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一写我就要退休的社长
我不惑之年的开端，也是社长职业生涯的结尾；虽然，不想面对，可社长还是快要退休了……
2015年到2022年，一只皮箱，一间不知名的旅馆，我在阴差阳错中开始了长春的日子，直到现在已历七年……
七年，我很幸运，在人生不得已而来到的“转型期”，在一个文化企业遇到了这样的领导。从部队，到企业，我虽然经历了种种，却能幸运地在他的“庇护”下，在走到新的岗位工作多年。
现在回想起来，2015年，我几乎在某些方面的“运势”坏到了“极点”，但在“就业”的“运势”上，也好到了“极点”，只是当时的我浑然不觉而已。那年，在我没头苍蝇一样把自己栓在吉林“简历”中，差点儿就让我在松花江边卖了保险；当然，也被那个城市某杂志的应试中，以“水平不行”拒之门外；还有一位负责某学校招聘的人事老师眼睛颇毒，一眼就“叨”出当时我的精神状态不正常……那段时间的前后，也有应聘某高校的图书馆员无果，和后来入职出版社后才看到的某画报社的应聘通知……在那样的四处碰壁中，一位读研时的恩师向我施了“援手”，把我推荐给了社长……
约定的面试和笔试时间是上午九点。
我跟社长在办公室简单聊了几句，就到总编办去答题。就是这样一个阅人无数的“老江湖”，面对当时已经无论是精神、还是气质上，都已经算是“废了”的人，当天傍晚就决定让我上班试用……以至于在入职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怕干的活不值我那些工资……
现在想起来，社长招我进出版社，怕也是冒了极大的“风险”；刚来的时的我究竟“二”到什么程度呢？第一天上班时，因为办公室只我一个，到了傍晚不知道什么时候下班的我，反复偷偷地去中厅的总编辑办公室看他们啥时候下班，直到中厅也空了，大楼里没有人了，我才浑浑噩噩地走出办公室。后来我才知道，总编办主任历来都是出版社最忙的岗位之一，每年早来迟走是工作的常态……
在工作的这七年中，我闯过不少祸，但所幸遇到的，都是“好人”；甚至在官僚习气日益严重的诸多部门中，我所遇到分管编务和出版业务的两级领导机关，也在风云变幻的巨变下难能可贵地保持了相当的“专业”和“敬业”，没有半点儿官僚习气。以至于近两年，我负责的业务因为人事调整，在其他部门有限的几次对接中，都极其不习惯地爆发了“冲突”；甚至还有集团某部门的领导，伪造了我跟他对话中的“暴脾气”和“态度问题”，在某些场合大肆宣扬……
但唯有社长，几乎对我的某些缺点选择性的“视而不见”，反而一直盯着我一些所谓“优点”仔细地“放大”：我在工作上挖下一个又一个的深坑，闯下的一个又一个祸，他帮我去填；我跟上级机关某些瞎乱指挥的干过了仗，他转身去替我向领导道歉。（这样的事情换成别的领导，至少也在社内搞一次批判大会吧）全集团没有一个单位，有像我这样的有深度“社恐”的部门主任。——我所在岗位的历任“主任”，都能因为工作认识不少朋友，但我却连集团内部其他同部门的负责人都不认识。就是这样的工作状态，他却能一直“忍”了我多年。我“不擅长”的部分，或者是他安排别人去“堵住”漏洞，或者就得麻烦他自己“出手”摆平。在他身边工作这么多年，我一直觉得，我好像没有给过他什么建设性的意见，也没提他分担过一点麻烦事儿；反而是稍微有了点儿不着边际的所谓“成绩”，就被他放大到十倍、百倍了地去帮我“宣传”——在他的推荐下，我“填”的两首歌词，顺利地“歌曲化”，登上网络平台，他光是对着同一拨人就在不同的场合就说过两三次。他是真高兴呀！好像比我都高兴！就这样，在他的“宣传”下，我一点点地从当年人生的“废墟”上站起来，捏吧捏吧，“现在又装得像一个人了”（士兵突击连长高城训成才语）。
在他的“坚持”下，我一直在现在的岗位上工作了多年，以致上级机关的某领导评价他为了我是“因人设岗”也丝毫没让他动摇。他对我的关心，其实早已远远超越了领导和下级。我喜欢书，喜欢某些不易买到作品的作家，他淘换到了相关的”好东西”，就总会给我分一套。我买完了房子，他就说要送我一台冰箱；为了给他省点儿钱，也正好原房主剩下一台小冰箱给我，我就对他说冰箱我有了，您别破费了；可他却又送了我一台电视，到了这钱也没给他省下来。我们去北京出差，抵达后他自己出去办事，怕我中午没饭吃，就转身扔给我一张某餐馆的会员卡，说这家餐馆的粥很好喝，让我一定去尝尝——那家餐馆的粥，确实很好喝。跟他去广州培训，他觉得广州的早茶要喝，就大早晨带着我从宾馆下来喝早茶；……凡此种种。
我真的从没见过这样的领导。他的身上，好像有着好多“矛盾”：明明，他带着的只是一个小小的非文化发达省份的地方文艺出版社，无论是作家资源、我们这些“小的们”的业务能力，还是家底儿，都没什么优势，但他却让我们活出解决了温饱之后的“出版情怀”；明明，是自己部队出身，却任由我们“无组织无纪律”，连为出版社图书宣传的朋友圈也从不强迫员工发送；明明，当了多年的老大、，却仍然能耐心地听完别人的意见，以致于这些年出版社的“民主氛围”甚浓，经常有员工跟他办公室或会议室“当面锣、对面鼓”的唠唠，甚至就连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他也能听得进去——那年跟着他去河北参加出版社年会，他就听我喋喋不休地说了半天正定隆兴寺的山门；明明，出版社的人才奇缺，他却一批批地把在他“庇护”下刚刚成长起来的“孩子们”手把手地送到更高、刚好的位置上发展进步；明明，他的手里其实没什么“好牌”，甚至是拿着一手“烂牌”，但他却硬是让我们，成为了东北地区唯一一家三次获评过“中国好书”的出版社，成为吉林地区唯一一家连续两次获评过“五个一工程奖”的出版社；明明，他自己就是书商出身，却在上任后的两三年内，清退了出版社所有的合作书商，也逐年清除了当年在网上泛滥的“负面消息”——因为他说他知道，买卖书号对编辑和一家出版社的危害有多大；明明，他自己就当过所谓的“资本家”，干过多年的书商，却练得一身“普度苍生”的做派，总是怕我们饿着，拼了命地用他的资源、人脉喂饱我们，甚至让好多人都“吃顶了”；明明，他是自己“江湖大学”历练出来的、文化企业的企业家，却特别尊重高学历的读书人，而不是像我以前遇到的某位领导一样——明明自己连初中大概都没毕业，却非要当着一群小年轻的大学生军官嘲笑，现在的大学生也就相当于以前的中专生……
对了，他还为我们，在社史上第一次得回了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和提名奖，还有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前身国家图书奖我社也仅获得过一次提名奖）……
或许这些荣誉，跟很多优秀的出版社相比，微不足道；可我一直觉得，很多事情或者领域都是雪中送炭难，锦上添花易，都是好的更好，坏的更坏；能以这样的资源、“人才”现状，一路走成这样的成绩，换成其他出版社领导，怕是谁也无法做到吧。很多选题、项目，其实都是他一手“策划”回来的，但却成全了好多人；很多选题，放到我们手里，可能分分钟就“死”了，却能在他那起死回生——这样的“名场面”，我有幸跟着他经历了两次……
也就是在一次又一次在“选题”和文字上“填坑”的过程，让我在这么多年，忘掉了曾经荒废的岁月。
社长有时会跟别人说，我是社里的“读书人”。其实，我哪能算读书人啊？他在京待了那么多年，期间认识的文化名人、读书人，甚至很多给他“打过工”的编辑，学富五车者怕是数也数不过来吧。所以在这一点上，他对我，多少可能是有些“看走了眼”。而我，也只有在工作之余，期望更有时间补足“功课”，让自己迎头赶上。
社长有时也会跟别人说，我的腰是“直”的；其实，我哪有那么硬的骨头？一个连自己的生活都摆不平的“废柴”，一个要靠着家里的资助才能在长春立身的“准中年”，哪还能轻易地“支棱”起来？这么多年，生活对我的哪一次毒打，不都是让我躺下来逆来顺受？我在工作上支棱起来的“腰”，不过由他替我弯下去了而已。这么些年，江湖上的风雨，吹打了别人，却丝丝没有落到我的身上。如果没有他的这么多年的“保护”，甚至是像对待“自家孩子”的那种“惯着”，我其实早就在这“滚滚红尘”中，被玩死过一百遍了。
如今，护了我多年的社长，终于到了退休的时间了；虽然他总是夸我们这些“年轻人”水平好，比他强；那是因为他总盯着我们的长处——他甚至让很多烂到根里的种子，也能开出独具特色的出花来；我总觉得，他“悠游林下”以后，我们很快又要过上“食不果腹”的生活了；哪怕不考虑是否能不能开得出来的工资，可能也不会再有一位领导，在疫情持续的三年里，持续地在考虑员工的收入和生存问题……
我也一直觉得，受限于我们这些“小的们”的水平，他的本事，还没有发挥出十分之一；一个曾在北京工作期间，策划出“老北大讲义”系列，策划出《程砚秋演出剧目志》《程砚秋日记》《我的父亲程砚秋》这样优秀选题的出版人，如果给他配备上更好的“手下”，我艹，那不得干飞了？
不知道是不是缘分，十多年前，还在服役的我在当地新开的图书大厦，淘回来的无数图书中，就有社长亲自策划的《我的父亲程砚秋》和“老北大讲义”中的几册。——那是我少数几次买书没看出版社的经历……
我知道，以后，这样的领导不会再有了。因为，不会再有繁花似锦的图书市场，也不会再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环境，更不会再有这样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如今的我们，都在忙着温饱和果腹，忙着默不作声地过好自己的生活……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我倒是有些感谢当年那个的“告状”者——因为那封告状信，让社长没能去成吉林人民出版社就任，没能让他“小升”半格，以更好的待遇——可能也有成就接着忙他的出版事业，让他只能“屈尊”又多“陪”了我这么多年，使我有机会在某些方面更多地成长；可是，另一方面，我也多么希望，社长在那年能够走向更高更大的舞台，为自己的职业生涯添上更多“锦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