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生活重演十二遍”
之前和有位朋友讨论，如何理解杨德昌在《一一》里那句“电影诞生以后，人类的生命比起以前至少延长了三倍！”的台词，说实话绕来绕去讨论了半天，我和第一次看到的时候一样，并不能给出一个完整的解释。但也许也没那么复杂，自电影诞生以后，观众用当下的一分一秒，换来了影像时间在过去、现在与将来的绵延，仿佛一段生命不再只在现实里活着，也在影像时间的三个维度里鲜活地跳跃着。
但观影并不仅仅是一场交易，观众交出的时间能换来一种“在场的记忆”，即使现在我早已忘记了2月20日在高铁返京路上看完《一一》后那种好像把人生已经一眼望穿，欲言又止的情绪，但我又时常能够感受到那个世界里发生的事件与我们生活的距离。观影是高度主观的，这不仅意味着不同的人对同一部作品会产生不同的理解，也意味着每一次观影对每一个观众而言都有这不同寻常的意义——那是一段影像材料与现实经验交织的体验，对大多数人而言，都不存在纯粹的观看，而不断地发生着情绪的、性格的、感官的投射。
2022年是我完整地走进电影艺术的第一年。这一年里，我几乎每天都看电影，对我来讲，似乎要把杨德昌的那句台词改写一下，对我而言，电影不是把我今年的生命延长了三倍，而是把我的生活重演了十二遍。每个月都在发生着不同的事，到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人打交道，与不同的事件摩擦而产生不同的心情。影像既像是储存记忆的盒子，也像是书写记忆的墨水笔，我便在这过程里不断地在电影里书写自我的主体，也找寻着生活的叠影。写下这篇文章，便是为了在当月观影里找到足以成为代表的一部作品，记录我在即将逝去的2022年里每个月独特的记忆。
一月：《四百击》（Les quatre cents coups）
法国谚语说，一个调皮的孩子要挨四百次击打才能消灾除魔，变成温顺的乖孩子。但安托万只想不断地逃离，逃出家，逃出学校，逃出监狱，向着无尽的大海奔跑。回看我过去的一年，似乎与安托万相差无几。从一月开始，我一共集中健康监测了19天；在家的日子里，我几乎每天都要出门，散步也好，溜出去看电影喝酒也罢，这种逃离也许并非是为了找到一个新的居所，而仅仅是为了逃离，为了到达一望无际的大海，最后再茫然地望向镜头。
二月：《比海更深》（海よりもまだ深く）
过年总是免不了家庭团圆，外地读书的我与家人错过了许多次节日，但总能在春节重逢。从小在家人的期待与呵护下一路顺利升学的我，尚且没有面对亲人的压力。但尽管人总是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家人，把生活的重担给自己扛，在自己最脆弱的时候，却似乎也只有家人能给与最温暖的宽容。影片里，即使最终活成了自己讨厌的模样，良多也没有丧失面对生活的勇气，稀松平常的家庭日常，在节日里似乎特别动人。
三月：《午夜巴黎》（Midnight in Paris）
三月也许真的成为了今年最欢乐自在的时光：重返校园，考完雅思，在审批制尚且能够让我自由进出校的时光里，在资料馆看了六部电影。学分不多，听课自由，仿佛梦中期待的校园生活终于随着明媚的春日一同来到，一切都像那个迷醉于午夜巴黎梦幻的男主角一样，尽管这一切也不过是某种中产式走马观花的幻象，但至少在那个梦幻的时刻里，在巴黎，他是快乐且幸福的。
四月：《牺牲》（Offret）
因为忘记定闹钟，错失了去资料馆凑热闹的机会，但我也在半睡半醒中看完了塔可夫斯基的系列作品，读完了那本日记式的《雕刻时光》，为他令人震撼的虔诚所感。晚年流亡他乡的塔可夫斯基，以《牺牲》作为他留给孩子与影迷最后的礼物，在电影史中画上了完美的句号。片尾燃烧的房屋与新生的树苗，是亚历山大，也是塔可夫斯基本人对这个世界最后的期待。戏剧性的是，与这一虔敬相匹配，人大也迎来了建校以来的大事记。
五月：《妮诺契卡》（Ninotchka）
突如其来的奥密克戎打断了正常生活的秩序，暮春初夏，陡升的气温里夹杂着对弹窗的恐慌与自由的渴望，五月成为了逃难的季节，仿佛昨日刚刚齐聚，今天便要奔走告别，而这正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故事。只是告别，即使是仓促的，也能保留最后一丝温情。《妮诺契卡》是我在离开北京之前和影协的朋友们看的最后一场电影，有人看完便要乘飞机离开，有人看完后便再也难以相见，但正如嘉宝的台词所言：“炸弹会降落，文明会崩溃，但是还没有！等等，有什么好急的呀？让我们享受我们的时刻，让我们高兴！”即使环境严酷，但仍存一丝温情，如果连这温情也是短暂的，那便让我们珍惜它。
六月：《甜蜜的生活》（La dolce vita）
六月似乎总是盛宴结束的时刻，伴随着短暂的告别与新的开始。大三就在这兵荒马乱中走向了完结，暑假近在眼前，但剩下的还有麻木的劳累与漫长的孤独。《甜蜜的生活》此时如同一枚重磅炸弹，作为观看的第一部费里尼轰入了我的生活。在无数个骤然降临的白天与黑夜里，马塞洛过着声色犬马的生活，内心却始终面临着无处安放的空虚与孤独。直到最终在海滩上再次见到纯真少女的时刻，才发现自己似乎已无路可退。回家之后无事可做的我，最终也选择了投身实习的工作。
七月：《偶然与想象》（偶然と想像）
现代人规避意外，因为它背后的不确定性威胁着稳定的幸福感，但也正是直面不确定性的勇气，才能让人真正在社会的波澜中得到立足。因为闻所未闻的中国美学问题和未充满电的蓝牙音箱，本以为十拿九稳的夏令营也变得岌岌可危。面试结束当天，回家后我找出滨口龙介的《偶然与想象》，在三个毫不相关但充满戏剧与偶然的故事里，我仿佛又重新找到了面对生活的勇气。第二天周一，我继续七点二十起床上班，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这阴影虽一直笼罩着我，但也没有那么骇人了。
八月：《柳川》（Yanagawa）
两点一线，一周五天的实习生活在炙热的夏日变得越发枯燥，看电影便成了我为数不多的娱乐。八月的武汉是热闹的，感谢蛋清与独放的组织，我参加了两场导演的映后放映，作为影迷，第一次直接地与导演对话，总是件令人激动的事情。张律的《柳川》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导演映后，这部并不被院线观众看好的作品，却以比《福冈》更加细腻与本土化的表达，为炎热的夏日留下了清凉的回忆。
九月：《蔑视》（Le mépris）
9月13日，戈达尔带着无尽的疲惫选择了最终的解脱。实习摸鱼的间隙看到自由报的新闻后顿感失落，决定下班后看一部戈达尔的电影聊以纪念。初看《蔑视》觉得它并不出奇，随着更进一步地了解戈达尔，才越发觉得这部作品算是非常凝练地表达了他的态度。不仅是对好莱坞的蔑视，对制片人的蔑视，实际上包含着他对整个世界一种过于孤傲的蔑视。如果说《精疲力尽》是我和影协，和戈达尔所代表的“好电影”之间的一块敲门砖，那《蔑视》就更像是走进戈达尔的一把钥匙，如同里程碑一样屹立在观影史里，等待着我的回首。
十月：《裸体午餐》（Naked Lunch）
保研似乎并不是某种解脱式的结束，而恰好如同折磨的开始。等待弹窗消除的十月，处处开始竖起围栏的十月，我陷入了无尽的困斗。离职以后，失去生活资金来源的我开始在家游手好闲，任精神自然地陷入颓废。即使远离校园，但生活好像也并不自由，需要一针强力的药剂令人摆脱这困窘。柯南伯格选择用令人恶心的昆虫与肛门来形象化地表现作家的一种创作焦虑，但本质上仍旧是一种生存焦虑，需要逃遁到“区间”里去——哪怕一切也不过只是一场幻觉。
十一月：《过境》（Transit）
返校是一场漫长的过境，那会儿估计怎么也想不到，绿色箭头的小程序有朝一日竟也真的成为了“幽灵”——即使并非是《过境》意义上的。在一个二战的生存环境讲述现世难民的真实处境，在动荡的现世里唯一值得去做的便是不断地重新寻找亡魂的影子。这场三年的战役最终迎来了它沉默的高潮与无声的胜利，带着恐慌逃离病毒侵袭的人们，是否也只能不断地回溯一切开始之前那宝贵的日常？
十二月：《姑奶奶》
似乎一切都得有个定数。世界杯也好，奥密克戎也罢，如愿以偿与追悔莫及往往同时发生，人生似乎本就是一场命定的把戏，重要的是明白何时应该退场，何时又应该代表众人上台。《姑奶奶》用最简朴的访谈方式，纪录了樊其辉生前与世界最后的告别——也许只是他再也找不到生存的乐趣了，也许是他的屎吃完了。这样的结局也许显得有些太过荒凉，但既然大家本都是病人，取笑与帮扶似乎也没有那么大的差别。
后记
2022年注定是跌宕起伏的一年，我们经历了太多我不能在这里写出来的荒诞，但我已写下的，却一直在诉说这种荒诞。我们的确走过了太多的曲折，但每个人也都有保存自己欢乐记忆的方式与权利。即使悲伤的时刻还是更多一些，但至少在看电影的时候我很快乐。
也许很多人会并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因为这是一篇私人日记式的回忆，而我已谨慎地拣选了那些可以说的，不能说的，想说的，不适合说的和不得不说的。不知道翻出来这篇旧文的那年，是比2022更好还是更坏？
我特意在年度十佳以外的空间里预留了这十二部影片，我给它们的评分各有高低，它们的表达侧重不一，也一定会对不同人的胃口。最重要的是，这些能够成为我在电影里重演十二次的生活，也许在某个陌生的时刻我再次撞见它们，还能回忆起那些已经抛之脑后的日日夜夜里，那种最想表达、最想记下、最想追忆与悔恨的岁月。其实这就足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