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与车站

这一跳跃，在我们看来十分神奇，主要还不是因为穿越了一段空间距离，而是它把大地上两个完全不同的个性联结在一起，领着我们从一个名字到另一个名字，在火车站这些特别的地方完成的神秘的过程将这一跳跃图像化了。

——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 在少女花影下》

一

石椅上落满了叶子，我坐在树下写作，回想着刚刚Y老师和我说的那些。她说，你不能把身体想得太实在，可能在仪式中，身体更多是一种中介、一种经验，他不是我们现在所想的身体。我觉得你大概在说感官，可它不需要太高深的理论，我们眼能看到、手能触及、会感受到疼痛，这就够了。人们想以最直接真切的方式感知到超验性的存在，那就只有身体。

现在我还在想着这些，昨天读特纳的《仪式过程》时，看到他说社会不是结构而是一个过程，身体也是这样吗？我们在什么时候会“感知”到我们的身体？中世纪的方济各教徒通过鞭笞自己来唤回并感受基督的身体曾经受的痛苦，好像这个时候身体便是仪式本身了，那么我需要将身体再视作一个整体或核心吗？或者说，身体就是一座殿堂、一个空间，仪式在此处发生，重要的不是身体的空间，而是仪式的过程，身体因为仪式而拥有意义。

中古的僧侣常常选择自残烧身以弘发誓愿，功利些说，也以此搏得声名，凝聚起新的团体（特纳的“交融”大抵即是如此）。当火焰熊熊燃起，多么骇丽，我说，这是极富感官冲击的形景。可这一论断能向下走到何处？而且，对僧侣来说，核心且重要的果真是身体吗？无数个记载中，舍身的僧侣从未流露过痛苦的模样，或者仅仅是文本没有记载——僧侣希望自己的身体是能够超脱痛苦的。在这里，或许可以说僧侣的身体是另一种殿堂空间，其中进行的仪式过程像是升起的香烟，的确源于地面，最终却要上升至天空。

可身体的确是是存在的，不是吗？在《法华经》中，药王菩萨舍臂后，完整的手臂又恢复了回来。现实中僧侣的身体却永无可能恢复，要么只能永远携带着这些伤口（《彼得前书》：“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虽然中古僧侣永无可能读到这句话）、要么只能在火焰中走向死亡。所以我总想，现在大家的研究总是忽视了身体，可身体真的太重要了，我非常急切地想在文章里摇旗呐喊，去说：请大家别忘了我们的思考与生活都源自这具肉身啊，请再去听听身体的声音吧。可这究竟是不是那些僧侣所思的问题呢？还是说，只是我的问题。

二

昨天Z老师在课上讲阿多诺的《瓦莱里、普鲁斯特与博物馆》，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那些沉湎于复古情怀的大型音乐会曲目的安排，也已经愈发趋同于博物馆，就仿佛将伴着烛光演奏的莫扎特抽离为一出古装戏。试图将音乐从疏离的表演挽回到当下生活情境的努力，不仅徒劳无功，而且这努力不过是些复归的怨曲…任何视艺术能够借由意愿来复制其原始形态的观点，都陷入了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陷阱。将往昔当代化，有损而无益。但倘若彻底放弃体验传统的可能性，则无疑是屈服于文化浪漫主义，背弃了文明的信念。尽管无序的世界乱象重重，而事实上各种补救也不过是拆东补西”。

老师在这里说，比起博物馆对原境的割裂，或许复归原境更令人忧虑，这看似是严密的历史眼光，但很大程度上可能是一种情绪，这里的“复古”只是一种历史的想象。那么，我对身体问题的声张是否也是这样？好像到了最后，我只是抱着“身体很重要”的信念在往前走，只是要实现我的问题，而不是我所面对的古代世界的问题。

这几周来，我翻阅着各种各样的物质与身体理论，从马克思、梅洛庞蒂到福柯，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机械化所带来的“超级物质时代”，纯然的先验我思已无法在此生存，这飞速运转的一切向内压迫着身体，如同方济各教徒的鞭笞一般无法忽视，他们的理论所揭示的或许正是这样的过程。我将这些知识纳入囊中，作为思考古代问题的当代基础——我们的一切思考都无法脱离当下！我想，宗教的文本仅仅揭示了形而上的一面，可人们的确是在身体中体验与生活的。

只是，我忘了一点，在马克思或福柯的时代，超验已完全坠入俗世，虚拟的世界恰加重了物质化的实在，人们无法相信眼睛所观、肌肤所感之外的事件。可中古不是这样的，在火中死亡的僧侣并非真正死亡了，他将他的身体留下，作为方便供人礼拜；另一方面，他又的确在超越性的世界里成道了，至少当时的人们如此相信（友邻之前与我分享了宇文所安谈李贺的一篇文章，也在讨论类似的问题）。我原来总是忽视这些超越、只是关切着身体，但如果抛开身体，再去阅读那些关于烧身的文本时，我又能看到什么？

我又一次翻开僧传，看到其中关于慧益烧身过程中所发生异象的记载：“焚身供养…行云为结，苦雨悲零；俄而晴景开明，天色澄净。见一物如龙从薪升天”。我以为多么熟悉这些，这不就是“感应”，可我只想到了感应一端的肉身，却忘记了感应另一端的超越。我们现代人的确在一个近乎完全物质化的世界中生活，可中古的人们不是的，他们有着我们所无法再触及的非物质（暂且不用“想象”一词“）世界。作为一名艺术史学生，我常会想，目前关于仏教的讨论由于发端自文本，往往忽视了物质的层面；可当我执着于物质的基础，我却在自以为明智的道路上对那些身处物质之外、对中古的人们同样现实的存在视而不见。到最后，这不过也是一种自我的情绪，一种“浪漫主义陷阱”。

三

我要讨论的身体究竟是什么？身体的确是重要的，可它在不同的时代有着无数种显现的方式。上学期的时候，我选了H老师开的一门荷马史诗课程。向他请教的时候，我提到了西格尔《奥德赛中的歌手、英雄与诸神》中对时间与空间的论述。他和我说，你要警惕、你要为你论文的讨论内容划定边界、你要时刻明确自己的立场。空间和时间的讨论固然好，可它是对我们现代人而言的，对希腊人而言果真有着“空间”与“时间”吗？你当然可以在你的论文中这样讨论，可你要注明，这是一个现代人的视角，而不是希腊人的视角。大概我想要讨论的身体，也是这样吧。

也是刚刚的时候，我和Y老师说，我看到每一个人、每一个时代都在面对着感性与理性、自我与世界的悖论，我总在思考着这样的问题。如果是一个哲学家，像阿多诺，他可以悬置这些来抵达一种超越的境界，大家当然也可以求助于一些所谓东方哲学，来讨论着物我浑一的可能，可艺术史总要落到一个特定的风景中。Y老师和我说，你可以在你的文章中加入这些理论的思考，可你不能让你所期的理论带着你走。况且一些很大的问题可能我们永远找不到答案，又何必着急？

我觉得Y老师的话很有道理，然后想到，原来我所写的身体问题正是我自己的问题。因为我的自我过于坚硬了，这种强烈的我执充盈着我的身体，所以我会感到身体是重要的。我一直在思考着这样一个过于自我的问题，老师与朋友们也一次次与我说，我的确在不断反思，每一次好像都觉得自己又走出了自我些。可到现在，我却发现自己的问题其实贯彻着思考与研究始终。我无法将身体看作一个过程、无法注视非物质化的存在，那么我只有首先放下身体。我不能让我对身体的思考带着我走——即使我可以为自己辩护，说身体感是人人皆有的。这些时候我便忘了自我之外的一切，我会把方济各教徒和中古僧侣放在一起，觉得他们都在回归着核心的肉身。但他们是不同的，他们和我也是不同的。至于我所常思考的那个禅宗的指月譬喻，我也不应先验地为它填上自己的答案。我会觉得不能忘掉手指，我可以这么想，但我所书写的那些人可能不会这样想。

在上学期H老师和我说起“希腊人的视角”时，我会去想，可我们已然无法了解到希腊人的所思了。这样的思考又会导向无限的解构，可我不是哲学家，不能像德里达那样，我需要落到特定的风景中，我又绕回了开始的问题。而在阅读H老师新书时，看到他说“今天的人唯有在瓦解之中才变得可能。但逻各斯中心，至少对于希腊人而言，却是承认、赞同甚至赞叹，唯有以此才能赢得人之为人的安顿。希腊人在智慧与爱智慧之中让这一安顿现身为有朽之人能够领会到的知。本研究旨在将这一安顿重新释放到历史的当下”，我好像也开始理解H老师的视角，以及自己所处的现实。是啊，世界充满了矛盾与悖论，可这就是我们所必然所受，“今天的人们唯有在瓦解中才变得可能”。

我依然可以说，这些矛盾、悖论与瓦解都源自这具身体，我也依然可以（也必然会）困惑于这永恒的悖论，可世界本来就是无限的，本来就是一个过程，我又为何要希求它能在我的文字中停下来、希求找到一个有限的答案？就像身体的经验的确存在，可它们中的许多就应当停留在它们本身上——像阳光落到肩头、微风拂过脸颊，为什么要让将这简单的体验凝固化、复杂化？当我思考着自我的时候，我便永恒缠绕在这悖论里，然后呢？我还是不知道，但也是在昨天下午，当我问Z老师同样的问题是，他和我说“那就像普鲁斯特那样，找一处车站、找一个名字停下来就好了”。我猜在这样的时候，我的身体便是那飞驰的火车、又是一个殿堂般的空间，我只是需要走出车站，即使最后火车还是要在这奔涌的时间之流中继续行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