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罕政制考——中央篇（上）

目前关于浩罕政制史的专著仅有两部——第一部就是本文翻译的乌兹别克斯坦学者Sherzod Mahmudov于2007年完成的未公开乌兹别克语博论《浩罕汗国政制（1709-1876年）/Qo'qon Xonligining Ma'muriy-Boshqaruv Tizimi（1709-1876 yy.）》，第二部则是吉尔吉斯斯坦学者 Salmoorbek Soodanbekov于2000年公开出版的俄语著作《浩罕汗国社会政治制度（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строй Кокандского ханства）》。至于我为什么选择翻译前者，倒不是说它们在质量上有什么太大差别（其实写得都不是很令人满意），主要还是个人口味相关吧（雾）——前者用浩罕本土波-察编年史史料多一点，而后者则专攻俄文和本土语言档案。

顺便，感谢Sherzod Mahmudov前辈惠允我使用并翻译他的未公开博论哒（）

《浩罕汗国政制（1709-1876年）》的主要内容结构（前言什么的就算了23333）

2.浩罕汗国中央政制及其特殊性

2.1 御前会议在浩罕汗国中央管理制度中所占的地位

2.2 中央管理制度中的职官制度及其变化

3.浩罕汗国地方政制及其在汗国政治、社会与经济生活中的作用

3.1 地方政制中的地方层级以及其特殊性

3.2 地方政制中的赋税征收与管理体制

3.3 臣民的财产保护（制度）与相关的政制传统

《浩罕汗国社会政治制度》的主要内容结构

2.浩罕汗国社会制度

2.1.浩罕汗国的社会经济状况

2.2 浩罕汗国的土地占有制度

2.3 浩罕汗国的社会阶层

3.浩罕汗国政治制度

3.1.总的特征

3.2.政权最高机构

a）汗王的权力

b）汗王的议会

v）统治机构

3.3 政权地方机构

3.4 赋税制度

3.5 司法机构

3.6 军事机构

2.1御前会议在浩罕汗国中央管理制度中所占的地位

自帖木儿王朝的陨落后，昔班尼王朝的兴起引发了彼时中亚国家管理制度的变化。终昔班尼王朝一代，朝廷（Dargah）-底万府（Divan）二元制成为了彼时主导的中央管理制度。所谓朝廷者，由（最高）统治者所统御的最高国家机构是也；而所谓底万府者，由负责管理某一特定领域的大臣（Vazir/维齐尔）们所构成。到了阿斯特拉罕王朝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制度又发生了相当明显的变化。阿札玛特.齐雅曾如是论说道——“（在阿斯特拉罕王朝，）这一制度逐渐走向崩溃，实际的行政权往往直接集中于若干廷臣和显贵的手中。”也就是说，原本由各种官员履行的职责开始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从而动摇了朝廷-底万府二元制的根基。这一现象也出现在了其他中亚国家当中。例如在希瓦汗国，其管理制度同样以这种趋势演变着。

趁着布哈拉汗国阿斯特拉罕王朝的衰弱而兴起的浩罕汗国也继承了布哈拉朝廷-底万府二元制的遗产。

根据史料中提供的信息，我们或许可以得出以下关于浩罕汗国中央管理制度的论断——在浩罕汗国，行政中心坐落于汗王的宫廷当中，国家大事均裁决于宫内。同样，所有的中央管理制度也是在宫廷内运作的，而（在这一制度内的）所有官员们则均可跻身汗王召开的御前会议。在这一制度内地位最高的是最高统治者，其次是作为商议机构的御前会议，最后是负责具体行政事务的各位官员们。

统治者依靠着数世纪以来形成的复杂管理机构来处理国家内政外交以及同百姓相关的事务。而这一机构便是中亚诸汗国统治者所召开的御前会议，也就是历史文献中所称的“商议（Maslahat/Mashvarat）与”御前会议“（Khas Majlis/Majlis-i Sultani）。

浩罕统治者们所召开的御前会议在俄罗斯官员、旅行者与使者们的记录与本土史家的著作中均有所记载。1813-1814年间曾游历浩罕的沙俄西伯利亚军译员F.Nazarov在他的回忆录中描述了有关御前会议的一些有趣细节——“在参加御前会议时，大臣们和国家官员们按照它们的官秩分别坐在置于汗王御座前的毛毡之上。”

F. Nazarov描述的这些细节不仅契合浩罕汗国的情况，也同样契合同时代的其他中亚国家的情况。

不过我们仍然需要进一步探讨浩罕汗国御前会议的架构，确认是否所有宫廷官员在实际上都参加了御前会议。根据史料中提供的证据，浩罕汗国的首席大臣明巴什（Mingbashi）和最高宗教官员谢赫伊斯兰（Shaykh al-Islam）均为御前会议的成员。同样，汗国的首席法官（Qazi），也就是哈孜卡兰（Qazi kalan），与另外两位负责管理军中事务的军法官（Qazi Askar）也都会参加到御前会议当中。而到了19世纪30年代，根据V.V.Vel’yaminov-Zernov在他的著作中的记载，在中央管理制度中承担起重任的达斯特汗赤（Dasturkhanchi）与礼萨拉赤（Risalachi）二职的受任命者也都能够参加御前会议了。

做出了若干职官制度改革的奥玛尔汗（1810-1822）曾允许一些宗教人士（乌拉玛）在御前会议中占有一席之地。关于此事《沙赫鲁史》如是记载道——“（奥玛尔汗）在推行教法之治后，每次召开异密之会时，都会让追寻正道的学者们参与其中。”，并提及了若干参会的学者姓名——Zakir Khwaja Ishan，Damulla Mirza Kalan，Damulla Mu’min Jan Mavlavi，Sultan Khan Tora Ahrari，Mahmud Khan Tora Ahrari，Ma’sum Khan Tora 与Jahangir Khan Tora。

根据19世纪的学者V.Grigor’yev的记载，胡达雅尔汗在其第一任统治期间召开的御前会议中曾经有过四个钦察人。穆素尔曼库里在将年幼的胡达雅尔汗扶上王位后兼擅阿塔利克（Ataliq）之称，在汗国内大权独揽。他把中央管理制度中相当重要的职官——如帕瓦纳契（Parvanachi）、达斯特汗赤与礼萨拉赤——都分赏给了钦察族人，以此巩固自己的威权。在当地史料中，穆素尔曼库里1845年大权独揽后晋升的钦察显贵包括Muhammad Diyar，Mulla Khal Bek Dasturkhanchi与Rahmanquli Dadkhah。也就是说，依此来看，穆素尔曼库里与他提拔的族人们应当能够参加胡达雅尔汗统治初年召开的御前会议的。而一些文献指出，到19世纪60年代时，浩罕中央管理官员们中共有12人可以出席御前会议。

从这些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浩罕汗国御前会议的成员、他们的数量以及成员结构在不同统治者时期可能都是会有所变化的。其中有很多原因。像上文所述的情况，如果权柄完全掌握于一个廷臣——例如像穆素尔曼库里——手中的话，他为了推行强硬的管理，就会动手去限制御前会议的作用。这样以来他才有机会在国内推行威权统治。此来也会激起其他政治势力的反抗，并使得百姓视为衰退。

基于对史料的研究，我们也可以发现，当一些时候朝廷命官——如库什别吉或帕瓦纳契——被委派到地方担任长官（Hakim）时，他们在御前会议所占有的出席名额就会暂时空下来。在这样的情况下，一般会有另外一名官员来替他完成出席御前会议时应履行的职责，也就是说此人（替他出席御前会议者）需要在御前会议上履行两份职责。

吉尔吉斯斯坦学者S.Soodanbekov认为——“与浩罕史存在直接或间接关联的文献，比如说，档案资料，均没有提到在奥玛尔汗之前的统治者们曾经召开过作为国家管理机构的御前会议。”不过很可惜，他并没有注意到本土史料中关于阿卜杜.卡里姆.比（1733-1750）与额尔德尼.比（第二段统治期，1753-1762）等统治者曾经召开御前会议的记载。准确的说，他在他的研究里面只利用了在19世纪就已经出版了的俄罗斯学者们的论著，对本土史料中的记载则未曾给予关注。

《速檀谱系与可汗史》曾提到阿卜杜.卡里姆.比召开的御前会议，在此御前会议中“学者与贤者们为汗王私下作了建议”，并就一些特定的问题共同定下了决议。

马哈茂德.哈克木.叶法尼也在他的著作中确认了浩罕统治者们习惯于将国家大事在御前会议中进行商讨后才让决议付诸实施。根据他的记载，额尔德尼.比无论想要解决任何问题，都会先召开御前会议进行商讨。

基于以上这些史料的记载，我们认为，御前会议并非首创于奥玛尔汗时期，而是发源于从浩罕立国之初起各个统治者为了解决国家内政外交问题而召开的特殊会议。

在国家制度的职能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便是满足百姓的物质与精神需求、提高国家的实力、从各个方面进行发展并同外国或邻国建立起经济与政治关系。一个统治者在治国理政时应当积极地去追求完成（这些目标）。（因此）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与国家对外关系事务当中，权高德重的官员们的建议对于统治者而言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关于浩罕统治者召开御前会议的活动，尤其是在其中讨论了一些什么话题，浩罕史家们在他们的著作中为我们给出了一些线索，可以帮助我们解答这个问题。《编年史》中记载道——“爱里木汗将许多学者与贤者邀请到宫中，并召开了御前会议。在御前会议上，汗王请求他们就军队里发生的事、敌人的活动、如何消灭敌人并让费尔干纳得以安宁、百姓是否安居乐业与如何守护国家发表自己的高见。”同样，阿瓦兹.穆罕默德.阿塔尔在他的著作《世界史记》中也展示了浩罕统治者在御前会议上商讨的话题。根据他的记载，当俄罗斯人征服了布哈拉异密国属下的沙赫里夏勃兹后（译者注：在此之前沙赫里夏勃兹是半独立国家，不应算作布哈拉的臣属），其长官巴巴伯克（Baba Bek）逃往浩罕避难。在听说了这个消息后，胡达雅尔汗紧张了起来并召开御前会议，商量到底是把巴巴伯克留下来还是送往喀什噶尔。

在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管理制度史留下过不可磨灭的印迹的统治者异密帖木儿曾经说过——“我知道的所谓治国之道，实乃九分靠群策，一分靠刀剑”。正是说明了商议在国家管理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对于浩罕统治者来说，御前会议的召开与决断在国家管理制度中的地位也不例外。

浩罕、布哈拉和希瓦诸国政权层级的顶端都是最高统治者——而汗王在御前会议中自然也是中心角色。从历史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最高统治者的权力无非是父终子及，兄终弟及或在亲戚之间相传。就算如此，在新统治者的推举上，统治层的代表们，也可以说，御前会议的影响力仍然是相当可观的。在任命各种各样的人成为浩罕汗国中央管理体制内的官员时，都要遵守特定的仪式，这些仪式都与过去乌兹别克人国家管理制度的遗产密切相关。这些仪式中最重要的之一当属特殊的推举新的最高统治者的仪式，也就是所谓“汗的推举”仪式。

（作者Mahmudov想说推举汗王时的白毡之礼在6世纪就有了什么的，应该算是常识吧，比较懒这段就不想翻了呢）

浩罕汗国像其他的中亚汗国一样，国中的显贵们都会先在“白毡之礼”上对新汗王宣誓忠诚。此后他们让新汗王坐在白毡上将他抬起，在仪式完成后宣告新汗已经上位的消息。

关于这个仪式，《编年史》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重要的信息。作者就奥玛尔汗的登基仪式写道——“（国中显贵们）遵照乌兹别克诸汗王的惯例，让奥玛尔汗（译者：sic！/原文如此）坐在白毡上，念经人们则会在旁朗诵（古兰经中的）《胜利》之章。如是他们将奥玛尔汗推举上了费尔干纳的王座，所有欢聚起来的百姓的幸福之声响彻云霄。”

在汗的推举仪式中白毡的四个角分别由四个“百姓中的代表”抓着。对此米儿咱.爱里木.穆什里夫曾经记载道——“当希尔.阿里汗麾下的国家栋梁们进入了宫中后，所有的学者、贤哲、谢赫、和卓、毛拉和富人都立即赶过来聚集在一起，在祈祷完后，满怀欣喜地再次将希尔.阿里汗置于白毡之上，将他推举为汗，坐上了神佑的王座。是年为回历1258年。

汗国中央管理制度中，任命其他一些官员的话也会有特殊的仪式。在军队中，新任职的官员会穿上金锦长袍（以示殊荣），并给予他盖有最高统治者印章的敕令（Yarliq）。不过和其他汗国相比不一样的仪式的话，应该只有呼岱赤（Hudaychi）一职的任命仪式了。被任命为呼岱赤的人会被赠与金锦长袍、敕令，还有除此之外的金手杖。对此《沙赫鲁史》曾记载道——”穆罕默德.努尔.和卓.塔吉克（Muhammad Nur Khwaja Tajik）在荣膺呼岱赤一职后，被赐予了金手杖“。

上述我们研究的史料都指出了在处理内政外交时都依靠着自汗国形成以来就发展起来的御用商议机构——御前会议。在不同的时段，御前会议的作用可能会增加，也有可能像廷臣擅权时一样缩减，并且其架构也会发生诸多特定的变化。汗国中央管理制度中的商议机构——御前会议——的诞生与存续也展现出了浩罕统治者在汗国的历史遗产与古代乌兹别克人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统治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