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镜头下的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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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让你回忆你最难忘的「one night in Beijing」，那会是如何的一个夜晚？
对于这个问题，我可以有很多答案。
是2015年在北京的第一个跨年夜吗？那晚，我和朋友们在22点从学校出发，钻入美术馆东街24小时营业的三联韬奋书店，因为人太多没位置，只得坐在一楼到二楼的楼梯上聊天，并且在凌晨四点步行向天安门进发，为了看一眼元旦的升旗仪式。我已经记不起那天的日出是几点，只记得我因为个子太矮什么也没看到，又因为衣服单薄被冻哭了。是真的哭了。那个年纪的我对任何生活中一点点的不快过敏，当然也会对这样简单的勇气而自我感动。
或者，应是某个期末考前的复习之夜吗？和喜欢的人骑车10多公里到香山公园，从正门的门缝下钻进去，一边聊天一边往山顶爬去，走着走着，天空由深黑缓缓褪色，走到山顶时，金色的阳光便吞噬了整座北京城。我们后来离开了彼此的生活，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但我仍记得那天我们谈到的原生家庭、爱情与梦想。
又或者，被刺痛的记忆总是更刻骨铭心？被一个在北京多年的老乡阿姨带去中年男商人的酒局，在云雾缭绕中胆怯地拒绝无止境的劝酒，并且在酒至兴处落荒而逃。在北京东三环的马路上我哭着给爸爸打电话，得到的回复是「大人的世界就是这个样子」。是吗？那我有没有办法不长大？
生活回答说：没有。2022年，我从北京研究生毕业，结束了在北京的七年生活。原本我打算待到暑假结束，但五月份突起的疫情让我决定暂时先离开。这个非正常的离开像一篇小说漫不经心的结尾，你总以为后面还有些惊天动地的高潮，但读到最后才发现，故事本就是平平无奇的。
研究生时，在五道口地下酒吧的圣诞派对
我们都太迷恋结尾，乃至于只要结尾不尽人意，就立刻觉得悲剧，或者只要结尾有一刻的救赎，便可以忽略一生的不公和痛苦。但是，生命的高潮，往往就在此刻了。
天气、街道与好心情
我早就知道我要离开北京了，从我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开始。身为一个南方人，我自小对北京就没什么向往。北京对我来说只是一种抽象而遥远的政治符号，而非一个充满机遇和可能性的热土。长城的山水，会比江南的山更秀美吗？故宫的紫禁城会比杭州的园林更精巧吗？
甚至对于去北京上大学这件事，我也没什么期待。记得在北京的第一个冬天，我不停地在电话里向妈妈抱怨寒冷的天气。常年在东北做生意的小舅舅给我微信转账了一千块钱，让我去买羽绒服。我约了一个高中同学一起去逛中关村的商场，最后在欧美汇的乐町买下一件纯白色A字型羽绒服，穿起来像个雪人。
我用这件羽绒服抵抗了北京的一个又一个冬天。我逐渐习惯了短袖内衣，套上厚重外套的穿法，每次从外面回到宿舍就像解甲归田，如释重负。但每一次下雪，我还是像个典型的南方人不顾一切地冲到室外，用冻得发红的手指去揉雪，在操场上踩下斑驳脚印。
其实雪并不是什么好东西。雪后，空气变得尤为寒冷，路面被弄得脏乱光滑，为工人与行人徒增不便。但人们总是神话这纯洁而珍稀之物，由此也合理化了收拾烂摊子的过程。在北京就是如此，为了追求那落雪一刹那的美好，再寒冷再严酷的空气，也能红着鼻子长长地呼吸。
关于天气，朋友耐心地劝导我，北京的天气并不坏。北京是少雨的。常年灿烂的阳光，将空气晒得干燥，仿佛把空气中的粉尘也照得透亮。冬天把洗过的衣服晾在室内，半天也就干了。偶尔的冰雹或龙卷风变成了北京人们的谈资和朋友圈素材。很少有人因为天气离开北京。毕竟，对雾霾的关注已经从20多年前的忧心忡忡到现在的习以为常，人们总是有更值得关心的事情，比如去哪里打新冠疫苗，哪个区又出现了新的阳性病例。
相反，在上海住了一个春夏后，我便感受到了雨季绵长所带来的身心潮湿。衣服和皮肤总是黏糊糊的，耳边总会传来萦绕的昆虫嗡嗡声，霉菌并不像宫崎骏《龙猫》里那样可爱，而是在墙角伪装成异形于深夜惊吓梦中人。出门时遇到突如其来的暴雨，我便只好去便利店里买一把，从此家里有了五六把十五元一只的透明塑料雨伞，白色、黑色、透明色。它们是对上海无常天气的抵抗。
那就先撇开天气不说吧，北京少不了种种其他坏处：放多了油盐的食物、高速的生活节奏、总是在愤怒边缘线的路人。
在北京地铁上蹲着玩手机的年轻人
北京是城市规划设计的一本错题集。街道太长，太宽，如果用脚走的话，总是望不到边，还没有抬脚便令人泄气。目之所及，要么是灰色的苏式建筑，要么是遮蔽视线的摩天大楼。骑车的人总是需要绕远路。怪不得外卖员总是会把电瓶车开到人行道上，因为他们常常是无路可走的。
在上海，地铁站里的面包店和便利店随处可见。但在北京的2022年，刚刚有几个城郊的站点开始试点便利店。我只在上海见过没有外墙的、向外打开的便利店，北京的店铺总是要把自己包裹住。
居住在北京的人仿佛习惯了吆五喝六。地铁里安检查包的人、在马路沿管理共享单车的人、商场的保安、出租车司机，随时都可以搅坏你一天的好心情。我不得不学样变得凶狠，作为一种盾牌自我保护，以免受他人欺侮。
北京没有平民的夜生活。晚上22点，便利店、超市和商场基本都已打烊，连肯德基和麦当劳也开始在11点赶人了。不知是否是冬天的低温让这座城市的人不习惯夜间外出。当然，消费主义的夜生活又是另一回事。你若愿意，花一杯威士忌的钱可以在地下酒吧里待一整夜，只要不觉得孤独。
迎接梦想的年轻人
尽管如此，大批年轻人像被光源吸引的飞蛾一般不断涌入北京。北京是象征「知识与智慧」的大学和怀揣远大理想的创业公司的中心。怀着豪情的年轻人扑到这个混乱局面里，为了在这场流动的盛宴里分一杯羹。
T恤、黑色运动鞋、运动手表、深色电脑包、工卡，这似乎是北京大多数程序员的标配。他们总是深夜从西二旗的大楼里走出来，买走便利店最后的啤酒与便当。他们在公司坐到深夜，就像坐在车里不愿意回家的丈夫。北京以这样的方式哺育他们。
我曾问过一位在北京互联网大厂工作多年的35岁上下的产品经理，为什么不离开北京，以他的资历在一座二线城市谋求更好的发展机会？
他沉思了很久，回答说，我还没有做到最开始我在北京想做的事情。我在北京遇到的许多人都像是如此。他们如上了发条一样地高速运作，只在凌晨短暂的几个小时自我维修，即使在北京一无所有，却也不愿铩羽而归。当然，也有在北京的淘金热中乘风破浪的人，热情地向我炫耀自己在朝阳区几环内买了一套150平米的房，以及在市场低迷之前提前做空以赚得功名。「要把握住时机」，他砸吧着嘴说。
过去三十年里，北京似乎出现过很多时机。房地产、媒体、教育、互联网、短视频……但是我很难把这些时机与北京的地理空间必然联系在一起。北京的强势在于政治资本，而任何一个想要在中国出人头地的人都不得不缴纳租金。
要不然，就离开北京吧。另一位在清华读经管的学姐，在本科毕业就与同校的经管博士候选人结婚了。但这段婚姻没过几年就破碎了。学姐告诉我，她对物欲要求不高，而他却是一个有野心的人。后来，他博士毕业后就职于北京的一所高校，而她去了杭州做一名产品经理。「离开了不对的地方和不对的人」，学姐是这样描述过去的几年。
北京聚集了全国最多的高校资源，定期收集各个地方最优秀、最有野心的年轻人。学校像一个蛋壳为他们提供暂时性的保护。在大学里，一些人像是被一口气放了四年假，不必被社会和生活责任的框架压垮，只需在简陋的舞台上表演即可；另一些人则选择做社会栋梁，延续高中生活被上紧了发条整日敲敲打打，仿佛不卖力就会受到惩罚。
在身后鞭打的是惩罚，在头顶牵引的是梦想。谁的生活不依靠梦想呢？生活在北京，我们必须想着明天的事，因为眼下的境况总是不尽人意。但是没人许诺你一个令人满意的明天，尤其是在北京。
在城南理解北京
我真正开始理解北京这座城市，事实上是从在北京的第六年开始。
2022年，我正式离开学校，搬到天坛东门去住。北京的南城比北城要年迈得多。早晨的街道上不见匆匆赶地铁的年轻人，倒是可见拖着小推车的花白脑袋慢悠悠在胡同里潜行。午饭后，胡同家门口排起一列晒太阳的椅子，像摇篮般盛着逐渐枯萎的身躯，与电线杆上歇脚的麻雀们遥相呼应。
我没经历上海的封城，对极端的疫情防控政策只停留在新闻阅读的感知中。而北京人民则表现出对防疫政策的极度服从。这一点在南城尤为明显。
在我们所居住的那栋楼里，保安每天都会朝我们怒吼「给我把口罩戴上！」，仿佛这项任务是为他这份无所事事的职业增添了高尚的价值。进入各种公共场所必须扫码，严格佩戴口罩，若偷偷把鼻子露出来一会，便又会受到严厉的呵斥。
4月30日午餐是2022年我最后一次在北京的餐厅里吃饭。那天吃完午饭，我们沿着王府井大街往家走，阳光很好，但行人寥寥。没过几个小时，官方发布了禁止堂食的公告。
起初我们并不知道禁止堂食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五一到西单去逛，所有人都像老鼠一样流窜在街道上，捧着纸碗、塑料袋、纸袋吃东西，有的蹲在商场门口，有的坐在车栏上，有的就边走边吃。
我每天吃完饭，照旧去胡同里蹿，照旧被人吼着说要戴口罩，照旧迎接晒太阳的老人们充满探寻的打量的目光。
在家躁动不安的我仍然想去大街上寻觅生机。有一日在东四北大街上逛，看到一家吃越南米粉的店，跑过去问，打包买了附近有什么地方吃。店员为难地往街道左右探了探头，又无奈地摇了摇头，我顺着他的视线看去，只见穿着灰色工装的人坐在公交站台上吃三明治。
「要不你们拿套桌椅，我们坐门口吃？这样就不算堂食了。」我试探性地问。
店员有些犹豫，叫来老板，两人低声商量了几句，同意让我们坐在店门口吃饭。我们就这样突兀地在街道的人流中坐下开始吃越南米粉与青木瓜沙拉。过路人的视线像探照灯一样戳向我们，但对我们来说，这露天餐饮更多了些美味。
刚吃没一会，店员紧张地从店里跑出来对我们说，麻烦吃快一点，否则怕被人举报，就要永远关店了。
我们点点头。这不是恐吓。接下来的月份中，北京被查出阳性病例的几个地点陆续被查封，有酒吧甚至被吊销经营执照——毕竟酒吧看起来是城市中最不必要的公共场所。
上海封城的那段时间，北京风声鹤唳。市民们每天关心着猪肉菜价，以及傍晚7点准时召开的疫情防控会议。有一日，下午四点，微信小群里传来消息，说要全城居家三天，「赶紧去囤菜」。
本刚刚回家准备做晚饭，我们又匆忙赶到楼下的超市，发现生鲜蔬菜的货架上已空，人们手提大包在收银台排起长队。我又迅速骑上共享单车到附近的一个扶贫农产品店，果然，银发的老人们从店门口排到了胡同拐角。我在他们的队伍中显得格格不入。从胡同一户人家里走出两位阿姨，大声询问：「干嘛呀？在这排着队？」
队伍里即刻有人回应，「说要封城咯！赶紧出来囤菜？」
阿姨马上加入了队伍，一边嘟囔着：「这都哪来的消息？又说要封城了？」但队越来越长了。这家菜店由一对夫妻经营，妻子在里头收银，丈夫在门口查核酸码，并且严格控制人流，出来一位才能放进去一位。控制人流不是为了保持有效距离，而是逼仄的小菜店里实在装不下更多人了。
排到门口时，一个体型壮硕的男人从队伍外侧冲过来跟老板搭讪：「我刚来买过了，忘记买油了，能帮我拿一瓶吗？我转账给你。」
老板似乎感受到了队伍后面恶意的目光，为难地说：「大家都在排队……」
但男人仍在反复说明自己的理由，「我刚刚就过来买了呀！就拿一瓶油而已的呀！」他理直气壮，完全没有任何央求的样子。队伍后面传来了愤然的叫声，「要排队！必须排队！」
就在这时，我终于挤进店里，不必目睹这场即将爆发的战争了。我从光秃秃的货架上拿了五六颗西红柿、一卷空心菜、一只大茄子、一只手臂粗的的白萝卜、三捆奶白菜。我从上海学习到了在北京的生活经验，了解到封城应该购买哪些蔬菜，在储存时间长和口味偏好上保持精妙的平衡。
疫情让每个人被迫接受一种城市生活。我总能看到坐着轮椅排队做核酸的腿脚不便者，或者是在公交上怎么也点不出手机上的绿码的老人。
每日的生活必须依赖于这一个小小机器上的无规则正方形图案，他们会如何理解这件事呢？
何处是百花深处
在2010年前接触过流行乐的人，大概不会没有听过某个版本的《北京一夜》，也大概不会对「百花深处」陌生。这首歌诞生于1992年的百花街录音棚，源头只是一句随口的发问——闽南语「为何在北京」，和英文「one night in Beijing」极为相似。
坐落在百花深处胡同16号的百花街录音棚曾见证了中国当代流行乐的蓬勃发展，也孕育了很多传唱于街头小巷的经典歌曲。而当我20年后再骑车穿梭百花深处时，再不见了击鼓奏鸣声，再不见了深夜举着酒杯在胡同里高歌的路人。
2002年，15位全球大师级导演受邀，各自以「时间」为主题拍摄一段10分钟的微电影，组成了当年戛纳电影节的开幕电影《十分钟，年华老去（TEN MINUTES OLDER）》。其中唯一受邀的中国导演陈凯歌把镜头对准北京胡同，拍了一部极具隐喻色彩的《百花深处》。主人公冯先生（冯远征饰）是一位旧宅遭遇拆迁的老北京人，请搬家公司到已经一片废墟的百花深处胡同，「搬」走了只存留于他记忆中的紫檀衣橱、金鱼缸、前清灯座……
电影里，冯先生坐在车上，路过内环新建的高楼大厦，像是见到哥斯拉大怪兽一般露出惊恐的面容。他记忆中那个飘着吆喝声、糖炒栗子香气的传统的北京不见了。顾城所写的「百花深处好，世人皆不晓。小院半壁阴，老庙三尺草。秋风未曾忘，又将落叶扫。此处胜桃源，只是人将老」，不复存在了。
对于老北京人尚且如此，更不消说那些对城市生活极为陌生，但又不得不和城市发生交集的人。而对于我们这些千禧年的非北京人，老北京只存在于汪曾祺的散文和林海音的《城南旧事》里。城市化给每一个怀旧的人的心上划上刀痕。
在北京最难忘的夜晚，其实是有一日凌晨出门买冰淇淋，看一辆三轮板车停在马路中央，驾驶者缩在厚棉衣，靠在车把上沉睡着。上海公园里盘桓着不愿离去的流浪者，他们拖着从垃圾堆捡来的大帆布袋，装着自己的全部财产，整日整夜地自言自语。地铁上，一位背着蛇皮袋、穿着旧草鞋的满脸皱褶的老人，紧紧握着扶手，对每一次刹车与启动都眉头紧皱。那种紧张感，我在第一次到香港、纽约、洛杉矶时也经历过。我自作好心地上前想要为他提供帮助，「您要去哪里呀？」
「去宋庄。」他用含混不清的乡音回答，「坐八通线。」我压根没听说过什么八通线。手机突然糟糕地失去了网络信号。此刻，我才知道，自己对这座城市知之甚少。
要看清一件事物，你不能靠得太近。我做一档叫做《北海怪兽》的播客，一开始，总把北京和上海拿来做比。其实这很愚蠢，谁都知道狄更斯《双城记》里的矛盾并不在伦敦和巴黎的矛盾，而北京和上海的区别也并不只在便利店和天气的区别。
其实，我想问的，并不是「one night in Beijing」，而是「为什么在北京」。选择离开一个地方的理由一定比选择去一个地方的理由更沉重。但或许也不需要什么理由。生活如河向前奔流，总有兀自拐弯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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