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父亲姓H，名GD，1922年出生在江西抚州孝桥乡龙湾村。
父亲排行老小，上面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
父亲大约五岁的时候，我的爷爷就因病去世了。
一双小脚的奶奶，为了不让最小的儿子过耕田种地、忍饥挨饿的日子，苦苦哀求在抚州市区开布店的亲戚 - 万婆，接纳父亲去店里当学徒。
也许是因为父亲长相清秀、聪明伶俐，开布店的亲戚很喜欢他，把他送进了市里的学堂读书。
父亲开始了白天上学堂念书，晚上在店里学打算盘、学做账的日子。
在学堂念书的日子里，父亲迷上了看戏、唱戏。12岁的那年，有个戏班子的老板觉得父亲是个好苗子，鼓动他跟随戏班学唱戏。父亲居然心动了，跟万婆说，要去学戏。
奶奶听闻此事，又气又急，连夜赶了近十里路到店里，边哭边狠狠地打了父亲一顿。
父亲从此老老实实的在店里做着学徒，没人的时候，才小声哼唱几句。
为了收住父亲的心，万婆决定把在店里帮忙、被自己收作女儿的我母亲，嫁给父亲。
母亲是万婆亲弟弟的大女儿，生于1929年，母亲下面还有三个妹妹。
外公是个从小不务正业的混混，一家人过得时好时坏。婚后一直没有生育的他姐姐，过继母亲做了女儿的几年后，才生下自己唯一的儿子。
父亲和没有上过学、不识字的母亲结婚后，一共生下了十个孩子，五男五女，活下来的有八个- 五男三女。
1949年5月，抚州被解放。
在配合解放军解放、接收的日子里，父亲的能干、厚道和有文化，给新成立的地方政府领导留下深刻印象。不久，父亲就入党并被任命为孝桥乡乡长。
1951年，罕见的洪水袭击抚河。孝桥乡的堤坝是几百里抚河最薄弱的一段。为了防止溃坝，新生的人民政府下达了“人在堤在”“严防死守”的命令。父亲将近半个月吃住在堤上，不敢离开。繁重的工作压力和长女在池塘洗衣服时不慎落水溺亡的噩耗，使得他心脏出了问题。
洪水退却后，为了照顾病弱的父亲，政府将他调到唱凯区政府，还没等安排工作，又把他调到临川县人民检察院当人民检察员，负责文书工作。
1956年，随着大批转业、退伍的军队官兵需要安置，城镇部分闲杂人员需要安排，全国各地一批农垦单位成立。临川县XX垦殖场也在半山区、半丘陵的县南部成立了。父亲被下放到垦殖场当副厂长，主管会计等工作。
父亲在垦殖场兢兢业业，谨小慎微，一直工作到1980年初。期间上级曾经要调他到位于抚州市区的农垦局工作，但父亲婉言谢绝了，原因是孩子多，市区生活负担重，蔬菜都要花钱买。
1972年，国家的各个大学陆续复办，并开始了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另外，省建筑公司也开始招收学徒工。出生于1949年的大哥是在名校抚州一中上的学，读书时成绩也算拔尖。文革爆发后，大学停办，城里的中学生下乡当知识青年，大哥回到了垦殖场，在厂办学校当了老师。说来大哥本来是垦殖场最有可能推荐上大学的，可惜的是他已经结婚生了小孩，失去了资格。本来就不喜欢大嫂的母亲为此耿耿，至死不能释怀。生于1952年的二哥和1956年的三哥好不容易都去了省建筑公司，跳出了“农门”。
父亲是1980年底退休的。临退休前，父亲想尽办法调去了垦殖场隔壁的XX公社，然后在公社退的休。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当时的“职工退休子女顶替”安排政策规定，在属于农垦系统的垦殖场退休后，子女顶替只能是在垦殖场安排。垦殖场的繁重的农活与公社的农民无异，要说与农民有什么不同，无非是垦殖场职工有勉强糊口的微薄工资可按月领取，公社的农民只有年底才结算的工分。
父亲退休后，为顶替的工作指标该给哪个孩子而颇费了一番脑筋。父亲想把指标给大哥，毕竟是长子。母亲坚决不同意，要求给大姐。出生于1959年的大姐在龙溪中学读的高中，参加过两次高考，可惜都没有考上，只好回到垦殖场干农活。母亲的意思是，大姐离开垦殖场，吃上商品粮，有了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工作，今后嫁个好人家，将来可以通过女婿家的关系，帮忙安排照顾大妹和二妹。
大姐顶替后先是去了客运公司，在上顿渡 - 青泥公社的班车上当售票员。不久，已经调县农业局当技术员的垦殖场前邻居F叔叔，做媒介绍退伍后在农业局上班的姐夫与大姐认识。姐夫的父亲时任副县长兼农委主任。嫁给姐夫后，大姐调到了县供销社，在上顿渡的供销社商店做营业员，告别了跟车担惊受怕的日子。读书成绩不好的大妹和小妹，在姐夫的帮助下，大妹考进了县司法局，小妹进了生物制药原料厂。
1979年暑假期间，大哥在得知他当年在抚州一中的班主任Y老师已经是临川一中的副校长的消息后，和父亲商量去找Y副校长，争取让读书成绩不错的我转学去县一中插班。大哥带我来到上顿渡，找到Y副校长后得知，县下面各公社中学里想转学到县中（一中、二中）的拔尖学生太多，县教育局决定公开统一考试，择优录取。我参加了一中初三年段的考试，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秋季开学后，我顺利进了临川一中初三（X）班读书。1班是尖子生班，县里不少干部的小孩也在这个。
1980年的中考，我获得了全县第二名。作为奖励，父亲给钱让我去九江找三哥，让三哥带我上庐山看看。两天的庐山之旅全程靠双腿，除了感叹云海的壮阔，我并没有感受到庐山的秀美。
高一上学期开学不久，父亲利用来县城开会的机会，中午快放学的时候到学校找我。他把我领到县招待所的房间里，转身去食堂打了饭菜进来，有红烧鱼块，有荷包蛋，有青椒炒肉。我乐坏了，狼吞虎咽地吃完，抬头看见父亲眼里噙着泪水。我这才问父亲吃了没，父亲没说什么，收拾好碗筷，让我回学校去。
从高一开始，我进入了青春期。燃烧的荷尔蒙让我对异性产生了想法，上课渐渐不能专心，看书做作业难以认真。上学期期末考试，我的物理课居然只考了60分，其他功课考的也不是很好。得知消息的父亲赶到学校，他盯着手中的成绩单看了很久，长叹了口气，问我是不是不愿读书？是不是想干农活？我愧疚的无言以对。
已经办完退休手续的父亲决定，把家搬到上顿渡来，这样一来，我可以免受住校 --- 也就是晚上睡在教室的课桌上之苦，也不用再吃学校食堂寡油太咸的饭菜了。更重要的是，可以监督我的学习，我两个妹妹也可以到县城来读书。
二哥的未婚妻家在与上顿渡镇一河之隔的河西街，她父亲靠摆渡和打鱼养家。她打听到镇边的杨林村同学家有房间空余，其实也就是这家人的西边两间厢房可以腾出来租给我们。这样子与房东家共处一个房檐下，父母虽然心里很不情愿，可一时也没有别的住处。只能先搬家进城再说吧。
二哥之前谈过一个的，是下放到垦殖场的抚州城里的姑娘，姓Z名J，很风火泼辣，母亲很喜欢她。她一家人来过我家吃定亲饭，母亲使出全部手艺，精心准备了一桌好菜。没能上桌吃饭的我注意到，ZJ父母的眼神的不满意，ZJ妹妹看我和我两个妹妹时鄙夷的眼光。Z在1978年考上了卫校，之后便果断与二哥分手了。失恋的二哥很是痛苦，上班无精打采，他的同事于是将自己无业在家的妹妹介绍给了二哥。
房东姓Z，已经将近70了，有五个女儿，没有儿子。大女儿招了上门女婿，生了两男两女。二女儿远嫁福建邵武，生了一男一女，二女儿那时在闹离婚，不时带着小孩来娘家住些时间。三女儿和四女儿过继给了别人，最小的女儿叫“XL”，活脱脱的美人胎子，很像明星潘虹，梳着又长又粗的辫子。走路的时候，辫尾在后腰下来回晃着，每次看见，我的心里都如小鹿般跳跃。
Z家大女婿做建筑包工头，常年在外、主要是在南昌做工程，收入不错。房东的饭桌上经常有鸡鸭鱼肉，不时有人来吃吃喝喝。我家则主要靠父亲的退休金过日子，过的十分拮据。父亲负责买菜，买的最多的是青菜、豆腐和肥肉。肥肉可以熬油，炒菜就不必另外放油。烧的好的豆腐不比肉的味道差。我们和房东在一个屋檐下做饭、吃饭，房东老太常常有意无意的问父母，怎么老是买这些菜来吃。我们一家很是郁闷，母亲刚搬来时，还是一头乌发，不到半年就变的花白。
出生于1962年的四哥参加了1979年秋季的征兵，在河北的获鹿服役。四哥参军的目的，是希望退伍后国家能安排工作，跳出垦殖场。1981年退伍安排工作的时候，因为他参军之前在垦殖场工作过几个月，结果就被通知说只能安排回垦殖场。我们一家人顿时傻眼了，却又无计可施。父亲找了调到二中当教研组长的黄老师帮忙，让四哥免费进了高考“回炉班”。可气的是，四哥无心学习，1982年高考前的摸底考试成绩糟糕的很。四哥也知趣，找战友帮忙去了建材厂上班。不久，在乡里当武装部长的姐夫帮忙，四哥又再次参军去了福建漳州，退伍后如愿进了粮食系统，在粮站上班。只可惜，几年之后，粮站便大多关门，四哥下岗了。
租住进Z家的时间，是1981年初，我正读高一下学期，曾小莲读的高二，也在一中。那年是临川一中最后一届高二参加高考，之后就是要读完高三才行。XL的高考名落孙山，她父亲心有不甘，想回一中重读，奈何成绩太差，学校没有同意。通过关系，她去了离家几十公里的唱凯公社中学重读，1982年高考，结果又是未能如愿。1982年我也参加了高考，不过是以中国科大少年班选拔生的身份参加的，一同参加的有同班同学6人。我考了430多分，这个分数可以读江西大学，不过低于少年班460分的录取分数线。有四人被录取，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Z老爷子不死心，花钱让XL插班到一中，与我一同读高三，我在5班，她在3班。Z家上下知道我书读的不错，都表达了希望我能帮助XL学习的意愿。我正求之不得呢，便一口答应下来。从此，我经常晚自习后在XL的房间里帮她分析解答难题等学习上的问题，XL她母亲在隔壁房间，给我们煮夜宵。父亲和母亲见状，很是忧虑，担心我因此而影响学习，三番五次旁敲侧击，要我悬崖勒马。XL父母一旦发现苗头不对，便冲我父母甩脸色，甚至威胁要我们搬走。父母无可奈何，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到父母左右为难，我很是难过，我知道可以帮助XL，但绝对不能影响自己的学习。
1983年的高考，我考了563分，XL又一次名落孙山。这年底，姐夫帮我们找到了位于江家巷的一处公房，终于搬离了曾家，父母终于不用寄人篱下了。
租住Z家的日子里，父母先后给二哥、三哥、大姐操办了十分简陋、甚至是寒酸的婚礼。每次在新人走后，父亲都要暗暗落泪，没有能力给孩子操办风光的婚礼，父亲和母亲感到很是没有面子。
江家巷的公房，是典型的有两个天井的徽派建筑，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解放前是私宅，解放后的较长时间里被人民银行征为办公用房，银行自建的办公楼启用后，这里被改为民宅，住着好几户人家。邻居们都是体面的公家人，大家相处的还比较和谐。
随着二哥、三哥的小孩的出生和慢慢长大，父母帮谁戴小孩、对谁的小孩有偏心的问题开始出现，并逐渐发展成为搅得全家不得安宁的大麻烦。大哥生的三个都是女儿，三哥生的两个也是女儿，只有二哥生的是儿子。二嫂因此骄傲的很，认为自己生的是长孙，父亲和母亲应该帮忙带孙子才合理。母亲一点都不喜欢二嫂，嫌她长相不好看、嫌她身体不好，嫌她喜欢串门、一张碎嘴成天叽叽呱呱。二哥的儿子长的很像二嫂，母亲很是失望，也不喜欢。
母亲喜欢的是三嫂。三嫂也是下放到垦殖场的抚州城里的姑娘，她从小在乡下的奶奶家长大，身体健壮，秀气爱笑，手脚麻利。在垦殖场的林业队，三嫂是“铁姑娘队”队长。母亲托人做媒，让三嫂与三哥相亲。同样身体健壮、手脚勤快、长相忠厚的三哥与三嫂有缘。三嫂虽然生的是闺女，母亲还是很乐意去九江帮忙照顾她们。
我们五兄弟中，父亲喜欢的是大哥，母亲喜欢的是长的秀气的二哥。二哥三哥参加工作后，过年过节回家，二哥好吃好喝，三哥则要帮忙干家务活，又因为在省建公司做的木工，回家的日子里三哥得帮家里修理或制作桌椅板凳。结婚后的二哥，与父亲母亲的关系渐渐糟糕，时常指责母亲偏心。过年的时候也是他一家在岳父家呆着，不愿带老婆孩子来家看看父母，虽然他岳父家离我们家也就隔了一条河。
父亲因为心脏的原因，时不时会感到人不舒服，需要小睡一觉才能缓过来。孙子孙女上学后，暑假会被扔过来要求照看，小孩子喜欢打闹、到处走动，父亲深感无奈和苦恼。父亲不愿说什么，母亲会向邻居们倒苦水。有喜欢八卦的邻居老太添油加醋地把话学给二哥的岳母，岳母再转告二嫂。母亲与二哥二嫂的矛盾渐成无法解开的死结。终于在1993年的大年初三的上午，这个老家的习俗是不能串门的日子，二嫂带她几个弟妹来我们家大吵大闹，甚至于砸东西。邻居们躲在家里作壁上观。大姐和大妹在各自的婆家，大哥一家远在垦殖场，三哥四哥在他们岳父家，我和小妹没见过发疯似的二嫂这般模样，我先是害怕，之后想拦住二嫂她们，父亲说，让她们弄吧，不要管她。二嫂她们发泄完走后，母亲又气又急，赶去抚州找三哥三嫂哭诉，父亲躺在床上没有说话。我自此对二哥一家视同路人。
1995年，具体时间我不知道，父亲去菜市场买菜的路上，被一个路人骑自行车撞倒，右大腿骨断裂。肇事者是个家徒四壁的穷单身汉，父亲也就没让警察去追究他责任，也没让家人找他索赔。第一次正骨手术不成功，骨头没有对接好，再做手术的话，老人家的身体吃不消。医院建议先保守治疗，以在医院吃药、静养观察为主，待身体状况好后转再决定是否二次手术。为了化解父亲的痛苦，信天主教的大姐劝说父亲信天主教。缠绵病塌大半年后，1996年5月12日的凌晨，父亲在医院病房里离开了这个世界，离世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在场。5月11日的晚上，他还坐在病床上给三哥写信，希望二哥三哥他们再寄点钱来，给他打提高免疫力的白蛋白。我给他的两万元，他让大姐陪着母亲去存入银行，一分都没用。父亲对母亲说，我还没有结婚，这钱留着给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