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作家都会写自己童年生活过的地方（存资料。《晨报周刊》2015年的专访）
来源：《晨报周刊》专访，2015年
备注：之前的豆瓣因为大家都能理解的原因，跟微博一块儿炸号了。现在重新注册豆瓣，保存一点资料。给新的短篇集一点点鼓励。
每个作家都会写自己童年生活过的地方
《鹅与野猪、山鬼》是熊淼江的第一本小说集，收录了从2005年到2014年整整十年间他陆续发表在《天涯》等杂志上的十五个短篇小说，虽然集子中的每篇小说均可以独立成篇，但在阅读时，读者却能轻易地发现各篇目间微妙的连线——这些故事均发生在一个叫做温泉镇的地方。
熊淼江说：“那个地方距离韩少功在《马桥辞典》里所描述的地方不远。”小说中的温泉镇的原型就是岳阳市的公田镇。
实际上，熊淼江就是公田镇人，18岁以前一直生活在公田镇上和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在创作这本小说集时，他说自己总会不自觉地“回到”那个小镇和那个村子。虽然从2005年开始，他就生活在北京城区的大院里，但他找不到属于那个城市的“精气神”。他说：小说的关键是真切，真切的前提是“真”，“真”的前提是头脑具有的判断力，判断力系于人出生后接受的所有信息，尤其是信息的质量。“城市对我有种淡漠感，我没法把握城市。”“我每次想写个故事发生在北京，就觉得其实发生在我们那小镇上也差不多，于是就让它发生在小镇上了，那儿我更熟悉。”
在北京，熊淼江以一个月七八千字的速度缓慢地描述着小镇上发生的事情。通常，上午九点到下午两点是他的写作时间，下午和晚上会做些“挣点生活费的工作”，凌晨一点前准时睡觉，他还常常练习跑步，以保持充沛的精力，如果看到一些值得记录下来的东西，他会回到大院里，记在笔记本上。
“比如，在跑步时，看到有个人在跟小孩打羽毛球，可是一只手却一直放在衣兜里不拿出来，那么作家就要揣度他为什么会把手放进衣兜，是瞧不起孩子？还是他的手有残疾？或是很少在公共场合出现，有点害羞？”熊淼江认为，保持敏锐直觉的同时训练写作技巧是写好小说的关键。“如果描写一个房间压抑，就要写出是什么让你觉得压抑，是窗户太小？还是窗台上放了一只大箱子挡住了光？如果只写‘这个房间好压抑’，这就是敷衍或是对自己正在描写的东西没有信心。”他会为了一个小细节写得生动真实而去查找大量资料，让读者看不出破绽。
在熊淼江的作品中，时常能够找到人们容易忽略的细节，戴着围巾切肉的年轻人、对钓鱼有独特主张的父亲、当掉西服的殡葬业务员、一头不愿离开主人的母牛。
熊淼江通常并不把故事情节展开，而是把人物放到一个特定环境中，让“人物”自己说话。在《在流水唱歌的地方》中，他用整整一半的篇幅，去描写一个曾风光一时的农民在河边与两个孩子的谈话，虽然对话没有波澜，但却让人轻易找到了一个被灾祸击垮后的农民的内心挣扎，而这种挣扎又跟绵远的文化心理相连。在《鹅与野猪》中，他利用正午时分舅舅与外甥之间的寥寥数语，就将成人世界和儿童世界心理不一样的恐惧表露无遗。
熊淼江说，小说要在“对话”之间，渗透出人性的本质，他在如何写对话上花了很大的工夫，对话写得真切会让作品长久保持一股鲜活劲儿。“小说不能仅仅只是故事，应该有超越故事之外的内容。”
晨报周刊：你说自己找不到城市的精气神，曾经想写北京，但很快就会写回到小镇上，童年的记忆真的会那么真切吗？
熊淼江：是的，我想每个人记得最真切的应当都是童年吧，人之天性。还有就是距离，有时候只有隔着距离才能更好地回想过去、体会“曾经”。
晨报周刊：请你谈一谈家乡小镇和你们那个村子，为什么你的思绪会一而再地回到那里？
熊淼江：我家乡是湘北山区一个很普通的地方，有山有水，人们也信神信鬼，有少量的巫术留存。那是我成长的地方，我比较熟悉和了解那儿的人。每个作家都会写到自己童年生活的地方，如果他(她)一直不写，那很可能根本没打算过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
晨报周刊：你在北京的生活，是怎样的？
熊淼江：我当过老师、做过两三年图书编辑，我一直帮一些公司策划选题，还会做点其他的零碎事。北京是一个生活成本高昂得残酷的地方，但对一个体制外的作家是比较合适的，因为有大城市的包容、人情世故上的舒展。待在一个小地方我才不适应呢，我在跟人打交道上很迟钝。
晨报周刊：在北京，你有写作圈子里的朋友吗？
熊淼江：主动的交往比较少，作家都比较自负，尤其是如果你真心想写出能打败时间的作品，也就没心思跟同辈们交往太多了。我有过两个把小说写得很不错的同事，一个叫朱岳，还有一个叫赵志明，赵志明请我吃过一顿饭之后就离职不知去哪了。大家都为生活奔忙，北京又那么大，没那么多欢聚一堂的机会。
晨报周刊：为什么你的小说里没有完整的故事？
熊淼江：其实，每一篇都有完整的故事，那完整的故事发生在心灵的层面，只是外在的故事看上去像片段。我更重视人物情绪的起落、心灵层面的故事，外在的情节无论多么离奇、波澜壮阔，都会被读者遗忘，而如果把人物的心灵写得真切，就会与读者“心有灵犀”，作品就能长久。小说发展到今天，如果还有读者认为小说必须有“大结局”“大团圆”，那就真的只适合去欣赏电视连续剧。我喜欢一个读者对我的小说的评价：“悠悠然结了尾”。
晨报周刊：说说你小说标题和内容之间的“意外”。比如《落空的补偿》，实际上，少年最后拿到了家里应得的补偿，为什么还要说“落空”呢？
熊淼江：很少有人注意到我在小说标题上的用心。《落空的补偿》里，那个少年最后帮家里拿到了补偿款，但是，在那一趟与历史有关的旅程中，他看到了现世的苟且，这个标题就是想让读者去揣度他内心的失落。
晨报周刊：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人物的对话，它们总是那么深刻地勾勒出人物内心的波动。你是如何写对话的？
熊淼江：会写对话的作家比较少，中国现当代作家里，我印象中只有老舍和张爱玲会写对话，他们俩的共同之处是对自己所写的环境下的人情特别熟络，因而对话写得“入心”。我努力琢磨对话，我写对话至少要写五六遍，用心揣摩人物最在乎的是什么，同时又要写得自然。
晨报周刊：可以说说你手头的创作吗，听说你正在写一部长篇，依然跟家乡小镇和村子有关吗？
熊淼江：长篇小说是我辞职写了两年写出来的，已经完成，还在陆续修改，今年应当会出版它。在这个长篇里，我虚构了一个村子，也写了城市以及更广阔的洞庭湖流域，主人公离开村子又回到村子，然后在洞庭湖流域逃亡。故事有关现实、传统与人性，也有我对这年头人们到底该怎样寻找到心灵归宿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