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推荐丨司马迁的“世界”
《青铜与竹简的世界——司马迁对历史的征服》
📚刀剑与笔锋的碰撞，文人与帝王的较量
📚通过《史记》解读司马迁的史学思想
📚一位美国学者如何理解《史记》
〔美〕侯格睿 著
丁波 译/ 谢伟杰 审校
ISBN：978-7-100-19561-4
开本：32开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22年4月
定价：75.00元
本书目录
前 言 / 1
第一章 历史的意义 / 11
历史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 17
司马迁和历史 / 30
第二章 表现世界 / 49
《史记》的结构 / 51
阅读结构 / 67
竹简的世界 / 78
第三章 历史之网 / 95
历史之网 / 96
多重叙述 / 111
第四章 事件的意义 / 128
事件的意义 / 130
评估概括 / 150
第五章 塑造世界 / 169
判断史 / 170
作为诠释工具的《史记》 / 188
改造世界 / 201
第六章 圣人的历史 / 209
文学塑造 / 209
圣人的历史 / 225
第七章 争夺世界 / 246
青铜的世界 / 247
争夺世界 / 266
第八章 理解世界 / 281
适应时代 / 282
理性的限度 / 292
理解与被理解 / 302
结 语 / 307
致 谢 / 315
参考文献 / 316
索 引 / 331
译后记 / 360
内容简介 “青铜世界”与“竹简世界”是侯格睿独创的专门名词，也可以说是文学形象的比拟术语。这两个术语是对中国历史模型文、武两个层面的摹写。侯格睿在书中为我们呈现了一副司马迁与秦始皇争夺世界的画面。在这场比赛中，秦始皇凭借强制和暴力，而司马迁以道德重建作为管理国家和人类社会的基础，借助《史记》赢得了比赛。他们争夺的焦点是“定义世界”。司马迁将秦始皇拉回了他试图否定的历史序列中，接受历史的评价；他通过全面记载汉武帝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以暗含褒贬的叙事手法，将汉武帝置于秦始皇评价体系之下，完成了竹简世界体系的构建。司马迁通过《史记》构建了一个开放的微观模型，并让模型获得了永久的生命力。 秦王朝的崩溃与帝制的结束，表明“青铜世界”只是一个历史阶段。秦始皇想把他的创造传之万世，只是一个幻想。司马迁创造的“竹简世界”，还将伴随时间的流逝与历史推演无限延伸，是真正的传之万世。
作译者简介 侯格睿(GrantHardy)，北卡罗莱纳大学阿什维尔分校历史系助理教授。1961年3月7日出生。1984年获得杨伯翰大学学士学位，1988年获得耶鲁大学中国文学博士学位。研究范围为中国历史、中国历史文献。侯格睿与华兹生(Burton Watson)、杜润德(StephenDurrant)是美国汉学界史记学研究领域最负盛名的学者，被誉为美国《史记》研究三君子，他们分别撰写的三部史记研究论著堪称该领域奠基之作。侯格睿是北卡罗来纳大学阿什维尔分校历史与宗教研究教授和人文项目主任。他在杨百翰大学获得古希腊文学学士学位，在耶鲁大学获得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学位。侯格睿教授因为他的教学和学术获得了大量的奖项和荣誉。在北卡罗来纳大学，他获得了2002年艺术和人文学院杰出教师奖。他还获得了国家人文基金会的研究资助，并参加了哈佛大学、海德堡大学等世界著名大学的学术研讨会。侯格睿教授著述、合著、编辑了6部著作，包括《青铜与竹简的世界：司马迁对历史的征服》、《牛津历史著作史》第一卷，等等。此外，他还为《世界百科全书》撰写或修改了大部分关于中国古代的篇章。
译者丁波，历史学博士，编审。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北京史记研究会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尤其在《史记》方面用力最多。在《史学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学术研究》等核心期刊发表《史记·将相表倒书考》等学术论文20余篇。
本文原载《读书》杂志2022年第10期
司马迁的“世界”
王江鹏
《司马错论伐蜀》是《战国策》中的名篇，清人选本《古文观止》收入。秦国名将司马错，系太史公司马迁八世祖，生平功业以伐蜀征楚为最著。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追溯家族谱系，上则远推至颛顼之世，下则述近祖司马错以降綦详。错孙靳，随武安君白起与赵国大战于长平。靳孙昌为始皇朝主铁官。
尽管家族与秦帝国渊源颇深，对于主要生活在汉武帝朝的司马迁而言，秦始皇只是一位前朝君主，二人并无时空上的联系。而美国学者侯格睿的《青铜与竹简的世界——司马迁对历史的征服》一书则认为，司马迁与秦始皇二人间有一场跨越时空的竞赛。秦始皇指挥着千军万马征服了自周天子衰微以后混乱的世界，司马迁则用手中的竹简，重新定义了世界，包括定义秦始皇，从而实现了对历史的征服。
侯格睿从表现世界、塑造世界和理解世界三个角度来考察《史记》是如何构建世界的。在早期西方汉学家眼中，《史记》与西方史学传统比较契合，但在侯格睿看来，《史记》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历史文本，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叙述自相矛盾的混乱世界。他认为，如果想要准确了解《史记》是如何处理历史叙事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从了解它最独特的特质——它的结构开始。《史记》将历史记载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五个部分，结构了一种新的组织史料的体系。司马迁意图“重建历史”，《史记》中的碎片化和重叠描述，组成了由文本构成的微观世界。侯格睿的这一发现，立足于文本细读和史料批判。在他看来，《史记》中的记述，特别是同一事件，在不同篇章中的记载出现的诸多抵牾，这些看似矛盾的地方，正是司马迁故意为之，以此方式呈现了当时的世界。司马迁对不同史料的抵牾进行了汇编和处理，这样使用史料的方式，引起读者阅读方式上的改变。而且，司马迁还在历史叙述中，尽量避免带上个人色彩，这么做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
《史记》与《春秋》既相似又不同。虽然司马迁先揭示了孔子的‘春秋笔法’，然后又否认自己使用了该写作方法，但他至少保留了孔子对道德严肃性的高要求和一些叙事技巧。”侯格睿的意思是，司马迁在效仿孔子的同时，又进行了改进，他在具体史学实践中，对史料进行编辑、塑造，从而“将历史和道德因果关系与预期统一”。在《论语》中，孔子曾谈及施政策略，以“正名”为要。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也正是抓住了这一内核，通过“正名”来实现重塑世界，赋予史料新的意义。侯格睿选择《孔子世家》这一圣人的历史作为个案进行分析，以此说明，“对于司马迁来说，准确性并不是历史劳动的最终目标，相反，它是揭示过去道德意义的一种手段”。
千百年来，研究《史记》的论著汗牛充栋，只消翻一下近年所出《史记论著集成》第二十卷《史记论著提要与论文索引》，便可知道这是一块久被耕耘的田地，硕果累累。而每年定期出版的《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也不断汇总这一领域的新成绩。面对有着如此丰富研究成果的领域，如何发现新的议题，探求新的问题，是《史记》研究者面临的难题。
侯格睿此书之所以能跳出窠臼，主要是由于两个因素：一是古人所谓的“读书得间”。柴德赓曾说：“《史记》中对于同一事件，本纪和列传、世家和年表彼此不同之处也都一并保留。清代梁玉绳撰《史记志疑》三十六卷，专挑《史记》相互矛盾的地方，这是用本证（以本书证本书）的办法，用功很深，对研究《史记》有帮助。这些前后矛盾有的可能是前后失于检照，但不能都归之于司马迁的疏忽，很多方面是由于原来的史料不同，司马迁并存不废，这对我们做研究工作还是有好处的。”（《史籍举要》）这是当时学界对此问题的代表性看法。而侯格睿却在看似题无剩义处，提出了新的解释：“当同一事件的不同版本出现在《史记》中时，它们当然是互相竞争的，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也确实颠覆了读者对作为历史学家的司马迁的信任。他们根本无法确定该相信哪一种解释，因此，他们必须采取谨慎的态度。他们必须自己学会权衡变量，对人物和事件的解释要灵活，并且要明白，《史记》中的叙述或评论没有一个完全代表作者的观点或历史记载的复杂性的。然而，司马迁在他的读者中所引起的怀疑，被由他的文本所获得的更高的权威平衡掉了。因为他故意让自己与历史脱节，要求他的读者积极参与，以确保他们在字里行间发现的教训是由历史本身呈现的，而不是由公认的受限制的历史学家提出的。司马迁不宣称提供历史的最终真相——他能做的就是成为一个有用的向导——但读者必须同意保持阅读和分析。”这也就是侯格睿在书中一再强调的，司马迁在《史记》中选择了缺席，让读者成为自己的历史学家。这一新见，基于文本细读和分析，对我们理解《史记》提供了一个具有启发性的视角。另一个因素，则是侯格睿好用比较且善用比较。如其发现汉武帝与秦始皇这两个异代君主间有着种种相似性，在某种意义上，汉武帝是秦始皇在西汉的复苏。侯格睿称自己这部著作与司马迁《史记》相比，二者虽然主题都是关于历史的，但更多的是差异，体现在三个方面 ：通史与历史编纂学、私人著作与学术著作、创新与墨守成规之间。侯格睿不但对此书的撰写模式进行了总结，而且将差异的渊源进行了追溯，认为自己继承了希腊古典史学的传统。
当然，此书中的一些观点，是可以继续讨论的。比如，在侯格睿看来，“史”字仅仅是抄写员或者档案工作者，尽管他们曾参与记录了历史事件，但没有参与将其与历史学家联系起来的分析和解释。侯格睿在其西译中将“太史令”翻译作“大占星家”，而非“大历史学家”，关于这一点，显然，他忽视了《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谈临终之语：“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可见在司马谈眼中，论载天下之史文系太史之职责。
一九七五年，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发掘，引发了学术界关于秦代历史的一系列新课题。时隔二十多年之后，侯格睿推出了《青铜与竹简的世界》英文版，正文第一章开篇便是从这一秦代考古新发现谈起。二〇〇九年，北京大学入藏了一批海外回归的西汉竹简，其抄写年代据学者推论“多数当在汉武帝时期，可能主要在武帝后期，下限亦应不晚于宣帝”，恰好与司马迁生活的时代重合。这些新出竹书，在司马迁撰史之时，似应大都寓目，而其中所载与《史记》抵牾之处，引发了学者饶有兴趣的探讨，如陈侃理撰有《〈史记〉与〈赵正书〉——历史记忆的战争》等。随着秦汉考古工作的不断展开，新材料迭出，会使得今人解读司马迁撰述的背景和衷曲有着更多的“理解之同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