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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常在——懷念陳原先生 | 《讀書雜誌（第五期）》

三聯書店香港 2022-11-02 12:27:52 广东

編按：陳原（1918–2004）先生是著名語言學家、編輯出版家，歷任三聯書店編輯室主任、人民出版社副總編輯、商務印書館總編輯兼總經理、中國社科院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所長、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主任等職。著有《語言與社會生活·社會語言學扎記》、《陳原語言學論著》、《書林漫步》、《社會語言學》、《記胡愈之》、《變革中的東方》等。曾主持「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趙元任全集》等大型出版項目。本期《讀書雜誌》，香港資深出版前輩甘玉貞深情憶述陳原先生與香港的淵源，以及她與陳原先生的忘年之交。質樸的文字間，真情流淌，令人動容。以下節選甘文部份內容以饗讀者，讓我們一同懷念可敬、可親、可愛的陳原先生。

看《讀書》雜誌，想起陳原先生，他是《讀書》雜誌創辦人之一。早在1947年，他在上海生活書店工作時，與陳翰伯等合編《讀書與出版》月報，到1948年秋被迫停刊。1955年《讀書月報》在北京創刊，他參與編輯工作，至1960年又停刊。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陳原和陳翰伯、史枚、范用等籌備復辦雜誌，1979年4月以《讀書》之名復刊，並由陳原擔任主編。雜誌的宗旨是「實事求是，解放思想」，「提倡讀書之風、思考之風、探討之風和平等待人之風」，定位為「以書為中心的文化思想評論刊物」。

陳原先生大半輩子都生活在北方，但與香港頗有淵源，曾經多次到香港。他是廣東新會人，1938年畢業於廣州中山大學土木工程系，畢業後加入廣州新知書店工作，後來又輾轉做過桂林新知書店、桂林實學書局、上海生活書店的編輯。1948年春局勢緊張，上海生活書店遭查封，他在秋天奉命南下香港。1948年10月26日，生活書店、讀書出版社、新知書店在香港合併為「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至1949年3月，國內解放局勢大致已定，這三家書店的大批骨幹成員也離港前往北京。陳原先生回到內地，輾轉在上海、北京主持多間出版社的工作，包括三聯書店和商務印書館。1984年調任國家語言文字改革委員會，至1990年卸下繁重的語委主任兼黨組書記職務，就到了香港做研究工作，一住半年。後來他曾多次到港，最後一次是2001年7月在香港書展做演講。該年9月他突然中風，後一直臥牀不起，直至2004年10月去世。

我跟陳原老相交是因商務印書館而起。我在1989年進入香港商務印書館編輯部，主要負責中學語文教科書的出版。1990年，陳老到了香港中文大學當訪問研究員。他是語言學家，曾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所長，當時已年過七十，仍擔任北京商務印書館的顧問，活力充沛。當時我負責的中國語文教科書要做宣傳，上級提議請陳老做一次演講，向中學老師講語言教學問題。我和另一位同事兼同學關秀琼負責跟陳老商議講題的設定，並陪伴他來往中文大學和會場。

陳老在商務印書館是大人物，我只是個剛入行的小腳色，誠惶誠恐地到中大文化研究所找他，想不到他是個風趣幽默的長者，完全沒有架子。因為我和秀琼是中文大學的畢業生，陳老倒興致勃勃地問我們很多關於中大的問題，我們也帶他逛校園。他對那次演講很認真，希望講一些切合香港老師興趣的內容，更要去搜集資料。他要求我們帶他去看周星馳的電影，希望了解香港人的「無厘頭」語言，接待陳老成了我們兩人的「優差」。他從日常遇到的香港人和事中找出很多有趣的語言現象，把講題定為「語言的馬賽克」。

陳老總是小心觀察事物，又能以幽默的手法解釋語言現象。記得他說最欣賞香港的地鐵，又乾淨又有效率，但不明白為甚麼地鐵常呼籲人去「買地拖」，是不是為了保持清潔？原來那是地鐵列車到站時的廣播：「小心車門mind the door」，中英文連着說，發音又不清楚，聽起來像「小心車門買地拖」。他又拿我們的上司陳萬雄先生的港式普通話作為例子，說他們有次在北京開會，時值冬季，但室內有暖氣，陳先生感到悶熱，就向與會者說：「你們動不動？不動我就開槍！」嚇得各人不知是要回答還是要移動。其實他是想說：「你們凍不凍？不凍我就開窗。」那次演講很成功，老師們的反應很好，歡笑聲不斷。自此以後，我們兩個小輩跟陳老談得投契，成了忘年交。他在中大逗留了六個月，我們探訪了他幾次，常被他的幽默言談逗笑得人仰馬翻。

陳原先生（右）與筆者早年合照

過了兩年，陳老接受聯合出版集團的邀請，帶着夫人余荻再來香港，待了半年，住在北角書局街僑輝大廈的集團宿舍。宿舍所在是商務印書館印刷廠的舊址，「書局街」就是以商務印書館命名的。陳老在解放前來過香港工作，就住在附近。我和已離開商務的秀琼常跑去探訪他們，每星期一次。當時我們跟朋友正在辦一份同仁式文學雜誌《素葉文學》，陳老知道後很鼓勵我們，還給我們講他以前創辦《讀書》雜誌和後來與一群年輕編輯工作的軼事。

陳老很健談，每次都給我們講些在內地和香港的有趣見聞。我最記得他說的兩件事。

第一件是去郵局寄東西。北角碼頭附近的北角邨內有所郵局，陳老去寄東西回北京，職員詳細地告訴他怎樣填表，怎樣包裝，又有紙盒供應。陳老說實在太感動了，真正讓他感到何謂「為人民服務」。那年代在北京，郵局也是衙門，你去寄東西，就是麻煩了服務同志，除了要看臉色，還給來回支使，半天也辦不好事情。

第二件是「去放風」。北角的居住環境不算好，樓宇舊，空氣差，陳老說給在北京的兒女寫信，形容在香港的住處，是「上不見天，下不見地」，他就常和夫人到北角碼頭「放風」。「放風」是內地說法，指讓囚犯到監倉外能看到天空的地方透透氣。宿舍的沙發和牀都太軟，陳老說常有「陷在棉花堆裏死掉」的恐懼，他就喜歡到街上走，找到不少生活樂趣。他說最喜歡與夫人坐電車，從總站坐到總站，看香港街上的人文風景，又便宜，又穩定，兼且趣味十足。又有一次他跑到樓下看對面錦屏街的警匪大戰，向到訪的我們描述得眉飛色舞。那次事件很轟動，匪徒有大批軍火，新聞報告說是極度危險的，陳老卻很慶幸自己趁了這趟熱鬧。陳老總能在日常小事中尋找樂趣，甚至令人討厭的麻煩事，他也可以用反諷手法描述成一樁趣事。

陳老和夫人都長得圓圓胖胖的，常帶着微笑，給人很親切的感覺。他們很恩愛，到甚麼地方都是挽着手。看着他倆胖胖的身影，我常想起「執子之手，與子偕老」。陳老大概很享受這種暫時脫離北京人和事，與夫人自由安排時間的日子，但夫人卻想家，想孫子，常希望快點回家，宿舍裏貼滿了小孫子給他們寄來的畫稿。後來聽陳老的助手柳鳳運大姐說，才知道陳老以前因為工作太忙，雖然他常常出國，卻從沒有機會與夫人一起出國旅行。那年一起到香港是他們的第一次，遺憾的也是最後一次。

陳夫人在1993年7月中去世，消息很突然。她是在夜裏睡覺時腦溢血，早上發現已救不了。我在一個多月後離開了商務印書館，在空檔中到北京看望陳老。陳老沒有再到商務印書館位於王府井的辦公樓，我冒昧地摸到他在前門大街的家。我看到的陳老，與之前的開朗老頑童判若兩人。他坐在廳中大椅子裏，動也不動，話也不願說，只在流淚。他女兒說他每天只坐在那裏哭，甚麼都不做，飯也不願吃。陳老和夫人是小學同學，後來一起參加革命，一起在新知書店工作，又一起從事世界語的推動。相伴六十多年，在毫無先兆下忽然永別，陳老怎麼接受得了。

陳老寫給筆者的信

他在九月下旬給我寄來信件，有這麼一段：「你來看我，就等於看到她；她常常提起每個星期四你們兩人來看我們，帶了鮮花，一同出去晚餐的日子，多麼愉快啊。講實在的，我們兩人在港住了約半年，就是跟你們來往。帶着那麼多生的氣息，使兩個步入黃昏的老人，感到無限的歡慰，也感到無限的希望。她怱怱地去了—我會很快跟她去的，因為失去了她，就等於失去了我的右手和我一半大腦，再活下去，我就變成一堆垃圾了。」這個打擊對陳老來說太大了，他消沉了一段頗長的時間。不過他在信中仍請我給他寄《明報月刊》，還關心着世事。陳老在十月中的來信就談了對《明報月刊》中刊載文章的看法，也開始說一點笑了，並表示自己在「十月開始好轉，然而心地仍不平衡，也許再過些時間可以更好些」。

一年之後，陳老為老伴找到個長眠的好地方，在西山福田陵園。1994年8月他給我寄來墓地的照片，到9月又寄了一次，有他自己在墓前留影。陳老為他夫人立的墓碑很樸素，直立的石碑沒有花紋，文字也很少，只有他夫人斗大的名字和生卒年份：「余荻彩秀 1916-1993」，似是陳老自己的筆跡。前面一個小石台，大概是讓人放祭品的，刻着三個大字「春常在」，看來是陳老自己的心思。他大概想說，這裏埋了他最愛的人，他的春天也常在這裏了。

那年冬天，我再到北京看望陳老，雖然之前下過大雪，天氣嚴寒，他還是願意帶我去看看夫人的墓。那時福田陵園的規模很小，沒甚麼建築，只有一片小小的墳地，幾排整齊的墓碑。前幾天下過大雪，小石台上面鋪滿了白雪，陳老特意把石台上的雪清除，露出「春常在」三個大字。在滿地皚皚白雪的環境中，他又要與愛妻的「春常在」長眠處合照。

陳老在夫人墓前留影

大概這時陳老可以放下傷痛了，往後幾年，他又再活躍起來，到世界不同地方開會，又規劃出版了不少書籍，精力充沛。陳老的晚年可說是他最有成就、產量最豐的階段。他在「文革」前是文化部的出版局副局長，在「文革」中受到重點打擊，1972年才從牛棚調回北京，在商務印書館工作。

到1978年改革開放，可以有更大的發揮，此時他已年過六十了，但仍展現驚人的魄力，主持了很多大型出版項目，自己也完成了不少語言學的著作，還有不少報紙雜誌文章的結集。陳老曾說過，他自己最喜歡的，卻是幾本談音樂的譯著：柴科夫斯基與梅克夫人的通信集《我的音樂生活》、羅曼．羅蘭的《柏遼玆》和《貝多芬》，還有在香港初版發行的《記胡愈之》。那幾年，他有新書出版就給我寄，我也把香港的雜誌、港版書和音樂唱片寄給他。我每次收到郵包，包裝紙上書寫的地址都是陳老自己的手筆，下面還工整寫上「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商務印書館著作室陳緘」。他後來說，館裏其他人打包寄書的技術都及不上他，他就自己動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