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记

昨天下午同家人介绍完《始皇帝》一书中举出的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之不同后，进而聊到《史记》的史料价值时，我说，“不管怎样，《史记》的价值都是非同凡响的，它至少给后世读者提供了一个大的框架，使科技发达的今天，可以用出土的文献进一步向这个框架内补充。否则，就算有再多的出土材料，若没有《史记》，甚至它的年代我们都无从参考，或搞不清相应的区域归属及统治者。”

然后，便聊到了《史记》的第一篇《五帝本纪》。尽管后人又为其补写一篇《三皇本纪》，但司马迁本人以五帝作为《史记》的开篇，还是可以看到他作为史学家对史料的择取及审慎态度的。首先，关于五帝到底是哪五位，历来就说法不一，如《吕氏春秋》便自有一套说法，但按《史记》所说，五帝分别是黄帝、颛顼、帝喾、尧和舜，这也是最为通常的说法，同时《五帝本纪》就是按这几位的顺序来进行史实叙述，即从黄帝一直到尧舜禹中的舜。接下来的《夏本纪》，则以禹的故事作为开始。

在这里，可以看到有意思的两点，一是据司马迁的记载，五帝中除了黄帝，后面四位都与其有血缘关系，换句话说，这几位都是他的后代，因此五帝是一家；二是不论怎样，司马迁将禹的故事放到《夏本纪》中，多多少少表明了他的态度，即禹所谓的禅让与夏王朝的建立是有直接关系的。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说一下在古代儒家那里两种社会的过渡了。这两种社会分别就是大同和小康。据《礼记》中的《礼运》篇引孔子的话说，起初，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就是大同，后来，人“各亲其亲，各子其子”，所谓“大道既隐，天下为家”，这就是小康。而从大同到小康的分界点，便是启赶跑了伯益，从而建立的夏王朝，开启了家天下。如此破坏大同的做法，我想不应归咎于禹有那个心或启有那个胆，而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事实上，据苏秉琦所说，小康之前，之所以会有一个以禅让制为主的大同之世，恰恰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生产力不够，因此当盟主也没有油水，不如选举，而随着生产力进一步的发展，私人武装的建立，这种转变，便是势在必行的了。

此外，儒道两家的一大分歧也是就此而言，到底应该回到大同之世，还是应该维护小康之世？老子认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并在其书第三十八章接着便说“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儒家则认为，大同之世固然是好的，可惜回不去，那就退而求其次，应该以礼为纪，以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为效，维护小康。推而广之，私认为这也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分歧。如今这些争论已经诞生了千年，但私认为看看这些还是对人有所启迪的。最后，记得樊树志在他两部教材（即《国史概要》和《国史十六讲》）中，便都以这种理论中从大同到小康的转变来开始文明史的叙述。 ——无所事事下重新思考而随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