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一　仙桃

我的家乡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城市。这句话不带感情色彩，不是修辞，而是事实。从小我就没在家乡见过哪怕一幢年过半百的房子，此地没有遗址也没有古迹，是湖北所有地级市和直管市里，唯一没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城市。在1989年出版的《沔阳县志》中，“公共设施”一节的开篇这样写道：

清代，境内较大的集镇，有寺庙、牌坊、碑塔、水井。沔城有48古庙、48牌坊、48古井驰名江汉平原。民国时期，水灾兵祸频繁，多被摧毁。建国后，亦有损无修，至今已荡然无存。

好一个“荡然无存”。而与文化景观的缺失相映成趣的，是自然景观同样寥寥。此地是广袤平原，平到连个小土包都见不到，虽有长江最大的支流汉江依城而过，但它作为与邻市的界河，我们平常甚少路过。我市城区当初是作为汉江边的一个码头而兴盛，但时过境迁，水运早已没落，江面气势全无。

山川没有，风物也没有。小学写日记，开头总说“天气晴朗，万里无云”，我以为这就是个修辞，直到成年后长住北京，才发现天空真的可以一朵云都没有，而那看着就让人心情舒畅的湛蓝色天空，是我儿时不曾见过的色彩。还算幸运的是，小学时因父亲工作变动在城郊住了两年，放野火、爬樟树、钓虾子、摘莲蓬，让我多少沾了一些野趣，但也就仅限于此了。

少了文化与自然景观，连历史也一并斩断。我出生那年，家乡由沔阳县更名为仙桃市，据说是为了避免生僻字，几年后又脱离荆州成为省直管市。每每新生见面或新人相识，免不了要自我介绍，全国两千多个县级行政区，很多地名大家都不熟悉，但报上所在地级行政区的大名，很少有人会没听说过，而我只能说我来自湖北仙桃，遇到别人误以为我来自武汉，我会大方地纠正对方。你瞧，我从来没有嫌弃过我的家乡。

记得五年级有次作文课，作文题目是《我的家乡》。我在家里书架上取出一册名为《仙桃》的内部发行资料汇编，带到班上去宣读。那是我初次对家乡产生认识，知道了它那据说能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历史沿革和许多从未听闻的先贤名流，在词华典瞻的文字中建构起对家乡的身份认同。可是少了物华天宝与地灵，实在很难出人杰，长大后再看那些先贤名流，除去攀亲道故穿凿附会的，名气大多并不响亮。如今倒是出息了，在自我介绍时可以附上一句：仙桃不盛产桃子，不过出了个雷军。

就这样，家乡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成了一片荒漠，除了特色美食，再也没有别的能构成我的乡愁。公允些讲，少年总是不经事的，感性更是很难留痕。小时候我有幸去过不少地方，上过北京，下过深圳，登过泰山，爬过长城，这些旅行经历同样没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三年级语文课讲人民大会堂，老师问有没有哪位同学去过，我把手举得高高的，可真上了讲台，却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虽然小学和初中先后两次去过北京，但我对北京的感情，却主要是高中时在图书馆读了《中国国家地理》的北京专辑后才生成的。

不过，多和少是量的差异，有和无却是质的差异，长期的潜移默化和短时的走马观花不可同日而语。就像我们说单亲家庭对孩子的成长有负面影响，文化与自然景观的缺失同样会对成长造成深远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输在了起跑线上。十年前去厦门玩，游走在这样一个城区面积比较小（因此与家乡更可比）的大城市里，我第一次生出了“我如果从小生活在这里，会是怎样不同的人生”的感慨。此番移居杭州的路途中，我特地带了一本小说，是一位杭州人以她从小生活的江南水乡为背景创作的，才翻开第一页，几段灵动的状物描写就把我震慑住了，比起这样渗进骨髓的乡愁，我的童年简直一片空白。

二　宇宙

在贫瘠的荒漠里，我没有成长为小镇做题家。或许是骨子里与生俱来的强烈自我意识，在我还不知道集体主义为何物时，就已经懵懂地开始了与集体的疏离，别人都做的事情我就偏不做，于是我从没搞过补课。小学毕业的那个暑假，很多未来的同学都参加了未来的班主任办的补习班。初一第一次月考，我考了全年级第三，前两名都是参加过补习班的同学，和老师们早就熟络，而我算是一鸣惊人，由此得到了老师们的重视。

初中毕业的那个暑假，必须要参加由未来高中主办的补习班，才有机会在补习班结束时通过甄选考试进入竞赛班。我清楚地记得，就在开班前的那天早晨，我经过深思熟虑跟父亲说我不参加补习班了，父亲尊重了我的决定。这是我第一次在重大个人事务上行使自由意志。初中时我就在竞赛班，我真的厌倦了那种高强度埋头做题的氛围，我当然清楚这个决定是要付出代价的，但牺牲一些学业上的进步来换取人的全面发展，我愿意。

高中三年，在班级轻松的小氛围和家乡贫瘠的大环境里，我的心灵却是空前充沛的，因为还有书籍，因为还有报刊，因为还有电影，因为还有音乐。在国门开得最大的那段时期，身心高速发育的我像海绵一样汲取着精神文明大潮中的丰富养料。在披头士的音乐里，我萌发了爱与和平；在肖申克的救赎中，我追寻着坚毅与希望；在南周的特稿里，我嗅到了自由与勇气；还有不幸殒命的《21世纪环球报道·明星周刊》，让我与国际风尚保持同步，把娱乐新闻做到那样高的水平，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一时期为我的人生观与世界观所奠定的基调，对我人生道路走向的影响，实在不是高考指挥棒下多考点分的前途无量可以相提并论的，它值得。

我们在非典中迎来了高考，我们遇到了有史以来最难的数学卷，难到让原本踌躇满志的我在考场上大汗淋漓，难到让从来都要刨根问底的我事后不求甚解。进了大学我才知道，是四川有考生盗取了高考卷，才临时换上了备用卷，用心理学的行话来讲，备用卷根本没有验证过信效度、难度和区分度，大概就是正卷淘汰掉的偏难怪题的合辑。除了数学，其他由省里首次自主命题的科目，据说为了把湖北作为高考大省的分数线给压下来，也普遍出题比较难。

于是，在那年夏天的哀鸿遍野里，我虽然不如预期考得好，但也不至于糟糕，按分数线也就那么四五所大学去不了。如前所述，出于我对古都北京的热爱，我是一心奔着北京去的。最好的两所去不了，别的可以随便挑，于是我选了由当时被媒体追捧的一位青年科学家做校长的农大。但在北京某研究所做教授的舅舅说服了我：要选还是首选综合性大学，武大肯定比农大强多了。我就这么选了武大，它并不是命中注定的。如果我当时就知道杭州如此优美迷人，那我兴许就选了浙大，那就是另一个人生故事了。你瞧，这就是小镇少年的鼠目寸光。

三　武汉

我来过无数次武汉，却从未到过武大。进了武大没几天，我就被它的美所折服。少年发育到十七八岁，心智会产生一次跃升，俗称“开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高三时还会为八百字的作文绞尽脑汁无病呻吟，大一时已经能洋洋洒洒写出几千字的评论。审美力的陡增大概也是如此。大一时我们住湖滨，校歌起首一句“东湖之滨，珞珈山上”，就是对湖滨最写实的描述。有一天晚上我沿着东湖走回凌波门，秋老虎助阵的强风愣是把浩瀚的东湖搅得宛如大海，我第一次直面“惊涛拍岸”的壮美。还有宿舍楼后郁郁葱葱的一座小山，每当风起时，我就听着由无数树叶奏响的涛声和起伏的波形，感受到《卧虎藏龙》里徽州竹林的意境。这些细致入微的美景，训练了我的眼睛。

以上充其量是武大美景中的少许点缀。这里是地质学家李四光亲自选定的山水校址，这里有林学家叶雅各亲自规划的林木景观，这里还有全国高校中首批成建制入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皇皇校舍。待我参观过国内外几十所著名大学的校园后，武大的美仍然是当之无愧的第一，这个评价跟它是不是我的母校没有任何关系，相反，在校时我就常常批评武大衰退堕落的学术实力，配不上这天下第一的绝美容颜。总之，武大激发了我对艺术和建筑的无限热爱，对我进行了身临其境的美学教育。我不无遗憾地想，但凡我的家乡还残存几座古建、余留几分姿色，我大概是要从小立志成为昂扬的建筑师或者落魄的艺术家的。

我还是老老实实地继续做我的理科生。数理化生医药，门门都要掌握，大一时课表排得甚至比高中还满，也算为我日后投身科普事业打好了底子。但作为当初选择武大的主要理由——综合性大学，我在这里受到的人文教育才是我受用终生的无尽财富。哲学系邓晓芒和历史系李工真两位老师对我的影响，远超任何一位我的专业课教授。邓晓芒老师唤醒了我的理性，让我成为康德伦理学的信徒，永远把人作为目的而非手段，我总记得他在讲台上语气平和却掷地有声地说出“为真理而真理，为学术而学术，为美而美”时的情景；李工真老师点燃了我的正直，我喜欢听他信手背诵爱因斯坦的名篇《探索的动机》，我总记得他在讲台上气宇轩昂并眉飞色舞地喊出“科学无禁区！科学无权威！科学自由！”时的情景。在武大，我被几盏明灯照亮，迈入了我的启蒙时代。

自我意识太甚，也有自食其果的一面。既然没去成北京，我就索性来了个180度大转弯：钻进象牙塔里哪儿也不去。大学四年别说是去北京，就连湖北省都没出过。而正如前面提到的“开窍”，这四年本应该是见世面的大好时机。直到大学毕业，收到豆瓣团队发来的参观邀请，我才又一次去了北京。然后就遭遇了人生第一次文化休克：当我站在中关村海龙大厦前的天桥上俯视着桥下快速移动着的滚滚人流时，感觉自己成了井底之蛙。那些年，北京正乘着举办奥运的东风高歌猛进，相比之下，武汉就是座还没睡醒的城市，平时走在大街上感受不到活力，更别说现代社会的竞争力了。

既然精神上休克了，就需要时间清醒。第二天去参观豆瓣，阿北请我吃午饭，席间我与他谈笑风生，丝毫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是一次潜在的工作机会。第三天一早，当我站在中关村的高楼大厦丛中，等着和高中同学去美嘉欢乐影城看电影的工夫，仰望着四周环绕的玻璃幕墙，我突然萌生了想留在这里生活的强烈愿望。反过来说，读大学选择武汉而非北京，让我丧失了对时代潮流的感知；我告诫自己，未来一定要保持心态和视野的开放。那一刻，我的世界观轰然坍塌，但我已经错过那个机会了。

四　北京

幸运之神时常会眷顾我。我带着五味杂陈从北京回来之后没多久，在豆瓣上收到了一位陌生人发来的工作邀约，工作地点正是在北京，思忖再三之后我接受了。工作伊始，我的QQ签名写道：“我工作的高度，是某某大厦230X；我生活的高度，是某某小区250X。”一语道尽我当时的冲天心气。但很快我就发现自己并非心气高昂之人，这一点生动反映在我历次的迁居上：从某某小区的塔楼高层，到团结湖的老旧低层，再到燕东园的别墅一隅，最后是南锣鼓巷的四合院一间。住的房子越来越有年头，越来越接地气。

我可太喜欢这地气了。南锣鼓巷宜居到了什么程度呢？那时家里并未安装宽带，手机上网更是龟速，但我平日晚上和周末全天却过得相当充实，附近可逛可游的地儿太多了，哪来时间上网。南锣鼓巷、什刹海、景山有看不够的风景，护国寺、隆福寺、地安门有吃不完的美食，国博、国美、故宫有观不够的展览，三联书店、中国书店、东图有读不完的书籍；想看戏隔壁胡同就是中戏，想观影马路对面就是长虹。这些地儿溜达着就能前往，这片老城就是我的主场，生活幸福得像花儿一样。

什刹海是我的最爱，一年四季各有风韵，春看新柳夏划船，秋眺斜阳冬踏冰，我在荷花市场偶遇过舒淇和葛优拍戏，在银锭桥边晨跑与林兆华打过照面，这里处处流淌着文化与自然气息。我那时的心态轻盈又绵软，走在胡同里看到的每一幅画面每一个瞬间都倍感惬意。恐怕心就得化成这样，才能写出前述杭州姑娘那般的乡愁。什刹海与杭州还真有关联。什刹海曾是京杭大运河的终点，后来当我站在京杭大运河的起点拱宸桥上时，一眼千年。而什刹海的孔乙己酒楼就是我对北京的乡愁，这里承载了我太多的美好回忆，也是在这里，我通过饮食第一次接触了江南文化。

如果不是住在南锣鼓巷，我很可能会错过国博重开之后的首个特展“启蒙的艺术”。毕竟此前我只有寥寥几次看展的经历，在武大四年甚至连省博都没去过。而这一次，因为离得太近，因为我受到过启蒙，所以我来了，我的人生由此改变。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展厅入口第一幅画，贝洛托笔下纤毫毕现的德累斯顿带给我的震颤。为什么中国的山水画与欧洲的风景画存在如此大的差异？当一个中国人和一个欧洲人同时观看一处场景时，他们的视觉映像是一样的吗？心理表象是一样的吗？这个视觉加工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带着这个被好奇心强烈驱动的问题，我重返校园读了心理学的研究生。

重返校园的驱力倒是不止这一个。就现实层面而言，虽然我的心彻底接了地气，愿意在南锣鼓巷扎根一辈子，但家里人是不满意更不接受的，我需要做出改变来进行调和。除此之外，就在去国博看展之前半年，我去香港出了一趟差，第二次遭遇了文化休克：当我目睹荃湾一处马路拓宽工程现场对车辆和行人的精细引导方式时，我才明白了何谓正常的城市。或者说，当我终于找到有效的参照物时，我才明确意识到北京和上海这俩内地最大最现代的城市如何不正常。更不消说，我很享受腊月里青山椰影海风拂面的温软，而不是雾霾满天尘土飞扬的干冷。我要去往南方。

五　香港

我是在广州读研，并不长住香港，但香港我去了无数次，累计至今已然超过半年。不为别的，只因我贪婪地想认识这座城市何以正常运转的方方面面，港岛的大街小巷和山山水水都被我走过至少一遍。遇到人群聚集我全程跟踪观察，遇到路人扯皮我看警察如何处理，走进博物馆我关注其策展和布展，走进图书馆我留意其设施和导引，还有郊野公园的规划、海滨浴场的管理、历史建筑的活化、公共交通的服务……我将来无意做市政建设的官员或者城市规划的学者，我只是想满足好奇心并提升自己的认识。除了以上的一手经验，我还广泛涉猎了关于香港的书籍和电影，深入了解香港的历史与文化。

当旧问题逐渐得到解惑之时，新问题又浮出水面。在离穗赴美留学之前的一次与本科同学的聚餐中，我道出了这个新问题：一方面，香港作为一个在多个重要指标上排名世界前列甚至第一的城市，这些客观指标反映到它实际带给我作为一个访客的感受上，就是非常之好，按此推理，美国那些排名不如香港的大都市，应该不太可能让我感受更好；另一方面，美国那些老牌大都市毕竟是在资本主义环境里发展了几百年的产物，据此，似乎又应该做得比后起之秀且拖着中国传统文化大尾巴的香港更好。到底哪个才是对的？我要出去看看。

答案很快就有了。来美国两个月后，在给住香港的朋友寄出的圣诞贺卡上，我这么写道：“第一次访港时我称其为‘正常的城市’，如今看来，Pasadena才属于‘正常’，而香港显然有些‘超常’。”而这个快速给出的结论，我在美国待得越久，就发现它越正确。有了新的有效参照物，香港的超常之处可谓比比皆是：很多公共设施的把手上会注明每天消毒多少次；图书馆里几乎所有的软面书皮都会被拆掉换成硬壳书皮或加塑来保护书页；无论市区还是郊野的很多道路两侧的山坡被精细地加固防护；在市民已经普遍很遵守按红绿灯过马路的情况下还常常有交警抽查……从美国经验来看，并不需要做到这么过头，社会足以正常运转。对此我有一个未深入推敲的直觉性观点：这些超常的现象可能是华人高度的利己主义与舶来的资本主义相结合的产物。

我已经整整三年没有去过香港了。这三四年间香港社会发生的情况众所周知。尽管留学经历已经让我对香港祛魅，但我仍然对它的现状表示深深的遗憾。按照原先设计好的蓝图，香港原本要做我们的一面镜子，是我们五十年后可以成为的样子，但现在这一切都成了未知数，不知道谁会成为谁的镜子。此番离穗赴杭，以后能去香港的机会恐怕就很少了，但我仍然衷心祝福香港明天会更好，只是我不再那么爱她了。

六　纽约

我是在洛杉矶留学，并不长住纽约，纽约我只去过三次，但她确是我的梦想之城。有了香港的超常洗礼，再加上翻译《追寻记忆的痕迹》带来的反复预演，我在美国并未遭遇文化休克。在一个真正正常的社会里，人会自然而然地感到舒坦，反而不会在意舒坦背后起作用的各种运转机制。正如《追寻记忆的痕迹》反复提到的，美国充满了平等主义的空气，在这样一个没有长幼尊卑的系统里，每个人都能真的得到尊重。我当然不会有意无视美国社会存在的系统性种族歧视等负面问题，但于我个人而言，平等主义确实是主旋律。

我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光就是生活在个体主义文化中的日子。所谓个体主义文化，就是一个人只要不妨碍他人不危害社会，自己可以选择任何生活方式，不必因此背负任何压力；而在与之相对的集体主义文化里，一个人连自己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都是受制于人的，有无数个爹要指导你怎么生活，很多人的生活方式自带着对他人生活方式的干涉并以此为乐。不过我也要承认，这个最快乐的时光是有前提的：一方面我远隔重洋能够天然阻挡中国式大家庭伦理的许多束缚，另一方面我作为外来留学生无须参与对美国社会问题的批判与推动。否则，我生活在哪儿，就必须面对哪儿的问题。

美国社会让我感受最深的，莫过于它的文化活力。我留学所在的Pasadena，是洛杉矶县的一个中型城市，与洛杉矶市毗邻。该市总面积比港岛还小，论其他指标更是无法与香港相提并论，但该市的文化活力（密度）却是可以与香港等量齐观的：只要你时间允许、精力充沛，照着路边免费领取的本地报纸，你每天从早到晚都有参加不完的各种活动，从读书会到讲座，从音乐会到展览，每年还有不少大中型的文化活动，特别是与纽约时报广场跨年齐名的玫瑰花车大游行。以Pasadena的文化活力作为参照，北京和上海是不如它的，洛杉矶和纽约则在它之上。这就是我们的切实差距，而没有充分的文化活力，就激发不出第一流的创造力。

我每次去纽约都是醉氧的，因为她的文化活力高到爆炸。但在这里我只想分享纽约的两个公园。第一次参观纽约公共图书馆时，还没到开馆时间，于是我到它身后的Bryant公园闲坐。这是一块巴掌大小的公园，三面都被高楼大厦阻隔，它却是纽约最具活力的公园之一，一年四季举办各色活动，不过纽约客们最喜欢的，还是坐在这里的折叠椅上看书，享受石屎森林里难得的宁静。在寸土寸金的曼哈顿，能存在这样一片小绿洲，这就是一个城市伟大灵魂的体现。前不久去上海，发现政府在寸土寸金的陆家嘴建起了一座浦东美术馆，我欣喜万分。

位于曼哈顿肉库区的高线公园更是世界级的社区活化典范案例。高线在历史上不过是一条运输食品和原料的悬空轨道，被淘汰之后政府和企业一心想着拆除，遭到高线附近居民的抵制，经过很多人的不懈努力，最终重新规划转型成为景观公园，一条建在原有铁轨上，最宽处不到十米，长2.33公里的线型公园。高水准的景观反过来吸引了各大画廊和博物馆在沿线入驻，世界级建筑师则在此斗法。本来可以一拆了之的破铁路线，却因为一些人的苦心坚持、一些人的热心支持和一些人的精心扶持，成就了一个城市的瑰宝，这就是最好的纽约故事。反而观之，像广州老城区花了大价钱和大手笔活化的永庆坊和恩宁路，至今仍在半死不活中挣扎，我们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或许答案在风中飘荡。

七　徽州

我回国之初还是抱着再出去的念头的。别的不说，只要有机会能在纽约住上一年，我愿意减寿三年。但接踵而至的一连串个人的、家庭的、社会的变故，让这个念头暂时变得不可能了。就在去年处理完一个纠缠许久的烂摊子之后，我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目的地是我曾经去过并且喜欢的杭州和徽州。

徽州其实是我另一个人生故事的起点：九年前，就在我坐火车第一次前往徽州时，翻开了《追寻记忆的痕迹》，由此改变了我的人生。此次经杭州去徽州，我只有一个安排，就是重登绝美的黄山。地图上显示高铁黄山北站旁边有一个名为西溪南的古村落，那就作为晚饭后的消食之选吧。没想到，这一转就是三个小时，第二天上午又来转了半天，因为我在此遭遇了人生第三次文化休克：当我终于看到我从未经历过的一种丰盈的中国人日常生活形态时，我才深刻认识到——我的家乡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城市。

西溪南历史上是徽州富甲一方的名村，如今收藏在各大博物馆的传世书画精品，曾大半聚于此村为一人所藏，董其昌、祝允明、石涛们时常在此驻足。后因太平天国战乱十室九空元气大伤，在如今流行的乡村古镇游中被建制相对完整的西递呈坎等盖过了名声，因此游人并不算多。但即便是残屋剩水，也足够优雅动人，足以窥见当年的鼎盛。而这样的世外桃源，距离大城市杭州也不过两小时车程，感谢星罗棋布的高铁让我们可以在现代与古代、现实与理想之间轻松切换。

更关键的是，文脉延续下来了。西溪南村口就是一座进士牌坊，家家户户的堂屋里规规矩矩地挂着书画楹联，村中更有一处始建于元代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再想想家乡的农村，牌坊和国保是肯定没有的，堂屋里也多是挂着政治画像，这两者的差距不可以道里计。我不得不想，如果我出生在此地，从小受到这般的文化熏陶，那么我对于知识和教育的认识与态度会是怎样的呢？它又会如何影响我的人生呢？

于是在登过黄山之后，我临时决定去一趟婺源的篁岭，让这文化冲击来得再猛烈一些。篁岭因为地处山沟之中，未受战乱之苦，却因偏僻而年久失修，后来村民被整体搬迁至山下，篁岭就打造成了专门的旅游景点，还从婺源各地迁建来不少难以原址保护的老宅，各色徽派建筑蔚为大观。篁岭在保留了古朴建筑和田园风情的同时又明显融入了现代规划和运营理念，让我不断想起在美国时的一些见闻，应该说篁岭是通过市场化运作成功活化凋敝乡村的一个典范。我就是坐在其中一座老宅的楼上，望着窗外秀美的田园风光时，念叨出本文的题目的——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真的，在那一刻，我突然理解了我们的古人。试想，当一个从小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中国人，或做了大官衣锦还乡，或赚了大钱荣归故里，当他居住在这样照三纲五常建起的宅子里，环顾四周天人合一的景观时，他的人生已经和谐圆满了，在这样的闲情逸致里过一辈子都不会腻，实在苦闷了还可以吟诗作画来发发牢骚，夫复何求？你能指望这样的士大夫或者文化人去探索宇宙的真理和科学的奥秘，去发展形式逻辑和因果推理，去讨论法治的精神和人民的权利？门儿都没有。

似有那么一刻，我与古人共情了。既然生逢乱世，赛先生也追求不了，德先生也呼吁不来，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享受自己的小日子呢？我更意识到了这种文化熏陶的一体两面：或许正是因为我出生在了一个完全没有文化的小城里，甚少受到各种腐朽传统文化和伦理的侵蚀，日后我才更容易接受那些现代的价值观与思维方式，成长为传统文化的坚定批判者。等到我现在具备了坚实的批判性思维与现代性之后，反倒能够收放自如地去欣赏传统文化中的美而不被其所蛊惑。

八　天堂

上述徽州之行带给了我厚重的思考，回到广州之后一直萦绕在我心间，但我并未想清楚自己应该如何处理与徽州的关系。就在整整一年前的今天，我追完了《你是我的荣耀》，看着这部剧里男女主角轰轰烈烈甜甜腻腻的恋爱故事，我深感自己这辈子就从来没有轰轰烈烈地做过任何一件事情，这并非我的性格使然，更多是源于环境的影响。半个月后，父亲来广州游玩，我俩促膝长谈，我说出了下面这番意思：

我是长大后才越来越意识到，自己作为这个“大家族”的长孙，同时又是同辈里年纪最小的，从一出生就处于倒金字塔的底尖上，背负着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看不见摸不着，好似根本不存在，却实实在在地对我造成影响，最突出的一个影响就是，我这一辈子也没有义无反顾地去干过一件事，无论大事、小事、好事、坏事。我很羡慕我认识的一些生在小家庭的同龄人和更年轻的人，他们能够很轻松地就做出一些人生选择，放飞自我，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我却被困在这样的文化枷锁里，满腔才情无处释放，常有英雄气短之感。

到了今年五月间，我突然想通了！我要做的第一件义无反顾的事情就是到徽州定居，为此我已经开始了资料收集，并打算找个时间去徽州实地看房，等到尘埃落定之后，再把这个结果告诉家里人，我的生活我做主，不要再受任何人的束缚。作为一个以写作和翻译为生的人，哪儿都可以是我的工作室。而疫情三年来的生活，让我充分认识到了广州的无趣，或者依照我现在的标准，广州也是个没有多少文化和自然景观的城市。我要搬去文化和风景都首屈一指的徽州，良好的环境更有利于我的文字工作和身心健康。

转眼到了九月，当我正热火朝天地进行着一本书的翻译收尾工作时，命运之神邂逅了我。我收到了一份来自杭州的工作邀约。我审慎地考虑了这个突如其来的选项，并最终选择了接受。徽州和杭州地理相连，同处让我迷恋的江南，与我义无反顾的大方向相同。我第一次去杭州是在十年前，比去徽州要早，对杭州也非常喜欢，只因此时的我更想“出世”而首选了小城市，小隐隐于野，去沪苏杭也方便。而这份工作所具有的重大社会意义重新激发了“大我”，它又正好能调用我的毕生所学和多种能力，仿佛就是给我挖的“萝卜坑”，我始终是愿意为这个社会的进步贡献绵薄之力的。于是，这一次，没有什么轰轰烈烈，但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入世”。

在这一座又一座城市的行走之间，我不仅仅是在做一个不介入的旁观者，我更是一个真实生活的体验者，想着为自己的人生寻找更多美好的可能性。我就是这么一步一步地来到了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