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娜·米尔斯】青年罗莎·卢森堡
本文节选自达娜·米尔斯的《罗莎·卢森堡》（Reaktion Books，2020）
文/达娜·米尔斯
译/橙子味向晚晚
校/mila
1873年3月5日，罗莎（Rozalia, Rosalie, Rosa）·卢森堡（Lukensburg, Luxemburg）作为俄罗斯帝国的波兰犹太公民出生于扎莫希奇小镇，她是继安娜（Anna）（出生于1854年），米科莱（Mikolaj）（出生于1855年）、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出生于1860年）与约瑟夫（Jozef）（出生于1866年）后卢森堡家族中最小的成员。
卢森堡家族是一个中产阶级的波兰犹太家庭。俄罗斯帝国境内的犹太人遭受着双重压迫：一是作为帝国的臣民，二是作为宗教歧视的受害者，被排除在即使他们的波兰同胞也享有的最低限度的公民权利之外。卢森堡家信奉哈斯卡拉运动（the Haskalah movement）的价值观以及欧陆传统文化，这是一场在17世纪70年代至18世纪80年代之间席卷中西欧的犹太启蒙运动，而后者正是罗莎的知识摇篮。
卢森堡家族也与扎莫希奇（Zamość）的意第绪（Yiddish）作家艾萨克·利伯·佩雷茨（Isaac Lieb Peretz）关系密切。可以说，卢森堡家族的生活既是犹太的也是非犹太的。罗莎的祖父亚伯拉罕·卢森堡（Abraham Luxemburg）是一位成功的木材商人。罗莎的父亲爱德华·卢森堡（Edward Luxemburg）（他的希伯来语名字是埃利沙（Elisha），后来改用了埃利亚斯（Eliasz）出生于1803年12月17日，他从小学习波兰语和意第绪语，并在德国上学且接受了进步的思想，尤其是热衷于西欧文学。罗莎的母亲莉娜·洛温斯坦（Lina Lowenstein）则是一位拉比的女儿。莉娜的宗教信仰深厚，而且热衷于艺术，不过卢森堡家族作为被同化的犹太家庭，对文化非常敏锐。罗莎在1917年回忆说，她母亲认为席勒（Schiller）是仅次于《圣经》（Bible）的第二大智慧源泉。
埃利亚斯努力让他的孩子们在这个世界上拥有更好的机会。卢森堡家里充满着诗歌的气息，而这些诗歌与罗莎的生活成长交织在一起。罗莎自己更喜欢歌德，但她家中的犹太元素从未离开过她。她也是波兰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Adam Mickiewicz）的忠实读者，这彰显了她的波兰犹太身份。后来47岁的罗莎在谈到俄罗斯作家弗拉基米尔·科罗连科（Vladimir Korolenko）时写道：“我的灵魂，具有三重国籍，终于首先在俄罗斯文学中找到了归宿。”她写道：
科罗连科（Korolenko）同时来自波兰、俄罗斯和乌克兰，甚至在孩童时期就不得不承受三种“民族主义”的冲击，且都希望他 "憎恨或迫害某人或其他"。然而由于他正确的情理，他并非如此......因此，从在他的故乡伏尔加尼亚（Volhynia）的三个民族的冲突中，他选择了人道主义。
在罗莎两岁半的时候，她的父亲埃利亚斯为了给他的孩子们寻找更好的教育，卢森堡一家搬到了华沙（Warsaw）。到了华沙后不久，罗莎便患上了髋关节疾病，且由于诊疗错误，她落下了腿一瘸一拐的终身残疾。但她的聪明才智以及她的残疾使兄妹们对她充满了怜护，她很快就成了家里的宠儿。罗莎的姐姐安娜（Anna）与罗莎一样患有髋关节疾病，且由于残疾被剥夺了婚恋和生子的权利，因此她始终和父母住在一起，而罗莎则沿着一条明显不同的道路探索自己的命运并获得了自由。罗莎热情的性格加上敏锐的智慧使她很快赢得了所有见到她的人的好感。罗莎是一个早慧的孩子，据说她在9岁时就已经能将德国诗歌和散文翻译为波兰文。
罗莎在华沙就读的学校却禁止使用波兰语。在学校里，文化压制和专制统治的结合，创造了反抗的温床。年轻的罗莎生性好斗且“叛逆”，很快便成为了这些圈子里的领导者。1884年，年仅13岁的她在德国皇帝威廉一世（William I）访问华沙的时候写了一首诗：
终于可以见到你了，来自西方的大人物，
至少，如果你肯屈尊进入我们当地的公园，
因为我并不会去拜访你的宫廷。
我想让你知道，你的荣誉对我而言毫无意义，
但我也想知道你们会唠叨些什么。
对于我们的“皇室”，你应该还是亲密的。
在政治上，我还是一只无辜的羔羊。
这就是为什么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和你对话。
亲爱的威廉，我只想对你说一件事。
告诉你那狡猾的狐狸俾斯麦（Bismarck），
看在欧洲的份上，西方的皇帝，
告诉他不要让和平的裤子蒙羞。
对权威的彻底不敬与对世界的敏锐感知，便是罗莎从小到大的写照。这种对权威的漠视和对秩序的无休止质疑，与她对人性的深刻理解是相伴而生的——无论是作为一种概念还是一种实践。罗莎回忆说，有一天她比父亲先醒来，一切都还在沉睡；一只猫用它柔软的爪子爬过院子，一对麻雀正在打斗，还发出许多顽皮的鸣叫，而身材高大的安东尼（Antoni）穿着他那件冬夏皆穿的短羊皮夹克站在水泵旁，双手和下巴搁在扫帚把上，睡眼朦胧、未清洗的脸上刻着深深的倒影。
罗莎描述了安东尼，一个有着“更高追求”的人，送了书给他，因为罗莎知道安东尼对艺术和文学有着更浓厚的兴趣，即使他显然只是卢森堡家的门卫。“那时我坚信‘生活’，‘真正的生活’，是在遥远的地方，在‘屋顶’之外。从那时起，我便一直追寻它，不过它仍然躲在一个又一个‘屋顶’之外”。对罗莎来说，人性和自然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她深入研究她所调查的事物的核心，不管那是她自己还是另一个自然的人。虽然“真正的生活”可能很遥远，但她永远不会停止追逐它的脚步。
在一张罗莎小时候的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双深邃且温暖的眼睛，一种温暖他人心灵的目光，以及一种自信的姿态，她从不轻易受愚。年轻的罗莎·卢森堡所表现出的一些特征，将成为她年长后精神的一部分；青年罗莎意志坚强，极富同情，聪慧过人，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不可估量的情感深度，她很早就表现出对正义的坚守。她的火热气质使她爱憎分明。她那生动的眼睛和灵动的微笑将伴随她一生。
罗莎所出生的1871年，华沙的犹太人正经历了波兰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大屠杀。19世纪反犹太人暴力盛行于俄罗斯帝国境内，而1881至1882年的暴力事件激增是帝国政策和犹太人反应的分水岭。在罗莎的童年时期，波兰人、俄罗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罗莎9岁前一直在家里接受母亲莉娜的教育，她的多语言童年环境使她能够掌握更多的语言。成年后的罗莎会说波兰语、意第绪语、俄语、德语、英语和法语，除了写作之外，她还经常从事翻译工作。
虽然犹太人在教育机构中被设法接受且享有配额，但歧视和压迫仍在继续。尽管罗莎是高中班级里的尖子生，但她并没有获得应有的荣誉——因为犹太人没有资格。在1887至1888年间，罗莎加入了她的第一个政治组织——无产阶级党（the Proletariat Party），该组织反对当时盛行的波兰独立派；正如该党的一本小册子所述：“波兰无产阶级完全脱离于特权阶级，且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参加斗争，这在经济、政治与道德事业上都是与众不同的”。
在1883至1884年间，党内的主要积极分子皆被逮捕，而在1886年大多数成员被关押入狱或被处决——包括四名党内的中央人员，此时年仅15岁的罗莎已经高度参与到了祖国的政治事业当中。该党随后改名为第二无产阶级党（the Second Proletariat）。1903年，罗莎在她《纪念无产阶级党》（In Memory of the Proletariat Party）一书中，描述了此她17年前所加入的第一个政治组织，并重申了群众教育的重要性：即使离最终目标尚还遥远，但教育将会始终激励且利于她们的行动。正是于该党中，罗莎开启了她自己的政治教育工作。党内政治家的牺牲促使罗莎意识到并承认抗争注定将付出高昂的代价：
“像这四人一样拥有深刻智慧的人，是为了崇高的理想而昂头赴死，他们用死亡激励并鼓舞着活着的人们，他们无疑不是属于任何特定党派、组织或教会的专有财产，他们是全人类的万神殿，任何珍视各种内容或形式的自由的理念的人，都应该把他们当作精神同志来相拥并纪念。”
从童年开始，罗莎就敏感于争取不同思维的权利的事业，包括在社会主义圈子内。
革命岁月
罗莎·卢森堡在写给朋友亨利特·罗兰·霍尔斯特（Henriette Roland Holst）的信中回忆道，于1904年10月25日，她出乎意料地比计划提前了一个月被释放出狱。
在之后的20世纪早期，罗莎开启了她的旅途。在德国巡回演讲和出席国际组织期间，她很少使自己闲下来，即使健康状况一直困扰着她：贫血、胃病、因工作反复性的疲惫和抑郁——但与她虚弱的身体相比，她对事业的坚定态度更令人印象深刻。
1905年是对生活在革命理念之上的罗莎而言至关重要的一年。罗莎能够观察到她的理念正在实地检验，瓦解旧政权的种子正在俄罗斯帝国的土地上被坚实地播种下。“我确实认为国际感情的加强本身就是一种对抗偏见和无知的手段，而偏见和无知正是机会主义的大部分根基。”
“1905年革命”——一个发生在1904年底到1907年夏天之间事件的概称——始于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的一场大罢工，其结果极大地震惊了俄罗斯人民。共计382家工厂的15万名工人参与了罢工，持续一段时间的工人反抗还导致了一场冬宫（Winter Palace）游行。1905年1月22日，在被称为“血腥星期日”（Bloody Sunday）的这天，罢工者在抗议沙皇的路上遭到残酷的暴力和枪击，数百名工厂工人因此被俄罗斯士兵杀害。
罗莎关于这场革命的文章彰显了她的理论重点：她只在历史进程中取得实际意义时才拾笔写作。同时，罗莎在情感上完全投身于革命的原则并生活在其中，从不回避动荡和决裂，无论其代价如何，正如她自己所说："我快乐地生活在风暴中"。
“1905年革命”也是波兰革命队伍产生变革的催化剂。SDKPiL（波兰和立陶宛王国社会民主党，卢森堡是该党的主要成员）的成员从25000人增加到40000人，用波兰语、意第绪语和德语并行发行报纸。同时，这一时期并没有使罗莎疏离于主干骨。在波兰的民族问题遭到新的挑战的背景下，波兰社会党（罗莎的对立党派）左派中的一些人反而向罗莎反对波兰国内民族自决的立场摇摆，然而由于观念上的分歧依然存在，该党并没有与SDKPiL合并。
罗莎在波兰国情下重新审视了民族问题，并断言：“当革命爆发时，民族主义唯一剩下的只有反动，而其外表和形式上革命一面，即标榜为民族独立而进行武装暴动的口号，则在当前革命高潮的第一波中消失殆尽，再也看不到了”。
坚持无产阶级作为主要角色的立场使罗莎拒绝与农民和民族主义者结盟，也拒绝与资产阶级自由派结盟。列宁对这一立场持有不同的看法：虽然他也拒绝与鼓吹资产阶级民主的自由主义者结盟，但却提倡在战略上发展能推动其革命事业的联盟。
这些观念上的差异加剧了分裂的持续进程，其结果便是崩得（Bund）的形成。崩得是一个旨在以犹太人为基础团结犹太工人的团体，且由于诉求文化自治，于1903年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分裂出来。罗莎和她的伙伴列奥·约基希斯（Leo Jogiches）一直拒绝加入崩得与支持其事业。
1904年，在阿姆斯特丹大会之前，罗莎给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波特列索夫（Alexander N. Potresov）写了封信，她在信中称道：崩得正在联邦主义的幌子下发生分裂。同时有趣的是，相较于其他波兰马克思主义者，崩得更喜欢卢森堡和约基希斯，而卢森堡曾于1899年在崩得报（the Bundist paper）Der Yiddischer Arbeter上发表过几篇文章。
正如罗莎的传记作者之一约翰·彼得·耐特尔（J.P.Nettl）所述，虽然崩得的创始人之一约翰·米尔（John Mill）认为卢森堡和约基希斯对他早期的呼吁诉求有所抵触，并坚决反对对专门的犹太社会主义运动承担任何义务，但他仍用一种政治上和个人上的中立的眼光来对待他们，如果不是过于友好的话。罗莎从未疏远过自己的犹太身份，她与自己的犹太血缘的关系——与她的个性完全一致——是自成一派的。罗莎在她晚年的一封信中写道：
你想从“犹太人的特殊苦难 ”这一主题得到什么？可我同样关心普图马约（Putumayo）橡胶种植园里的可怜受害者，和非洲的黑人，他们的尸体被欧洲人用来玩接球游戏……我的心中没有犹太苦难的特殊位置。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云、有鸟、有人类的眼泪，我就觉得是家。
罗莎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仿佛总是使她以一个外来人的身份思考问题，但她却回避依靠这些观点来建立文化或宗教忠诚。她不认为有必要与她的犹太人同胞一同组织起来，当然不认为作为一个犹太人需要去诉诸文化自主。罗莎·卢森堡永远不能仅仅被单纯地定义为一个犹太人；因为全人类才是她的参照对象，革命才是她的行动对象。
罗莎在德国报刊上以每日报道的形式发表的关于俄国革命的文章，彰显了她的思想和风格的进一步巩固。她的以一种激荡的形式写作，她的国际主义不仅是理论基础，并且交织在写作实践本身当中。她的文章展现了她对革命发展的具体事件和议题的兴奋。
正如许多革命那般，1905年的革命对于女性而言也至关重要。罗莎对女性问题的处理源于她对革命社会主义的信奉，且她的分析显示了改变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的不可或缺性和责任决心。她在一篇名为《战斗中的俄国女工》（Russian Women Workers in the Battle）的文章中有力地写道:
如果有人需要知晓女性和男性一样有能力体验到最高意义上的公民身份和最高尚的公民美德，那么他最好去研究一下自废除农奴制以来震撼俄国的解放斗争的历史。
罗莎还对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的受害者表示极大的同情(这与一直阻扰着她的“血腥的罗莎”的刻板印象截然不同)。具体而言，她有描述过革命期间不断增长的反犹太暴力。其他一些主题也在她的叙述中反复出现：如对八小时工作制的关注，将俄国的事件与第二国际的总体议程联系起来，这体现了罗莎在理论和行动上的国际主义承诺。
在她的许多作品中，她都强调需要释放良心犯，并允许革命过程中的思想自由。对于罗莎而言，自由对革命进程本身至关重要；解放并不会在后革命社会开始，而是属于革命进程的重要部分。
罗莎的文章自始至终皆引用了马克思，显示了她的文章（包括关于资产阶级革命）和这些事件之间的关联性。对工人阶级需要自我解放的强调贯彻于她的文章之中。在这些革命时期，她也展现出对祖国波兰的关切：
我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正如在俄国一样——就像所有真正的革命群众运动一样——几乎无法跟上并表达如火山爆发般的群众的情感和期望。
罗莎在1905年写给列奥·约基希斯（Leo Jogiches）的信中写道：“我对我们的人民在国内的事业感到非常高兴。”这位拥有三个故乡的女性终于看到他们通过革命团结起来。罗莎在一份意义重大的声明中也写道：“在俄罗斯，就像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样，自由和社会进步的事业如今取决于具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且正处于良好的状态！”
世界各地的每日新闻报告使罗莎得以发展她对革命事件的分析焦点：工人阶级的罢工和行动是革命行动的象征；国际主义与反战的必要性；将失败和成功看作是人类活动与历史之间辩证关系的必然结果；以及解放与整个革命事业的相互交织。她满怀热情地展望着未来，写道：
1906年将不乏风暴和战争，这需要彻底的奉献和惨重的伤亡。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将知道如何履行作为这些战斗的先锋的世界历史责任，所以我要说的是——努力，向新的战斗前进！
1905年12月28日上午，罗莎化名为安娜·马什克（Anna Matschke），越过边境进入俄属波兰，以为了记录革命的最后阶段，并实地报告革命的情况。考茨基夫妇（The Kautskys）和其他几人在柏林的弗里德里希大街（Friedrichstrasse）车站为她送行。
但由于铁路罢工，她不得不绕道东普鲁士（East Prussia）。她的第一次普鲁士经历就是一顿美味的煎肉排；然后她作为车上唯一的女性和唯一的平民坐上了另一列火车。罗莎的第一次俄国革命经历就像她的旅程一样平淡无奇。她错过了革命的高潮，这场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却至关重要。
在《百族问题》（The Problem of the “Hundred Peoples”）中，罗莎将当前无产阶级革命的高涨称为“沙俄帝国人民亲如兄弟的进程中的第一幕”，然而1905年的革命更像是一次彩排而非正式的第一幕。就像所有的彩排一样，在这个充满紧张感的历史舞台上，罗莎正准备拉开帷幕。
在另一篇文章《在革命的篝火光辉下》（In the Bonfire Glow of the Revolution）中，她主张最要紧的口号便是“做好准备就是一切!”罗莎·卢森堡正准备迈入历史的下一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