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历史与文化丛论》读书记
钱穆《历史与文化丛论》读书记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9.6
《国史大纲》
《中国文化史导论》
《中国局势与中国文化》
第一编
我们必先了解文化，才始能来领导文化，才始有所谓文化之前瞻。
（钱穆）中国文化传统中一向所甚为重视的一“道”字，其内涵意义，正约略相当于近代人所运用的“文化”二字。（道=文化）
钱穆意见：
（1）指导全部人生前进的力量不可太偏倾于某一重点上。
（2）今天世界缺乏一个指导全人生前进的大原则与大纲领。
文化三阶层：
（1）物质人生（自然的人生、经济的人生）（山川田野、草木禽兽、风景气象）。面对物世界，求生存，即求生命之存在。小我人生。斗争性。
（2）社会人生（政治的人生、集团的人生）（家庭生活、国家法律、民族风习）。面对人世界，求安乐，即求存在之安乐。大群人生。组织性。
（3）精神人生（心理的人生）（宗教人生、道德人生、文学人生、艺术人生，是一种历史性的、超时代性的人生，是一种可以长期保留、长期存在的人生）。面对心世界，求崇高，在求安乐之崇高。历史人生。融和性。
人类文化三阶层：
（1）属于物质经济方面的，是人对物的问题。
（2）属于政治社会方面的，是人对人的问题。
（3）属于精神心灵方面的，是心对心的问题。
l 只要我们称之为“人生”的，便已归属到人文界与精神界，绝不能再是纯自然、纯物质的。
l 一切物世界里面，早有人类心世界之融入。
l 只有目的决定手段，不能由手段决定目的。因此存在不一定安乐，安乐不一定崇高，只有崇高的必然安乐，必然存在。
黑格尔“正反合”对立统一（历史哲学）：
（1）正反合的理论是黑格尔在康德的理论上发展而来的（虽然说与康德的理论发生了很大冲突），所谓的正反合是一种二元论，包含辩证法三个基本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之中的后二个规律（主要是最后一个规律）。
（2）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提出“正反合”逐步前进的辩证法，来作人类历史演进的通律。他认为由正生反，再由反成合。
（3）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极富于战斗精神的，然而人类文化的演进，融和摄合，比战斗更重要。
（4）战斗最高精神，在消灭对方之存在。黑格尔历史哲学之立项终极发展，在于精神战胜了物质，而物质存在到底不可战胜。人类文化精神即建立于物质存在之基础上，可以超越物质存在而仍比涵有物质存在，则黑格尔所理想的人类历史之终极发展到底落空。
矛盾：矛之不破，盾无不拒，有了无不破之矛，便不能再有无不拒之盾。有了无不拒之盾，便不能再有无不破之矛。
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把人类历史看成斗争再斗争，否定再否定，而始终没有超越出文化第一阶层之消极意义与生存目的。于是人类文化演进全成手段，永远钉住在物质人生之最低阶层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仍还以组织为手段，斗争为目的。
人文演进中，被孕育者转成为能超越者，而被超越者转成为被包涵者。融摄已有之旧，来创生未有之新。被融摄的不能决定能创生的。而能创生的也不能否定被融摄的。
黑格尔的最高精神，只是沿着西方中古时期上帝的旧观念而稍稍加以变形，马克思则再把黑格尔的唯心的最高精神一反正转，变成唯物的生产工具与生产方法。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太看重了物质与自然，即就黑格尔论，他竭力要讲人类精神逐步战胜物质而前进，正足证明在其内心无形中却早已太看重了这物质界。
所谓近代欧洲的文化病，究竟在哪里？
黑格尔、马克思则偏陷在第一阶层对物境界中，因此都不免以斗争精神为历史演进之主要特征。
政治带有权力性、拘束性、压迫性、斗争性
（钱穆）人类的理想政治，应该遵循下列两大法则：
（1）要尽量减轻其权力性，使不致因其对内对外的一切斗争；
（2）要在小量的服从和拘束中，获得大量的自由和平等。
人类文化最坚实的东西是心灵，它能启发、感通和积累。心灵感通乃是精神共产。人类文化，便是这种精神共产的结晶和成果。
中国政治思想，比较不重权力，不重斗争，而多留社会以自由。因为中国文化，向重安（政治）与足（经济），而不重富与强。
人类文化的当前问题，在于如何减轻政治和经济的重要性，而求增进人类心性相互感通的重要性这一问题上。
所谓人类文化，乃指全部人生之物质方面，及其背后引生及支撑推动此种物质生活的许多重要观念、信仰、理论以及欲望等的精神积业而形成。
所谓西欧文化，则专指从14实际的文艺复兴以后，经历过宗教革命、商业、工业革命以来的五六百年而言。这五六百年的西欧文化，也并不与西方古代希腊、罗马以及中古时代的文化相同。
共产主义与集权政治，只当看做资本主义社会与民主政治发展到病态襮著时的一种反作用。
中古时期的西方文化，是一个基督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的独特精神，是把一个世界严格地划分成两个：一个是地面的、现实的人世界。现实的人世界是有限的、物质的。一个是天上的、理想的神世界。理想的神世界，是无限的、精神的。
经过文艺复兴，把中古偏向神世界的无限精神转向到实际人生方面来，这所谓“由灵返肉”。从此现代人生遂始看重了现实的肉体人生，这是近代西欧文化较之中古时期的一个大转变。然而中古时代那种向无限界追求觅取的精神，则并未放弃，并未脱舍。换言之，近代西方只把中古时期向天国灵界的无限追求，转一方向，而对着肉体的现实人生来寻索，来争取。这是领导与支配近代世界文化一个最独特的面貌，一种最主要的精神。因此近代文化个并不能完全脱离中古时期之传统。
中古时期之超世精神，是人类凭借上帝而超出其自身之现实界。近代的超世精神，则人类凭借自己的科学知识而超出一切外面现实界之束缚与统制。
近代西欧文化的长处及其缺点：
（1）科学精神。
近代科学是人类的一种实用哲学。自然科学用来实现人类权力之无限伸张。
（2）个人自由。
近代文化由灵归肉，从此转入到个人主义。把中古时期对无限神界的追求转向，落转在实际人生上，成为权力意志。
（3）民主政治。
只是一个尊重个人权利意志的自由伸舒的精神。极权政治的精神基础，同样建筑在尊重个人权利意志之自由伸舒上。若就纯精神的表现而论，民主政治的个人权力意志之自由是不彻底的，极权政治的个人权力意志之自由伸舒，却在某一人身上，集中地象征化，而满足地表现了。我们若说民主政治的个人自由之获得与表现，是理知的、科学的，则极权政治的个人自由之获得与表现，是情感的、宗教的。
（4）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社会之形成，势必侵犯到别人的权力意志之无限伸舒的自由，势必要与真正的尊重个人自由背道而驰。
近代西欧文化只注重自然（如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与唯物史观、达尔文生物进化论），而抹杀了人文，这是其缺陷，表现在心理学的研究上：喜欢把动物心理来推究人类心理，来推断经历了50万年长时期的文化演进以后的人类历史——巴普洛夫的工作及其创立的“制约反应说”即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手能制造工具，嘴能说话，口与手之合作而产生文字，由文字而产生新观念。
现代文化：
（1）西欧文化
（2）回族文化
（3）印度文化
（4）中国文化
近代西方文化之内涵（中国传统文化之所缺）：
（1）源自中古的宗教精神之无限界追求
（2）14世纪文艺复兴运动以后之个人自由主义
（3）智识权力之征服四周与主宰一切之科学精神
近代西欧文化核心观念所引生的几派思想与理论之分别的系列（近代西欧文化思想五系列，大体可以包括近代西欧文化几条主要理论和几点主要信仰）：
（1）中古时期对天国神界之无限向往而移步换形，降落到人类自身现实生活中来的理论之第一系列（近代西方哲学思想中形而上学一方面）。
①康德哲学中的纯粹理性批判，发挥人类道德之无上命令与先天义务；
②黑格尔历史哲学，指示出客观精神发展向前之必然性的辩证法；
③叔本华生活意志与悲观哲学；
④尼采之权力意志与超人哲学。
（2）近代西欧思想从宗教观念转移到人文观念上来的第二系列，这是文艺复兴由灵返肉的精神之走向历史追溯，而求得一种理论上的根据之一系列。可惜在这一系列全偏在自然与原始方面，没有真实地在人类历史文化本身上致力研究。
①卢梭的天赋人权说，强调自始以来的个人自由之民约论，而推演出近代民主政治中的平等精神；
②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把人类地位拉近其他生物行列，而同类齐观；
③马克思专主生产工具与阶级斗争的唯物史观，把人类文化演进，全部侧重在自然界生物竞争一观念之下的单调的文化观；
④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虽是针对达尔文生存竞争而立说，但他的互助只是斗争之变相，同样是一种生存竞争的手段，同样把人类文化演进与生物进化在一条线上推演。
（3）援用近代自然科学之精神与方法，而故意要创造出一种无灵魂的心理学，于是产生出生物的、生理的、原始人的、本能的心理学，而忽略了历史的、文化的人类心理学。这是由灵返肉，把人类从上帝天国拖归自然生物界的又一系列。
（4）寻求知识的入世精神与功利观念，而产生出近代文化中的科学精神，如培根，如笛卡尔。由此以下的提倡有裨人生的追求征服四围与主宰一切的，以科学知识的最后价值不在获得纯粹真理，而在获得权力，以真理为权力之票面价格，这又是近代文化由灵返肉，把向上帝天国的那种无限追求，转落到个人肉体的现实生活上，而形成了一种个人权力意志的无限向前的自有要求，于是迫得要在有限的自然和现实人生界，用科学智识来打开一条通路的思想之又一系列。
（5）由自然科学之发展，到达19世纪而形成一种盛极一时的唯物哲学。这恰与第一系列遥遥相对。唯心唯物，同样逃避在超现实的形而上学的圈子里，不过唯心论想把上帝来精神化，而唯物论则老实不客气地竟把自然物质来代替了上帝。
近代西欧文化三个核心势力（宗教的、人生的、科学的“三位一体”）：
（1）由宗教情绪转变来的一种内心精神之无限追求；
（2）以肉体生活为主的个人自由；
（3）由1+2并成为近代文化作中心柱石的权力意志，而以科学知识为其运用之主要工具。
——近代西欧文化之最大缺陷，在其第二核心势力之所谓人生，缺偏重在个人的肉体的现世人生，而忽略了历史的、文化的、长期积累的精神人生。
——西欧现代文化，要求把个人无限追求打进有限的自然界和现实人生，这必然要成为悲剧的归趋。
个人只有在投入历史文化长期人生之动进的大道中，而始获得其自由。
智识只在获得真理，而不在获得权力。
东方文化精神、东方人的宗教信仰、东方人的人生观、东方人的人文科学精神：只有在不违背整个自然界真理中求获得人类自身之真理，只有在不违背整个自然界动进大道中来获得人类自身动进之大道，如此则历史文化观念可与物质自然观念相融通，相协调。这一种融通协调，是整个宇宙与长期人生协调，再从此与整个宇宙相协调之长期人生，来领导个人现实生活之趋向，而指示其规律。
文化反省、文化了解、文化协调、文化新生
（钱穆）将来人类新文化，应该是纯科学的文化，而宗教与哲学，将退处于不重要的地位，而逐渐走向消灭。
新科学之着重者：
（1）天文学。最要基点安立在数学与物理学上。
（2）生物学。从化学开始，而达于人类学。
（3）心理学。从道德心理与艺术心理开始，直闯进通灵学、鬼神学的神秘之门。
——天文学告诉我们人类之真实环境，生物学告诉我们人类之真实渊源，需待心灵学来告诉我们人类本质之真实意义与其真实价值。
哥白尼地动说：打破了地球中心的迷梦观念，因而摇动了上帝创世的就信仰。——对人类智识发生了大影响。
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以兽性来解释人性。只看重人类之起源，而忽略了人类在其文化演进中所到达与将到达。——对人类智识产生了大刺激。
科学只增进了生命的工具，并未给予生命以意义。
唯生主义与唯物主义
人类文化，最多亦只是凭仗物力来互争互夺的文化。而其所争所夺，亦最多仍在物与力之阈域。人类不能即此安顿自己之内心，于是仍不免逃进宗教信仰与形上学之玄想中，来求自慰自弃。而宗教与形上学又终于不能再支配人生，再作人生之领导。这是此200年来人类文化之真病痛，而当前之人类浩劫，亦由此而来。
我（钱穆）所想象的新心理学，即超心理学，须求其超越动物心理与原人心理，而着眼在人文演进以后之历史心理与文化心理上。
新科学三级递升之态形：
（1）物质科学。包括天文学、地质学、物理学、数学之类。
（2）生命科学。包括生物学、心理学之类。
（3）心灵科学：包括道德学、艺术学、历史文化学之类。
——（1）（2）求人生外在之“真”，（3）求人生本身之真、之善、之美。
真实人生之最高表现，就其在目前之所到达，则不得不推道德与艺术。道德属善，艺术属美。此200年来新科学之探求与获得者，则仅偏于真，而忽略了善与美。
思想自由之最高代表，不出宗教信仰与哲学玄想。
道德艺术心理=文化心理，则人类心灵之透露。
中国文化之成就正在其道德与艺术，道德与艺术实为中国历史文化之中心指导。
中国文化中，道德与艺术之实际造诣及其理论根据，则并不在宗教信仰，亦不在哲学玄想，而建基于中国思想中所谓“人性”一观点之上。
中国人的中庸之道：讲难讲到极，讲易讲到极。
《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中庸》：“尽己之性，而后可以尽人之性，尽人之性，而后可以尽物之性。”
孟子：“尽心知性，尽性知天。”（天人合一）
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
孟子：“圣人先得我心之同然。”
朱子：“圣人难做，后代圣人难做。”
王阳明：“人尽其职则为圣。”
孙中山：知难（近朱子）、行易（近王阳明）
尽其在我，自尽己心。
庄周：“万物方生方死，方死方生。”
印度之佛学，对于人生实际太偏悲观消极。
中国化印度佛教之新佛学，其登峰造极者为隋唐以来之禅宗，在艺术精神方面影响至深且巨。
人类之大同：
（1）人总是一人。
（2）人必各自成一我。
（3）我与我相异，亦必有一限度。
（4）人与人必相异。
（5）每一民族必各相异。
（6）人生有内在、外在两部分。
（7）人生必有心灵与物质两部分。
（8）就空间讲，人生有内外；就时间讲，人生有过去与未来。人生不能有过去无未来，亦不能有未来无过去。
（9）人生有其旧的一面，同时亦有其新的一面。旧的忽然演变出新的，新的又转瞬回归到旧的。谁也不能无旧，谁也不能无新。
东、西方相异之处：
（1）东方人重同更过于重异，西方人则反之。
（2）西方人看人，好从其各别相异处看，人有学业、职业、事业不同，西方人好从此着眼看人；东方人看人，似乎重在人之整体合一处，更过其相异各别处。所以东方人特有其一套“人品观”，最下等不够品的，甚至说他不是人。
（3）东方人对人生重修养，西方人则重表现。此可说，东方人重视人之同然处，即每一人之人格；西方人重在人格之各别处，即每一人之事业。
（4）东方人重视人之内在部分，西方人则重视人之外在部分。重内故重心，重外故重物。重心灵人生，故重情感，重人与人内在生活之相通同然处。重物质人生，故重理智，重人与人外在生活之相殊各别处。
（5）东方人重道义，西方人重功利。
（6）东方人比较看重“做人”更重于“做事”，西方人则比较看重“做事”更重于“做人”。
（7）在西方，人们甚注意历史传统，至少在大学方面是如此；但中国今日则只知新的有价值，旧的全不要，正可成一极端对比。
（8）西方人是个人主义者，亦可说西方人主要是在其事业、集团中服从，而自尽其职责。此亦是一种个人主义。中国社会有“尊师重道”的精神，他们看重事业不看重人。
（9）西方历史记载，主要以事为主，以人为副，人物的活动，只附带于事变之演进中。此种历史体裁，略当于中国史书中之记事本末体。 中国历史记载，传统上最主要的方式，总求将历史上每一事变，尽量分写在有关此一事变之一切人身上，不论此人物之是成是败，而人物在历史上之重要性，则跃然如见。此即中国史书中之纪传体，被认为中国之正史。此种史体，却是最富民主精神。
人生是一体两分的，
东方人对此一体两分，把“阴阳”二字说之，阴阳两分亦属外在，可指可说。阴阳两分背后之一体，是内在的，不可指，不可说。
东方人又把“天”与“人”两字来说此一体。“天”指宇宙自然界，“人”则指历史人文界。
l 孔子论道，重一“仁”字。
l 为己之学=为仁之道=为人之道
l 孔子教人立己达己，立是立己之异，达是达到与人之同。
l 孔子理想（东方人理想）主要在人之德，不在人之业。业必由德起。德表现在道义上，业表现在功利上。由德而来之功利，此始是大功利。由业而来之功利，则只是小功利。一切小功利，可融为一大功利，此为大德之敦化。一切小功利，各自争胜，各自霸占，此仆彼起，所达不大，此为小德之川流。
耶稣教有原始罪恶论，达尔文有生物进化论，一则形成了西方原先之宗教，一则发展出西方近代之科学。宗教夹杂了好多情感，所以只教人信仰。但信仰终必会诉之于理智，于是在宗教中又必展演出神学。但看中理智太过于情感，则科学终必转踞于宗教智商。
科学只求进步向前，但却把当面现实牺牲了，更不使人感到有其情感上之真享受，此在人生情感上必会起反动。
在人生的私的一面，即其内在的一面，科学是无法过问的。
科学求使人的欲望满足，但究不能使人的情感亦满足。
事属变而理属常，变不可知，而常则可知。
事中有理，复有势。
（1）理是一主宰，势是一倾向。
（2）势即是一种力，常称“势力”；势又是一种形，又称“形势”。
（3）理与势合，则理显；理与势背，则理隐。但理常在势后，支配此势。
凡事又有情有态。
（1）态指事之外貌言，情指事之内情言，此所谓“事情”与“事态”。
（2）事之主持在于人，人之从事决于心。事情之主要，在于主其事之人之心，诚伪公私明暗，是其大分辨。
（3）事情与事态，有事不能相合一，但判事当衡其情，不能依其貌。
势从外面看，情从内部看，又合称“情势”。
情与势合，又与理合，事必成。
情与势背，又与理背，事必败。
人心之长期指向，即是文化精神。
中国古人说人心，便把心分为“人心”“道心”两部分。中国古人说，人心唯危，道心唯微。
（1）人心：人类最先为着躯体物质生活而起之各别自私心。
（2）道心：又忠信心、忠恕心、仁心、公心
人道=天理
各别自私，乃是躯体与物质生活之唯一特征。
人类生活渐渐由躯体各别之私生活演进到群体共通之公生活，此乃人类生活与其他动物生活一种绝大不同点。
人与其他动物之最大区别不在其躯体生活上，而在其心灵生活上。
有关“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中心思想即谓教人如何做人）
（1）中国文化侧重在历史的、文化的、人类生活本身之内在经验的。
（2）中国文化把历史文化认作无限，只求在有限的个人生活中来表现那无限。
（3）中国文化向重安（政治）与足（经济），西方文化则重富与强。
（4）中国文化精神偏尚理，西方文化精神偏尚势。尚理常偏向静定面，尚势常偏向变动面。
（5）欲求了解中国文化，当先求了解中国人，而更须了解中国人之学。唯其中国人之学，主要在如何培养一理想完整之人格。故在中国文化体系中，乃不发展出宗教，因宗教功能，已在中国传统观念的学之范围以内也。而自然科学之发展，在中国文化体系中亦受限制。
（6）古希腊人言，智识即权力。中国传统亦无此想法。权力当在人与人相通之知、仁、勇三德上，当为自忠恕孝悌向上所达之理想完美人格上。唯大人、君子、圣贤中人，乃为于人群社会中有真力量，绝不限在智识一端，而“权力”二字亦非所宜用，人与人相通在道义，人与人相制乃需权力。而法律与财富，亦不为中国传统观念之所重。此之谓中国传统文化中之人文主义。
（7）中国人的文化理想，不由哲学思辨来，不由宗教信仰来，不由自然科学各种物理探讨来，乃只在人文社会中之一种实际经验，经过人类心灵之自觉自悟而获得。
（8）中国文化注重人文本位精神。
（9）中国文化传统精神：人本的、道德的、文治的。
（10）中国文化侧重在历史的、文化的、人类生活本身之内在经验的。
（11）中国文化把历史文化认作无限，只求在有限的个人生活中来表现那无限。
（12）中国文化向重安（政治）与足（经济），而不重富与强。
（13）中国文化精神（西方文化精神）偏尚理（势），尚理（势）常偏向静定面（变动面）。
（14）中国文化之成就正在其道德与艺术，道德与艺术实为中国历史文化之中心指导。
（15）中国文化中，道德与艺术之实际造诣及其理论根据，则并不在宗教信仰，亦不在哲学玄想，而建基于中国思想中所谓“人性”一观点之上。
（16）除了儒道两家，我们不可否认，中国文化受外来佛教影响相当深，亦相当普遍。佛教思想进入中国，到了隋唐时代，中国人自开宗派，有天台、华严、禅三宗。他们从原来佛教思想里渐渐变出一套中国化的佛教，这些中国化的佛教很能配合中国社会和中国传统文化，这些思想也可说是中国的。今天印度已经没有佛教，有一些只是小乘宗派的，大乘宗派的佛教都流传在中国。中国人把来吸收消化，变成为中国的佛教。我们社会所谓的儒、释、道三教，或说“三教合一”，这个说法已经很普遍，尤其是明清两代，我们不能不注意。
（17）中国文化的内涵：儒释道“三教”，墨家，法家，阴阳家……
（18）（钱穆）中国文化里有最精粹的一点，是关于“人生修养”的。人生修养，并不是现代人讲的人生哲学。西方人讲人生哲学，中国人讲人生修养。修养中寓有哲学，其重要处在于中国哲学有一套修养方法，须由理论与实践亲修配合。讲中国人的人生修养，主要在儒家，远从孔孟，下到宋明理学家，各有一套。其他如道家、佛家，亦皆由理论与修养配合，而成此一套学术。这是中国哲学最重要最特殊所在。
（18）人生一切美德，则总称曰“善”。有善心斯为善人，始为有价值人。善心亦称“良心”，中国人以此设教，以此制行，故中国人皆以做一善人为人生最高目标。因此中国社会，亦可称是一善良的社会；中国民族，可称是一善良的民族；中国文化，可称是一善良的文化。此种善良之德，出自天赋，乃属与生俱来，中国人则称之曰“性”。
（19）中国文化中所重人品、人德、人性，贵同不贵异，贵常不贵变。
（20）中国人的文化理想，即上面所说人格平等的文化理想。
（21）中国古代文化可说是尧舜的文化，便是孝与让的文化。
（22）中国文化的新生：
①经过魏晋南北朝而有唐，是为新生；
②经过五代十国而有宋，又是新生；
③经元朝到明，又是新生；
④经清朝200余年，及西方帝国主义侵略至于民国，又是新生；
⑤今日，复逢共产主义，今后当然还会有新生。
（23）如何复兴中国文化？
①要真做一个中国人
②讲中国话
③做中国人要做一个像样的中国人
④改造今天的社会
（24）西方文化是表现于外的，中国文化是潜藏在内的。西方社会讲“富”与“强”，中国社会讲“足”与“安”。西方讲富而不足，讲强而不安。中国讲安足在人心，知足自心安。富与强表现于外；足与安在人心，知足心安乃生自心。
（25）近代中国文化之病何在呢？政治腐败，智识分子浅薄。（西方人的病在下层）在中国历史上，文化有了病，智识分子走的路有两条，一是向上或向下走，另一条是自中心向四周走。南北朝时，中国智识分子，向南则渡江，朝东北则至辽东，往西北则至西凉。他日复归中原，文化新生开始。又如在南唐五代，智识分子向长江走，及至宋初，再复归中原，文化又告新生。中华文化传统，最主要的中心是儒学。儒学最主要的中心，乃是为人之道（师道）。
（26）不了解中国人的做人道理，就不能了解中国的史学、文学、教育、人生和全部文化精神。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中特殊的地方，所以说教人做人的道理是我们文化的中心思想，这叫作人文修养。
（27）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这“志于学”就是孔子立志去学做人的道理，这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中心。
中国人的历史观：天不变，道亦不变。
中国人之人文本位之历史观。
中国文化注重人文本位精神。
中国人之人生观：
（1）中国人之人生观中，“人品观”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根本观点。故中国人极重君子小人之分，在君子一类中又有圣人、贤人、善人等多项等第。班固《汉书》将自古历史人物分为上中下三等：
①圣人（第一等）：尧、舜、孔子
②仁人（第二等）：伯夷、叔齐、颜渊，皆无功业表现，生活穷饿至死
③智人（第三等）
（2）中国人之人品观，专一注意在人之内在生活，即心灵生活方面。此所谓“真实人生”。真实人生，主要在其人之内心，中国人称之曰“心地”，或称“居心”。中国人由此来衡量人品，亦称此曰“德性”。德者，乃是其人之真实所得，得在其心。
（3）人生一切美德，则总称曰“善”。有善心斯为善人，始为有价值人。善心亦称“良心”，中国人以此设教，以此制行，故中国人皆以做一善人为人生最高目标。因此中国社会，亦可称是一善良的社会；中国民族，可称是一善良的民族；中国文化，可称是一善良的文化。此种善良之德，出自天赋，乃属与生俱来，中国人则称之曰“性”。
（4）若非有一自然天性在人生内部做主，则从原始人生专为躯体物质各别自私之争夺、占有而斗争、相杀之残酷人生中，如何会演出忠孝仁义、具有善良美德之文化人生来。
（5）“人性善”成为中国人之共同信仰，性为天赋，善属人为，德性合一，即是天人合一。能具此人生最高标准者，中国人称之曰“圣人”。
（6）中国人之人生观，是一种尚静的人生观。
（7）自佛教传入中国，而中国人开始接触一种无限向前之新人生观。
西方宗教家来谈历史，必然是唯神的；科学家来谈历史，必然是唯物的。
（1）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只站在狭义的民族本位上。
（2）马克思推扩到世界观，但此世界则只是唯物的，只是斗争的。
（3）斯宾格勒论西方的没落，亦如人身有生老病死，乃是一种历史的定命论。
（4）汤因比论刺激与反应，人类全部历史，又成为一种适应论。
中国人来谈历史，是人文本位的。
（1）历史是唯理的，亦是唯心的。理是人文之理，心是人文之心。由此上，心与理合一。
（2）中国人把人文之理来会通宇宙大自然间一切理，由此上，心与天合，心与物一。
三国·王弼：“统之有宗，会之有元。”讲的是文化从多方面会合起，这里面有一个宗，一个元。宗是一中心，元是一起头。
（钱穆）新六家：儒、道、佛、墨、法、阴阳
思想变成行为便是历史。
中国人的全部人生，论其两汉以下，主要还不是在二十四史里，而是在各家的诗文集里。如我们要研究范文正公、王荆公，根据《宋史》嫌不够，还要读范王两家的诗文集。纵使一首小词，也不该忽略。因是整个作者之心情性格、生活的率真细腻处，都透露在这里。
（钱穆）西方人是有了他的文学作品而成其为一个文学家的，中国则是由于他是一文学家而写出他的文学作品来。
中国哲学的实验=人生修养
如何复兴中国文化？
（1）要真做一个中国人
（2）讲中国话
（3）做中国人要做一个像样的中国人
（4）改造今天的社会
从前出门远行，有多少困难，古代不要讲，一条轮船到这里，靠了岸，所见所闻，进到脑子的，印象还深些，现在的交通太快速了，给人的印象也太淡薄了。
第二编
中国史分类：
（1）编年体：记录了历史之动态
（2）纪传体：记录了历史之动态
（3）纪事本末：分着事件来写历史，易带主观
（4）地方志：分着地域来记录历史
（5）民族谱牒：专记某一家族历史
（6）年谱：个人的编年史
中国史学之特点：
（1）不过分注重在事件上
（2）史料积集最富
中国古史传说，在五帝以前有三皇。燧人氏、庖牺氏、神农氏，此正代表初民社会文化演进之三阶段：
（1）燧人氏：代表此时代人民始知用火及熟食；
（2）庖牺氏：代表此时代人民已知畜牧；
（3）神农氏：代表此时代人民已知耕稼。
至晚当即在周宣王时，政府已单独设置了史官，从中央王朝外及诸侯列国，皆有史官分驻。按年按月，各地有重要事件发生，那些史官，均须互相报告。待把这些报告汇集起来，各地便各自有他们一部编年的历史记载了。
春秋，孔子根据当时鲁国史记来重行写定一部《春秋》。那是中国由私家写史的第一部，也是孔子毕生仅有的一部著作，这又是中国人一向重视历史之一证。以下中国历史遂永远有官史与私史之两类。
汉代，司马迁《史记》：创纪传体、书、志
东汉，班固《汉书》
中国历史主要分为两类，一是编年，逐年的记载；一是纪传，分人的传述。这不仅比较更近于科学客观精神，而且中国历史，因其注重人物，故能兼具了教育的意义与功能。
编年+纪传，记录了历史之动态
书+志，记录了历史之静态
纪事本末，分着事件来写历史，易带主观中国
历史的写法，重要在不分事题，逐年记载，分人记载，分类记载，骤看好像仅是一堆材料，而主要价值，也正在其是一堆材料上，正在其不把那些材料来分立题目。换言之，分事写史是叙述的，分年、分人、分类写史是记录的。记录较近客观，而叙述则较易于羼进主观成分，这是此两种写史法之大分别。
中国也曾有过长篇大部的私人传记体，但终于年谱盛行，而长篇传记则后无嗣响。这应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传统向不喜八个人渲染得太过分，二是分年记载比较朴实可靠。
以制度证中国实乃非君主专制：
（1）唐代中央政府的最高机关，由中书（宣旨出命）、门下（封驳权，如认为皇帝诏书因不合时宜而不便下达时，可将诏书封还加以驳正）、尚书（行政权）三省合成。尚书省有六部二十四司分掌全国各项行政，庶务皆会决于都堂（尚书省的大厅），而令仆总其成。然尚书省只负行政之责，无制命之权，宣旨出命则在中书。中书令中书侍郎以下，有中书舍人，遇军国大事，舍人得各陈所见，谓之“五花判事”，然后宰相审定之。然中书虽掌敕旨，而门下省重有封驳之权，于宰相建白例许驳正。唐制宰相常于门下省议事，谓之“政事堂”。尚书仆射亦得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及“参知机务”等名出席，复有他官参掌者。此种制度虽于唐代亦屡有变更，然大体言之如此。（即以用人一端论，唐代有敕授，有旨授。敕授者，五品以上，宰臣商议奏可除拜之。旨授者，六品以下，吏部铨材授职，然后上言，诏旨但画闻以从之，而不可否。其权不在尚书，则在宰相，并不由君主专制。）
（2）中国自秦以来之政治，虽无先发，而君主政权，实有种种调节，并不能即谓君主专制。举要言之，如公开的考试制及客观的铨叙制等是也。这两种制度一面使人民普遍得有参加政治的机会，而另一面则君主不能过分有好恶用人之特权。
（3）中国只在西周乃至春秋一段贵族封建政治之下，宗庙的祝史曾统带了学术。然而孔墨以下，百家并兴，早已与贵族宗教绝缘。秦人焚书，禁止民间自由讲学，独留朝廷博士官，直辖于太常（主宗庙祭祀的）之下，似乎像恢复了古代政治、宗教、学术合一的旧辙。然及汉武帝听董仲舒建议，改设五经博士，那时博士官的内容，已经一番极大的澄清，以前各种方术如占梦、求仙、长生等，皆得为博士之选。至是则博士渐渐变为究研古代政治、历史、教育各种学术的专门学者了。又为博士设弟子员，循此补郎补吏，遂使西汉政治从军功资选的局面下，转入文治的阶段。这是中国史上一个极大的转变，亦是一个极合理的转变。
以学术证中国实乃非君主专制：
（1）《史记》以对当时朝廷帝王卿相以及种种政治事态，毫不掩饰坦白忠直的描写，司马迁并不以《史记》获咎戾。此后汉廷虽说《史记》是一部谤书，却并不毁灭它，改动它，还让它自由地保存。
（2）班固继史迁作《汉书》，虽曾一度下狱，不久即许其继续工作，并命其家人续完。
（3）南北朝隋唐时代，佛学盛极一时，历朝帝王卿相诚心皈依的不乏其人，然而寺院和佛经，并不曾统制中国人学术思想信仰的自由。
（4）元、明以下，以程朱经说取士，然而讲学的尽可讲陆、王，甚至以陆、王的思想做进八股，反驳程朱，亦同样以为可以为功令所录取而得仕进。
中国古代史上值得郑重注意的事：
（1）到战国时，古代的贵族、平民两阶级，渐渐地消融了。
（2）中国自战国以来，井田制度既废，民间田亩许得自由买卖，土地兼并，其实只如近代西洋买机器办厂的所称为资本家一般。
（3）秦始皇吞并六国，混一海内，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大荒地，然而他竟听取李斯等异国游士的意见，不再封建，其弟子宗室与庶人同伍。
（4）依中国史的立场而论，秦汉以来，既有一个大一统的中央政府，直辖全国各郡县，并无世袭贵族分割土地，各自为政，即算封建制度之告终。
（5）汉高祖刘邦得了天下，虽不免稍稍像要回复到封建的路上去，然而一得天下，即下令解兵归田，一面下诏求贤，愿与共天下，那种态度，究竟与古代贵族亲亲的分封世袭制不同。下诏求贤的习惯，到武帝时竟收到异样的结果。汉武帝刘彻听取了董仲舒的一番话，把博士官整理一番，开始从宗庙狭隘的意味里解放出来，成为一个政治上正式的咨询机关。又建设了国立大学的基础，开始有官吏的考选。汉代渐次走上文治的道路。
（6）东汉，官吏仕进之途，几乎全在地方太守的察举。察举制度推行一二百年的影响，把古代遗传下来的准贵族阶级的王室和亲贵之特权逐步削减，逐步消灭，而新兴的士族势力起而代之，这便是以下所谓“门第”。
（7）曹魏以下，九品中正制代替了察举制度。是一个有客观性的用人标准，限制了帝王卿相个人的特权。南北朝几百年天下，还赖这个制度来维持。从这个制度演变出来的是普遍公开竞考的科举制。
（8）隋唐宋明以迄清末，古代封建贵族世卿渐次变而为白衣举子的天下。
中国史上亦有大规模的社会下层掀起的斗争，不幸这种斗争往往是纠纷，是牺牲，而不是有意义的划界线的上进。秦末刘项之争是例外。从黄巾起引出了500年的中衰，后来著名的如黄巢之乱，张献忠、李自成之乱，都只是混乱，是倒退。只有明初群盗，算是驱除了胡元，亦算得上一个上进的转变。唐代的隆盛，从北周以至隋室，种因在上层，不由混乱来。
先秦：血统分封制
秦汉：郎卫士进用制
东汉：察举制（门第兴起）
曹魏：九品中正制（延续至南北朝，限制帝王卿相个人特权，演变出隋唐至清的科举制）
（钱穆）中国史如一首诗，西洋史如一本剧。一本剧的各幕，都有其决然不同与惊心动魄的变换。诗则不然，他该在和谐的节奏中进到新的阶段，令人不可分划。所以诗代表了中国文学的最美处，而剧曲之在中国，到今还说不上文学的优美。西洋则甚至以作剧为文学家的圣境。
中国史上最近几个病源：
（1）近300年来之少数民族统治。自满族人入主中国，一切措施，盗憎主人，全是猜防、压制、诱胁、愚弄。满族自嘉、道以下，统治势力日趋腐化，二百四五十年的少数民族统治，束缚与迫害中国文化。中国民治的基础，在200年少数民族统治之下，不仅没有培养长进，而且正在背道而驰。
（2）惨遭明代丧国之痛的中国士大夫（智识分子、官僚分子）寻求自身转变，然清朝150年的猜防、压制、诱胁、愚弄已使其忘了故国之痛。油滑、贪污、不负责任，久成清朝末年官场乃至儒林之风气。
（3）民国以来，武人弄权，地方割据的形势转见增长。辛亥革命的结果，并不是政权之解放与公开，而实是政权之溃决与失坠。
中国之需要改革，是中国自身内部问题，并不因接触到西洋而后才有此种需要。倘使西洋势力与中国不接触，中国依然闭关而治，然而自乾隆以下的清室政治，早已走上了绝路：
（1）川楚教乃至洪、杨之接踵继起，已十分暴露清室政治之腐败；
（2）道、咸以下，纵使没有外患，内患绝不可免；
（3）有史以来未见之外患；
（4）清政府在咸、同以后，其实质与以往本已大变，地方督抚的擅权自专，中央无力驾驭，早已造成割据的风气；
（5）清末叶，政治的中心势力，早已逐步没落。
中国近代改革不彻底的原因：
（1）外患方深，内部自有顾虑；
（2）中国一部分恶势力，得赖外力而存在。
日本明治维新VS中国民主共和政治
（1）日本的政权，从藩府到天皇，并不如中国一样的变动得激剧。
（2）日本在藩府统治下的封建道德，如武士道的忠君、敬上、守信、立节，移之尊王攘夷，并无须大段破坏与改造。
（3）日本小国寡民，数十个志士，其力足以转移一国的风气。
新中国的创兴，首要是在政治上轨道。要望政治上轨道，首要是在中央政权之统一，地方割据之取消，其枢纽则在全国政治中心势力之造成。而其负造成全国政治中心势力之大任者，并不能望之民众，亦不能求之军人，而在中层阶级智识分子对于国家责任观念之觉醒与努力。要望全国中层阶级智识分子对国家责任之觉醒与努力，应该有一个培养。这种培养的重任，即是国家的教育，与政府的纪纲。
近代西方在宗教科学哲学上之三大启示/近代西方人在人类知识上的三大揭示（主要意义均偏在消极方面）：
（1）哥白尼天体学说之创立，使人类获知我们所居住生息的地球在整个宇宙中，其所占地位是如何般渺小。
（2）达尔文的进化论，使人类又知自己生命的来源乃从最低级微生物逐步演化而来。
（3）康德哲学里关于知识论之一部分，又使人类自知，所谓人为万物之灵，所谓天擅聪明者，实际其所知识，有一自然所与之限度。
宗教的意义：
（1）提高人类地位，使得与上帝相亲，如是始在其命运上有一安慰；
（2）严厉管束人类之心情，使更趋谦抑。
宗教家以全知全能归诺上帝，不失为人类之一种聪明。
人类唯限于能知，以获所知。至于宇宙间万理万事，是否尽己并包于我人类理性范畴之内，此一论题，即为人类理性所不能解决。
宗教：激励之成为人人感动之一种信仰；
科学：发现之成为人人首肯之一种知识；
哲学：少数人之一种理性之试探。
人类和禽兽动物相异处：情感
人类文化前进之唯一方向、世界人类如何走向文化理想 → 主张以理性指导情感 → 弘扬中国儒家思想 → 恭逊、谦抑
中国儒家思想：
（1）“人之与禽兽相异者几希”（情感），故于人生实务，利用厚生（尽物性）；
（2）人以达天，面对人生现实；
（3）恭逊、谦抑；
（4）中庸平实；
（5）重知识，求知识又贵证验，不重玄思。
在孔子以前，中国人已有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说”，这实在是人类祈求不朽的最合理的观念。
（钱穆）《灵魂与心》：阐发中国人历古相传人生不朽论的精义
柏拉图的观念说：
（1）人类在其刹那相异顷刻无常的所见中，开始产生观念。总之曰色，浑之曰红。
（2）所谓色，所谓红，所谓形，只是人心中自造的一观念，人类之所谓种种真理，亦莫非如是。
（3）西方哲学界，直到今天仍然主张物质世界之上或先另有一精神世界存在。此一精神世界不断在此物质世界里展衍开露。这一种说法与想法，实在远从柏拉图思想导源。此一派思想，普通都称之为“唯心论”。唯物论虽与唯心论主张不同，其实他们的思想根源，也可说还是与 柏拉图的观念论血脉相通。
（4）柏拉图的观念论以及近代西方的哲学科学思想，都有在此变动不居的现实世界里面找寻一个一如真常的不变本体之要求的动机。
西方文学有一特殊色彩，即是他们的文学，始终脱离不了男女恋爱的题材。
耶教之全人类的爱，必通过上帝或上帝之心而始有其可能。上帝或上帝之心，只是一观念，只是一理性。换言之，即只是一形式。耶教的弊病，往往容易在上帝或上帝心之形式中，转把实际的自然人生漏掉。因此欧洲人不得不把男女之爱来填补此缺洞。然而男女之爱，又嫌对自然人生之实质上的愿望与要求太浓厚，不免要损碍了精神人生纯洁的形式化。
西方人着重于男女恋爱，男女之爱不能无对象、无内容。有对象即有内容，即落具体，对象消失，即爱情变成悲剧。男女之爱，形成一种文学的人生。
东方人着重于夫妇之爱，夫妇之爱超对象，超内容，而渐接近一种形式化。夫妇之爱，已由爱情转入了道德。全人类之爱，形成一种宗教的人生。
康德与道德：
（1）康德主张道德是一种先天性的，道德的最高境界，应该到圣人复起无以易此的地步。此即是一种不朽。而此种不朽，仍然属于形式的，仍然是一种理智的不朽。像康德般的讲道德，势将如东方人之讲夫妇之爱。理性的容易是形式的，形式的容易是空洞的、冷静的。
（2）康德之道德观，乃想象有一个超越自然生命以上之精神界，发出一种先天必然的命令，而始于自然人生中有道德的意识。孔子教义，则即在自然人生的基础上，建造道德人生而完成精神生命之领域。故欧洲人之文化观，常见为精神生命战胜自然生命之一种产物；而中国人之文化观，则为即从自然生命中创造出精神声明而形成。
佛教的理论：
（1）小乘宗：灵魂不灭论；
（2）大乘佛教：涅槃理论。涅槃是一种心理境界，是人心的一种寂灭境界。是绝对的纯形式（从形式中排除理性），是佛家之最高理性。
（3）在佛教人生中，人人若经一番心境界之操习与修养，应可人人尽获一份人生不朽之经验。然佛教教义，乃在排斥自然生命而始获有此种精神生命之经验，乃亦由此精神生命而复将取消文化生命之展衍者。
人生最感痛苦者，即是那瞬息的变，瞬息的不住与无常。
欧洲人用理性来克灭瞬息的不住与无常。佛教则不用理性而改用观照。
佛家之最高理性：涅槃境界
佛家之最永恒的真常：最刹那的观照
佛教涅槃境界之观照：
（1）由体言，称之为“识”；
（2）由用言，称之为“念”，有时亦称之为“见”。
——若专就见而论，即是见性不灭。若统就识而论，即是佛性不灭。
——见与见之所由不同，乃由于人在见上加进了内容。此之谓“我见”。内容尽属我见，有内容便相异，有相异便有生灭无常之苦。无内容便无相异，无相异始能一如真常。如是人便到达了涅槃境界，此是满足了人生不朽的要求。
（3）佛家之最永恒的真常：最刹那的观照。
（4）人生最感痛苦者，即是那瞬息的变，瞬息的不住与无常。欧洲人用理性来克灭瞬息的不住与无常。佛教则不用理性而改用观照。
（5）佛家的人生观，即在根本扫净一切欲。人欲净尽后之观照，始能达到纯形式的境地，始能符合于当下现前事物之真象。
（6）佛家必然地将宗教的转变而为哲学的，又由哲学的转变而为人生日常心智之操习与修养方面去。
有关“理性”：
（1）欧洲人用理性来克灭瞬息的不住与无常。佛教则不用理性而改用观照。
（2）理性在欧洲人，常视为用来满足人生欲望的最佳工具。数理是最形式的，最理性的，然而同时也是最功用的。
（3）一切的名呼识别，一切的观念与理性，其背后都有某种人生欲望为之驱遣调排而始成立。即有生理上某种欲望之要求与满足，始产生心理上之某种识别与记忆。因此一切观念，一切理性，并不与外面事物之真象相符合，却只求与自己内心的欲望要求（即我见）相符合。一切观照内容，全由观照者自心之欲望而填入。然而欲望将永远不得终极的满足。
（4）故孔子教义，专以孝悌为仁之本。必在此本源上，乃始许有理性之运用与功利观之活动。理性与功利观全属次级性者，不能先由理性乃始引导出爱。（西方宗教人生里的上帝信仰，则是先有理性而导出人类之爱者）亦不许先由功利观点乃始导出人类之爱。（西方文学人生中的男女恋爱，实是先由功利观点乃始导出人类之爱者）由此可见中国人心中所认之理性与功利，与欧洲人心中所认之理性与功利之相异。故在孔子教义中，上帝信仰与自由恋爱皆不重要，而亦非必然将铲除其地位与价值。
有关“不朽”：
（1）在孔子以前，中国人已有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说”，这实在是人类祈求不朽的最合理的观念。
（2）印、欧两方对于人生不朽论之大义：自然生命是无法不朽的，所能不朽者只在精神生命与文化生命。而所谓不朽，则只是求其能在人生中再现。
（3）人生不朽之现象：莫如人与人之间相互的爱。
（4）不朽在于其能超实质而趋向于形式化。不朽乃求其能在人生中再现。
（5）耶教之人生不朽，必由自然生命中超脱逸出，而始到达于精神生命。此种超自然的精神生命，以其过分用力摆弃自然生命，而容易有害于文化生命之发展。孔子教义则即在自然生命中获得其精神生命，故于文化生命之进展可无妨碍。
（6）在中国人生中，人人尽可得此一份不朽人生之经验。而在欧洲人生中，虽人人可见有一不朽之外界存在，而不必人人尽可得此一份人生不朽之经验。在佛教人生中，人人若经一番心境界之操习与修养，应可人人尽获一份人生不朽之经验。然佛教教义，乃在排斥自然生命而始获有此种精神生命之经验，乃亦由此精神生命而复将取消文化生命之展衍者。孔子教义则即在自然生命中教人获得精神生命，而复由此精神生命走上文化生命的悠久前程。孔子这一种不朽论，我们可以称之为“人文的不朽论”，亦可称之为“性情的不朽论”。孔子讲爱，即在自然生命的性情上讲，即就自然生命中之性情上建立起精神生命与文化生命。
人类的精神作用与文化功绩，便在其能超实质而趋向于形式化。
人生现象中，最能普遍再现、永恒再现者，莫如人与人间之相互的爱。其偏倾于实质方面者，莫真挚于男女之爱。其偏倾于形式方面者，莫伟大于全人类之爱。然因男女之爱所包涵之实质内容量太重，常使其不能超脱内容而跻于理想的形式化。全人类之爱，则又因其所包涵之实质内容量太轻，往往易于陷入形式化，而漏缺了真实的内容。男女之爱，形成一种文学的人生；全人类之爱，形成一种宗教的人生。各有其不朽的价值，而亦各有其偏弊。
孔子的人生教训，亦注重在一种全人类之爱，此即孔子之所谓“仁”。孔子只在自然人生中，指点一个亲子之爱来过渡到全人类之爱。亲子之爱所包涵的自然人生之实质量，并不见其减轻于男女之爱，而实更为一形式性者。孔子教义由自然生命为基层，而向上建筑其精神生命之园地。
唯耶教之全人类的爱，必通过上帝或上帝之心而始有其可能。上帝或上帝之心，只是一观念，只是一理性。换言之，即只是一形式。耶教的弊病，往往容易在上帝或上帝心之形式中，转把实际的自然人生漏掉。因此欧洲人不得不把男女之爱来填补此缺洞。然而男女之爱，又嫌对自然人生之实质上的愿望与要求太浓厚，不免要损碍了精神人生纯洁的形式化。
孔子教义：
（1）孔子的人生教训，亦注重在一种全人类之爱，此即孔子之所谓“仁”。孔子只在自然人生中，指点一个亲子之爱来过渡到全人类之爱。亲子之爱所包涵的自然人生之实质量，并不见其减轻于男女之爱，而实更为一形式性者。孔子教义由自然生命为基层，而向上建筑其精神生命之园地。
（2）孔子教义则即在自然生命中获得其精神生命，故于文化生命之进展可无妨碍。
（3）孔子教义，实为一种形式与内容并重、抽象与具体兼顾、自然与精神交融的一种教义。故在孔子教义中，理性的价值不得不减轻，而仍有其地位；功利的观点不得不降低，而仍有其存在。道中庸而极高明，人人在亲子之爱、夫妇之爱里面，可以领略到人类的一如真常的爱的情景与滋味。人生之最真切处为情，而情的最真常处为爱。爱必在人生中普遍再现，永恒复活。只有领略到人生的爱的情味者，始有其不朽之存在。
（4）男女之爱，常不易脱出此种具体条件与具体内容，故男女之爱终必带有一种理性，终必带有一种欲望与功利观点。只有亲子之爱，中国之所谓天伦，乃始纯粹属于自然人生之支配。而即就此自然人生中，自然创造出精神生命。人类文化进展，即由此植基，由此导源。故孔子教义，专以孝悌为仁之本。必在此本源上，乃始许有理性之运用与功利观之活动。理性与功利观全属次级性者，不能先由理性乃始引导出爱。（西方宗教人生里的上帝信仰，则是先有理性而导出人类之爱者）亦不许先由功利观点乃始导出人类之爱。（西方文学人生中的男女恋爱，实是先由功利观点乃始导出人类之爱者）由此可见中国人心中所认之理性与功利，与欧洲人心中所认之理性与功利之相异。故在孔子教义中，上帝信仰与自由恋爱皆不重要，而亦非必然将铲除其地位与价值。
（5）有人怀疑孔子高提亲子之爱，将不免有时要违逆人类的理性。其实宗教人生中上帝信仰，虽必经人类理性之洗炼而成，又何尝不有时违逆了人类的理性？文学人生中的男女恋爱，虽经由人类的功利观点与欲望要求而发展，又何尝不常常与人以苦痛与束缚？但在人之理性上，可以不能信有上帝之存在。在人之功利立场上，可以永远找不到一恋爱之对象。（若在男女异性爱之自然疆域中，便无失却对象之虞，可见自由恋爱已超越自然人生而进入精神人生中。而此种精神人生，则实为挟有功利观点者，唯此处“功利”一语乃广义用之。）而在自然人生中，则自然必赋予一亲子之爱之自然心境而无人不可得。（孔子偏讲孝，不偏讲慈，亦为此故。人人必得有父母，却不必人人可得有子女。）
（6）故在中国人生中，人人尽可得此一份不朽人生之经验。而在欧洲人生中，虽人人可见有一不朽之外界存在，而不必人人尽可得此一份人生不朽之经验。在佛教人生中，人人若经一番心境界之操习与修养，应可人人尽获一份人生不朽之经验。然佛教教义，乃在排斥自然生命而始获有此种精神生命之经验，乃亦由此精神生命而复将取消文化生命之展衍者。孔子教义则即在自然生命中教人获得精神生命，而复由此精神生命走上文化生命的悠久前程。孔子这一种不朽论，我们可以称之为“人文的不朽论”，亦可称之为“性情的不朽论”。孔子讲爱，即在自然生命的性情上讲，即就自然生命中之性情上建立起精神生命与文化生命。
文艺复兴运动，是一种由上帝灵魂之爱转向于男女肉体之爱之一种运动，有文艺复兴运动始有近代欧洲之新文化。
人生草草，今日不知有明日，今日也不能回想到昨日。
人生之可贵，正为能在此无往不常的变动中找出一个一如真常的境界来，好让人安身立命。
欲求了解一民族之文化，当先了解此一民族之人生，即此民族中人之所以为生者，而更要则在了解其所学。
中国人之学，主要在如何培养一理想完整之人格。
中国人的观念：治学必重其为人。做人是第一事，做了人始能处世，始能成学。
中国传统，重人更过于重学，故所重在为人之品格分类，不重在为学术分类。
文学必从人生来，非第一等人，即不得为第一等文。李白之逊于杜甫，柳宗元之逊于韩愈皆在此。故专攻文学，不得成一文学家；专攻史学，不得成一史学家。治学必重其为人，此是中国人观念。
孟子拒杨墨、韩愈辟佛老，其学皆归于人事。
屈原之文学、司马迁之史学、韩愈之为文，乃其人生过程中一种流露。
孔子之学分四科，曰德行、言语、政事、文学。
（1）政事：又分理财、治军等；
（2）言语：乃谓国际外交之应对辞令，此皆指实际行事言；
（3）文学：乃实际行事之以往经验之种种记录；
（4）德行：包括前三者，而能会通合一。
清代，有人把学问分为义理、考据、辞章三大类，亦有人增入经济一项，为四类。其实此种分法，仍不是就学之内容分。考据应是考其义理，辞章则是义理之发挥，经济乃义理之实际措施，则不啻谓一切学问，皆以义理作中心。而义理则属做人之道，仍是重人过于重学之见解也。
把心恰放在好处。
今天的世界，大家为着物质生活而忙迫，大家尽心一意去奉侍此肉体，因此一切生活只都妆点在外皮上，更不知有人心真生活所在，我姑名此时代为“我走失了”的时代。
这世界上，到处见有一个个的人，其实都是以外形肉体为主，在其生活中，却觅不到一个真吾，即是为人生之主的心，这可说是心走失了，或说是我走失了。
近代西方人所倡之平等，只在法律上。有法律上之平等，同时有机会上之自由，平流竞进。法律以外之不平等，尽不存在。
按照中国人理想，人类平等乃指人格平等言。
人格，乃指人之所以为人之内在价值言。
人格只辨有无，可以不分等次，更亦不要竞争。
好人有人格，此事人人能做。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南朝时高僧竺道生说：“人皆有佛性，故人人皆得成佛。”明代大儒王阳明说：“圣人只争成色，不争分量。”
中国人的文化理想，即上面所说人格平等的文化理想。
学问可从其对象分四大类：对天、对物、对人、对己。
（1）对天：人类对天之学所应共有之态度：有谦逊心，有敬畏心。
（2）对物：人应懂得万物所各具之性能。积极方面，可资人类之利用；消极方面，亦可知有所戒备。对物之学本为人类福利而起。
（3）对人：对人之学主要特征在学者与其所学之对象为同类。对人之学，最主要中心乃学为人之道，即人与人相处之道。中国人分人与人相处之道为五伦：一父子，一兄弟，三夫妇，四君臣，五朋友。要将对人之学，必从此五伦始。因其是最具体的、面对面的人与人相处。从此最具体的面对面的来教人与人相处之道，则首应知有同情，有恕道。中国儒家称此人与人相处之道为仁道，仁道即是人道。
（4）对己：己与人同类，不懂得己，如何懂得己以外之人。不懂得对待自己，如何懂得对待别人。只要把自己为例，平等来对待别人，便有所谓仁道与恕道。对人之学即是为人之道，而为人之学则自为己之道始。因此对己之学，乃是对人之学之基本与中心。在中国古书《中庸》里有一段话说：“尽己之性而后可以尽人之性，尽人之性而后可以尽物之性，尽物之性而后可以赞天地之化育。”
（钱穆）人生可分为职业、闲暇、理想与道德之四阶层。
（1）职业人生：也可称为“工作人生”，或“服务人生”“轨律人生”。粗浅的，实利主义。
（2）闲暇人生：也可称为“消遣人生”“自由人生”“艺术人生”。精微的，享乐主义。从来历史上大人物、大事业，亦都在自由闲暇中产生，很少在职业工作上产生。
（3）理想人生：也可称为“创造人生”“精彩人生”“未来人生”。理想是属于个人的，有属于团体、社会或民族与时代的。最理想的理想，是合此五者而为一。人生不能仅有自由而无理想，无理想的自由，只是一种不充实的假自由。
（4）道德人生：也可称为“真理人生”。
理想与道德之不同：
（1）理想可以超现实，甚至不现实；但道德则须与现实相一致，道德应即在现实中。
（2）理想可以人各不同，道德则必具共同性，务使人人可以易地而皆然。
（3）理想有成有败，有能实现与不能实现。道德则有成无败，不实现的不得称道德。
（4）理想可以随时而变，道德则外形变而实质不变。道德永远是道德。真理永远是真理。
人们常认为：谋一职业不可无学问，但处闲暇，则可以无学问。至论理想，则更可无学问。想到哪里，便成为理想。当知闲暇的人生，正如名画之空白处，画中山川人物之灵气，即在此空白处胎息往来。“小人闲居为不善”，皆因其欠缺处闲暇的学问。
唯其不知理想亦应有学问，不知理想亦从学问中来，故遂至不能有理想，却只有空想与幻想。空幻则即是虚无。虚无主义的人生，则决非理想的人生。
第三编
文化：
（1）人的生活（物质生活+精神生活）
（2）民族的生命
中国历史上曾经历过若干次重大疾病，五胡、南北朝、晚唐、五代、元、清及近代帝国主义等。
中国古代文化可说是尧舜的文化，便是孝与让的文化。
中国文化的新生：
（1）经过魏晋南北朝而有唐，是为新生；
（2）经过五代十国而有宋，又是新生；
（3）经元朝到明，又是新生；
（4）经清朝200余年，及西方帝国主义侵略至于民国，又是新生；
（5）今日，复逢共产主义，今后当然还会有新生。
西方文化是表现于外的，中国文化是潜藏在内的。西方社会讲“富”与“强”，中国社会讲“足”与“安”。西方讲富而不足，讲强而不安。中国讲安足在人心，知足自心安。富与强表现于外；足与安在人心，知足心安乃生自心。
近代中国文化之病何在呢？政治腐败，智识分子浅薄。（西方人的病在下层）在中国历史上，文化有了病，智识分子走的路有两条，一是向上或向下走，另一条是自中心向四周走。南北朝时，中国智识分子，向南则渡江，朝东北则至辽东，往西北则至西凉。他日复归中原，文化新生开始。又如在南唐五代，智识分子向长江走，及至宋初，再复归中原，文化又告新生。
没有信心就没有希望，就无法生活。但仅有信心犹不足，还须得做两种工作。一是向外学习别人，二是向内向下教人。
有关“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中心思想即谓教人如何做人）
（1）中国文化侧重在历史的、文化的、人类生活本身之内在经验的。
（2）中国文化把历史文化认作无限，只求在有限的个人生活中来表现那无限。
（3）中国文化向重安（政治）与足（经济），西方文化则重富与强。
（4）中国文化精神偏尚理，西方文化精神偏尚势。尚理常偏向静定面，尚势常偏向变动面。
（5）欲求了解中国文化，当先求了解中国人，而更须了解中国人之学。唯其中国人之学，主要在如何培养一理想完整之人格。故在中国文化体系中，乃不发展出宗教，因宗教功能，已在中国传统观念的学之范围以内也。而自然科学之发展，在中国文化体系中亦受限制。
（6）古希腊人言，智识即权力。中国传统亦无此想法。权力当在人与人相通之知、仁、勇三德上，当为自忠恕孝悌向上所达之理想完美人格上。唯大人、君子、圣贤中人，乃为于人群社会中有真力量，绝不限在智识一端，而“权力”二字亦非所宜用，人与人相通在道义，人与人相制乃需权力。而法律与财富，亦不为中国传统观念之所重。此之谓中国传统文化中之人文主义。
（7）中国人的文化理想，不由哲学思辨来，不由宗教信仰来，不由自然科学各种物理探讨来，乃只在人文社会中之一种实际经验，经过人类心灵之自觉自悟而获得。
（8）中国文化注重人文本位精神。
（9）中国文化传统精神：人本的、道德的、文治的。
（10）中国文化侧重在历史的、文化的、人类生活本身之内在经验的。
（11）中国文化把历史文化认作无限，只求在有限的个人生活中来表现那无限。
（12）中国文化向重安（政治）与足（经济），而不重富与强。
（13）中国文化精神（西方文化精神）偏尚理（势），尚理（势）常偏向静定面（变动面）。
（14）中国文化之成就正在其道德与艺术，道德与艺术实为中国历史文化之中心指导。
（15）中国文化中，道德与艺术之实际造诣及其理论根据，则并不在宗教信仰，亦不在哲学玄想，而建基于中国思想中所谓“人性”一观点之上。
（16）除了儒道两家，我们不可否认，中国文化受外来佛教影响相当深，亦相当普遍。佛教思想进入中国，到了隋唐时代，中国人自开宗派，有天台、华严、禅三宗。他们从原来佛教思想里渐渐变出一套中国化的佛教，这些中国化的佛教很能配合中国社会和中国传统文化，这些思想也可说是中国的。今天印度已经没有佛教，有一些只是小乘宗派的，大乘宗派的佛教都流传在中国。中国人把来吸收消化，变成为中国的佛教。我们社会所谓的儒、释、道三教，或说“三教合一”，这个说法已经很普遍，尤其是明清两代，我们不能不注意。
（17）中国文化的内涵：儒释道“三教”，墨家，法家，阴阳家……
（18）（钱穆）中国文化里有最精粹的一点，是关于“人生修养”的。人生修养，并不是现代人讲的人生哲学。西方人讲人生哲学，中国人讲人生修养。修养中寓有哲学，其重要处在于中国哲学有一套修养方法，须由理论与实践亲修配合。讲中国人的人生修养，主要在儒家，远从孔孟，下到宋明理学家，各有一套。其他如道家、佛家，亦皆由理论与修养配合，而成此一套学术。这是中国哲学最重要最特殊所在。
（18）人生一切美德，则总称曰“善”。有善心斯为善人，始为有价值人。善心亦称“良心”，中国人以此设教，以此制行，故中国人皆以做一善人为人生最高目标。因此中国社会，亦可称是一善良的社会；中国民族，可称是一善良的民族；中国文化，可称是一善良的文化。此种善良之德，出自天赋，乃属与生俱来，中国人则称之曰“性”。
（19）中国文化中所重人品、人德、人性，贵同不贵异，贵常不贵变。
（20）中国人的文化理想，即上面所说人格平等的文化理想。
（21）中国古代文化可说是尧舜的文化，便是孝与让的文化。
（22）中国文化的新生：
①经过魏晋南北朝而有唐，是为新生；
②经过五代十国而有宋，又是新生；
③经元朝到明，又是新生；
④经清朝200余年，及西方帝国主义侵略至于民国，又是新生；
⑤今日，复逢共产主义，今后当然还会有新生。
（23）如何复兴中国文化？
①要真做一个中国人
②讲中国话
③做中国人要做一个像样的中国人
④改造今天的社会
（24）西方文化是表现于外的，中国文化是潜藏在内的。西方社会讲“富”与“强”，中国社会讲“足”与“安”。西方讲富而不足，讲强而不安。中国讲安足在人心，知足自心安。富与强表现于外；足与安在人心，知足心安乃生自心。
（25）近代中国文化之病何在呢？政治腐败，智识分子浅薄。（西方人的病在下层）在中国历史上，文化有了病，智识分子走的路有两条，一是向上或向下走，另一条是自中心向四周走。南北朝时，中国智识分子，向南则渡江，朝东北则至辽东，往西北则至西凉。他日复归中原，文化新生开始。又如在南唐五代，智识分子向长江走，及至宋初，再复归中原，文化又告新生。中华文化传统，最主要的中心是儒学。儒学最主要的中心，乃是为人之道（师道）。
（26）不了解中国人的做人道理，就不能了解中国的史学、文学、教育、人生和全部文化精神。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中特殊的地方，所以说教人做人的道理是我们文化的中心思想，这叫作人文修养。
（27）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这“志于学”就是孔子立志去学做人的道理，这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中心。
孔教之伟大（教人如何做一个人，做一个理想的平常人）：
（1）我们虽说信教自由，但在全世界民族间，只有中国，因其是一个信奉孔子教义的社会，耶、释、回三教也可同时存在、同时流行，这是孔子教义的伟大处。
（2）孔子教义，不要特殊的传教徒，也不要特设的礼拜堂，又不要一切特定的崇拜礼节和仪式。但孔子教义一样能深入人心，和广泛的宣扬，这又是孔子教义之另一伟大处。
（3）耶、释、回三教主要都是讲人死以后的事，教人如何进天堂，如何得涅槃。独有孔子教义只重在生前教人如何做人，如何做成一理想的人，教人如何处世，如何做成一理想的社会和理想的世界。因此我们说：耶、释、回三教是出世的，而孔子教义则是入世的。
（4）信奉孔子教义的，在社会上不需要特殊的地位，孔子教义只教人在社会上做一普通的平常人，因而孔子教义也不需要一个特殊的组织。但孔子教义，终于和耶、释、回三教同样普遍地流行，永远地存在。这是孔子教义之一又伟大处。
（5）孔子的家世。孔子远祖是殷代的帝王，到西周时代，是宋国的贵族，又后迁到鲁国，出生孔子。因此孔子出生以前，已有1000年以上的家谱，绵延不断，在中国历史上明白可考。至于孔子以后，直到今天，传了2500年，共77代，孔子一家的家谱，依然是绵延不断，明白可考。
（6）孔子教义，是把释迦、耶稣和穆罕默德三人所想望于吾们之死后的，即在吾们生前到达了，这是孔子教义之又一伟大处。
中华文化传统，最主要的中心是儒学。儒学最主要的中心，乃是为人之道（师道）。
中国古人说人为万物之灵，因其能受教育，能有修养，能从文化传统中陶冶，能知为人之道。
孟子：“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
孟子：“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辞让是非之心，非人也。”
做人要争一个好坏，不在乎争一个贫富。
我（钱穆）似乎只看见青年们理智的，在利害上打算，却没有看见青年们热血的，感情上的奋发。外面是慷慨激昂，里面却是凄凉惨淡。理智不准确，因而情绪也不健全。
亡国与饿死两重阴影，常是压迫在我们的心头，进一步则为出身救国，退一步则为安心找职业谋生。
救亡与谋生，是这一时代最高的想望。模仿与抄袭，是这一时代最高的理论。
变动是历史上划时代的特性，前一时代与后一时代决然相异处。
研究中国史，应在中国史的自身内里找求，更应在中国史前后的变动处找求。
中国史之进步，似乎不重在社会经济方面，而重在其政治制度方面。
中国史上三大转变/进步（中国史政治制度上的演进）：
（1）由封建到统一。（秦汉）
秦汉统一，是中国史上第一大进步。自此以下，直至今兹，统一是中国史的常态，分裂和割据是中国史的变态。中国史学家向来只认秦汉以前为封建时代，统一政府的产生，便是诸侯封建之消灭。自政治组织上看，实是中国史上一极大转变，亦可说是中国史上一绝大进步。
（2）由军人政府到士人政府。（汉初—汉宣帝刘询以下）
西周以来，依照宗法血统而为封建，那时社会显分两阶级，一贵族，一平民，然其界线至战国即住建毁灭。至汉代定制，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而所谓有功者，大体只是军功。故汉初政府，一面固可说是一个平民政府，其实亦是一个军人政府也。直到汉武帝用董仲舒、公孙弘，设立五经博士，又为博士置弟子员，每年考课，得补郎吏，又定地方守相逐年察举吏之制度，而公孙弘径以士人为丞相封侯，打破汉代以前非封侯不拜相、非立军功不封侯之惯例，此为汉代政制上一大转变。直到汉宣以下，朝廷大臣，几乎全属儒生，非通经即不能拜相，即拜相亦不安其位而即去，军人政府渐渐转移为士人政府。从此以下，组织中国政府之主要分子，即以属于士人者为常态，以属于军人者为变态，至以宗族组织政府如西周封建制度者，则再难出现。此可谓中国史上之第二大转变，亦不妨谓是中国史上之第二大进步。
（3）由士族门第到科举竞选。（东汉—隋唐）
东汉以下士人逐渐得势，以累世之传经而变为累世之公卿，遂渐次造成一种新阶级，即历史上所谓门阀是也。然而其势并不久，隋唐以下，遂变为公开竞选之考试制度。
中国史之趋向：王室与政府逐步分离，平民与政府逐步接近也。
王室与政府关系之转变
（1）王室与政府逐渐分离
①西周封建，宗庙血统的亲疏，即是政府官位的高下。那时王室与政府，可谓二而一、一而二，朕即国家，殆无分别，整个天下便是姫姓、姜姓的天下。
②秦始皇虽说统一中国，然而自宰相以下与嬴姓家庭即无关系。秦始皇确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大皇帝，但秦始皇的家族，较之周武王、周成王的家庭，在政治上的地位相去远了。
③汉承秦弊，封建与郡县并行，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姓刘的政权与附会姓刘的一辈军人朋分。然而不久同姓王继异姓王而尽，封侯世袭的功臣，在政治上的地位也逐渐低落。
④汉武帝以后，渐渐有一个政府的势力常和王室抗衡。当时的所谓内朝与外朝，即是从这个局势下产生。
⑤东汉的外戚和宦官，只是代表王室势力之一面，名士党人，则是代表另一个势力，而在政府里逐渐得势。东汉末年，可以说是王室势力一落千丈，士族门第则从东汉的名士和党人的集团里培养起来。
⑥魏晋南北朝，外戚宦官不再当路，王朝虽屡屡变换，政府还可一线相承。从这一点看，魏晋南北朝在大体上还是走在王室和政府逐渐分离的路上。
⑦隋唐以下，政府和王室之界线益见清明，除皇帝外，皇帝的家属及其私人，照例在政府的组织上并不能有任何地位和特权。所以隋唐以下，公开考试，士人以白衣为公卿，并无门第大族，而王室之权，转变较古代为减削。这不能不说是政治组织上的进步。
（2）平民与政府逐渐接近
①秦汉以下，平民参政的门路逐次开展，平民参政的权益逐次确定。自两汉的察举制到魏晋的九品中正，自魏晋的九品中正到隋唐以下的进士科举，总之是平民参政的机会逐渐加赠与扩大，普遍到全国各地，在一个公开的规制之下，合标准的即可加入政府为其一员。而王室家族及其私人，转有种种限制，使其不能在政府里得到势力和权位。
②春秋封建时代，贵族武装起来，农民则受其统治。到战国，贵族阶级堕落，武装渐渐懈弛，而农民却渐渐地因贵族的需要而武装起来，又因军功而走上政治的高层。直到秦汉，兵役依然为农民所人人不可避免的一件事，然而农民亦只有从军，始有走上政治层的希望。
③及武帝改制以后，政制逐渐转变，农民和兵役亦渐次分离，从唐代的府兵制直到宋代的顾兵制，当兵渐渐成为一种志愿的职业，而与农民分离。
④自秦汉以下，既走上统一的路，国外贸易几乎不感需要。至于国内，则因政制的关系，所谓“遗金满籯不如传子一经”，自东汉时已然。理想的政治，始终是所谓“不管寡而患不均”，所以重农抑商。
——王室与政府逐渐脱离，平民与政治逐渐接近，不讲富强而唯求和平，于文学、哲学、艺术、伦理诸方面亦追随前进，而中国民族渐次扩大。
中国从来虽无近代的交通、严明的法律、庞大的军队，与夫一种特殊阶级的势力，而自秦汉以下，居然能统治这样大的土地，这样多的人口，而不断地扩大，与永久的绵延。
有志研究中国史的，多注意于其历代政制的演变上。但我们要研究政治制度，不可不连带注意到其背后的政治理想；我们要研究某一时代的政治理想，又不得不牵连注意到其时一般学术思想之大体。所以我（钱穆）希望有志研究中国史的，应多注意于中国历代学术思想之演变。与制度学术有关系的，我又希望能多注意于历代人物的活动。学术、制度、人物三者相互为用，可以支配一时代的历史。
史学：由变见常，由常识变之学。
我们该从历史来了解时代，不该从时代来估量历史。为什么？
（1）无变不成历史，治史学者首贵识有变。
（2）历史由积变而成，在此积变中自成条贯，自由系统。——由于积累各时代之变之内在精神之自有其条贯与系统，而我们指称之为是“文化”。
西方人之时间观：过去—现在—未来，无限。
中国人之时间观：未来—现在—过去，具足。
儒家哲学是一种尚动的哲学，乃一种生之哲学，亦可谓是尚神的哲学。
道家哲学是一种尚静的哲学，亦可谓是一种死的哲学。
——动静之分别，宋儒之理论言之，则人心所意识者莫非动，而所体会者则莫非静。
中国人之人生观
（1）中国人之人生观中，“人品观”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根本观点。故中国人极重君子小人之分，在君子一类中又有圣人、贤人、善人等多项等第。班固《汉书》将自古历史人物分为上中下三等：
①圣人（第一等）：尧、舜、孔子
②仁人（第二等）：伯夷、叔齐、颜渊，皆无功业表现，生活穷饿至死
③智人（第三等）
（2）中国人之人品观，专一注意在人之内在生活，即心灵生活方面。此所谓“真实人生”。真实人生，主要在其人之内心，中国人称之曰“心地”，或称“居心”。中国人由此来衡量人品，亦称此曰“德性”。德者，乃是其人之真实所得，得在其心。
（3）人生一切美德，则总称曰“善”。有善心斯为善人，始为有价值人。善心亦称“良心”，中国人以此设教，以此制行，故中国人皆以做一善人为人生最高目标。因此中国社会，亦可称是一善良的社会；中国民族，可称是一善良的民族；中国文化，可称是一善良的文化。此种善良之德，出自天赋，乃属与生俱来，中国人则称之曰“性”。
（4）若非有一自然天性在人生内部做主，则从原始人生专为躯体物质各别自私之争夺、占有而斗争、相杀之残酷人生中，如何会演出忠孝仁义、具有善良美德之文化人生来。
（5）“人性善”成为中国人之共同信仰，性为天赋，善属人为，德性合一，即是天人合一。能具此人生最高标准者，中国人称之曰“圣人”。
（6）中国人之人生观，是一种尚静的人生观。
（7）自佛教传入中国，而中国人开始接触一种无限向前之新人生观。
生命虽是一去不返，但同时又是永存不灭。
有关“历史”
（1）命运积累不成为历史，必于命运中投进生命之努力，而始有历史。
（2）历史即是现实，现实即是历史。
（3）历史便是生命，生命便是历史。
（4）无变不成历史，治史学者首贵识有变。
（5）历史由积变而成，在此积变中自成条贯，自由系统。——由于积累各时代之变之内在精神之自有其条贯与系统，而我们指称之为是“文化”。
（6）历史是各时代的人事纪录。
（7）文字记载并不是历史，历史是人事之本身，文字记载只记载了那些人事。饱与饿、生与死只是自然，非人事，吃才始是人事。人非吃不饱，非吃不活，但饱与活不是你的事，吃才是你的事。禽兽动物也懂吃，但只不自觉，人之吃是自觉的，有计划的。这一种是自觉与计划，才始是精神之开始，才始是文化之开始，也才始是历史之开始。人类的历史，也可说是一部自觉地想吃，有计划地谋算如何吃的历史。家庭组织是文化人生，是精神人生，并非自然物质人生。人事是精神文化的开始。
（8）孟子说：食色，性也人，又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但吃与男女，属自然，算不得人事。从吃上产生出种种劳动与作业，在夫妇婚配上产生出种种组织与制度。人类文化、人类历史，全从此两大欲（吃与男女）、两大自然上产出。人类的精神生活，也全从此两大根苗上培植。孔子生平，只讲得一个道理，即仁与智交融，仁与礼相协的道理。
（9）历史是人事的记载，史实以人物为中心，所以不了解人，即不易了解历史。尤其中国文化，特重人文精神，如二十四史等书皆以人物为中心，其体裁特别重在列传。因人可以支配历史，而历史并不能支配人。故中国人讲历史，主要在人物精神，所以学历史必须知道做人的道理。
自然人生VS历史人生
（1）自然人生：指六尺之躯、百年之生命言，亦可说是物质的人生。
（2）自然人生须与历史人生相配合，才是真的自然人生。人生必然是历史的。换言之，必然是事业的。饿与饱，生与死，此是自然，但非事业，是禽兽，但非人生。
兼顾历史本质与初学者对历史之了解力，始能收历史教学之功效。
讲授历史，可分三阶层递次升进
（1）以事件为中心。讲历史如说故事。
（2）以人物为中心。事件以人物为主脑。
（3）以时代为中心。由这些人、这些事获得综合影像，而了解到那一个时代。
综合了对于历史事件之知识，抽象出人物了解；综合了一切事与人之知识，抽象出时代了解；这是对于获得历史知识所必须遵循之步骤。
首先可使学历史而养成他懂事，其次使他知人，又次使他知有时代，有世运，开拓心胸，使学历史者在不知不觉中接触了人生之大局面。
晓事，先使知成败得失；
知人，先使知贤奸忠佞；
论世，先使知盛衰治乱。
中国人讲历史易犯的毛病
（1）忽略历史本身，而泛滥地放纵到其他方面去。如讲汉代史，把汉代的大事件、大人物、时代之大转变等，尚未交代清楚，却广泛地讲述汉代经学、汉代文学、汉代艺术等。当知学术史、思想是、文学史、艺术史，皆设专史范围。学者不仅当知历史，并当通文学，才能讲文学史；通艺术，才能讲艺术史。
（2）好笼统抽象搬弄许多历史上的专门名词来阐说，却使学者先坠入五里雾中。如讲魏晋南北朝史，学者于王导、谢安之为何等人物，曾干过何等事业，在他当时曾发生了何等影响，全不知道，却专对他们来讲述王谢门第。试问初学历史的如何能接受，如何能了解？
（3）专把现代流行的一些新名词来讲旧历史，如封建社会、专制政治等。
（4）讲历史总喜欢讲背景，如所谓历史背景、时代背景、社会背景、政治背景、思想背景等。当知讲背景，必须提出一主体。必依附于此主体，才始有背景可言。一切背景，仍须从此主体显出。若我们不明了孔子其人，如何先来讲孔子之背景？空有了一切背景，仍显不出这一个主体来。必先有了这一个主体，才能依此主体来描绘其一应的背景。
（5）一开口总喜欢讲文化。其实文化那一题目，是很难讲的。从前人学历史，必先读正史中之本纪与列传，才进而读志与书；必先读《资治通鉴》，才转督导《文献通考》。类如政治制度、社会经济等项目，比较属于专门史范围，并不如普通史之易于了解。如若文化史，更是新兴的一种研究，更专门、更抽象、更复杂、更综合，初学历史的，如何能接受与消化。
我们对于一切文化皆应有平等观与如实观。
有关西方教育
（1）西方大学之伟大：历史之长，规模之大。
（2）西方大学开始都是私立的，是社会中一社团。而此一社团，其事业可维持下来一二百年，甚至五六百年。不仅不破败，抑且更进展。这是一件了不得的事。
（3）西方大学开始时乃是宗教的，中古时西方之修道院、礼拜堂与大学，乃三个性质极相近的。西方人之所谓教育，乃从教堂中分出。
（4）在西方，人们甚注意历史传统，至少在大学方面是如此；但中国今日则只知新的有价值，旧的全不要，正可成一极端对比。
（5）西方大学，乃自宗教开始，故于大学传统上，有其宗教精神。
（6）西方大学，第一有其悠久的历史，第二由死人自由结合而来。由于后者，故欧美大学皆保有一自由传统。
（7）西方大学，是极重职业的。读西方教育史，可知西方大学在初期时最要有：神学、哲学、法学、医学等科。前二者可在教堂中服役，后二者可以走出教堂作谋生用。青年们进入大学时，先有一宗教信仰；走出大学后，又有一专门职业，职业则必将是专门化的。“教授”在英文中是professor，这是专家的、职业性的，亦是一信仰的。为一信仰发言，或宣誓、决定，亦名为profession。故西方接受大学教育之青年，乃是一有信仰、有职业者。关于此信仰与职业之知识与技能之传授人，即称为professor。一般青年人跟从聚居，遂成为college，后遂逐渐合并成为一大学。
（8）西方人是个人主义者，亦可说西方人主要是在其事业、集团中服从，而自尽其职责。此亦是一种个人主义。中国社会有“尊师重道”的精神，他们看重事业不看重人。
（9）今日英美大学最大之变，乃在其自宗教变而向科学。
西方社会赖有四柱支持，即宗教、法律、科学、民主政治。
一所理想的中文大学
（1）共通性（世界性）
（2）特殊性（地域性）
在人文教育的立场上，我们再不应该只顾到各自的民族性和地域性，来加深各民族之隔阂和各地区之分离，而该朝向一个世界之共通性上去发展。
一所理想的大学，在自然科学方面，应该具备世界性的共同水平，而又该注意到个别的应用上。在人文科学方面，应该保持个别性的特殊内容，而又该注意到世界性的共同理想。
远从一千四五百年以前，佛教传入中国，此后有回教、有耶教，相继传入到中国社会，直到最近，此诸宗教，并不曾与中国自己传统的人文教育精神有过严重而不能相处的冲突。
中国人的教育理想，由个人到家庭，到国家，到天下，由此以上，则是天与人的关系了。在这中间，中国人却恰恰不太看重到民族的一观念。似乎从中国人的理想看来，民族相异是可以把文化和教育的功能来使之融和合一的。在世界全人类之上，在中国人观念中，还保留着有一个天。中国人的终极理想，则是天下太平，世界大同，而达于天人合一。
人类之所以得成其为人类，人类之所以有社会之团结，有历史之绵延，有文化之创造与进步，其主要原因则胥在其知有母亲。母亲对于人类社会之大贡献，第一曰母爱，第二曰母教。若使人类没有爱，人类绝不能团结；若使人类没有教，人类绝不能进步。人类生存之意义与价值，主要便在知爱和有教。而爱与教之最伟大、最真切者，则为母爱与母教。
人生究竟有何意义呢？你若懂得纪念你的母亲，你便会懂得人生意义了。
人生究竟有何价值呢？你若懂得纪念你的母亲，你便会懂得人生价值了。
若你还不懂得纪念你母亲，请问你和其他鸟兽动物有何分别呢？如此这般的你，又哪配来追求和讨论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呢？
第四编
社会并不由职业而组成，只是有社会，才始有各项职业之需要。社会乃由人群所组成，职业是各别的，而人则是共通的。
普通知识
（1）道德的
（2）艺术的
（3）文化的
人的心和动物之心之不同处，即在于人的心可以离开身体而求表现。（就人造物而言）
人身异于其他动物的东西：两手、嘴巴。人类经嘴和手之配合并用，用手助嘴造成文字，作为各种声音之符号。有了文字后，人心扩大，情感、理智种种心能均无不跃进。
人心能互通，生命能融合，这是一个大生命，这个大生命我们名之曰“文化”的生命，历史的生命。
世界上每一件事每一件物，实在也都是经过人费了几许心血而成。我此后才懂得，人的心、人的生命可以跳离自己躯体而存在，而表现。
有关读书
（1）所谓做人，是要做一个理想标准高的人。做人当有理想，有志愿。这种理想与志愿，藏在各人内心，别人不能见，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因此，读书先要有志；其次，当能养成习惯，离开了学校还能自己不断读书。读书亦就是做人之一部分；因此读书可懂得做人的道理，可使自己人格上进。
（2）业余读书：属于人生的大圈子中尽人应有之一事，是必需的，但又是自由的。此种读书应如何读法？（钱穆）我想提出两个最大的理想、最共同的目标来：
①培养情趣。人生要过得愉快、有趣味。
②提高境界。我们不是总喜欢过舒服快乐的日子吗？当知人生有了好的高的境界，他做人自会多情趣，觉得快活舒适。
（3）为什么读书便能学得做一个高境界的人呢？因为在书中可碰到很多人，这些人的人生境界高、情味深，好做你的榜样。
（4）假如我们诚心想做一人，“培养情趣，提高境界”，只此八个字，便可一生受用不尽。只要我们肯读书，能遵循此八个字来读，便可获得一种新情趣，进入一个新境界。
（5）业余读书的类别：
①修养类的书，尽可不必求全懂：《论语》、《孟子》、《老子》、佛教禅宗的《六祖坛经》、朱子《近思录》、王阳明《传习录》。
②欣赏类的书。《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
③博闻类。史传、游记、科学、哲学等。
④新知类。报刊。
⑤消遣类。《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
欧阳修的“三上”：枕上、厕上、马上。
有关“人文修养”
（1）概念：即是讲究做人的道理和方法，懂得如何做人才是最高的知识，学如何做人才是最大的学问。
（2）中国文化的中心思想即谓教人如何做人。
（3）要了解中国的文学，必须了解中国做人的道理，因中国文学的最高理想，要将自己最高的人格融化在自己的作品中，要使作家与其作品合二为一。
（4）历史是人事的记载，史实以人物为中心，所以不了解人，即不易了解历史。尤其中国文化，特重人文精神，如二十四史等书皆以人物为中心，其体裁特别重在列传。因人可以支配历史，而历史并不能支配人。故中国人讲历史，主要在人物精神，所以学历史必须知道做人的道理。
（5）身教是以身作则，用人格来教人格。中国之品论文学，不重其文章，而重在作者与作品之合一。讲历史不重其事业，而重在其人格与事业之合一。
（6）不了解中国人的做人道理，就不能了解中国的史学、文学、教育、人生和全部文化精神。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中特殊的地方，所以说教人做人的道理是我们文化的中心思想，这叫作人文修养。
（7）在《易经》上说：“观于人文以化成天下。”何谓“人文”？曰：“物相杂谓之文”，所以文就是一种花样，如黑白相杂便成了花样，若只是纯白或纯黑，则无所谓花样。中国人讲有天文、地文、人文，如男女相杂亦就是花样。因男女相杂才化合成夫妇，为父母，有子女，这就是物相杂，即是一种人文。
（8）何谓“修养”？天地生人，单独的人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人一定要进入社会才成人，因此必要在人群中做人，若脱离了社会便不成为人了。故人定要二人以上相杂，才能做人。中国提出“仁”字即二人，所谓人相偶。
（9）要做人，便须做社会上的人，进而做历史上的人。天地所生之人只是一“自然人”，入了社会以后做的人，才是社会的人，历史的人，才是文化人，即是文化修养之人。
（10）怎样做社会的人、历史的人？中国文化主要精神就是要教人如何做人。这一个理想又是人人须做而又永远做不到十全的。就因为永远做不到十全，所以要人不断地去做。这就是《中庸》所说：“极高明而道中庸，致广大而尽精微。”
（11）做人应从何处开始呢？亲爱是人心之所欲。故中国人教做人，开始只要能“从心所欲”，做到家，仍还是“从心所欲”，再没有更易的功夫，更高的境界了。什么是“从心所欲”的方法？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曾子释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朱子注：“尽己之心之为忠，推己及人之为恕。”尽自己的心，如要睡则尽心地睡，要吃则尽心地吃，只有自己的心能替自己做主，自己才能把握住自己，自己的心才是自己的主人。所以学做人，须从自己的心上做。孔子是“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才是，若“逾矩”则不能“从心所欲”了。“天理”的内容只是人心所欲而不逾矩，“人欲”亦是人心所欲而逾矩了。
（12）凡一切事皆不能过分，不用求快乐，只要求合理，合理则自然快乐，才能理得心安。这不是讲思想，也不是讲人生哲学，只是学做人的道理。这道理只在于躬践实行，只在学。
（13）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这“志于学”就是孔子立志去学做人的道理，这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中心。
孟子：“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在政治上，制度与人物互相为用的精义。
中国儒家一向重视对于人的德性方面之教育之传统。
西方历史记载，主要以事为主，以人为副，人物的活动，只附带于事变之演进中。此种历史体裁，略当于中国史书中之记事本末体。
中国历史记载，传统上最主要的方式，总求将历史上每一事变，尽量分写在有关此一事变之一切人身上，不论此人物之是成是败，而人物在历史上之重要性，则跃然如见。此即中国史书中之纪传体，被认为中国之正史。此种史体，却是最富民主精神。
肯尼迪著《当仁不让》（荣获普利策传记文学奖）书中描写人物，有其极成功的两点：
（1）他能对每一人之某项活动之对于历史与时代之关系重大处扣紧落笔，使读者能了然明白到，此一人之所以成为时代人物与历史人物之所在。
（2）他能设身处地，把此一人在当时之某项活动中，在其内心深处所藏有之种种刺激与 顾虑、压迫与愤懑，清晰剖示，曲折传达，使读者能明白到此一人之所以卓然成为一时代人物，而在历史上有其不朽价值者，在其人之内在的德性上，必具备有如是之基础，与如是之磨练。
在现时代如何做一个大学生？
当前的大学生们，应该懂得郑重宝贵他眼前所获得、所享受的那一份自由。孔子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如何珍重我们这一份自由？首先该珍重我们各自的前程。如何珍重我们各自的前途？至少不应专以谋求职业和解决私人衣食生活，来作为进入大学唯一的目标。
国文教育之外，继之应注重国史教育。
本国的文字，本国的历史，本国的地理，那一些教育，说不上民族精神教育。但说到国民教育，总该注意到这些上。
中国文字、中国历史、中国历史
国民教育、大学教育、留学教育
我们要讲究民族精神教育，前一步应注重国民教育。我们要注重国民教育，应该看重中小学里的担任本国文字、本国史地的先生们。
青年的责任
（1）我不愿强不知以为知。我自己不懂其中道理，如何随口教人。我自该先自明白。
（2）我不愿做一口是心非或只说不做的人。我不该只在口里说，不在身上行。
青年人最可爱处，在其心地纯洁，还未入社会，少习俗玷污。又未有其他牵挂，无家累、无职业，充满身心，只是一番活力。
青年人的责任，应在其将来，而不在其当前。
在学校求学，不仅是求知识。求知识，亦不专在口头上、纸片上，主要能贵有知识修养。而在知识修养之上，尤贵有人格修养、心地修养。
孟子：“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我们青年时，还能保持童心，不失本真，那事乃是莫大的可贵。
人心所同有，自然而生的，那才是人之真心。此真心也即是真我。
中国古人又说：“移孝作忠。”孝是爱父母，爱家庭；忠是爱国家，爱民族，同是一爱，同是此心之仁。
人生固应有工作，但亦应有消遣，有娱乐，有享受。
人生出路，甚宽甚大。除却职业外，尚有许多消遣、娱乐与享受，此皆同登重要。而人生之种种消遣、娱乐与享受，主要则在自己内在之性情上，不在外面经济物质上。
我们要爱国家、爱民族，首先该懂得自爱。人孰不自爱，但要真懂得自爱，事却不易。
人苦不自知，可把别人当作一面镜来照见自己。
要懂爱爱，先该懂得爱自己的国家民族。正因我们各自短暂的小生命，都自这个悠长的大生命中来。
艺术有创造，同时有欣赏。创造是此民族中少数特出人之事，而欣赏则虽亦有深有浅，要之是大众共有可能之事。
人生应有所娱乐，于是乎有艺术人生；人生亦必有所干济，于是乎有政治人生；人生又必有所安顿与寄放，于是乎有信仰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