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帝都的地缘气质：关中、中原、河北、江南与草原的广域王权
帝都地缘及其所在区域的地缘环境，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古典王朝的“性格”与“气质”。如果我们按照地区划分一下帝都，尤其是那些取得了半壁江山乃至大一统局面的古典王朝帝都，就会发现特定地缘因素对定都同样城市的古典王朝有着怎样的共性影响。
私以为，我们大体可以把古典王朝级别的帝都区分为关中系、中原系、河北系、江南系四大区系，也即早年间所谓四大古都（长安、洛阳、北京、南京）领衔所在的“帝都区系”，如果再把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草原政权计入，则朔北系的平城（大同）、盛乐（和林格尔）、统万、银川以及辽金元政权的陪都也可纳入视野之中。
至于巴蜀区系的成都，河西区系的武威、张掖与敦煌，中南区系的荆州、武汉与广州，以及三晋区系的太原，均是一方割据政权的王都，几乎从未实现突破所属区域的“极广域统治”，其特征均是地域性、割据性十足的，与所在地域之地方史关系紧密，受到所处地理单元的强烈影响，倒也不必在此主题下多言，我们可以暂且按下不表，把重点放在那些宣称自己是“天下之主”的“大王朝”上。
关中系帝都：经略西域的雄张气度
提起关中帝都，相信不少朋友都会把视线局限在西周王朝之宗周、秦王朝之咸阳以及西汉、前秦与隋唐帝国之长安，实际上，除了这四座帝都外（汉及十六国之长安与隋唐至长安显系两套都城），我们还需要把目光追溯到周邦之岐周与秦国之雍城。
无论是商后期与周后期崛起于西北边陲的周、秦，还是定都西咸的周秦汉唐，亦或是处于汉唐之间十六国北朝序列的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均表现出了强烈的“西域联系”甚至“西域战略”。
西周的穆王西游，秦国早期的征戎西进，与考古学意义上的三四千年前的玉石青铜小麦之路相继，更有学者提出塞人、月氏文化因子分别在夏商周三代以及秦文化中有所表征。秦朝在其短暂的立国期，甚至率先向北方草原的河套地区迈进，继赵武灵王之余绪，而开汉武帝功业之先声，也是四百年历代秦王征战西北戎狄的战略惯性之延续。
西汉、前秦、隋、唐是中国历史上六大远征西域的古典王朝之四，如果考虑到另外两大古典王朝（元、清）的“塞外出身”与“草原战略”，那么西汉、前秦、隋、唐四朝便是唯四远征西域的古典中原王朝，他们都是定都长安的古典王朝，这是其他区系的帝都，所不具备的。
如果再考虑上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前赵、后秦、西魏北周的话，那么关中系帝都，虽然未必全部能够征战西域、掌控西域，却普遍具有与西域进行广泛深度交流的特性，这是关中平原在地缘战略上与陇西山地、河西走廊、青海通道、天山南北同气连枝的地缘关系所致。可以说，数万年来的青铜、玉石、丝绸、牧羊、战车、佛教交流，便以此线路为主干道。大凡定都关中的古典王朝，便会具备更加国际化的文化因素，或者说是“依托欧亚大陆、影响东亚世界”的枢纽地位。
中原系帝都：宅兹中域的天命宣告
所谓中原其实并非一个封闭性的概念，中原的边界也因黄淮平原的东部并无高大山脉界分，以及河、济、淮、泗的水文变化而屡屡盈缩，大体上讲，汉魏之司、豫、兖三部便是中原。奠都中原者，无外乎以洛阳东（二里头、成周与汉魏洛阳城）为帝都的晚夏、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武周、安燕、史燕、后唐，以郑州为王都的早商，以阳城为王都的早夏，以开封为帝都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北宋、金晚期。
除晚夏、东周、金晚期是王朝末期，迫于形势不得不以中原残土的核心城为王都/帝都外，其余均是试图掌握“天下之中”之“地利”与“义理”，甚至试图彰显自身统治的天命所归属性的古典王朝，并且往往会在“义理”层面凸显“营造成周”之周公，多标榜“道理均”之天子理想宫城之旗号。
东汉、曹魏、西晋三代接连定都更加接近河洛盆地中心偏北靠近成周之“汉魏洛阳城”，便是明证，以至于北魏王朝宁愿放弃两百年后条件更加优越的邺城，也要定都洛阳，本质上便是对文化正统性的争夺。另外，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四朝也是中国历史上皇权最不得不倚重世家大族的四个王朝，其政权的豪族联盟属性，要远强于其他王朝。
而后的武周、安燕、史燕定都洛阳，均有与“长安之唐”分庭抗礼的架势，不论是武则天尊隆洛阳为神都，还是安禄山、史思明与退缩西部的唐军争衡，其实都有倚重洛阳与大唐争夺正统的用意，这也是洛阳在周公营洛与汉魏都洛之后获得的一个“地缘特质”，这种特质是“政治性”极强的，何尊所谓“宅兹中域”，周汉王朝接连累积的“天下之中”，便是定都洛阳者最最看重的一点。李存勖的后唐，除了大唐国祚最终是在洛阳被朱温篡夺这一点外，自然也有“天下之中”，义理最正、天命所归之用意。
而洛阳之所继承的“天下之中”意涵，从考古学上来看，其实可以追溯到夏商广域王权在嵩山周围的崛起，河洛古国、阳城王城岗、偃师二里头、郑州二里岗、新密新砦、偃师尸乡沟均位于洛阳与郑州、登封之间的环嵩山地区，而环嵩山地区又恰好是汾、渭、泾、河诸水为代表黄土高原文明与济、河、淮、泗、汝、颍为代表的黄淮平原，乃至江、汉诸水为代表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发生交流的十字路口，稍微熟悉一点“考古学文化”的朋友，应该就明白这是怎样的含义了。
简要地说，来自“大西北”的青铜冶炼、战车打造、羊马驯化、小麦制品、乳酪制品、玉石文化、彩绘艺术，与来自“大东南”的水稻制品、陶瓷烧造、木构营造、贝类制品、神话信仰、铜锡铅矿料，在太行山脉与秦岭山脉差点连接在一起的这个断口处，利用远古之世远比今天更加丰沛的水网，交融在了一起，形成了中华最初的广域王权。洛阳本质上就是对夏朝与早商广域王权的直接承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标定了中原的真正含义。
中原系帝都的落幕，由开封（汴梁）完结，其道理依旧是因为水利漕运。中晚唐维持唐朝长安政权的关键就在于东南财赋，李泌力主朝廷控制汴州、徐州，本质上就是对漕运生命线的把控。朱温的意义就在于，以新一代藩镇的军事力量（宣武军），控制汴州，使其成为自身政治地位的输血阀门，朱温截流了大唐的造血干道，本身便是汴梁作为交通中心的展现，所以五代中的梁、晋、汉、周都会选择汴梁，而非洛阳。北宋定都汴梁，本质上也是晚唐五代政治经济格局之延续。
总而言之，中原系帝都从始至终都是天下交通中枢之所在，也就是古典帝国进行“再分配”的中枢之所在，皇权本质上就是封建利益的再分配。所以，定都中原系帝都的王朝，往往表现出更加明显的皇室与军队坐镇中原维持再分配秩序、豪族参与利润分配，经济性、文化性都要远强于军事性，这是中原系帝都与关中系帝都以及河北系帝都的最大不同处。
江南系帝都：偏安与北伐的振荡羁绊
江南的广域帝业，无外乎东吴、东晋、南朝宋、南齐、南梁、南陈、南唐、吴越、南宋、明初、太平天国，其帝都无外乎建业/建康/金陵/南京、杭州/临安，说穿了只有今日之南京、杭州两大帝都。原本的江南中心苏州反倒是在春秋吴国之后不再担纲，本质上还是此类王朝“偏安”性质之所致。
总的来说，南京偏进取一些，杭州偏保守一些，都南京者，往往在北伐问题上相当主动，都杭州者则更便向于偏安一方。不过，不论都南京还是都杭州，抵抗“北朝”南侵、维持“正统”的战例与姿态都很充沛，武庙六十四名将中很大比例都来自江南帝都的东南王朝，或者来自解决南北分裂局面的一统王朝。虽然也有不少孬种皇帝，但中流砥柱般的气节名将，也较多出自东南王朝。
囿于长江下游平原相对于荆楚平原、赣江流域、四川盆地并没有在面积上取得如黄淮平原那般的压制态势，江南系帝都往往需要面对江淮、荆楚、巴蜀乃至闽粤的域内强藩甚至割据势力，东吴之陆逊、蜀汉，东晋之荆州、江淮、成汉，南朝之荆雍江徐诸州，南宋之防中兴四将，南唐吴越之于南方十国，明初之削藩，均是江东/江南地区无法依托其人口、经济之绝对优势压制其余地块的表现，至少有此因素之考量。甚至南明初期之江北四镇，太平天国之强势诸王，南京国民政府时之诸省新军阀，都有上述地缘影响之余韵。
不过，江东/江南地区之所以能够“冠绝南国”，成为南国帝业的首选之地，也与其自古以来便能通过江淮水网联通黄淮平原的优势在里面。所以，我们能在江南帝都东南王朝中看到的绝大多数积极北伐的案例均发生在江淮之间，毕竟要依托成本低廉的水运。而东南王朝的布防重点，或者说国势兴衰的决定性地块，也是江淮，可以说，不仅是“守江必守淮”，也是“北伐必江淮”。
孙权之所以不能驰骋青徐，带着十万大军都打不下合肥濡须口这个水运入口是关键，东吴不能掌握江淮水网，就限制掉了东吴的国运；除了桓温的前两次北伐外、东晋的各种北伐基本上都要依托江淮水网，通观整个六朝政治，江水流域往往是“用来内部沟通、内部争权与被灭亡的”，淮水流域往往是“用来北伐与防御的”。
五代十国时期，南唐（及其前身杨吴）与吴越本质上就是在“大唐帝国东南财富转运处”（淮南节度使、镇海军节度使）的基础上，置办起来的政权。也就只有南唐与吴越在十国之中展现出成功的“跨地理单元经略”，其余政权均局限于自身所处的地理单元，这既是江南经济渐趋发达的体现，也是江南作为南中国财富交通转运中心的地位所致。
定都江南系帝都的东南王朝普遍在文艺属性上，有着比肩洛阳、长安的地位。而且，比起洛阳的天下之中、长安的雄浑开放，偏安一隅却又较为滋润的状态赋予了东南王朝某种“孤芳自赏”的情态，北伐难成的军政现实也给东南王朝赋予了某种“西西弗式”的悲剧属性，东南王气的屡屡黯然而收，又有了一种把美好的东西摔碎给你看的悲剧感，供后世之人怀念凭吊。这就使得东南王朝不仅普遍具备比较高的文化艺术造诣，而且这种造诣还会在文化史上持续回响。
河北系帝都：制霸东方的太行王气
河北系帝都主要是指分布在太行山东麓的殷（安阳）、邺（临漳）、邯郸、襄国（邢台）、中山（定州）、蓟城/中都/大都/北京，这是一条自古以来的燕赵干道，沟通着东北渔猎族群、中原农耕族群与北方游牧族群。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朝阳之龙城、沈阳之奉天，也可视为其延伸线，也就是说这里的河北，不仅仅是如今的河北省，更接近唐代语境的河北道，是今日之京津冀+东北的广域视野。
河北系帝都往往展现出制霸关东、甚至东方的气质，往往也与整个东北亚的互动更为显著一些。最早的有史可征的河北系帝都王朝，无疑是中晚商。其实早商所盘踞的郑洛一带，又何尝不是燕赵干道的中原始终点，而先商文明也是盘踞在河北干道之上。
换言之，商文明是一个依托河北干道宰制东方的远古王权，这是商之于夏、周的不同之处，也是傅斯年先生所论“夷夏东西说”所论证的关键点之一。周灭商后，排布在干道之上的卫、邢、燕诸国，便是周人控制这一区域的三大重镇，这也开了关中帝都控制河北帝都故地排布重镇的先例。
春秋时期的晋与战国时期的赵，都是通过控制甚至定都燕赵干道，争夺关东霸权的。赵之所以能在战国中后期灭中山、压制燕齐、制霸北方，便是因其东方交通枢纽之位置，是晋国东进政策的在战国中后期的“长尾”延续。
汉末的袁绍、曹操的魏王国、后赵、前燕、后燕、东魏、北齐均定都在邺、中山、蓟城连线的燕赵干道之上，其政权也表现出了浓厚的“关东本位”特质，不仅疆域主要依托黄淮平原，甚至主要经济力量也来自于此处，这是周秦汉唐四朝，黄淮海平原成为全中国乃至整个东亚世界的人口密集地、经济发达地、文教中心地之所致，更是东汉洛阳从政治上就近哺育，延续周代大势的结果。
安史之乱以后，发际于今日之东北外缘山岳的辽、金、元、清四朝，以辽水、松花江、长白山、大兴安岭等东北边缘的高山大水为其军政力量与族群共同体的发源之地，自然要倚重其“源地”，定都今日之北京就成为逐渐明朗起来的大势。而明朝本质上也是燕王系之后续，北平是燕王军政力量的源地，定都北京也是自然之举。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东北族群逐渐在大草原上压制住了中北、西北，通过东北取得对大草原的控制优势，也是此一时期草原霸权争夺的主要路径，这也是鲜卑南下以来的大势。另外，黄淮海与长江流域通过大运河实现漕运之联结，也使得依托江河下游平原自然禀赋的中国东部逐渐成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或重心，定都北京便可兼顾长城内外双双东移重心的大势。
草原系帝都：驰骋北方的草原雄鹰
草原系帝都包含北魏之盛乐、平城，前燕/后燕之龙城，胡夏之统万，吐蕃之逻些，西夏之兴庆，辽金之五京，后金/清之盛京。本质上讲这些都城都是北方草原游牧文明从部落联盟升格为超越草原范围的大帝国之后，模仿华夏体制却又不同程度保持北族风貌而兴建的“帝都”，是“城池”而非“帐落”，是不同于匈奴龙城、鲜卑汗庭、回鹘汗庭、突厥汗庭、蒙古哈拉和林的存在。
草原系帝都也往往处于中原与草原的交界地带，大体上便是秦长城所确立的界限之上，也即400毫米等降水线。所以，定都于此的往往是初入中原而又未能完全进入中原的王朝阶段，也可能其王朝也就止步于此了，如西夏；也可能其王朝对中原只是浅尝辄止、短暂占据中原系、关中系帝都，如胡夏、辽；也可能其王朝进一步汉制化，向着某个中原前朝模版开始不同程度的转型，如北魏、前燕、金、元、清。
吐蕃的逻些虽然远处上述界限以西的雪域高原深处，但我们依旧能从吐蕃的身上看到与其余草原王朝相仿佛的样貌，而早于吐蕃制霸青藏高原的吐谷浑，更是从草原迁徙而来，“双吐”之前的羌、“双吐”之后的党项、青海蒙古更是与草原关系密切，所以青藏高原自然也可纳入草原系帝都的角度讨论。
草原王朝往往是尚武的，但也是在文化上更加“好学”的，所在在草原王朝我们总能看到两个方面的特质，一方面是极端尚武、驰骋草原的巨大作战跨度，从武功上来看，大体只有帝都关中以及部分帝都洛阳的王朝，能够与之比肩。
一方面则是文化面貌的多元化，从其文物特征来看，也是海涵欧亚大陆各路文明的文化元素，是丝绸之路营养的充分吸收者，其贵族墓葬出土之奢侈品，甚至远比同时期的中原王朝要更加国际化、更加时髦，毕竟草原贵族所属的草原王朝要更加趋近于远比丝绸之路干道更加容易进行商贸且只有游牧族群会用的草原之路。
草原系帝都所属王朝的特征，相对于关中、中原、河北、江南四系，其实也是相当一目了然的，寒鲲在这里提出、补充它们，其实只是为了强调我们不能仅仅把长城以南的帝都视为帝都，也要把视野扩展到塞北。毕竟塞北草原是影响中国古代历史的重要驱动地块，几乎没有之一，没有塞北草原王朝帝都的帝都讨论，终究是不完整的。
当我们把视野投射到长城以北、以西，就会看到一个更加完整的国际化的中国古代史，也就更能理解“关中系帝都”、“河北系帝都”的若干相近特征。从一个更大维度的尺度来看，中国古代历史就是分别位于草原东部、草原西部、雪域高原的政权，向“草原系帝都”所在之草原、高原边缘跃迁，与“关中”、“中原”、“河北”、“江南”四系帝都之政权产生“动态和战”推动的前进的。
总结
总而言之，关中系帝都更加偏向欧亚大陆内腹之地，有着大开大合的雄张与气象万千的多元，中原系帝都则更加强调天下之中的文化正统性，并且在交通经济上享受着唐宋及其之前的居中地利，直到这种地利被河北系帝都与江南系帝都间的大运河直通态势所取代，而这种取代其实又与草原系帝都的东移有着深切的关联。
江南系帝都与河北系帝都最初其实分别是长江中下游平原、黄淮海平原割据政权的统治中心，而这两大平原也恰好是中国南北方最为富庶的两大经济区，随着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以及长城以北草原霸权的逐渐东移，二者逐渐在安史之乱以后，成为东亚世界的两大中心。
江南系帝都与长江流域整体乃至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琉球群岛、台湾岛乃至南洋诸岛的联系更加紧密，六朝对东北亚的文化影响颇为深远，而南洋海上丝绸之路对六朝佛教及南宋贸易的影响也是极为深远的。
与之相似的是，河北系帝都兼具通往东北亚的陆路交通枢纽地位，所以河北系帝都之王朝不是来自东北亚，便是有着经略东北亚及大草原的战略需要，换言之，中原、草原、东北亚成为千年以来东亚世界的主要战略地块，燕京之崛起，自是自然。
草原系帝都分布在400毫米等降水线上，北魏之都平城（大同）是对上古草原（匈奴-鲜卑）霸权以阴山南麓为重心的收官之作，西夏之都兴庆（银川）是对中古草原霸权（柔然-突厥-回鹘-党项）以阿尔泰山、东天山、贺兰山为其霸权重心的收官之作，辽金蒙元之五京三都均分布在大兴安岭东西两侧的黑龙江水系以及燕山东西两侧的海河辽河水系间，是近古草原霸权（契丹、女真、蒙古）霸权的直观体现，本质上展现了草原（渔猎）霸权与中原王权的互动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