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 Reading My Escape？——我的2022阅读书单
岁末年终总要写点什么，遂想起荒废已久的自留地。重新再读几年前的随笔，竟还能回忆起彼时写作的场景和心情。叹惜自己早已没有当年的闲情之余，也意外发现今日之我的许多想法如草蛇灰线，早已伏脉于数年前的文字之中。
其实当年也没有闲情，只是当下不吐不快的冲动压倒了手边要做的事情。大多数时候，我的记录就源于这份冲动，而冲动背后的意义或许要在若干年后一次无意间的重访才会显现。
因此，记录仍然重要且必要。不仅为此时此刻，也为来日方长。
日常的生活用朱子的一句“书册埋头无了日”便可概括。用2022年读过的几本书作为总结，也借这些书讲讲自己的困惑和思考，讲讲读这些书背后的心情和故事。之所以如此，是觉得书的内容和外缘共同构成对于读者的意义。特定心境下的阅读有时也是刻度生命的标尺，是种别样的记念。
但我不想夸大读书的作用。实事求是地说，这一年我时常有一种无力感，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毫无意义，阅读似乎也成了一种逃避。
选择封面图片也有这个考虑，因此有必要交代几句。图片里有两个囚犯，左侧的囚犯试图挖通墙体准备逃跑，并招呼右侧的囚犯与他一起。右侧的囚犯却不为所动，捧着一本书，笑着对他说：“No thanks. Reading is my escape.”这句“reading is my escape”因为图片尺寸问题无法显示，但很点睛。
这也许是热衷阅读的潜在危险，容易在自己构建的精神世界中获得某种虚妄的圆满与自主，忽视了在地的行动才是通往自由的必由之路，尽管这意味着束缚、破碎和艰辛。
需要时常提醒自己。
1. 张维玲：《从天书时代到古文运动：北宋前期的政治过程》，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21。
张维玲老师的研究我是相对熟悉的。最早是因为关于南宋待补太学生的论文。转入南宋史和思想史研究后，又读过她在花木兰出版社出版的硕士论文和博后期间关于福建莆阳士大夫的研究。从南宋中期的政治史到宋-元-明长时段的地方社会史，加上这本关于北宋前期政治史的研究，很佩服她在不同时段和不同话题间自如穿梭的能力。这背后需要大量的阅读和对不同类型的材料的熟习。
张老师来到系里后，有过几次交流，也许是因为时段相近和话题相似的缘故，她对我所阅读的材料也十分熟悉，因此批评总是一针见血，犀利异常但总能启人深思。对此，我十分感激。
是书是在博论基础上经过修改出版的专著，在一次seminar上听过张老师的修改心路，据说做了大幅度的删削，对材料做了一再的精简以使行文更显利落。
副标题中的“北宋前期”结合主标题中的“天书时代”和“古文运动”，讲的是从宋真宗到宋仁宗朝的政治过程。围绕着如何走入和走出“天书时代”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印象最深刻的是徐铉及其后学对于真宗朝政治文化塑造的作用，至少对我来说是新知。至于谶纬和道教两种思想资源对北宋前期政治的影响虽然多少有所了解，但作者细致的梳理让我意识到可能还是低估了这些思想的作用。在强大的儒学话语下，宋代思想史和政治史研究对于佛、道、谶纬等思想资源的关注是明显不够的。至少在仁宗以前还是一个纷乱复杂、多元并生的局面。即便在晚宋理学近乎一统江湖的时代，各种思想仍然或明或暗地存在于士人的头脑中，远不如史书里描述的那么整齐划一。事实上，历史上的很多政治现象是相似的，关键在于背后的思想资源以及组合拼贴的方式。对儒家思想以外的思想资源的忽视也许是我们无法准确理解古人的原因之一吧。这一复杂面相的揭示有待日后。
下篇关于如何从“天书时代”走向“古文运动”的过程是一个颗粒度更高的研究，围绕着如何消解“太平”并重新诠释经典展开，打捞出范仲淹之外，柳开和杨亿两条线索对古文运动的作用。
梁庚尧教授的评价非常准确，此书脉络清晰且论证详密。读下来整体感觉很妥帖，很多细节的梳理和新见有助于我们丰富对北宋早期政治史的认识。作者拉线索和勾联史事的能力很强，因此很有整体感。书中对《长编》的史料批判和各种政治派别的人际网络的梳理的研究思路则明显受到近年来学界研究热点的熏染。
2. 莎拉·玛札（Sarah Maza）：《想想历史》，台北：时报文化，2018。
这本书的发现要感谢博客来的算法推荐。
在自己狭窄的研究领域外，史学史和史学理论是我愿意花心力去多了解一点的领域之一。限于时间精力自然无法尽知，但会关注一些最新的出版物，以更新自己对历史学这门学科发展的认知。
原因是我觉得研究者需要时常回顾本门学科的发展变化以了解自身研究在全局中的位置。任何学者都是在脉络里成长起来的，有时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某种学风和观念的影响而不自知。因此需要时常跳出自身，以上帝视角俯瞰全局，才有可能获得对自身更准确的定位。史学史和史学理论就有这个功能。
此外，历史学不像科学技术那样发展一日千里，往往读一本好的史学史或史学理论的书能管用好久，其实是一件性价比很高的事。
本科时上诸如史学导论、史学史或史学理论的课时，老师们总会推荐卡尔的《历史是什么？》。这当然是经典著作，值得细细品读。但卡尔的名著里所提及的实例对我来说仍显隔膜。而且距离此书出版已经过去了六十年，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历史学的发展如何，其实是需要有专门的梳理的。
Sarah Maza的这本《想想历史》就是接续着卡尔的《历史是什么？》梳理了过去半个多世纪里世界范围内（主要是欧美）历史学的主要发展和趋势。
总体来看，历史学在过去五十年间是逐渐拓展本学科的研究领域的，其成果大体可以用经典的五个w来概括：who、where、what、how、why。
who：从白人、男人到各色族裔和女人，再到否定民族概念后的彼此互动。
where：从西欧、北美到亚非拉再到海洋，然后是去中心化的全球史。
what：从人到物不断扩展的研究对象。
how：历史学包容各种理论并采取折中主义的态度。
why：历史学为什么不再热衷解释因果。
事实上，历史学在各方面的这些变化，其背后是欧美社会的现实刺激和历史学者对本学科发展的某种理论和方法的自觉反思。
实事求是地说，我对欧美史学的发展不算一无所知，但顶多也是一知半解。原因在于我并不常年涉猎于此，更缺少一个梳理认知的框架。这本书尤其重视内里变化逻辑的梳理，帮我补充完整了我对欧美史学的了解，功德无量。
3. 罗伯特·戴博德（Robert de Board）：《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
这本书的阅读完全在议程之外。
年初怀疑自己是不是抑郁了，但又不想寻医问药，于是尝试给自己开方抓药。
书是在豆瓣上搜的，据说名气很大，看起来也挺有趣。想着反正也很薄，花不了多少时间，于是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读了一下。竟然有特别的收获。
书的内容其实模拟了一个完整的心理咨询的疗程。在蛤蟆先生和苍鹭咨询师的问答中，逐渐展现蛤蟆先生的心理特质并找到形成此一特质的原因，最终实现疗愈。
心理咨询其实是一个直面自己内心世界的契机。至少对我来说，很多时候我是疏于甚至怯于面对自己的内心的。如果有一个专业人士能通过不断地询问逼出自己内心的真实需求，我倒是乐于尝试一下。
过往的一些经历让我反思，人如果不能直面自己的内心世界，看到自己的心理特质及其形成的原因，就不会知道自己真正的需求为何，也就无所谓幸福。
书中提到的“成人状态”其实也是要求我们正视自己的情绪，并运用理性真诚地回应当下的诉求。以前一直没怎么关注情绪，觉得情绪不重要，解决问题才是关键。直到今年才知道有所谓情绪价值一说。绝大多数时候我希望能帮人解决问题而忽略了情绪安抚。事实上很多问题我根本无力也无需解决，每到这时就有一种一拳打在棉花上的无力感，同时也为自己的无能感到愤怒。后来想明白情绪的重要性在哪里。情绪对于解决问题毫无帮助，但情绪让我们有了体验，也是自我的核心。情绪是一个人心理特质的外在表征。所以，没有一种情绪是不应该的。承认情绪的合理性后，下一步才是理解内心的情感，并学会掌控和管理情绪。所谓情商，本质就是管理情绪的能力。优良的情感智力不但能自我完善，还能因为与对方共情，回应对方从而走向共生。
知易行难。尤其是面对亲密关系，情绪泛滥简直是家常便饭。多数时候我们处理此类问题的经验来自于和父母的相处，毕竟最原初的亲密关系便是亲子关系。但倘若不假思索地延续下来，无疑是智识上的偷懒，也失去了新知识和新观念生长的空间。朋友说，我们一生都在和原生家庭带来的影响作斗争，然后努力生成一个新我。这份努力艰难却值得。
4. 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二版）》，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11。
好几次和朱老师聊天听到他说，如果能穿越回去，就想回到他研究的明代，或许语言不通，但至少可以笔谈。朱老师说：“我就想问问我笔下的研究对象，是不是真像我研究的那样想的？”这个问题我也很想问我的研究对象，尽管研究者已尽最大可能搜罗史料，并给出自认为合理的解释。但内心深处，我总害怕因为自己的疏忽而漏看了一条关键材料，误解了古人，进而误解了那个时代。历史感的丧失有时就在分寸之间。
无法起人于地下以验证自己的研究是否正确，这是历史研究的特点，既是魅力也是局限。
不过，余英时对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的研究是个例外。余先生在写作“陈寅恪论再生缘书后”时并不知陈寅恪尚在人间，在当时看来文章结论也只是一种猜测。未曾想寅恪老二女儿陈小彭在1987年曾托李玉梅博士转告余先生，“陈老当年于读过‘陈寅恪论再生缘书后’一文后，曾说：‘作者知我’。”
“作者知我”这四个字的分量不言而喻，这相当于历史人物现身说法肯定了研究者结论的正确性。就我目力所及，这是唯一一例。因此，余先生自陈“心中的感动真是莫可言宣”，我毫不怀疑这份激动。
解读陈寅恪是有门槛的，首先要求解读者要有与之相齐平的学识和境界。人物研究，很多时候只有同类才能解读同类。
寅恪老写诗爱用典，有时典故之中套典故，九曲十八弯。将其一一释读并放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仔细摩挲，这份功夫就非常人所能有。虽然偶有求之过深处，但不掩其文气充沛。
其实，以诗文释读陈先生之晚年心境，何尝不是余公的夫子自道。尤其四九年渡海一节，颇似余公当年跳上开往九龙的列车。性格才学相近的两个人，从此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
5. 赵益：《中国古代文献：历史、社会与文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
学史有年，但心里一直有一个困惑，都说中国的传世文献浩如烟海，是中华文明光辉灿烂的象征。难道西方的文献不是浩如烟海吗？有时看到朋友圈里一些做欧洲史的朋友发的图片，发现西方的文献种类和原始程度不但不比我们差，看起来还比我们丰富，保存得也更完整。我们有别于西方的文献特点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
赵益老师的这本《中国古代文献：历史、社会与文化》在我看来是真正具有本土问题意识的有思想的文献文化史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解答了我的困惑。
作者提出的“文献——文化”的研究思路很有意思，因为文献不仅是一堆文字图片的集合，其生成、流通和亡佚从长时间来看并非偶然，而是受到文化的影响，符合一定的规律。而所谓的特点一定都是在比较中得出的，因此研究的出发点是通过中西比较，从整体的根本的文化特性来理解中国的文献传统。作者认为，中国文献传统的特点是“连续性”、“稳定性”和“精英性”。
作者受到西方书籍史研究的影响很深，诸如第二章讨论作为物质的书籍形制与文献生产、阅读和流通之间的关系，第三章关注到文献遗存受到内容和形制两方面的影响，都是书籍史研究的热点。但是更难得的是作者对西方书籍史研究的批判性反思。这集中体现在第四章以晚明商业出版为例分析为何商业出版在中国没有带来像西方一样的根本性的社会变革，而是进一步维护和巩固了传统。
东西方的文献特点从根本上来说并无所谓高下，“连续性”、“稳定性”和“精英性”的文献特点尽管没有像西方一样带来变革，却有效地维系了这一庞大帝国，保证其不会分崩离析，这是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形成群体认同的重要原因。
稍微瞥了一眼，程章灿老师主持的这个系列的文献研究似乎都值得看一看。
6. Sam Wineburg：《像史家一般阅读：在课堂里教历史阅读素养》，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6。
我很喜欢和不同专业/行业的人聊天，然后观察他们言谈背后的思维方式。这里有一个预设，即长年接受某一专业训练的人会不自觉形成某种思考问题的角度。如果不是刻意发问，有时竟连他本人也未察觉。
我喜欢问别人能否用一句话总结你的专业，即“某某学科的核心思维方式是什么”或“某某学科是一门关于什么的学问”，也就是明儒所谓的“宗旨”。
在我看来，历史学的核心思维方式是语境化解读，历史学是一门关于具体的学问。
很荣幸，这一不成熟的观点在Sam Wineburg教授的这本书里得到了验证。
如何像书名中的主标题那样，“像史家一般阅读”，即如何培养副标题中的“历史阅读素养”是这本书的核心写作目标。Sam Wineburg教授用八节课的容量集中展现了他的理解——Contextualization（宋家复教授译作“脉络化”）——即要想适切了解事件，必须将之安置在空间与时间之中的观念。历史探究的过程受限于脉络、地点、观点、时代精神。用朱老师的话来说，就是“时（间）、地（点）、人（物）、情（感）”四要素。
总结一下其中的思维顺序，大体是“语境化——去脉络化——再脉络化”。语境化就是将文献进行史源追溯，还原文献的写作者、写作时间和具体历史情境等，不以后见之明解读历史文献。解读历史文献时，需要考虑材料的类型、原始性、代表性、写作立场、多重佐证，同时也需要借助不同学科的方法和视角。去脉络化就是去除我们先天接受的一套出于政治需求、社会形势或其他原因所塑造的历史叙事/神话，包括简单的进步主义和层累的历史造成。再脉络化就是在语境化解读历史文献后所建立起来的更符合历史语境的历史叙事。
例如第四章对1892年哥伦布纪念日的解读就是通过对当时总统竞选形势和城市选民构成的分析，否定了原先惯常理解的殖民/反殖民脉络（高中历史通常会以1992年欧洲人和美洲人纪念新大陆发现500周年的不同表现为题测试学生这一知识点），重新揭示出更符合历史情境的天主教移民/反天主教移民的历史脉络。由此我们也能重新对历史人物和事件做更综合和准确的定位，如第三章对林肯的解放者与种族主义者的双重形象的定位便是如此。
上述种种都需要对各种材料的综合把握的能力，因此需要一种良好的分寸感。语境化的解读需要深入历史情境，需要更多的历史细节，自然也对不同类型和立场的材料保持开放。因此，语境化天然反抗宏大叙事，会对所有权威给出的论断先天地保持某种怀疑，由此可以帮助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意识和批判性思维。这里当然不是否定宏大叙事的价值，事实上教科书正是宏大叙事的典型，其作用不言而喻。只不过我们需要调整对此的态度和看法。用Sam Wineburg教授的话说，“我们希望学生能够视教科书为教科书：也就是另一个文献来源，有时有用，有时有错，其形成经常受到选书委员会以及盛行的政治风潮的一时影响，超过任何文献纪录”。
回想起自己当初接触剑桥学派所谓linguistic contextualism的研究路径时并没有太多兴奋，原因也在于这种语境主义的思想史研究路径本就是历史学者的工作方式，只不过在以思想诠释为主流的西方政治思想学界被视为横逸的旁枝罢了。
有必要多提一句这位Sam Wineburg教授。在读完这本书后，我按图索骥在Amazon上找到了他的其他几本著作，如WhyLearnHistory(When It's Already on Your Phone)和Historical Thinking and Other Unnatural Acts: Charting the Future of Teaching the Past。看起来都是和历史教育相关的研究。一查cv才知道他是斯坦福大学教育学教授，是一位教育和认知心理学家。他在斯坦福成立了一个名为Standford History Education Group的组织，在全美推广他的这套历史教育理念，油管上还有一个专门的频道。
我原本以为国外的历史教育会先进些，后来因为准备面试，意外接触到国外的中学历史教材，发现其实和国内差不多。这当然不会引起学生的兴趣。于是明白这位教授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只不过，油管上关注者寥寥无几，可见历史学和历史教育的处境“寰球同此凉热”。
不过，我很喜欢他的研究方向和所做的事。
7. 詹青云：《趁着年轻，我偏要勉强》，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1。
作为一个曾经的辩论爱好者，我其实很早就知道詹青云的名字。书名来源于2018年华语辩论世界杯决赛的结辩。
我是很佩服詹青云的学识和口才的，因为自己也读过书打过辩论，所以知道这两件事哪一件都不好做，二者结合就更难了。
文字读起来很舒服，让人感到亲切，就像邻家姐姐在分享自己的成长经历一样。我很喜欢这种在温和叙述中的反思，像是回到了人人网时代的阅读。
我相信她的真诚和理想。也许是因为有很多相似的经历：厂区子弟、文学、辩论、香港，我颇能理解她的这些想法。看到有如此优秀的同龄人，真让人欢喜。
其实看完最让我慰藉的地方在于，我和如此优秀的同龄人有许多极相似的困惑，我原本以为是自己不够优秀导致的，但现在看来也许是同一时代结构下的相近感受。这当然不是说自己也同样优秀，而是要尊重自己的感受，用心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每一个人的困惑背后都是一个巨大的结构，需要认真对待。
8. 蔡至哲：《中、韩儒者的秩序追求：以朝鲜朱子学儒者为中心的观察》，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22。
相比于“自由”，“秩序”是个更迷人的概念，至少对我这个J型人来说。犹记得吴老师对我说，他曾经给某校的学生干部做访问香港前的动员演讲，现场问过这么一个问题，“如果在自由和秩序之间，只能二选一，你会选择什么”。据他说，在场的绝大多数人选择了秩序。提问的背景是2019年的香港。两地的年轻人用行动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儒家思想当然是极其强调“秩序”的，即便在中国历史上号称最为“自由”的晚明，在左派王学如此放荡的冲击下，道德严格主义和礼教秩序的回归也与左派王学构成明末清初思想界的一体两面。《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提供了一整套由内而外的达成理想秩序的手段。理学家说，照着做，对自己好，对他人也好。
在古代东亚世界，受儒家文化影响，朝鲜、越南和日本也呈现出对秩序的追求。当然由于地理远近造成对儒学浸润程度不同。粗略来说，中越是师傅和弟子的关系，中日是养父和养子的关系。只有朝鲜最虔诚，差可以父子关系相比拟。
本书用沃格林的“存在的飞跃”这一概念来解释朝鲜朱子学者对朱子学的秩序关怀的继承，说实话作用不大。因为，即便不用这一概念，本书从正统朱子学的秩序关怀，再讲朝鲜儒者对朱子学关怀的继承和加深，以及面对党争和天主教的各种外部情势所做的调适都可以完整成立。直到结论部分，作者才明白无误地用“存在的飞跃”表露出自己作为台湾学者的现实关怀：今日之台湾犹如当年之朝鲜，也需要一次“存在的飞跃”，接过正统的大旗。
回到书里的内容，以前只知道朝鲜尊周思明，奉大明衣冠不辍。但书里所论述的朝鲜朱子学者对宋代正统的向往和“回向三代”的追求令人印象深刻，因此当明朝在如火如荼地搞阳明学时，朝鲜学者对此是拒绝的。此外，对于明朝的朝贡，我们一直以为藩属国因为能从中牟利而甘之如饴。但至少从朝鲜方面的反应来看，他们对明朝要求朝贡500匹战马等要求其实也有诸多不满。换言之，对于明朝的认同与不认同，至少要从政治和文化两个层面来分析。
还有一点很有意思，朝鲜学者对于朱子学的继承方式和中国学者也多有不同。至少从晚宋至明初，学者多数集中在对《四书章句集注》的集释上以增益丰富朱子之学。而朝鲜朱子学则以朱子书信（李滉《朱子书节要》）为核心文本展开，其中围绕朱熹《与留丞相书》展开的朋党论述确实呈现出与中国不同的学政模式，令人耳目一新。
9. 梁庚尧：《北宋的改革与变法——熙宁变法的源起、流变及其对南宋历史的影响》，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22。
知道梁先生的这本书是在脸书上看到张维玲老师的消息，于是便左等右等，终于在第一时间下单买到了。
我对梁先生的研究多少有点了解，知道他是宋代社会经济史的大家。读研时，师兄也着重向我推荐过他的《南宋农村经济》（然而我那本书的页码完全错乱，也是中奖了），说写得要而不繁，非常好。后来到了香港，朱老师也对梁先生的广博佩服得紧。
我自己因为之前读过梁先生的《宋代科举社会》和《中国社会史》这两本由课程讲义改写的书稿，对他此类著作一直颇为期待。《北宋的改革与变法》亦属此列。
条理清晰，史实详细。这是我对历史教材最看重的两点，梁先生此书无疑是范本。梁先生的研究本就以细致绵密著称，熙宁变法又以理财为核心，财政史研究的内容尤多且杂，细碎繁复，尤其是基层运作中的零零总总，更加深了阅读时的细密感。
读财政史的研究对我来说一直有一种奇特的感觉，你必须耐下性子，抚平躁动不安的情绪，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去读。你没法跳过哪怕一条引号内的内容，不然财政史的细密与琐碎会让你在不经意间就跟丢了思路。但是读完之后会被那种绵密的阅读体验所征服，心被抚得很平。然后就呆呆地望向天花板或者远方，发一会儿呆，心底涌起无限的悲悯。
书里的内容其实大多是了解的，最大的感受仍然是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无论如何改革，底层的百姓永远都是制度成本最大的承担者。上有拍脑袋的决策者，中有追求政绩的执行者，下有谋私利的豪势和猾吏。更重要的是，熙宁变法时君臣相遇，多少也算上下一心，为官者大多名高一时，操行可嘉，结局尚且如此。难怪有学者说，熙宁变法之后中国再无改革。
虽然名为编著，参考了诸多先行研究，但其中仍有不少梁先生自己的思考和判断。第四编新法对南宋的影响尤具价值，也是一个值得着重探讨的新话题。梁先生说自己下一本书会专门讨论此一话题，值得期待。
美中不足的是这本书字词衍讹颠倒太多，可以说是到了随手捉虫的地步。这对台大社来说恐怕有失水准吧。
10a.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0b.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把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和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放在一块，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这两本书都算重读，但每次读都像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大体观点都已经熟悉，但里面的内容常读常新。
《乡土中国》本科的时候读过，研究生的时候因为要带人大本科生的“读史读经典”活动，被迫又读了两遍。“读史读经典”里的书目，最受欢迎的就是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和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原因可能是，薄。
重读《乡土中国》的部分主要是从《长老统治》到《从欲望到需要》，大概占全书的三分之一。费老在这部分提到的“横暴权力”、“同意权力”、“长老统治”和“时势权力”等概念，经过这次重读，记忆尤其深刻。个中原因或许与读书的形式有关，这点放在第二个原因里讲。
至于马克斯·韦伯，我至今仍记得进入大学后听的第一个学术讲座就是一位来自Santa Barbara的社会学教授的报告。那天下午，我拉着室友翘了计算机课去听。结果我俩面面相觑，装模作样地记了一些诸如“理性化”、“科层制”的名词，但对于教授报告的主旨内容完全懵逼。唯一的收获就是知道了马克斯·韦伯这个人名，以及隐约感到这个人很重要。
后来在思勉的必读书单里看到了马克斯·韦伯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但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有一次黄宗智先生来华师大图书馆作报告。讲座结束后，黄先生说到自己的法律史研究受到韦伯的启发很大（以我有限的阅读和理解来看确实如此，黄先生的法律史研究的对话对象就是滋贺秀三和韦伯）。末了，黄先生长叹一声：“韦伯真是个天才。”这是一个顶尖学者对伟大头脑的由衷赞叹，这一幕至今记忆犹新。
这次重读韦伯，感受比较深的有三点：
第一是韦伯作为学者的核心关怀。
韦伯的研究实际有一共同的宗旨，即确定和解释西方文明的特点。《新教伦理》只是韦伯学术关怀的一部分，甚至只是一个导论。资本主义作为近代西方文明的特点之一，韦伯试图从宗教的角度解释二者之间的亲和性。此外包括科学、理性等具有普遍性意义却只在西方出现的文化现象到底是如何形成的。为此，韦伯的研究涵盖宗教、音乐、城市、经济、法律和团体组织各个方面。
“为什么只在西方出现某某某”或“为什么某某某没有发生在中国”这一带有鲜明西方中心色彩的发问方式已经被批判过很多。但无论如何，这确实是属于那个时代任何文明都无法回避的大哉问。韦伯关怀于此，因此所有局部的研究都围绕着此一问题展开。这是一个学者理想的工作方式。
那么，这个时代的大哉问是什么？或者，问的小一点，我的核心关怀是什么？能否凝聚某一议题，以此带动局部的研究。这是需要不断追问和反思的问题。
第二是我们在潜移默化中受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影响太深。
用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来概括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本人也不会同意。任何主义为了方便理解所做的简化必然以牺牲复杂性为代价，长此以往，主义的庸俗化不可避免，尤其当某种主义成为主流观念被不假思索地接受时。
韦伯的研究当然有和马克思对话的想法，因此另辟蹊径从宗教而非经济的角度解释资本主义的兴起。思想闪光处俯拾皆是，以赎罪券为例：宗教改革时清教徒反对赎罪券，在韦伯看来并非完全因为经济因素，即教会的欺骗和腐败。从内部教义而言，卡尔文宗所主张的全面入世禁欲宣扬一种清修苦行的生活，而赎罪券的发行恰恰扼杀了这一主张的萌芽。因此，内在教义的根本冲突使得赎罪券并非可有可无的滥权，而是宗教改革中必须被拔除的制度。
思想一旦形成便有其内在生长的逻辑，这是思想史研究得以成立的前提。在长久接受经济决定思想的粗暴逻辑下，从思想内部做出的解释往往显得更具穿透力。
第三是韦伯发表此说后所面临的处境常让我想起余英时和《朱熹的历史世界》。
《新教伦理》其实从篇幅来说只是一篇长论文，基本依照“观察现象——提出问题——表明观点——分析原因”的写作逻辑展开。只不过韦伯的观点在当时人看来颇为惊奇，因此文章甫一发表便遭到各方各面的质疑，以至于韦伯不得不多次补充修改己说（康乐本的译著将韦伯的补充放入此书的第二部分）。当然，时至今日已是绕不过去的经典。
读《新教伦理》时，总是不自禁地想到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极其相似，《朱熹的历史世界》原本只是余先生给《朱子文集》所做的长序，后来竟扩充为一本将近千页的史学名著。是书甫一出版，便受到新儒家的质疑。余先生自称这是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与新儒家激情对线，笔战不断，不落下风。同样的，余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所展现的思想史研究范式也被后来者所继承。无论对错，《朱熹的历史世界》都是不得不读的经典。
在我看来，从学者的关怀到所面临的处境，韦伯和余英时作为学者都有诸多相似之处。
第二个原因是读这两本书的形式。
契机是师妹将我拉进她们的读书小组。我因此认识了几位同好，也体验了一种全新的读书会形式。
大体是这样的，事前不需要任何准备，读书会上每个人朗读一段，读到觉得差不多一段意思结束了就暂停，然后概括段落大意，说说自己的理解和看法。如果有问题，大家再一起讨论。
我起初对这种intensive reading的读书形式颇为不解。至少在我读书期间，我都没有参与过此类读书会。要么是研究生期间，导师组织每两周一次，大家读完全书后直接讨论；要么是和朋友一起搞的定期写作读书报告的读书小组；要么是为了向导师报告而写的读书综述。总之，事前无需任何准备的读书会倒是第一次见。
事实上，大多数时候，读完一段后，我其实没有能力快速总结大意，然后再提出一些个人看法。一来是因为能力和知识储备有限，无法旁征博引做批判性解读，偶有发挥也可能离题万里；二来，由于没有通读一过，无法鸟瞰全文，很多时候这一段读不懂的困惑也许在下一段就解惑了。
这种看似散漫的读书会倒意外让我对书里的很多内容印象深刻。尤其是边读边总结，实际上需要高度的专注，同时也在训练自己快速判断结构和提炼大意的能力，有助于增强自己的语感。这像极了中学语文课上老师要求的分段归纳。
学术研究的基本功在中小学的语文课堂里。
11. 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三版）》，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8。
文章快写完时，和一位朋友聊天讲起。兴之所至，便将半成品发给朋友看，请她给点意见。结果她洋洋洒洒发来一大段。我读后拍案，觉得评论太精彩了，既有学养又见性情，文字随性晓畅，实在难得。于是征得她的同意后，便将她的文字贴出，希望能形成某种互文。
我感觉好久没看过这么认真的年度读书总结了，我自己也很多年不写这么认真的文字了，不知道为啥总觉得莫名有心理障碍…不过你说的不吐不快的冲动真的会有，任由它错过确实很难再回头去写了，看你写的搞得我也很想写一份，但是可以预感没评两本估计就作罢了（你看这就是每种性格的弱点😂）。感觉阅读不只是一种逃避，也是一种对抗，毕竟生活的本质可能就是很平淡虚无的，reading is not only escape but also resistance.
3《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大概也只会从你的心得里面去看这样的书了，我好像不太愿意对症下药找寻答案似的去阅读这一类的书，之前抑郁焦虑的时候也看过一点伯恩斯疗法，但是一看那些表格突然觉得不如去睡觉吧😂看到你说以前觉得情绪不重要，解决问题才是关键，直到今年才知道有所谓情绪价值，心疼一秒钟😂大概过往你也没有好好关心过自己的情绪，想想也是，其实取悦自己比取悦别人要难。我的认知倒是一直跟你相反，自己很情绪化，也很关心别人的情绪，但是其实很多人根本不值得，或者很容易被人索取，总是在一种耗费心力的拉扯中。所以我这两年慢慢学着的倒是控制情绪，转而去关注更实在的问题，对别人和自己的情绪都学会放置、割舍，的确好过不少。
4 余英时这本书，你举的例子突然让我想到之前我的一位老师说他博士论文做张恨水，他有位同学（大概是学历史的）听说他要去张恨水家乡开会，让他趁机多接触接触张的后代以获取一手资料，而我老师的回答是，文学研究最好跟作家保持距离。我自己是野路子的背景，总觉得也许研究不需要太强调学科壁垒和范式，是case by case的，主要看眼前这个project具体要处理的问题是什么（所以我的确无法成为历史学者，因为并不认为最大限度的求真就是最高标准😂
5《中国古代文献》，大概独特性和普遍性是n多研究不断不断讨论和互相颠覆的底层思考，我自己的研究也是不断地钻进文本和历史语境里面去努力寻找和解析两种思考碰撞出的complexity到底怎么complex😂真的很难，这种宏观层面的梳理总结估计自己一辈子也不会去碰吧…
6 我发现你真的很经常用学科思维来分析不同人的看法，当然是很有道理的。我很少这样，主要觉得这只适合学者或者专业性很高的一些行业，大多数人其实并没有常年接受学术训练，或者浸润在某种学科语境里，甚至很多人都是不读书、放弃了智识成长的（扯远了）。我想起项飙在《把自己作为方法》里面毫不掩饰对理论的排斥，表示长期在某个学术语境的范式中无法真正打开思维。我虽然反对他对理论的排斥，但是某种程度上是同意后者的，真正open-minded需要真正接触diversity来做基础，有时候放松下来，听听不同人哪怕非常感性的描述和体会，或许思维才能真的突破某种象限，就像人类学家去田野社群中生活一样，我们自身的很多东西都是无法改变的，但是放松下来回到“文盲”状态的时候说不定可以有不同的发现。我跑题了，你讲的语境化——去脉络化——再脉络化很精辟，我想补充的是研究主体也是一直在场的，我不认为这种主体意识会在任何人文社科的研究中消失，也不需要努力让它消失，不过应该意识到它的存在，有这种敏感性就好了——毕竟你做出的再脉络化，或者和同代学者一同做出的再脉络化，也是在某个时空要被“去”的那个脉络。
7 阿詹这本不用说啦已经跟你聊过，很想和她认识哈哈哈哈不认识的话就祝福我也能找到薪水不错的工作吧😂
8 我就大喊一声自由！！
10 这两本都是我没读过的经典，可能也不会去读了😂我岔出去跑题一下，因为我有位好朋友是研究网络小说的，跟她讨论过一些话题，我有时候觉得这个时代的大哉问是什么，大概真的是media theory，这连带着很多（没用的）思考。我有时候会想，所谓的“现代性”真的有那么剧烈的断裂吗，或者说真的跟千年西方封建社会中国帝制王朝有明显的改变吗？不尽然的，许多研究也不停在回应延续性，现代的起点之类的问题。我想说的是，其实当代互联网这种媒体变革带来的根本性的改变，是不亚于工业革命的。我有时候会发现我和那个朋友不太一样的地方，我总是觉得有些东西是不变的，比如附加在网红、偶像身上的很多价值观无异于传统价值观的再生产，但是我朋友明显更相信变化，更关注改变的东西，笃信media已经彻底异化了人的主体性，关注当代的人和媒体的互融。这个过程中我发现自己有些想法还真的蛮根深蒂固的，就像我跟你说我们足够现代但是不够后现代，或者说不够当代？反正我觉得这是蛮有意思的讨论。我大概是受那个朋友的影响，加上我导师也比较爱看最前沿的理论（虽然她也多有批判），我感觉看了这些再回过头看这些貌似传统的课题，似乎对于研究的追求从“有价值”变成了“有意思”。感觉注定了我不会是一个功底扎实遍读经典的好学者了😂😂不过有意思的确更能支撑自己把这破烂论文写下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