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钱穆《先秦诸子系年》
导语：先生年少父亲早逝，兄弟众多，遂读师范唯盼早日能减轻家庭负担，补贴家用。十八岁便抗颜为师，时在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二年十年有余，先后任教于秦家水渠三兼小学、荡口鸿模学校、梅村镇四小和后宅初级小学。当知先生这十年从教皆是小学；此后远渡海岸，到厦门集美学校任教高中部三年级的国文课，此为先生任教于中学始，一年后转入无锡江苏省第三师范，后入苏州省立中学，先生在此三处任教中学逾八年矣。一九三零年秋转入北平燕京大学，先生任教于大学自此始，后又在北京大学任教，兼课于清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为此时开课的讲义。先生在此与同年来之汤彤锡予遂成挚友，锡予在《师友杂忆》中提过次数最多，往来较密切。在北大因锡予结交陈寅恪和吴宓等人。言欢相接，过往密切者也较多。至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先生在北平任教大学已八年，购书达五万余册。先生节衣缩食，历年薪水所得，皆耗在此。先生之爱书，可谓活泼泼地呈现在眼前。先生离平南下，西南联大文学院定在蒙自开课，因觉宜良山水极佳，得陈梦家促之写中国通史，遂以半星期之清闲，得山水之助，晨往夕去，一年之内，《国史大纲》一稿得以完成。后受顾颉刚邀请，获聘于成都齐鲁大学。是时请假一年归苏侍母。盖先生获聘燕京大学，始教大学亦由顾颉刚推荐，其时先生之《刘向刘歆年谱》可定今古文之争议，颉刚因读了先生所著《先秦诸子系年》初稿，遂力荐先生到大学教书。颉刚于先生而言，亦是一贵人矣！一九四零年夏后方，截止一九四三年夏，齐鲁国学研究所停办，先生转任华西大学，在此期间，几乎长在病中，《朱子语类》和《指月录》亦在养病间读完。一九四六年秋，感于时局之变，欲想择一偏远地，闭门苦学，遂扶病前往昆明五华书院。因体弱多病（此时胃病严重）一九四八年春遂转回无锡江南大学任教。逾一年后，去广州应华侨大学聘，一九五零年创建新亚书院。
一、成书的背景
本书作于一九二三年秋，时正值先生在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任教，在给诸生讲授论语时，编撰《论语要略》一书，因先及孔子生卒行事为传略，而别撰其考订自藏箧衍，就这样开启了《先秦诸子系年》的撰写。一年后，《论语要略》和《孟子要略》即成，考订益丰。又于民国十二年夏前写[易传辨伪]和[老子辨伪]两篇文章，疑易非孔子书与老子孔子的先后。发孔子之学术大体于论孟要略，对易传和老子进行辨伪，其早期治诸子学之成果在此可以看出。后又专意于治易，疑为书三卷发明【易】意，后因战事纷乱，乃移情于公孙龙，为其作新注。此想法在福建私立集美师范时就想作墨辨探源和公孙龙白马辨注了，都没有写成。及一九二四年四月，墨辨已賡续成篇，而公孙龙注却没有再理。后战事稍宁，人心稍静，遂发轫此事，及冬，可百日，而稿首尾粗具。是年岁底，易书三卷，亦增订完毕。一九二六年夏，先生为诸生讲授《国学概论》，由此可见其数年对先秦诸子的大体意见，均如此论。一九二七年国民军北伐，学校歇业，先生得二月居家整理《系年》旧稿，编次成卷。是年秋，先生改就苏州中学任教。一九二八年春，《国学概论》完稿。时因友人撰史学地理杂志微稿，先生遂以考辨第四卷王氏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补正一文应之，此为系年最先刊布之第一篇。秋后先生家遭大难，儿殇妻殁，兄亦继亡。一九二九年秋后，经有友人介绍，应商务印书馆编写《墨子》与《王阳明》，墨子七日而成，王阳明开学前十日为之。又一九三零年春，钱先生在苏州续姻，从骨肉之痛中解脱出来。有意刊布《先秦诸子系年》，遂写《先秦诸子系年》“自序”一篇，列于书首。至此《系年》一书大体完成。所以先生说：“今草《系年》，始壬戌，迄庚午，先后九年”，今按：此处壬戌应为1922年，庚午应为1930年，先生其书作于民国十二年之秋，按今天的民国元年为一九一二年来算，民国十二年应为一九二三年秋，至一九三零年，也凑不出九年。是年春间，刚刚受聘燕京大学教授的顾颉刚回苏州省亲，在陈天一的促成下造访钱穆。在苏州中学并不宽敞的宿舍里，顾颉刚把目光投向了钱穆刚刚完成的《先秦诸子系年》初稿。面对这个中学教师的心血之作，一向身居学术高位的顾颉刚惊诧佩服不已，诚索此稿带回家中阅读。几天后，钱穆回访顾颉刚，顾颉刚对钱穆的考据功夫和史学才华大加赞赏，当即决定推荐钱穆到中山大学、燕京大学任教。今按：钱先生自述：“春间《系年》稿为友人携之南京，以无副，不久即索还，而颇有传抄，曾载史学杂志，后又转录入古史辨第四册，是为系年再度刊布之稿”。可见，此先生既指顾颉刚。试玩索揣摩此句，“以无副，不久即索还”，先生之稿为未发布之书，试想顾效罗振玉取王国维之研究成果，先生亦无可奈何也。所以先生因有此虑，故而急于索还。一九三零年秋，钱先生执教北平燕京大学，七日则得三日暇，为“有生以来所未有”。所居环境静悦，独处一室，他“重翻陈稿”，改写通表四卷，因得稍订其缺漏，凡三阅月而迄。先生自念此书虽耗其太多精力，却没有什么价值，目击艰难，徒增渐恨。及一九三三年夏，北平因战事紧迫，先生恐此书遗失，遂找人抄写副本，急谋刊布。遂于今年一九三四夏，始定议由商务印书馆刊行。商务印书馆决定出版《系年》后，先生亲自校对，从头逐字细读书稿，改定疏谬者十余处。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先秦诸子系年》终于出版问世。从1923年秋他开始写《系年》，至一九三五年底该书问世，前后已十多年矣。因而先生不禁感叹：“回顾夙志，十不一酬，此区区一册书者，特足供余身世怅触之感而已”。
二、内容
《先秦诸子系年》是一部考据诸子生平、学术渊源的考证之作，贯穿春秋晚期至秦统一中国大约三百五十年的历史，共163条。全书共分为四卷，第一卷是与孔子有关的考证，即尽于孔门，相宰之禄，悬为士志，故史之记，流为儒业，此先秦学术之萌茁期；第二卷是关于墨子等诸子的考证，主要讲当三家分晋，田氏篡齐，起墨子、终吴起。儒墨已分，九流未判，养士之风初开，游谈之习日起，魏文一朝主其枢纽，此先秦学术之酝酿期；第三卷是关于商鞅等人生平事迹的考证，主要讲从商君入秦，迄屈子沉湘。大梁之霸焰方熄，海滨之文运踵起，学者盛于齐魏，禄势握于游仕。于是有白圭惠施之相业，有淳于田駢之优游，有孟轲宋銒之历驾，有张仪犀首之纵横，有许陈之抗节，有庄周之高隐，风发云涌，得时而驾，乃先秦学术之磅礴期；第四卷是对史书中有出入相矛盾之处的考证，主要讲始春申平原，迄不韦韩李。稷下既散，公子养客，时君之禄，入于卿相之手，中原之化，遍于远裔之邦。赵秦崛起，秦燕扶翼。然而烂漫之余，渐归老谢，纷彼已甚，主于斩伐。荀卿为之倡，韩非为之应。在野有老聃之书，在朝有李斯之政，而邹衍之颉颃，吕韦之收揽，皆有汗漫兼容之势，森罗并蓄之象，然尤不敌夫老荀非斯之严毅而肃杀。此亦时运之为之，此先秦学术之归宿期。另有《通表》四篇，《附表》四章，与考辨文字相应和。尤为注意的是，第134条与其他考证诸子生卒行事不同，是为订正海宁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所作，王当时富有盛名，由此可看出先生对于本书之自信矣!
本书主要用《纪年》来订《史记》之误，开篇即列出《纪年》胜《史记》的五个明证，不仅指出史公之错，还指出其出错的原因。如钱先生根据《说苑》残文，及《越絕書吴越春秋》误字，证纪年史记楚围徐州一事，可以见考古之事，有时如弈局已乱，为之覆按，尽可一复旧状，不失本来面目；此即钱先生说：“古書虽多误，而必有其所以误，若寻得其所以误者而说之，则足以即误而显真”。钱先生对此书之自信还体现在此处，他说：“昔人考论诸子年世有三大毛病,一是“各治一家,不能通贯，治墨者不能通于孟，治孟者不能通于荀”，这是不讲系统;二是“详其著显，略其晦沉”，于孔墨孟荀则考论不厌其密，于其他诸子则推求每嫌其疏，这是光注意名人名著，不顾其他;三是“依据史籍，不加细勘’，主要是迷信《史记》。关键是不讲辑佚，不讲辨伪，不讲考据，没有细活，也没有大局观。《系年》力纠前人治诸子之失，博征典籍，以子证史，或诸子互证，或以《纪年》与《史记》、《国策》对勘，缉逸证坠，辨伪发覆，参伍错综，曲畅旁达，对先秦诸子生平出处师友渊源学术流变之迹，无不粲然条贯，秩然就绪。观先生之此书，于诸子年世寻源探本，实事求证，明其先后，其用力较勤，所得较真，著眼较广，用智较真；
三、结语
历经十来天方可读毕，期间虽有间断，但总的来说，算是读完了。读完的感受就是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收获良多。书中钱先生所引书籍，值得我接下来重点阅读，读懂一本书很不容易，该书如若没有阅读过相关书籍，根本读不下去，云里雾里的，比如《史记》、《资治通鉴》、《汉书》、《战国策》和《盐铁论》等。在这部书中，钱先生对中国学术的卓越贡献在于：以比较权威的《竹书纪年》订《史记》之误，填补了中国历史重大转型时期的研究空白，重建了先秦诸子的学术气脉。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中说:“钱穆先生的《先秦诸子系年》，虽名为先秦诸子的年代作考辨，而其中对古本《竹书纪年》的研究，于战国史的贡献特大。”另外，对于本书钱先生老子杂辨部分印象最深，其所下功夫极深，老子不仅在孔子后，还在庄子后才出，尽量把老子往后拖，虚化淡化。即战国言老子，凡得三人，一曰老萊子，即論語荷篠丈人，爲孔子南遊所值。二曰太史儋，其人在周烈王时，爲周室史官，西入秦見秦獻公。三曰詹何，楚人，與環洲公子牟朱玉等世。最后说把老子上跻尧舜，下及商初，则人知其妄，可勿申论也，就把老子淡化掉了。在一九九三年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楚一号墓出土的简牍，其出土版本最早，抄写年代在战国中期以前，可证先生之说非。对于此处，我们不必死死盯住不放，先生在《师友杂忆》中已讲：“余之治学，亦追随时风，而求加以明证实据，乃不免向时贤稍有谏诤，于古人稍作平反，如是而已。”由此，我们可不必再死抓住此处不放，多多学习先生之勤学苦读、孜孜不倦处！
自读书以来，从先生处获益最多，先生常教导：我们当先于国家民族文化大体有所认识，有所把捉，始能由源寻委，由本达末，于各项学问有入门，有出路。先生讲孔子一生之学重在教，一生之教重在学，亦学不厌而教不倦。今观先生一生为学经历，亦可谓一生重教重学，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先生学问修养工夫，亦从学中生出，其勤学苦读，孜孜不倦之处，书中随处可见，给人心灵以巨大震撼，后辈小子有幸能读先生之书，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