实不是客观真实，而是证据能够证明的事实，没有证据就没有事实。因此，法律思维是需要特别研习的，而不是自然生成的。 但不管是法律系统，还是法律思维，它们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现代社会。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法律系统和法律思维其实只有两三百年的历史，完全是现代工商社会的产物。

对中国人来说，了解法律演化的历史更为重要，因为我们在清末变法改制以来，完全抛弃了传统中国的法律，全面移植西方法律，可以说，无论是法律系统还是法律思维，都是移植过来的。 当然了，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独有，应该说除了英国、法国、德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几乎所有国家的现代法律体系都是移植来的。即便是英国、法国、德国，他们的现代法律，也不完全是本国的，而是移植和复兴了古罗马的法律。 现代法律也有一个全球流动的历史，其中一个原因，当然是地理大发现之后的殖民扩张，但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英、法、德等欧陆国家率先完成了法律的古今之变，为现代国家的建立和工商社会的到来，提供了一整套全新的法律秩序。 因此，只要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只要建立现代国家和工商社会，就需要与之适应的全新的法律秩序，移植和借鉴其他国家的法律就是必然。所以在法律。领域，中西之别不是问题，古今之变才是核心，只要中国走向现代社会，就必然需要一套全新的法律秩序，法律移植实际上也是最便捷最有效的方式，这属于法律领域的“改革开放”。 但法律移植会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好像我们将法律移植过来，就能自动落地生根并实现法治，其实不然。法治也有个落地生根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多长时间，取决于我们为法治做了什么。我们每个人能为法治做的，就是认真对待法律。只有每个人都认真对待法律，法治才可能真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