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an Carlos Onetti短篇三篇（最佳）
一个成真的梦
这个笑话是布莱内斯发明的——他来我的办公室——在我有办公室的日子里，但后来事情变糟了，我也就不再拥有——他站在地毯上，一只拳头撑在桌子上，他颜色漂亮的领带打在有一颗金扣子的衬衫上，而他的头——方方的，整洁的，黑色的眼睛一分钟都无法集中注意力，总是马上就涣散了，好像他马上就要睡着或想起他生命中自此再也不曾有过的一个纯洁而善感的时刻——，那颗没有一点点多余之处的头，在挂满了肖像和海报的墙的映衬下，等我说完用圆圆的嘴评论道：
——因为您，当然，您为了哈姆雷特毁了自己。 或者：——是的，我们已经知道了。 您总是为艺术牺牲自己，如果不是因为您对哈姆雷特的疯狂的爱......
我花了那么多年忍受这些悲惨的人，作家、演员、剧院老板、报纸评论家以及他们的家人、朋友和爱人，所有这些时间都在失去和赚取上帝和我都知道下个季度必须再次失去的金钱，伴随着光头上的那滴水，打在肋骨上的那拳头，那口苦乐参半的酒，那不能完全理解的布莱内斯的嘲弄：
——是的，当然。 您对哈姆雷特的无节制的爱使您陷入了疯狂……
如果我在第一次听到听到他说这话问了他的意思，如果我承认自己对哈姆雷特的了解就像我在第一次的阅读之后就已然了解为一部喜剧该花多少钱一样，那么这个笑话就已经结束了。 但是我害怕许多还未诞生的笑话会让我提出我的问题，所以只是做了个鬼脸就把他打发走了。 因此，我可以活上二十年，而完全不知道哈姆雷特是什么，也从来没有读过它，却能从布莱内斯脸上的意图和他的摇头中知道，哈姆雷特就是艺术，纯粹的艺术，伟大的艺术，而且也知道，因为我在不知不觉中吸收了这一点，我也是一名演员或女演员，在这种情况下，总是一个生着可笑的臀部的女演员，穿着黑色紧身衣服，头骨，墓地，决斗，复仇，溺水的女孩。 还有W.莎士比亚。
因为此，当现在，只是现在， 我宁愿不摘下梳得光洁的金色假发睡觉，还有一副让我吹口哨和说话都得小心翼翼的根本不适合我的牙齿，我发现我自己在这个为破产剧院人提供的庇护所般的图书馆里，他们为它起了一个更体面的名字，那本很小的深蓝色的书，上面有凹陷的镀金字母写着汉特雷特（Hantlet），我坐在扶手椅上，没有打开这本书，也决心永远不打开它，不去读哪怕一行，想着布莱内斯，这就是我对他的笑话报仇的方式，还有布莱内斯去某个省会的一家旅馆找我的那个晚上， 抽着烟，看着天花板和走进房间来的人等我说完话，然后在可怜的疯女人面前嘟起嘴对我说：
——想想……像您这样为了哈姆雷特而毁了自己的人。
我在酒店和他约了个时间让他在一个纯属胡说八道的剧里负责一个角色，我想，就叫它梦想成真。 在那疯狂的演员阵容中，有一个没有名字的美男子，这个美男子只能由布莱内斯塑造，因为当那个女人来看我时，那里只剩下我和他； 公司的其他人都逃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了。
那个女人中午一直在旅馆里，而我在睡觉，她是在那个对她和那个炎热的省份的所有人来说都该是午睡已经结束了的时间回来的，而在该午睡的时候我在餐厅最凉快的地方，吃着圆形的阿根廷炸肉排，喝着白葡萄酒，那里唯一好喝的东西。乍看一眼我不会这么说——当她在窗帘门的热晕中站住，在餐厅的阴影处睁大眼睛，服务员向她指了指我坐的位置，她立即带着裙子的漩涡笔直朝我走来——我猜到女人里面穿的什么，或者那个好像她正在解开的柔软松散的疯狂丝带的东西，轻轻拉几下扯掉了，就好像那是粘在她过去孤单岁月的一道伤口上的绷带，用它把我缠起来，像木乃伊一样，将我和在那个无聊的地方度过的日子，让我像穿得很糟糕的胖子一样喘不过气来。但是，是的，那个女人的微笑中有某种东西让我感到紧张，我无法盯着她那就像张着嘴睡觉和呼吸的小孩子一样露出的参差不齐的小牙齿看。她的头发几乎是灰色的，编成麻花辫，她的衣服很老式。但它不是发明它时女士们会穿的，而是当时少女们会穿的那种。她有一条长度到鞋子——那种叫靴子或短靴的——那的裙子，一种叫做靴子或短靴的裙子，又长又黑，当她走得很急时就会打开然后又缩起来并且一边颤抖。她的衬衫是紧身的，有蕾丝，在挺起的的乳房之间有一颗大宝石，而衬衫和裙子在腰部由一朵玫瑰花连接并分隔，现在想来我觉得也许是人造的，一朵花冠很大、低垂着头的花，它的刺茎威胁着她的胃。
那个女人大概五十岁左右，最她最让人不能忘怀的，就是现在想起她在酒店餐厅朝我走来时的感觉，带着那种一直沉睡着然后现在醒来了，头发有一点凌乱的另一个世纪的少女的气息，几乎没有衰老，然而随时就要到达她的年纪，然后猛一下子就默无声息地苍老了，被那些日子悄悄的工作侵蚀瓦解了。她的笑容很难看，因为面对这个女人对衰老和猝然死亡的危险的无知，人们会认为那个笑容知道，或者，至少，露出的小牙齿预见到了，威胁着他们的令人反感的失败。
现在一切都站在餐厅的昏暗中，我笨拙地将餐具放在盘子旁边，然后起身。 “您是剧院经理朗曼先生吗？”我歪着头笑着，请她坐下。她不想动任何东西。隔着桌子，我偷偷地看着她唇形很完美、化了淡淡口红的嘴，而就在它中间，是一个带点西班牙式的声音，像是从上下两排不太对称的牙齿之间滑脱出来的小调。从那对努力张大的小而安静的眼睛里，我得不出任何东西。必须等她说话，我想，她的话所唤起的女人的和存在的任何形式都将会适合她好奇的外表，而这好奇的外表便会随即消失。
——我想看他表演，她说。我是说我有部剧作……
一切都表明她将继续说下去，但她停下来等待我的回答；她以一种无法抗拒的沉默，微笑着告诉我这个词。她静静地等待着，双手抓着裙子。我推开盛着吃了一半的阿根廷炸肉排的盘子，要了咖啡。我递给她香烟，她摇了摇头，笑得更大了一点，表示她不抽烟。我点着我的烟并开始和她说话，试图不会显得过分粗暴地请她离开，但是要马上并且永远地离开，尽管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强加给自己这样一种谨慎的风格。
——女士，真可惜……您从来没有参加过首映，对吧？这是自然。那么你的作品叫什么？
——不，它没有名字。她回答说。这很难解释……不是您想的那样。当然，您可以加个标题。它可以称为那个梦，那个成真的梦。一个成真的梦。（注：本篇标题为Un sueño realizado。前面黑体的“梦想成真”原文为Sueño Realizado。然后这里三个依次为El Sueño、El Sueño Realizado、Un Sueño Realizado。）
毫无疑问，我明白我疯了，我感觉更舒服了。
——好的；一个成真的梦，这名字很好。名字非常重要。我一直对帮助那些刚刚开始的人感兴趣，可以说是个人的，也可以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是不感兴趣。赋予国家大剧院新的价值。虽然没有必要告诉你，我所收获的并不是感激，女士。有很多人迈出的第一步都得归功于我，女士，很多今天在科连特斯街获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权利并赢得了好些年度奖项的人。他们已经不记得什么时候差点来求我了……
就连餐厅里的服务员也能从冰箱旁边的角落——他用餐巾纸赶着苍蝇和炎热——里明白，那个怪人根本不在乎我说的任何一个音节。我用一只眼睛从咖啡杯里冒出的热气里最后看了她一眼，然后说：
——好了，女士。您必须知道这里的这一季度是失败的。我们不得不中断它，而我因为一些私人事务才一个人留在这儿。但下周我也会去布宜诺斯艾利斯。我又弄错了，可我们又该做什么呢。这里的环境还没有准备好，尽管我已经放弃了用短剧之类的东西来完成这个季度以及诸如种种......你看到了它对我的影响。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做一件事，女士。如果您能给我一份您作品的副本，我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看看……是三幕吗？
她不得不回答，但只是因为，我把游戏丢还给了她，我闭上了嘴，身体微微倾向她，将烟头擦灭在烟灰缸里。她眨巴着眼：
——什么？
——您的作品，女士。一个成真的梦。三幕？
——不，不是一幕一幕的。
——或者说三场。现在正在流行这种风俗……
——我没有副本。不是一个我已经写好了的。她继续对我讲着。是时候逃走了。
——我把我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地址给你，当你写好了……
我看到她在弯曲蜷缩起身子；但是带着一种凝结的笑容抬起头来。我等着，相信她会离开。但片刻后，她将手放在脸前做了一个动作，又继续说了起来。
——不，和你想的完全不一样。这是一个片刻，你也可以说是一个场景，而在那里什么都没有发生，就好像我们在餐厅里所表现的这个场景，等我走了，也没有别的什么会发生。不。她回答说，这不是情节的问题，街上有一些人，有房子，有两辆车开过。那里有我和一个男人和随便一个从街对面一家公司出来的女人，给了他一杯啤酒。没有其他人，就我们三个。男人过马路走到女人拿着啤酒杯从门里走出来的地方，然后他又过马路，在我旁边的那同一张桌子旁坐下，就是他最开始所在的地方。
她沉默了片刻，而她脸上的笑容已不再是给我的，也不再是给餐厅靠墙有一块布帘的半开的橱柜的。然后她总结道：
——明白吗？
我之所以能够逃脱，是因为我记得亲密剧院（teatro intimista）这个术语，我对她谈起了它，以及在这些环境中创作纯粹的艺术是不可能的，没有人会去剧院看这些，也许在整个省，只有我能理解这部作品的质量和运动感和汽车的象征还有男人提供烈性黑啤酒的女人，那个男人穿过马路走回到那个女人身边，走到女士您身边。
她看着我，脸上的表情与布莱内斯发现有必要向我要钱并和我谈论起哈姆雷特时的表情有着某种相似之处：有点怜悯，而剩下的则是嘲笑和反感。
——不是那样的，朗曼先生。她告诉我。仅仅是我想看到的，没有其他人会看到，不是公开的。我和那些演员，没有更多人了。我想见他一次，但这一次就如我告诉您的那样，您必须照我说的做，别无其他。明白吗？所以，请告诉我我们要花多少钱来做这件事，我会给你。
再谈论亲密剧院或任何那类的东西已经没有用了，在那里，与打开钱包并拿出两张五十比索钞票的疯女人面对面——“用这些聘请演员并加入头几笔的花费，然后告诉我还需要多少。”我渴望钱，要等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某个人回复我的信并寄给我几个比索，我才能从那个该死的洞穴中走出来。所以我尽量向她展示我最好的笑容，点了几下头，然后把钱折了四折放进我的背心口袋里。
——完美，女士。在我看来，我理解这些您……——我说着话不想去她，因为我在想着布莱内斯，因为我不喜欢在女人的脸上也要看到布莱内斯那副羞辱的表情。——我会用下午的时间来研究这件事，如果我们能见面……今晚？完美，就在这里；我们已经有了第一位演员，而您将能够向我们清楚地解释那个场景，我们会同意是为了梦，一个成真的梦......
也许只是因为她疯了；但也可能是她和我一样明白，我不可能偷那一百比索，所以她没想向我要收据，她甚至没有考虑过这件事，她握了握我的手就走了，而她每走一步裙子就会在相反的方向上转四分之一圈，她挺直身体从餐厅昏暗的灯光里出去，走进了炎热的街道，这好像回到持续了很多年的午睡的温度里，在那里她保存着那个总是在腐烂边缘的不纯洁的青春。
我可以在一个凌乱而黑暗的房间里找到布莱内斯，在夕阳的湿热后面，在盆栽和绿色席子后的墙面砖铺得乱七八糟。那一百比索还在我的背心口袋里，直到我找到布拉内斯，直到我让他帮我给那个疯女人用她的钱所要换取的东西，不然我一分钱都不会花的。我把他叫醒，耐心地等他洗完澡、刮胡子、回到床上躺下，再重又起来喝杯牛奶——这意味着他前一天喝醉了——接着又在床上点了一支烟；因为他之前不听我的，现在仍然是，当我抓起我坐的那把更衣室椅子上的多余物品并弯下身严肃地向他提出建议时，他阻止我说：
——但是看看那个天花板！
那是一个瓦铺的天花板，有两三根绿色的横梁和一些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印度甘蔗叶子，又长又枯。我看了一会儿天花板，而他只是笑着摇了摇头。
——好，那就给她，他后来说。
我解释了那是什么，布莱内斯每过一刻就要打断我，笑着说这完全是我的谎言，是那个女人派我来取笑个什么人。然后他又问我是什么，我只好拿出那个女人所给的钱的一半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回答说，其实我不知道是什么，也不知道是什么那个女人到底想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但是她已经给了我五十比索，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去布宜诺斯艾利斯，或者至少我可以去，如果他想继续在那里睡觉的话。他笑了，过了一会儿，他变得严肃起来。从我告诉他我提前拿到的五十比索里，他希望马上就拿到二十。所以我只好给了他十比索，我很快就后悔了，因为那天晚上他来到酒店餐厅时，他已经喝醉了，笑着，嘴巴歪到一边，头埋在小冰盘上，说了起来：
- 你不吸取教训。科连特斯街和世界上每条艺术爆发的街道的赞助人……一个为了哈姆雷特毁了自己一百次的人，为了一个穿着束腰的无名天才，将无私地拿自己去冒险。
但是她来的时候，当那个女人从我身后走出来，全身一袭黑衣，戴着面纱，手腕上挂着一把小雨伞，脖子上挂着一块怀表，她向我打招呼，边把手伸向布莱内斯，带着造作的灯光映衬下显得比较祥和的微笑，他终于不再烦我，说道：
——嗯，女士；众神将您引至朗曼这来了。一个牺牲了成千上百才能为哈姆雷特做对一次的人。
然后，她似乎带着嘲弄意味地看看这一个，又看看另一个。然后她变得严肃起来，说她很赶时间，她会等一切准备好了才回来并向我们解释清楚这件事直到最多疑的女孩子也不会再有任何疑问为止。柔和干净的灯光下，女人的脸庞，还有身上所有闪光的地方，衣服的各个部位，没有戴手套的手的指甲，伞柄，带链条的手表，仿佛都摆脱了光天化日的折磨而回到了它们自身；我立刻有了一种相对的自信，整个晚上我都没有去想她是疯了，我忘记了这一切都带有诈骗的味道，一种正常而频繁的生意可以让我安下心来的感觉。虽然我什么都不用操心，因为布莱内斯就在那儿，一如既往地在喝酒，和她说着话，就好像他们已经见过两三次了，递给她一杯威士忌，但她换了一杯花茶。所以她该告诉我的都告诉了他，我不想反对，因为布莱内斯是男一号，他对这出戏了解得越多，事情就会进展得越好。那个女人想让我们为她表演的是这个（她用另一种声音对布莱内斯说，虽然没有看他，虽然当她谈到这件事时她垂下了眼睛，但我依然能感觉到她现在以一种个人的方式在说，好像她在回答有关她生活中的私密事情的问题，而她对我说着同样的事口气却像办公室里惯有的那样，比如申请护照或者之类的。） ：
——场景中有房屋和人行道，但一切都是混乱的，好像那里就是一座城市，那里聚集着所有东西以给人一种大城市的印象。我出来了，我要演的女人从房子里出来，坐在路边，旁边是一张绿色的桌子。桌子旁边一个男人坐在厨房长凳上。这就是您要表演的人物。他穿着球衣、戴着帽子。街对面有一家蔬果店，门口放着一箱西红柿。然后一辆车驶过现场，那个男人，也就是您，起身过马路，我吓坏了，以为车撞到了你。但是您从车前面走过，到达对面的人行道时，一个穿着运动服、手里拿着一杯啤酒的女人出现了。你一口气把它喝光，然后马上要走回来，汽车这时又刚好经过，但这次是从下往上全速行驶；您还是及时回来了，并坐回厨房长凳上。与此同时，我躺在人行道上，就好像我还是个小女孩。您微微俯身以摸摸我的头。
这件事做起来很容易，但我告诉她问题——最好现在就想想这个问题在那第三个角色，那个拿着一杯啤酒从家里走出来的女人身上。
——罐子，她告诉我。一个带把手和盖子的陶罐。
然后布莱内斯点点头，说道：
——当然，上面还画了一些画。
她说是的，似乎布莱内斯说的话让她非常满足，开心，脸上洋溢着女人才能够拥有的那种幸福，这让我想闭上眼睛不去看她，仿佛良好的教育会命令我这样做似的。我们继续谈论另一个女人，而布莱内斯最后伸出一只手说他已经得到了他需要的东西，我们不应该再担心了。我不得不认为这个疯女人的疯狂是会传染的，因为当我问布莱内斯让哪个女演员担任这个角色时，他告诉了我里瓦斯，虽然我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但我不想说什么因为布拉内斯在愤怒地看着我。所以一切都商定好了，他们商定好了，我根本不用再费什么神多想；我立即去找剧院的老板，以一日的租金租了两天，但我向他保证，除了演员没有别的人会进去。
第二天，我找到了一个懂电气安装的人，他以6比索的日薪还帮我搬动并重新粉刷了一些架子。晚上，工作了大约十五个小时后，一切都准备好了，我汗流浃背，隔着衬衫袖子抓着三明治吃起来，喝着啤酒，一边失神地听着男人告诉我的小镇故事。男人顿了顿接着又说道：
——今天我看到你的朋友可有人陪着。今天下午，和昨晚和你们一起在酒店的那位女士。在这里一切都会传到所有人那里。她不是来自这里；据说她总是夏天来这。我不喜欢多嘴，但我看到他们进了酒店。是的，何等的美事；当然，您也住在酒店里。
但他们今天下午走进的是另一间酒店……嗯？
过了一会儿，布莱内斯到了，我告诉他，唯一还差著名女演员里瓦斯和汽车的事情，因为只弄得到一辆，是一直在帮助我的那个男人的，我会以几比索的价格租用它，就让他本人来开。但我有办法解决车的问题，因为这车是一带折叠车棚的破烂，只需要第一次将折叠车棚关上，而第二次把它打开或者反过来。布莱内斯没有回答我，因为他完全喝醉了，我无法猜测他从哪里弄来的钱。然后我突然想到，他是有可能无耻地直接从那个可怜女人那里拿钱的。这个想法毒死了我，我继续默默地吃着三明治，而他醉醺醺地哼着歌，在舞台上走来走去，扮演着摄影师、间谍、拳击手、橄榄球运动员的角色，一直哼着歌，帽子都掉到脖子处了，四处张望，从四面八方寻找着鬼知道什么。每一刻我都在加深我对他是用从那个可怜的有病的女人那偷来的钱买醉的确信，我不想和他说话，当我吃完三明治时，我叫男人给我再拿半打和一瓶啤酒。
布拉内斯已经厌倦了为了这一切而折中，他不体面的醉酒让他变得多愁善感，他走到我旁边在一个木箱上坐下，双手插在裤兜里，帽子放在膝盖上, 用浑浊的眼睛、眼珠一转不转地看着现场。我们都没有说话，我看得出他正在衰老，金发已经褪色稀疏。他没有多少年可以继续扮演美男子或带女士去酒店或任何事情了。
——我也没有浪费时间。他突然说。
——是的，我想是的。我毫无兴趣地回答。
他笑了笑，又恢复了严肃，戴好帽子，重新站了起来。他走来走去边跟我说话，就像他常在到处挂满题字的照片的办公室里向我口述一封给女孩的信那样。
——我一直在调查那个女人。他说。看来是家里或者是她自己很有钱，然后她就不得不当老师了。但是没有人，是吗？没有人说她疯了。只是一直有点奇怪，这点的确是的。但并没有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来和你说，噢，悲伤的哈姆雷特的养父，拿着抹了三明治黄油的圆号……和你说这些。
——至少，我平静地告诉他，我不监视别人的生活，也不去征服那些有一点奇怪的女人。我用手帕擦了擦嘴，转身一脸无聊地看着他。 ——而且我不会用知道是谁的钱买喝得烂醉。
他双手叉腰站着，时不时看向我，若有所思，不停地对我说些令人不愉快的话，但谁都看得出来，他是在想那个女人，不是发自内心地想要羞辱我，是为了在想着的时候做些什么，一些会阻止我意识到他在想那个女人的事。他走回我身边，蹲下身，抓起啤酒瓶随即又站起来，慢慢喝完剩下的，嘴巴贴在瓶颈上，喝光为止。他在舞台上走了几步又坐下，两脚夹着瓶子并用双手盖住。
——但我已经和她谈过，她一直告诉我，他说。她想知道这一切是什么。因为我不知道您是否明白这不仅仅是把钱放在口袋里。我问她我们将要表演的这个究竟是什么，然后我意识到她疯了。您有兴趣知道吗？这都是她做的一个梦，您明白吗？但最大的疯狂是，她说这个梦对她没有意义，她不认识那个穿着蓝色毛衣坐着的男人，也不认识那个拿着罐子的女人，更不住在一条类似您打造的如此滑稽可笑的街道上。你胡说八道。那么是为什么？她说，因为她睡着做着这个梦时，她感到很快乐，但不是快乐这个词，而是另一种东西。所以她想重新再看一遍。虽然它很疯狂，但它有它的合理之处。而且我也喜欢这一切当中没有爱情的粗俗。
当我们回去睡觉时，他时不时会在街上停下来——朝着蓝天和酷热——抓住我的肩膀和翻领问我是否明白，我不知道是什么，一些他一定也没有很好理解的东西，因为他从来也没能对此做出完全的解释。
那个女人十点整到了剧院，穿着和那天晚上一样的黑色西装，一样带链条的怀表，在我看来，这对于舞台上那条可怜的街道来说，对于她坐到人行道边一边任布莱内斯抚摸她的头发来说，很糟糕。但没关系：剧院是空的；只有布莱内斯在观众席上，总是醉醺醺的，抽着烟，穿一件蓝色毛色，灰色的帽子搭落在一只耳朵上。他来得早，有个女孩陪着他，就是得从蔬果店旁边的门走出来给他一杯啤酒的那个女孩。一个并不适合这个人物类型的女孩，当然是我想象中的类型，因为鬼知道真实生活中会是个什么样子；布莱内斯从随便一家咖啡馆带来的一个悲伤而瘦削的女孩，衣着和妆容都很糟，把她带出来在街上走了一个晚上，用一个荒谬的故事把她带来，毫无疑问，因为她开始用一种女主角的气质走起来，而看她伸出拿着啤酒罐的手，会让人想哭或把她推下去。另一个，那个疯女人，一袭黑衣，她一到就站在那，双手合十地看着舞台，我感觉她非常非常高，比我此前所以为的要高很多、瘦很多。然后，她没有对任何人说一句话，总是带着那种让我神经紧张的病态微笑，尽管现在更加虚弱，穿过舞台，躲在她应该从那里出来的布景后面。我的目光一直跟随着她，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目光正好变成了她那身着黑衣的修长身体的形状，贴紧她，环绕她，陪伴着她，直到窗帘边缘将我的视线与她的身体分开。
现在是我站在舞台中央，既然一切都安排妥当，已经过了十点，我就抬起手肘鼓掌通知演员们。但就在那时，在我没有完全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的情况下，我已经开始知道我们所参与的事情是什么，尽管我永远无法说出来，就像尽管了解一个人的灵魂，却无法用语言来描述。我更喜欢对他们用手势，当我看到布莱内斯和他带来的那个女孩开始移动到他们的位置时，我溜到帘幕后面，那个男人已经坐在他那辆摇晃着发出令人窒息的噪音的旧车的方向盘后面。我从那里爬上一个盒子，试图隐藏自己，因为我与即将开始的荒唐玩意儿没有关系，我看到她是如何走出棚屋的门，像一个女孩一样移动她的身体——几乎已经发灰的厚厚的头发，在肩胛骨位置处系了一根浅色丝带松松地挽起披在背后。——她走了几步，毫无疑问，就像一个刚刚准备好饭桌并望向窗外的街道看夜幕降临的女孩，她什么也没有去想的，很安静；我看到她在布莱内斯所坐长凳的旁边坐下，用一只手撑着她的头，将肘部搁在膝盖上，指尖放在半张的嘴唇上，脸转向一个遥远的地方，远在我在的地方的那边，远在我身后的墙的那边。我看到布莱内斯站起身，在车棚敞开着的、冒着烟开过随即消失的汽车前面用一种数学方法穿过马路。我看到布莱内斯的手臂和住在街对面房子里的女人的手臂如何被一杯啤酒连接起来，他如何一口气喝完，然后将容器放回女人手中，后者又悄无声息地在那门里慢慢沉了下去。我再次看见那个穿蓝色毛衣的人在过马路的瞬间，一辆车棚关上了的车飞快经过，在我旁边完成了它的行驶，立即关掉了引擎，而在四散的机器的蓝色烟雾间，我看见人行道上的女孩打了个哈欠，然后躺到地上，头枕在胳膊上，头发被那只胳膊挡住了，一条腿也缩了起来。穿毛衣戴帽子的男人于是俯下身摸摸女孩的头，开始抚摸她，他的手来来去去缠进她的头发里，伸开手掌抚过她的额头，按了按她的浅色发带，重又爱抚起她的身体来。我从长凳上下来，叹了口气，冷静下来，蹑手蹑脚地跨过舞台。开车的男人跟着我，带着威胁的笑容，布莱内斯带来的瘦女孩也从她的玄关里走出来加入我们。她问了我一个问题，一个简短的问题，一个字，我回答了，眼睛没有离开布莱内斯和躺着的女人；布莱内斯的手，继续抚摸着女人的额头和散落的头发，没有感到疲倦，没有意识到这一幕已经结束，而这最后一件事，对女人头发的爱抚，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布莱内斯弯下身子，抚摸着女人的头，伸长手臂，手指沿着头发从前额延伸到躺在地板上的女人的肩膀和背部。开车的男人还在笑，一边咳嗽一边吐口水。把啤酒罐递给布莱内斯的女孩开始走向女人和男人俯身抚摸着她的地方。于是我转身告诉车主我可以带他出去，这样我们就能早点离开，我走到他旁边，把手伸进口袋掏出几个比索给他。在我的右边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烧，其他人所在的地方，当我正要思考它时，布莱内斯摘下他那顶有一股难闻的酒味的帽子砸向我，一拳打在我的肋骨上，喊道：
——你没发现她已经死了，你这个畜生。
我受到这一打击而不由蜷缩起来，而布莱内斯在舞台上走来走去，醉醺醺的，好像疯了一样，拿着啤酒罐的女孩和开车的男人俯身在死去的女人身上，我明白那是什么，那个女人寻找的是什么，布莱内斯昨晚在舞台上醉醺醺地寻找的是什么，而似乎仍在寻找，在他疯狂的快步走来走去中：我清楚地明白了，就好像它是那些从小到大一直学着的东西，学会之后语言再拿来解释它就没有用了。
欢迎，鲍勃
可以肯定的是，他一天比一天老，一日比一日远离他还叫鲍勃的那时候，金发垂在鬓角，静静地走进房间时的微笑和闪亮的眼睛，低声打招呼或在耳旁轻轻挥手，在钢琴边的灯下坐下，拿着一本书，或者只是安静地一个人在一旁，凝神看上我们一个小时，脸上都没有流露出任何表情，手指偶尔动动以拿起香烟，或者掸掉落在浅色西装翻领上的灰。
同样也远离着——现在他的名字叫罗贝托，喝什么都醉，咳嗽时用脏手捂住嘴——鲍勃只有在最长的夜晚才喝两杯啤酒的那时候，俱乐部里他那张餐桌上堆起一堆十元的硬币，都是要花在点唱机上的。几乎总是一个人，听着爵士乐，困倦的脸，快乐而苍白，在我经过时勉强点头打个招呼，不管我在那呆上多久他的眼睛就跟着我多久，只要我还忍受得了他不知疲倦地停留在我身上的蓝色目光，毫不刻意地始终带着强烈的轻蔑和轻柔的嘲讽。每逢周六，他还和另一个男孩，一个和他一样狂怒地年轻的男孩一起，谈论独奏、圆号和合唱团，以及鲍勃当建筑师时将在海岸上建造的无限城市。他看到我经过就停下来给我一个简短的问候，并没有将目光从我的脸上移开，从他的嘴角向他的同伴滑落含糊的话语和微笑的同时，他始终看着我，安静地复制着安静和嘲弄。
有时我感觉自己强大到可以试着看他一眼：我会用一只手撑着脸，抽着烟从玻璃杯上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他，而他也没有把那一定是冰冷的、有一些忧郁的注意力从我的脸上移开。那时的鲍勃和伊内斯很像；穿过俱乐部的房间，我能从他脸上看到一些她的影子，也许有一天晚上，她看着他，就像他看着她一样。但我几乎总是宁愿忘记鲍勃的眼睛，我会背对着他坐，看着那些围在我桌旁说话的人的嘴，有时沉默而悲伤，这样他就会知道我的心中有着某种比他所判断出的更多、某种靠他很近的东西；有时我会喝上几杯，一边想“亲爱的鲍勃，快去和你的小妹妹聊聊”，一边抚摸坐在我桌旁的女孩们的手，或者对随便一件事情提出一个理论好让她们发笑，这样鲍勃就会听到。
但无论我做什么，当时鲍勃的态度和眼神都没有任何变化。我只记得他在俱乐部给我的一出喜剧的评注。他的雨衣拉链拉到脖子处，双手插在口袋里。他点点头向我示意，立即看向旁边，往前走，好像他逼着我也只能飞速点个头回示：我看到他在围着桌子转圈，穿着黄色橡胶鞋走在地毯上。他用手指碰了一朵花，坐在桌沿开始抽烟，看着花瓶，他平静的侧脸朝着我，微微低垂着，松弛的，若有所思。不明智地——我靠在钢琴上——我用左手按下了一个低音，接下来只好每三秒钟重复这个声音，看着他。
我对他只有一种仇恨和可耻的尊重，我继续按下琴键，用一种胆怯的凶狠把它钉进这房间的寂静里，直到我突然站在外面，像站在楼梯的高处或者在门口，看到并感觉到他，鲍勃，在颤抖着上升的烟雾里，沉默和出神；感觉到我自己，高大而僵硬，有点可怜，在阴暗处有点可笑，精确地每三秒钟用我的食指敲击低音键。那时我想，我不是出于难以理解的虚张声势而敲响琴键，而是我在呼唤他；在每一次振动的边缘我顽强地用手指让它重生的深沉的音符是，终于找到了的，我可以用来向他无情的青春乞求宽容和理解的唯一词语。他依旧一动不动，直到伊内斯敲了敲卧室的门，随即下楼来找我。然后鲍勃直起身子，懒洋洋地走到钢琴另一端，手肘靠在上面，看了我一会儿，接着带着美丽的笑容说道：“今晚是床榻还是威士忌的夜晚？必须拯救自己还是跳入虚空？”
我无法回答他什么，我不能一拳把他的脸揍烂；我停止弹奏，慢慢地将手从钢琴上移开。伊内斯正在下楼时，他对我说：“嗯，可能是你即兴发挥。”
决斗持续了三四个月，每天晚上我不能不去俱乐部——顺便说一句，我记得当时有网球锦标赛——因为如果我有一段时间没有出现在那里再回来，鲍勃向我打招呼时总会增强眼中的轻蔑和嘲讽，和他那张愉快的鬼脸实在非常相宜。
当我除了尽快和伊内斯结婚之外别无他法的时候，鲍勃和他的策略改变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我要和他妹妹结婚的，以及我是如何用我所剩的所有力量去拥抱这种需要的。我对这种需要的热爱已经抹去了过去以及与现在的所有联系。从那时起我不再注意鲍勃。但不久之后，我不得不想起当时我怎样发生了变化，有时我一动不动，站在角落里，咬着牙低声咒骂他，意识到他的脸不再是嘲弄，而是非常严肃且凝重地面对着我，就像一个人面对着一个危险或一项复杂的任务，就像是评估障碍并用自己的力量衡量它。但我不再给予重视，直至我开始发现，在他静止不动的脸庞上正在生出一种对我最根本的东西的理解，理解我从岁月和成长中汲取有关与伊内斯结婚的可爱需要的、纯净而古老的过去是为了靠近他。
然后我发现他在等待夜晚；但我是当鲍勃那天晚上来了并走到我一个人在的桌旁坐下才发现的，他做了个手势让服务员离开。我看了他一会儿，他动眉毛的时候和她太像了；而且和伊内斯一样，说话的时候鼻尖会变得有点扁平。 “您不会和伊内斯结婚的，”他说。我看着他，笑了笑，便不再看他。 “不，您不会和她结婚，因为如果真的有人下定决心去做，这种事就是可以避免的。”我又笑了。 “几年前，”我告诉他，“那会让我有和伊内斯结婚的强烈意愿。现在既不增加也不会消减。但如果你想解释的话，我可以听听……”他直起头，继续默默地看着我；也许他已经准备好了他的句子，正在等我说完再说出来。“如果你想向我解释为什么你不想让我和她结婚，”我靠在墙上，慢慢地问道。我立刻意识到我从未想过他带着怎样的坚决恨我到了怎样的程度。他的脸色苍白，笑容紧紧附在嘴唇和牙齿上。 “它必须分成几个章节，”他说，“它不会在一夜之间结束。”
“但也可以用两三个字就将它说出来，您不会和她结婚，因为您老了，而她还年轻。我不知道您是三十还是四十岁，不重要。但您是一个已成型的人（hecho），也就是说已破碎的人（deshecho），就像所有那些不非凡的男人在您这个年纪一样'。他吸了一口已经灭了的烟，朝街上望去，然后又看着我；我的头靠在墙上，我还在等待。 “你当然有理由相信你是非凡的。相信你从海难中拯救出了很多东西。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开始对着他的侧脸抽烟；这让我很困扰，但我不相信他；他在我心中激起了一种温和的恨意，但我确信在我了解与伊内斯结婚的需要之后，没有什么会让我怀疑自己。没有。我们坐在同一张桌子旁，我和他一样干净和年轻。 “你可能搞错，”我告诉他，“如果你想说出在我之中那些破碎的东西……”“不，不，”他很快说，“我没那么幼稚。我不参加这个游戏。您很自私；您以一种肮脏的方式感性着。您被悲惨的事情束缚着拖拽着。您不会去往任何地方，因为您并不是真正渴望去。就是这样，仅此而已；您老了，而她还年轻。在您面前我甚至不该去想她。您企图……”即便如此，我也不能揍烂他的脸，所以我决定不理他，我走到点唱机前，随便点了首歌并投入硬币。我慢慢回到座位上听着。音乐声很小。有人在长时间的停顿中甜美地歌唱。在我旁边，鲍勃说，即使是像他这样的人，也不配直视伊内斯的眼睛。可怜的孩子，我带着钦佩如此心中感慨到。他是说，在他所谓的晚年，当中最令人作呕的，最决定了一个人的分解的是用概念去思考，把所有的女人包含在女人这个词里，不加思索地推着她们，让她们顺应一个贫乏的经验所形成的概念。但是——他还说——经验这个词也不准确。已经不存在经验了，只有习惯和重复，枯萎的名字用来加在事物之上，而不是创造出它们。他或多或少是这么说的。我平静地想到，如果我告诉他，在他说即使他也不配用指尖触碰伊内斯、不配吻她裙子的末端、她的脚印或者类似的东西时，可怜的孩子，他在我心中激起的意象，他是否会立即死去或找到杀死我的方法。停顿了一下——音乐已经结束，点唱机的灯熄了，加深了寂静——鲍勃说“没什么”，然后像往常一样迈着确信、不快也不慢的步伐走了。
如果那天晚上伊内斯的脸在鲍勃的五官中显现，如果在某个时候，兄妹间的相似性能够利用一个手势的陷阱而通过鲍勃将伊内斯展现在我眼前，那么，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那个女孩。确实，在通常的采访中我再次和她在一起两个晚上，还有一次在我绝望的要求下中午的小聚，没有用，因为事先已经知道所有对言语和存在的诉诸都是无用的，所有我固执的请求都将以一种惊人的方式死去，仿佛它们从来就不曾是过，消融在广场上的巨大蓝色空气里，在好时节里宁静的绿色叶子下。
那天晚上鲍勃让我看到的伊内斯的脸的一些很小部分的闪现，虽然是针对我的，汇集在一起向我进攻，但是当中加入了女孩的热情和率真。该如何与伊内斯说话，如何触摸她，如何通过最后两次采访中那个突然的、冷漠的女人说服她。如何看着她家里的扶手椅上和广场的长凳上、身体又长又硬的女人——在两个不同的时间和两个不同的地方，保持着同样坚决的坚硬，辨识出她甚至唤起她；那个女人脖子紧绷，眼睛向前，嘴唇苍白，双手放在腿上。我看着她，看到的是“不”，我知道她周围的所有空气都是“不”。
我从来不明白鲍勃选择的轶事是为了什么。无论如何，我确信他没有撒谎，因为没有什么——甚至是伊内斯——可以让他撒谎。我再也看不到伊内斯，也看不到她空洞而僵硬的形式；我知道她结了婚，不再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那时，在仇恨和痛苦中，我喜欢想象鲍勃在想象我的行为并从中选择一个恰当的或一组，以能够杀死伊内斯中的我并为了我杀死她。
现在已经快一年了，我几乎每天都看到鲍勃，在同一个咖啡馆，被同样的人围着。当他们介绍我们时——今天他叫罗贝托——我明白过去没有时间，昨天与十年前的一个日期连在一起。他的脸上还残留着一些伊内斯的痕迹，鲍勃的嘴巴一动，就足以让我再次看到女孩修长的身体，她从容而轻松的脚步，让同样不变的蓝眼睛在用一根红丝带松散地绑成的马尾下再次看着我。它永远的失去和缺席了，它可以保持活力和完整，绝对不可混淆，与其本质完全一样。但很难从罗贝托的脸、言语和手势中找出鲍勃恨他。第一次见面的下午，我等他单独一人或者走出来好跟他说话然后揍他等了好几个小时。静默无声，时而窥视他的脸，或者在咖啡馆明亮的窗玻璃上唤起伊内斯，我狡猾地编出侮辱的词句，找到我要把它们说出来的充满耐心的语气，我选择了他身上的某个位置我会在上面打出第一拳。但他在三个朋友的陪伴下在黄昏时分离开，我决定像他多年前一样等待，等待他独自一人时的合适的夜晚。
当我再次见到他时，当我们开始了我希望永远不会结束的第二次友谊时，我不再考虑任何形式的攻击。下定决心，我永远不会和他谈论伊内斯或过去，并且悄悄地在我心中保持它们的活力。我几乎每天下午都在罗贝托和咖啡馆那些熟悉的面孔前做着这一件事情。只要我能继续生活并听到罗贝托说话，我的仇恨就会保持热烈和新鲜；没有人知道我的复仇，但我生活在其中，快乐而愤怒，日复一日。我和他说话，我笑，我抽烟，我喝咖啡。而却一直在想着鲍勃，他的纯洁，他的信仰，他过去梦想的大胆。想着热爱音乐的鲍勃，想着计划让人们的生活变得高尚的鲍勃，在河岸边为五百万居民建造一座有着致盲的美丽的城市；永远不会说谎的鲍勃；代表年轻人向老年人宣战的鲍勃，拥有未来和世界的鲍勃。面对那个名叫罗贝托、手指被烟熏黄、过着粗俗的生活的男人，他在随便什么臭气熏天的办公室工作，娶了一个他称之为“我的女士”的女人，漫长的星期天里陷在咖啡馆座位里查阅报纸、打电话赌马，面对他仔细而平静地想着这一切。
没有人像我爱他的卑鄙、他沉陷于男人们的肮脏生活的那种明确的方式那样用力去爱一个女人。没有人像我对他的那些短暂的惊恐，对那些由一个已然被摧毁的遥远的鲍勃向他口述过几次、而仅仅只能用来精确衡量他已经永远地被困在了哪里的没有信念的项目去对爱情着迷。
我不知道我过去是否曾经以喜悦和爱慕的心情欢迎伊内斯，就像我每天欢迎着鲍勃来到这个阴暗而臭烘烘的成年人世界一样。他在那个世界还是个新人，时不时还会经受思乡危机的折磨。我见过他泪流满面，醉醺醺的，咒骂自己，发誓很快就会回到鲍勃的时代。我可以保证那时我的心充满了爱，变得像母亲的心一样敏感和深情。在内心深处我知道他永远不会离开，因为他无处可去；但我让自己变得细腻和耐心，并试图去安慰他。就像那一小撮故土，或者那些街道和纪念碑的照片，或者移民喜欢随身携带的歌曲，我正在为他建立不同的计划、信仰和不一样的明天，它们都充满了青春之国——从那儿他来到这里已经有段时间了——的光芒和味道。他接受了；他总是抗议我将我的承诺翻倍，但他最终都说好的，最终都笑了，相信有一天他会回到鲍勃的世界，这样在他三十多岁的几年里就能保持平静，在那些有着陈旧的野心的可怕尸体间、在被如此不可避免的几千只脚持续而散漫地践踏的梦想那令人作呕的形式间移动，既不感到厌恶也不觉得自己笨拙。
可怕的地狱
第一封信，第一张照片，在午夜和定版之间到达日报社。敲打着打字机，有点饿，因为过多的咖啡和烟草有点恶心，他带着熟悉的幸福感屈服于句子的行进和文字的温顺。他在写“应该指出的是，委员们在 Play Roy 贡献性的胜利中没有看到任何可疑甚至不寻常的地方，Play Roy 知道如何利用冬季领域，在决定性的要求下像箭一样主宰”，这时他看到在他的脸和打字机之间，一只染上了“支持者”红墨水的手把信封递给他。
——这个是给你的。他们总是把信搞混。那些该死的俱乐部连一个传唤也没有，然后等快到竞选，他们发现没有足够的空间了的时候再来哭。现在已经是午夜了，告诉我你想让我在专栏里写什么。
信封上写着他的名字，塞克森·卡列拉斯。自由党。唯一奇怪的是那对绿色印章和巴伊亚的印章。当他们走上来报社索要文章，他正好写完。他虚弱而满足，几乎就他一个人在编辑室的宽敞空间里，想着最后一句话：“我们再次肯定它，带着多年来在我们所有断言中所持有的客观性。这是我们欠热心读者的。”身后的黑人正在翻阅文件中的信封，而来自“社会版”（Sociales）的成熟女人正在她的玻璃隔间里慢慢地摘下手套，这时里索不小心打开了信封。
他拿出一张明信片大小的照片； 那是一张棕色的照片，光线昏暗，仇恨和肮脏在阴暗的边缘不断得到加强，形成浓密而模糊的条纹，就像浮雕作品中那样，或者像一张被汗珠包围的痛苦的脸。 他惊讶地看着，尽管他不明白，但他知道他会付出任何代价来忘记他所看到的。
他把照片放在口袋里，穿上大衣离开，“社会版”的那个女人从她的玻璃隔间里出来抽烟，手里拿着一把纸扇。
——你好。她说，你看我，这个时间晚会刚刚结束。
里索低头看着她。浅色染过的头发，脖子上的皱纹，像小肚腩一样圆凸的下巴，装点她衣服的过多的微小欢乐。 “她是个女人，她也是。现在我看着她脖子上的红色围巾，因烟草而变得苍老而脏兮兮的手指的尖指甲，戒指和手镯，来自时装设计师而不是情人的礼服，恨天高的跟也许是弯的，曲线悲伤的嘴，笑容里强加的近乎疯狂的热情。如果我能使自己信服她也是一个女人，一切都会比较容易。”
——这似乎是出于喜好而做的事情，是有计划的。我一到您就要走，好像您一直在向我射击。外面冷得要命。他们按照承诺给我留下了材料，但连名字和提要都没有。我做了个猜测，而我搞错了，所以我发表的是一篇精彩的胡说八道。感谢上帝除了订婚人当中的一个我谁也不认识。丰盛而品味糟糕，就是这样。他们在新娘父母家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招待朋友。已经没有人在星期六结婚了。准备好，码头那边来了一道极地寒流。
当里索与格拉西娅·塞萨尔结婚时，我们都统一保持了沉默，压制了悲观的预测。那时，她正在从“地下室”（El Sótano）、“戏剧合作社”（Cooperativa Teatral）的广告牌上、从秋天结束时变得老旧的墙壁上看圣玛丽亚的居民。有时完好无损，留着铅笔状的小胡子，有时则被恶毒的指甲或者最初的几场雨撕破，其它时候他半转过头看着街道，警觉，带着点挑衅，还因为希望能够说服和被理解而有点兴奋。被奥尔洛夫工作室的照片放大术所强加的泪光所背叛，他的脸上还有对整个生命的爱的喜剧，包含了对幸福的坚定和排他性的追求。
这很好，他一定认为，这是可取的和必要的，恰好等于里索鳏居的几个月乘以他以等待的礼貌和在海岸的一家妓院的熟敛审慎地重复的无数相同的星期六早上的总和。海报上眼睛里的一抹亮光与他在妓院卧房的可移动椭圆形镜子前重新系上总是崭新而悲伤的悼服领带时令人沮丧的灵巧有关。
他们结婚了，里索相信只要像往常一样继续生活就足够了，但要献身于她，不去顾虑他自己，也几乎不去顾虑她，他身体的狂怒，在那些漫长的夜晚一直占据他的对绝对性的疯狂需要。
她想象里索的里面有一座桥，一个出口，一个开始。她经历了两次求爱——一个导演，一个演员——也许是因为对她来说，戏剧是一份工作，也是一场游戏，她认为应该生出对它的爱并将其单独保存，以免被为了赚钱和遗忘所做的一切污染。一来二去，她注定要在广场上、码头上和咖啡馆里的那些约会中感受到排练的疲惫，适应声音和双手的监视而做出的努力。她总是在做出任何表情前一秒已先感觉到自己的脸，好像她可以看见它或触摸它。她表现得既勇敢又多疑，无奈地衡量着她自己的喜剧以及那另一个人的，将他们覆盖的戏剧的汗水和灰尘，岁月的痕迹，与他们再也分不开。
当第二张照片——它来自亚松森（Asunción）和一个明显不同的男人一起到达时，里索首先害怕的是，他将无法承受一种他会和没有名字的他一起死去，与不公正和宿命、与地球上第一个人的第一个恐惧、与虚无主义和信仰原则有关的既不是仇恨也不是痛苦未知感觉。
第二张照片是警方在周三晚上给他的。星期四是他可以将从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的时间花在女儿身上的日子。他决定不打开就把它撕掉，他把它收起来，直到星期四早上他女儿在公寓客厅等他的时候，他允许自己看了一眼纸板，然后把它撕了冲进了马桶：这里男人也是背对的。
但他已经多次看过巴西的照片。他将它保留了一整天，黎明时分，他在想象一个笑话，一个错误，一个短暂的荒谬。已经在他身上发生过这样的事，他多次从一个噩梦中惊醒，对着卧室墙壁上的花，顺从而感激地笑。
当他从袋子里拿出信封，再从信封里拿出照片时，他正躺在床上。
——嗯，他大声说，没关系，是真的，就是这样。没关系，我不需要看也知道会发生什么。
（用自动快门拍的，在昏暗的房间里，在振奋人心的红光下冲洗，很可能她已经预料到了里索的反应，这种挑衅，这种从愤怒中挣脱出来的否定。也预见到，或者带着少得可怜的鲜为人知的希冀渴望，他会从明显的冒犯中，从令人惊讶的侮辱中挖掘出爱的信息。）
在看之前他又开始自我保护：“我现在独自一人，在圣玛丽亚彼德拉斯（Piedras）街的寓所里，快要冻死了，在任何一个黎明，孤独地为我的孤独感到抱歉，好像是我一直以来都在寻找它，感到骄傲，好像我一直以来都值得它。”
照片中，无头女人大摇大摆地把脚后跟埋在沙发边缘，忍耐着着黑衣人的不耐烦，后者被不可避免的特写放大，她确信不需要露脸就能被认出来。照片背面，她平静的字迹写着“巴伊亚的回忆”。
与第二张照片对应的那个晚上，他以为自己能理解整个恶名，甚至接受它。但他知道，深思熟虑、坚持不懈，以及实现复仇的有组织的狂热，都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他衡量了自己不成比例的能力，觉得自己不配这么多恨，这么多爱，这么多让人受苦的欲望。
当格拉西娅遇到里索时，她能够猜测到许多当前和未来的事情。她从他的下巴和马甲的纽扣上猜到了他的孤独；她猜他虽然痛苦但没有击败，他需要一场复仇却不愿承认。结婚前，许多个星期天，她在广场上注视着他，仔细研究着那张阴沉而热情的脸，像被遗弃在他头上的油腻的帽子，他任由它发胖的懒惰的大身体。她想到了他们第一次独处时的爱情，或者是欲望，或者是想要用手抚平男人脸颊上的悲伤的欲望。她也想到了那座城市，在那儿唯一可能的智慧就是屈从于时间。她二十岁，里索四十。她开始相信他，她发现了强烈的好奇心，有人说，只有当每一天都战胜自己的惊奇时，一个人才能真正活着。
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她把自己关起来对着自己笑，对自己强加了恋物癖的崇拜，学会了通过气味来区分情绪。她正在调整自己的方向，以发现男人身体的声音、沉默、喜好和态度背后的东西。她爱里索的女儿，改变她的脸以突显与她父亲的相似之处。她没有放弃戏剧，因为市政局刚刚给了一笔补贴，现在她在地下室有一份稳定的薪水，一个与她的房子、她的卧室、与那个疯狂而坚不可摧的男人分开的世界。她并不想摆脱情欲。她想休息并忘记它，让它休息和遗忘。她制定了计划并实现了它们，她深信爱的宇宙的无限，深信每晚她都会为它们提供一个不同的、新创造的奇迹。
——一切，里索坚持，一切都绝对有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将永远快乐并彼此相爱。一切；无论是上帝发明还是我们发明的。
事实上，他以前从未有过女人，而他相信创造现在强加给他的东西。但并不是由她所强加的，里索的创造物格拉西娅·塞萨尔，为了使他完全而与他分隔开来，就像空气之于肺部，就像小麦之于冬天一样。
第三张照片三个星期后寄到了。它也来自巴拉圭，但不是寄到日报社，而是公寓，女仆在一个下午结束时把它带给了他，当时他从一个梦中醒来，梦中他被建议要将所有未来的照片保存在皮夹里，并借助上百次心不在焉的日常一瞥将其编造成无害的且无个性的轶事，以抵御恐惧和疯癫。
女仆敲了敲门，他看到信封挂在百叶窗的板条上，他开始感知它是如何从阴暗和肮脏的空气中蒸馏出来的，它有害的状态，它振动的威胁。他从床上望着它就像一只昆虫，像一只会在等待一次粗心，一个恰当的错误时将自己压碎的毒兽。
在第三张照片中，她独自一人，用她自身的白皙推开昏暗房间的阴影，她的头痛苦地向后仰向相机，半遮着脸，肩膀上覆盖着松散的黑发，健壮的四足动物。现在是如此不可混淆，就像在随便一家摄影棚里摆出她最温柔、最倾斜和最意味深长的微笑拍出来的。
里索，他现在才对她，对他自己，对世上所有曾经爱过的情人，对他们信仰的真实与错误，对爱情简单的荒谬，对人们创造出来的爱情复杂的荒谬，产生无法挽回的遗憾。
但他也撕毁了这张照片，知道他若再看其它的就不可能还能继续生活。但在他们开始相互了解和交谈的神奇层面上，格拉西娅被迫要了解到照片一到他就会撕毁，越来越少的好奇，越来越少的内疚。
在神奇的层面上，所有粗鲁或羞怯的急迫男人只不过是一个个障碍，是一个个对从街上、餐厅或咖啡馆选出最轻信和最缺乏经验之人、可以毫无犹疑并带着一种可笑的自豪感站在镜头的曝光下之人、相信旅行推销员背得烂熟的论据之人中最不那么令人不快的一个的仪式行为的不可避免的推迟。
——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像你这样，如此独特，如此与众不同。我从来不知道，困在这种戏剧生活中，明天我会在哪里，我还能否再见到你。当我们相聚很远，而我想念你时，我至少想在照片中看看你。
在几乎总是容易的信念之后，想着里索或者不再去考虑明天，履行被赋予的职责，她布置了灯光，准备好相机并点着这个人。如果她想着里索，她就会想起一件旧事，并再次责备他没有打她，没有用一个暗淡的侮辱，一个聪明的微笑，一个将她和所有其他女人混为一谈的评论把她永远推开。无法理解；尽管她从未理解过的夜晚和短语都在证实着。
没有抱太大希望，她满头大汗地穿过一向又脏又热的酒店房间，测量着距离和灯光，纠正着男人僵硬的身体的位置。使用任何资源，诱饵，醉后的谎言，迫使值班人员愤世嫉俗和不信任的脸转向她。她试图微笑和诱惑，她模仿对新生儿发出的深情的咔哒声，计算着时间的流逝，同时计算着照片中暗示她对里索的爱的强度。
但由于她一直无法知道这一点，甚至不知道照片是否到了里索的手中，她开始强化照片的表白，直至将它们变成了与他们无关的文件，里索和格拉西娅。
她来允许并命令那些因欲望而变薄、被古老的男性占有欲所变蠢的脸孔，面对着镜头孔，带着苦涩的微笑，带着羞愧的傲慢。她认为有必要让自己向后滑入照片，让她的头，她的短鼻子，他那双冷漠的大眼睛从照片之外的虚无中落下，以整合世界的污垢、笨拙、错误的摄影视野，和发誓定期发送到圣玛丽亚的爱情讽刺作品。但她真正的错误是更改了信封上的地址。
结婚六个月后的第一次分居是受欢迎的，也是令人无比痛苦的。地下室——现在是圣玛丽亚市政剧院——上楼就是祈祷室（El Rosario） 。她在那儿重复了和在演员中扮演一个女演员一样古老的幻觉游戏，相信舞台上发生的事情。公众深受感动、鼓掌或者拒绝被打动。定时就会有节目单和评论发布。人们接受了这个游戏，直到深夜还在谈论他们所见所闻——他们可是付钱去看去听，带着某种绝望、某种被激发的热情，谈论表演，布景，线条和情节。
所以游戏，模仿，时而忧郁，时而令人陶醉，她开始慢慢靠近俯瞰峡湾的窗户，颤抖着向整个大厅低语：“也许……但我也过着对其他人来说依然陌生的记忆的生活”，它也已经开始在祈祷室里上演；总是会有纸牌掉在对她抛出的问题的回答里，游戏正式化了，已经不可能让人走神和从外面看。
第一次分居整整持续了五十二天，里索试图在这之中复制他与格拉西亚·塞萨尔在六个月的婚姻中所过的生活。同时去同一间咖啡馆，同一间餐厅，探望同样的朋友，在码头上重复沉默和孤独，走回寓所路上头晕目眩地忍受着对相遇的种种预感，在额头和嘴里翻搅起源于完美的记忆或无法实现的野心的无数图像。
差不多十到十二个街区，现在孤独而缓慢，穿过被温暖和冰冷的风搅扰的夜晚，越过将春天与冬天分开的不安分的边缘。他们帮助他衡量他的需要和无助，知道他们分享的疯狂至少具有没有未来的伟大之处，没有成为任何事情的手段。
至于她，她还以为里索给了他们共同的爱情一句座右铭，这时他伸着懒腰，带着新鲜的惊奇，有些不知所措，低声说道：
——一切都有可能发生，我们将永远快乐并彼此相爱。
这句话不再是一个判断，一个意见，它没有表达一个愿望。这是口授和强加给他们的，这是一个验证，一个古老的真理。他们所做或所想的任何事情都不能削弱这种疯狂，这种没有出口不能篡改的爱。人类的所有可能性都可以被利用，一切都被判处为食物。
他相信在他们之外，在房间之外，是一个毫无意义的世界，居住着无关紧要的人，栖身着毫无价值的事实。
所以，当那个男人开始在剧院门口等她的时候，当他邀请她并领着她时，当她自己脱掉衣服时，她才想起里索，想起他们。
这是在祈祷室的最后一周，她认为在给里索的信中谈论那个男人是没有用的。因为这件事与他们没有分开，但同时又与他们无关；因为她表现得像一只好奇而清醒的动物，对这个男人有一定的怜悯，对他在对里索的爱中加入的贫乏有一定的蔑视。当她回到圣玛丽亚时，他宁愿等到某个周四的前日——因为里索周四不去日报社——等到一个永恒的夜晚，等到一个与他们一起度过的25个清晨一样的清晨。
她在脱衣服之前就开始诉说，带着刚刚发明了一种新的爱抚的自豪和温柔。他靠在桌子上，穿着衬衫，闭上眼睛笑了。然后他为她脱掉衣服，让她重复那个故事，现在站起来，赤脚在地毯上走动，几乎从来没有拿正面或者侧面朝向他，她背对着他一边摇晃身体，一边交换着用一条腿支撑住自己。有时她看到里索长长的出了很多汗的脸，他沉重的身体靠在桌上，胳膊环绕住酒杯，有时她只是想象它们，心不在焉，因为忠实于故事的渴望，因为重温在祈祷室中对里索所感受到的那种无比特殊的爱的快乐，在一个面孔已被遗忘的男人旁边，在任何人旁边，在里索旁边。
——嗯，现在你又把衣服穿上了，他用同样惊讶和嘶哑的声音说，一切都是有可能的，一切都会为他们而存在。
她审视着他的笑容，重新穿上衣服。有一阵子，他们两人看着桌布上的图画、污渍、上面有一只断喙鸟的烟灰缸。然后他穿好衣服就离开了，约好了星期四，也就是他的休息日，和吉尼亚祖医生谈谈，说服他离婚的紧迫性，提前嘲笑一番那些和解的会谈。
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里索想要她回来，同时又憎恨每一次可以想象的重逢所带来的痛苦和厌恶。他后来决定他需要格拉西娅，现在比以前更多一点。所以和解是必要的，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只要他的意志不强加干预，只要那些晚上不用用言语也不用用沉默去说“是”就能再次拥有她。
他又将星期四拿来和女儿一起散步，听她说祖母在晚饭后重复的一系列应验了的预言。他有了一些关于格拉西娅的谨慎而模糊的消息，他开始把她想象成一个陌生的女人，她的手势和反应必须被猜测或推断出来；就像一个在许多人和地点中被保存下来的孤独的女人，她注定要为他所爱，也许从第一次相遇开始。
分居开始将近一个月后，格拉西娅给了几个相互矛盾的地址并且离开了圣玛丽亚。
——别担心，吉尼亚祖说，我很了解女人，而这样的事情正在发生。这确认了对家的遗弃，并简化了不能受到证明被告不合理的明显拖延策略所损害的行为。
那是一个潮湿的春天的开始，许多夜晚里索都会从日报社上，从咖啡馆里走回来，给雨起名字，加剧他的痛苦，就好像他在吹旺火苗，把它从自己身上推开，以便更清楚地看到它是多么不可思议，想象从来采取过的爱的行为为了立即开始以绝望的贪婪来记住它们。
里索没有看就撕毁了最后三封信件。他现在且永远都觉得，在日报社和公寓里，他就像洞穴里的一只害虫，就像一只听到猎人的枪声在洞穴门里炸开的野兽。他只能通过强迫自己进入静止和无知来将自己从死亡和死亡的想法中拯救出来。它蜷缩着，晃动胡须、嘴和腿；他只能等待它的怒火耗尽。不允许自己说话或思考，他被迫着开始理解了；开始混淆寻找和选择适合照片的男人和态度的格拉西娅，和几个月前安排着女儿的着装、谈话、化妆、爱抚以赢得一个专注于悲伤的鳏夫的女孩，这个男人薪水微薄，只够给女人们一份令人震惊且始终如一的不理解。
他已经开始相信，那个在他们短暂的夏季分居时给他写了长长的、夸张的信的女孩，正是那个给他寄来照片以导致他绝望和毁灭的人。她开始认为，总是，那些以无法安抚的固执设法在床上呼吸到死亡的阴沉气味的情人，注定要追求——对他和她来说——毁灭，虚无最终的平静。
他想起了那个下午和两个女朋友手挽手走过码头的女孩，她穿着由记忆发明和强加的宽松粗布衣，穿过为周日乐队演奏会加冕的理发师（Barbero）的序曲只为看他一秒。他想起她转过她提议和挑战的愤怒表情的一刹那，向他展示了一张深思和睿智的脸上几乎男性化的美，她选择了他，被鳏夫的身份惊呆了。而且，他一点一点地承认，这就是那个从利马、圣地亚哥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给他寄来照片的裸体女人，微微胖了一点，有一种镇定和冷静的气质。
为什么不呢，他开始想，为什么不接受这些照片，它们的辛勤准备，它们的准时交付，源于同样的爱，同样的辽远思念，同样的先天忠诚。
下一张照片来自蒙得维的亚；既不是寄到日报社也不是公寓。而他再也见不到她了。一天晚上，他正要离开自由报，听到老兰扎一瘸一拐地追着他走下台阶，和颤抖的咳嗽声，还有开场白天真而狡猾的句子。他们去巴尔韦拉吃饭；里索本可以事后发誓，他知道那个粗心、留着胡须、病怏怏的男人，饭后在他凹陷的嘴里进进出出一支湿香烟，他不想对上他的眼睛，背诵关于UP在工作日来日报社发布的消息的显而易见的评论，被浸透了格拉西娅，或者说是爱情散发出的疯狂荒诞的香气。
——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兰扎无奈地说，或者作为一个老人，生活中没有比继续活着更值得商榷的幸福。从老人到您；我不知道，因为您也永远不知道，您是谁。我知道一些事实并听到了有关的评论。但我不再有兴趣浪费时间相信或怀疑。都一样。每天早上我都会检查自己是否还活着，没有痛苦，也没有感激。我拖着一条病腿和动脉粥样硬化穿过圣玛丽亚和编辑室，我记得西班牙，我更正校样，我写，有时我说得太多。就像今晚一样。我收到了一张肮脏的照片，而无法猜测是谁寄来的。我也猜不出他们为什么选择我。背面写着：“捐赠给里索选集”，或类似的东西。这个星期六寄到的，我花了两天时间考虑要不要给您。我开始相信最好还是告诉您，因为把它寄给我是绝对的疯狂，也许您很乐意知道她疯了。现在您知道了；我只请求您允许我不给您看就把它撕了。
里索说好的，那天晚上，直到早上他一直看着路灯照在房间天花板上的灯光，他明白，第二次的不幸，本质上没有第一次严重，但也令人更难以忍受的背叛和复仇。他感到自己长长的身体像一根神经一样暴露在空气的疼痛中，没有保护，也无法发明一种解脱。
在接下来的星期四，他女儿的祖母把第四张不是寄给他的照片扔到了桌子上。女孩睡着了，照片又重新装在了信封里。它落在虹吸管和甜味剂之间，长长的，被瓶子的倒影穿过并染上了颜色，显现出用蓝色墨水写的热情洋溢的字母。
——以后你就明白了……祖母结结巴巴地说。她搅拌着咖啡，看着里索的脸，在他的侧脸上寻找着普遍肮脏的秘密，她女儿的死因，以及对许多她怀疑但又不敢相信的事情的解释。——你会明白的，她愤怒地重复道，声音滑稽而苍老。
可她不知道要明白什么，里索也不明白，不管他怎么努力，看着面前的信封，斜倚在盘子边缘。
外面夜色沉沉，城市敞开的窗户混合着人们生活、欲望和习俗的奥秘和天空乳白色的奥秘。里索在床上翻了个身，以为他开始理解了，就像疾病一样，像幸福一样，那种理解发生在他身上，从意志和智慧中解放出来。它发生了，简单地说，从脚与鞋子的接触到流到脸颊和脖子上的泪水。理解发生在他身上，他不想知道自己理解了什么，在他记起或正在看到他的哭泣和他的安静，床上身体拉长的被动，窗户上云彩的曲线，古老的和未来的场景时。他看到了死亡和与死亡的友谊，对所有人都同意遵守的规则的傲慢蔑视，自由的真正奇迹。他将胸前的照片撕成碎片，目光始终没有离开窗外的白色，它缓慢而机敏，生怕发出声音或打扰。然后他感觉到一股新鲜空气的流动，也许是在童年时期呼吸过的，它慢慢充满整个房间，并在街道和毫无戒心的建筑中以一种不够熟练的懒散蔓延开来，为了等待他并在明天和接下来的日子里给他以庇护。
直到黎明，他都在认识着，就像对他来说似乎遥不可及的城市，无私，无来由的幸福，对孤独的接受。当他在中午醒来，解开领带、腰带和手表，满头大汗地走到窗外那股腐烂气味的风暴中时，他第一次对男人和男人所做与所构建的事情产生了慈父般的喜爱。他决定找出格拉西娅的地址，打电话给她，或者去找她和她住在一起。
那天晚上在日报社，他成了一个缓慢而快乐的人，表现得像一个新生儿一样笨拙，用通常原谅一个异乡人的那种出窍和错误来完成他的版面配额。大新闻是瑞贝雷纳不可能在圣伊西德罗跑步，因为我们有能力报告种马麻雀（El Gorrión）今天醒来，显示其中一个前蹄出现疾病，证明跟腱发炎，这清楚地表明折磨他的邪恶实体。
——想起他骑马，兰扎说，有人试图通过将其与拿薪水去冒险向看守人、骑师、马主和马本身买一条确切消息的男人比较来解释。因为尽管众所周知，他仍有最充分的理由让他受苦并吞下圣玛丽亚所有药店的所有安眠药胶囊，但他在这样做之前半小时向我展示的不过是一个上当的男人的理智和态度。一个曾经但现在已经不再安然无恙的人，也无法解释怎么可能会这样，是什么样误判导致了崩溃。因为他从来没有称说那匹母马是在全城分发下流照片的母马，更不同意走我为他搭的桥，尽管并不相信还是暗示那匹母马可能——赤裸、挺拔，仿佛喜欢彰显自己，在舞台上纵容其他母马的卵巢问题，闻名于环球剧院——疯了。虚无。（注：loca de atar，疯了。我觉得因为词组里的atar有绑、拴的意思，所以紧接下一句的Nada，虚无。）他错了，不是和她结婚，而是在另一个时候他不想说出名字。这是他的错，而我们的采访可是骇人听闻、令人难以置信。因为他已经告诉我他要自杀，并且已经让我相信，为救他而争辩是无用的，也很荒唐，而且无用。他冷冷地对我说话，不接受我让他把自己灌醉的请求。他坚持说他错了。是他，而不是那个把照片寄给姐妹学院的小女孩的该死的怪物。也许是想着姐姐会打开信封，也许是希望信封完好无损地到达里索的女儿手中，她确信自己这一次击中了里索真正脆弱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