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钧《那树》文学评论

“物化人”与“人形树” ——存在主义视域下的《那树》

“从青草地上走过的旅人，请暂时停下你的脚步， 虽然这里看不见颓败的坟，告诉你， 你同样是泥土。” ——威廉·华兹华斯

在《麦克白》的第五幕中，背负着沉重的道德十字架的麦克白依然记得，并时刻默念女巫的谕言：“麦克白是无法打败的，除非勃南的森林向邓西嫩移动。”然而，当他见到那与树融为一体的复仇大军以浩荡之姿开拔邓西嫩时，这位僭主的内心才真正崩溃。人与自然的交融来生命力的激荡和胜利的果实，人与自然的分离则带来人性的扭曲与异化。《麦克白》中移动的森林印证了前者，而王鼎钧在《那树》中以大树由神性降格为“杀人凶手”最终毁灭的故事，在印证前者的基础上，凸显了后者，由此引发“世界游戏”中每一位“人类玩家”的警醒。

“我从青草地上走过”

在文章的开篇，作者有意给那树渲染上一抹传奇和神性的色彩，它仿佛就生于史前，而并未丧失神明般的能力：台风吹断了附近的树，“只有那棵树屹立不倒，而且据说，连一片树叶都没有掉下来。”在此，树中之“神”具有了弗莱所说的“原型”的性质。在《批判的剖析》中，他指出原型“来源于人类原始时期”,是“人类反复的、具有典型性质的经验积淀。”它承载着一个种族的深层愿望和共同想象，反映着一个种族的集体无意识。这也就是为什么“总有人到树干上旋涡形的洞里插一柱香”。人类将生的希望寄托在树之上，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凝结于树之上，这时人与树、人与自然的关系深深交融在一起：鸟儿和孩子共同歌唱；情侣止步将自己融入树荫“更黑的黑暗”之中；那沉默的树也就张扬它令人敬畏的生命力“加大它所能荫蔽的土地，一厘米一厘米的向外。这样一种主客交融的姿态恰如梅洛-庞蒂所说的“源始的意向性”，在这种性质的支配下，树即是人，人即是树，人是树的眼睛，而树无限眼神的根脉则是人的手臂。于是通过树，人不仅能够感知天上的云，也能体会地底的泥。这种状态符合海德格尔对人之“灵魂”的界定，在他看来，灵魂具有无限延伸的能力。

“颓败的坟”

然而，这样一种主客交融混生的状态，很快就因城市生产力的发展而打破了。“柏油”、“高压线”, “公寓楼房”延伸的速度和所触及的范围比人的灵魂、比树之根系伸展要快得多，也要广得多。不过，如果说在这之前的阶段中“世界游戏”中的“天、地、神、人”以互相交融的姿态达成了平衡与和谐；那么，在这一时期这种平衡和和谐的达成则依靠“凸显”——树之绿荫“被一重又一重死鱼般的灰白色包围”，“但树顶仍在雨后滴翠，经过速成的新建筑物衬托,绿得很深沉。”苍老而历久弥新的树在新生而依旧狂飙突进的工业文明中神奇地达成了一个融洽的整体，一个“诗意”的整体。也正是这种诗意，使人们依然让它绿着。 而这种融洽与诗意之所以会被打破，是因为人类自我欲求的不断膨胀。从“世界游戏”这一概念出发，海德格尔展开了他对技术的批判。他视技术为“座架”，它所“摆置”的对象既包括自然，也包括人类自身。也就是说，技术的支配使人们不会再把自然、天地当作与自己平等共处于“世界游戏”中的玩家，而是一个供自己支配的对象：天丧失了其崇高，地成为了资源，那么地上之树，要么是供人类砍伐接着制作成器具的材料，要么便是如同文中一样，是阻碍人前进的障碍。这是因为，技术的出现使人们得以与自然规律进行抗衡。如电灯的出现很大程度上逆转了人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规律。人们领会到技术的力量，也意味着人们领会到了作为创造者的自我的力量。这样，平等的“世界游戏”遭到打破便成为了一个必然的趋势，人类将存在所赋予的意义转移到自我的需要之上。

在文中，我们虽然难以直接观察到技术的发展，但是如同“饥蝗”般拥来的出程车以及接下来人类的一系列搬迁都告诉我们:世界游戏的中心转移到了人类自身的需要上。随着文章的发展,这种需要更是趋于变态：“于是人死。于是交通专家宣判那树要偿命。”两句如同手术刀一般冷漠而精确的话语，不仅暴露出了人与自然和谐融洽关系的彻底破裂和世界游戏之秩序遭到的彻底颠覆，而且在更深层的地方,暴露出了人与技术关系的异化——人类被自己所制造出的东西控制了，以摩托车、公交车、出租车为代表的交通工具成为了现代社会高速度快节奏的象征，而被这高速大潮裹挟其中的人们只是往前看，看有什么东西阻碍这股滚滚洪流前进，有什么东西逆历史发展大潮而动，然后无情地将之拔除，却从未停下脚步，审视到底是何种事物载着自己前行。

“你同样是泥土”

在专家沉稳而严谨的宣判下，那“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树遭到拔除。在此，作者有意识采用一系到语词颠倒人与树之间的关系：人如同机器，残忍、冷酷、毫无怜悯心，精准地依照工具理性行事。于是“电锯从树的踝骨咬下去，嚼碎，撒了一圈白森森的骨粉”，于是“刽子手贴近它做成陷阱，切断所有静脉动脉”；而树更像是人，它不仅有着人的踝骨和静脉动脉，更有着人的价值理性，于是它会怀着无限的默默温情提醒所有居住于内的蚂蚁搬家,而自己仿佛看透命运的先知一般“绿着生”，“绿着死”。于是它会坚守自己的信仰,在现代社会这个“上帝死了”的时代中“在星空下仰望上帝”。它难以撼动的价值意识更传递到每一只蚂蚁身上，于是作者甚至赋予他们的迁居以摩西“出埃及”式的史诗性、崇高性和庄严性。 在此.存在的意义似乎为树所参透。死亡并不意味着它生命的终结，而是使它完成了“向死而生”的过程：即使身受摧残，即使被人们彻底遗忘，但它依然坚守信仰，仰望终极的价值与意义，“冒死掩覆已失去的土地，作徒劳无功的贡献。”那“一圈又一圈的风雨图”使它区别于一般作为木材的树：如果说后者生而无灵，生而沉沦，那么前者因年岁增长而通灵，因追寻绿、创造绿而超脱——我认为,地下石子、沥青、柏油堆叠而窒息断根的黑暗空间不是它的归宿，它融入地下的碎叶片、“叶上的每一平方公分”的绿意，才是作者为它安排的“无何有之乡”。它“绿着生，绿着死”，同样也会在死后“复绿”。 与之相对的是“物化”之人。人们极力想要洞悉存在的意义，通晓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却往往归于徒劳。因为在这个马克斯·韦伯笔下“工具理性”日益压倒”价值理性”的时代，在这个米兰·昆德拉不得不承认的“价值贬值”的时代，人类越是力图以工具和技术挖掘价值，寻找“上帝”，越是走向追寻的反面。海德格尔在《林中路》中将真理的状态视为“林中的空地”，当阳光穿过树梢之时，遮蔽之真理得到照亮。但这种照亮只是部分，因为全然的照彻必然又掩盖了真理，就像在万里晴空中难见幽微之星一般。文章中，作者特意将人们掘根的时间放在了夜间，并点明了“这一夜无星无月，黑得像一块仙草冰”。这是一种完全遮蔽的状态；在这时，人们拿出了“工作灯”,把“人造的强光”“投射在路面上”，实现了对全遮蔽状态的全解蔽。可是正如庄子所云：“照彻见独”。强光的解蔽不过意味着人们从一种遮蔽走向另一种遮蔽而已。所以，树之人化与人之物化，树之本真与人之沉论，树之洞晓存在与人之陷入遮蔽之间形成了巨大而强烈的张力，更凸显于机械复制时代中人性的降格与异化。

总之，从人树主客混生的和谐关系，到技术突进时代“世界游戏”规则的被僭越和游戏中心的转移，再到树与人奇异却又令人惊惧的反向对应关系，作者想通过这一堕落过程提醒人类：不应为了一己之利而扭曲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虽然不可能成为卡尔维诺笔下生活在树上的男爵柯希莫，但我们却可能向筑居于瓦尔登湖畔的亨利·大卫·梭罗学习，以平和之姿拥抱自然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