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究悲哀的外国语》村上春树，读书笔记摘录
不引人注目乃是人生至为重要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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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同代人路易斯和辛西亚家里，墙上挂满了辛西亚祖母泽尔达·菲茨杰拉德的画。挂得非常随意，随意得令人吃惊。如今每一幅画都很珍贵。整个下午我都是看着那些画度过的。看泽尔达的画，我总是深入思考艺术这东西的意义。泽尔达多数画幅都蕴含着非凡的灵感，我们可以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其中表现的某种极为重要的东西，可以明白画是出自才华横溢的人之手的。但是，这些画纵使极富艺术性，也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艺术作品。将这两个世界隔开的是一道非常之薄的墙壁，然而又是森严壁垒。泽尔达的画未能穿过那道墙壁。她的文章也是如此，她所热衷的舞蹈也未能例外。这点司各特清楚，泽尔达也（应该）清楚。唯其如此，泽尔达才在汹涌的无奈感中沉入狂躁不安的世界。拥有无可抑勒的才华却不拥有使其尽情施展的程序的人生，对于泽尔达来说想必与拷问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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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写的传记或自述为什么就这么引人入胜呢？读起来就放不下的小说近来在美国也很罕见，但读起来就放不下的传记则比比皆是。这么着，最近我暂且放下小说，集中读了几本传记，正在读的是罗特·雷涅的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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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想说事情没那么简单，日本人也正正经经写书，连我也是写书的。但想了想，觉得老伯说的也有部分道理。我们无疑是善于拿来什么的人种，拿来的方式也在长达几千年的时间里进化得极为得体和洗炼。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事实。即使就爵士乐来说，归根结底那也是老伯眼中的“我们的音乐”。“写书的”是他们。就算我知道戴布·兰伯特死在康涅狄格的九十五号线，那也不过是鸡毛蒜皮的知识罢了。从简单的一问一答这个角度看，日本的爵士乐研究水准也许高得让美国无法相比，并且这样的研究在某一方面也是重要的。不过若让这位老伯来说，不外乎“是够厉害的，但那是我们的音乐”。而这样一来，事情也就一下子结束了，轮到我们“唔”一声后永远陷入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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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倒不是为自己外语讲得不流畅辩解——我认为就算外语讲得滔滔不绝也不能保证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心情一定水乳交融。有越是口若悬河而绝望感越深的时候，而断断续续交谈才息息相通的情形同样存在。以乐器演奏打比方，具有超群绝伦的技艺未必就能准确到位地传达音乐。二者同一道理。当然，有技艺比没有好。不说别的，看不懂乐谱演奏就无从谈起。但是说得极端些，嗑嗑碰碰错误不断甚至半途卡住演奏不下去却能打动人心的演奏也应该是有的，反正我这样认为。据我的经验，向外国人正确表达自己心情的诀窍有以下三点：
（1）首先明确自己想说什么，尽可能迅速把握机会，用简短的语句讲清要点。
（2）用自己完全理解的浅显词句表述。难的、时髦的、故弄玄虚的词语不必考虑。
（3）关键部分尽可能再换个说法（Paraphrase），慢一点儿说。如果可能，加入简单的比喻。
只要留意这三点，我想即使说得不够流畅，也能把你的心情较为准确地传达给对方。不过，这已快成为“文章的写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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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说的男孩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对此很难用语言下一个明确定义，因为那是心情上、感觉上的东西。倒也不是说定义一定下不了，但相当啰嗦，不过，若要问“对你来说‘男孩’形象具体是什么”，那么我的回答是简洁明了的。写成条条就是：
（1）穿运动鞋；
（2）每月去一次理发店（不是美容室）；
（3）不一一自我辩解。
这就是对我而言的“男孩”形象。简单吧？若有人满足了这三项条件，那么至少对我来说这个人就是——与年龄无关——“男孩”。在相当久远（久远到什么程度想不起来了）的过去，我也力图满足这三项条件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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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看，假如我是根本没写过什么小说的人，又有人问我现在能否对别人说“我经历的有趣事情足可以写成好几本小说”，我想自己是不能说的，根本说不出来。而只能说：“虽然我以为自己的人生也算是有趣的，但老实说，并未有趣到能写出小说那个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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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时代我的确想写点什么来着。具体说来是想写电影脚本。脚本写不成写小说也未尝不可，但首先是对电影感兴趣，所以才上了早稻田大学电影戏剧专业。可是中途觉得电影不适合自己，遂放弃了写脚本的愿望。既不晓得写什么，又不知道怎么写。打算写的素材和主题也没有，这样的人不可能写出电影脚本（或脚本以外的什么）。此乃自明之理。可是又喜欢看电影脚本，不上课也要每天去学校的戏剧博物馆闷头看古今东西的电影脚本。如今想来，的确获益匪浅。所以我觉得，写不出来的时候不勉强写也未尝不可这句话大概可以成为——或不能成为——我对想写什么的年轻人提的一个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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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十人中有八九人认为“还不坏”，大部分人看不顺眼、而十人中有一两人真正中意反而更能带来好结果，这样的时候甚至也是有的。我干酒吧期间对这一点算是有切身感受，真可谓刻骨铭心。所以，作为一种生活感觉，至今我也坚信不疑：对于自己写的东西，哪怕有很多人说得一无是处，而十人中只要有一两人觉得正中下怀，那也就可以了。这样的体验成了我无比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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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日子远远离去了，日本远远离去了，卷心菜卷远远离去了。重新回首自己的人生时，我每每觉得“令人激动的体验”有也罢没有也罢，生存这一行为在本质上都是极其离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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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纸壳箱“通通”堆在新居地板上，“hey，lots of luck（嘿，祝你好运）！”——欢欢喜喜打招呼告别后，开起卡车离去了。于是只有我们两人孤零零剩在了一个熟人也没有的异国陌生城市。若说不心虚，那是扯谎，但也无可奈何。也不是谁求我们这样做，而是我们自愿这么到处流浪的。美国人说得好：怕烫就别进厨房。不管怎么说，来到一个新地方开始新生活不是美好的事情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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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终究悲哀的外国语》这个书名对于我具有相当现实的意味。斟酌书名的时候，这句话碰巧浮上脑海。具体说来，在波士顿这座城市每天每日生活期间——坐在理发店椅子上看自己照在镜子里的面孔、或在学校附近炸面圈店里买咖啡和炸面圈、或在谁家晚会上啜葡萄酒、或在十字路口双手放在方向盘上怔怔地等信号灯的时间里，“终究悲哀的外国语”如同漫画书上的对话泡泡圈一样无缘无故倏然浮上脑海。不过，这“悲哀”指的并不是不得不讲外国语的压力或讲不好外国语的悲哀，当然那样的成份多少也是有的，但不是主要问题。我真正想说的，是自己如此命中注定似的受困于不具“自明性”的语言这一状况本身所含有的某种类似悲哀的东西。恕我说得这么绕弯子，但准确说来是这么回事。
偶尔返回日本之后，这回又产生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悲哀心情：我们以为自明的这些东西，对于我们果真是自明的么？当然，我这样的想法恐怕是不适当的。因为追问“自明性”本身即清楚地暗示出“自明性”的阙如。无须说，在日本生活一段时间，这种“自明性”就会渐渐返回到我身上，我势必将它们作为自明之物接受下来。这点凭经验不难明白。然而其中也有返不回来的，这点凭经验也不难明白。那大概是关于“自明性”并非万劫不变之物这一事实的记忆。无论置身何处，我们的某一部分都是异乡人（Stranger），我们迟早都将在若明若暗的地带被无言的“自明性”所背叛和抛弃——这是令我不无悚然的疑念。
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作家，我恐怕将永远怀抱这“终究悲哀的外国语”生存下去。至于这是正确的还是不甚正确的，我无从知晓。无论受到指责还是受到赞赏（想必无人赞赏）我都感到为难。因为那里是我已然走到的地方，说到底也只能走到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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