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与发展传播》课程读书总结
本学期的阅读历险是畅快的，通过《国际传播与发展传播》课上的阅读和讨论，我得以辨识出全球传播背后的四大母题：空间与划界、国家与资本、技术与政治、权力的纵横。对我来说，这些“宏大叙事”此前属于危险的知识，它们充斥着亟待解构的意识形态，是并不牢固的故事版本。而当我开始谈论具体的历史和时事，宏大就成了一种必要的、建设性的尺度。
这种宏大提供了两种思想透镜：一是史观，即从前现代人类的战争、贸易、交通等跨地理交往以及现代民族国家的竞合中，把握不同政治经济主体的互动，并根据前史、潜史和另类的（alternative）历史书写重构对于全球的想象。如本初子午线的划定（《大地的法》）、银元的流动（《白银资本》）、军事与通信技术的启动和竞逐（《Communication and Empire》《竞逐富强》《信息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扩张》）皆在全球视界中利用旧史料讲出了新故事，东方主义的批判也内在于这种全球想象之中。
二是史论，即借助国际关系、国际法、政治哲学等理论资源从历史中抽象出观点（抑或断言），如对帝国的否思（《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对权力的推演（《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对话语的解构（《此疆尔界》）。这当然是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所批判的“历史决定论”[1]，但同时也体现着李猛所言抽象社会中“程序技术和抽象价值、意识形态之间复杂微妙的联系”。[2]社科研究者总要跃向历史的未来，做敢于给出预言的先锋。
在全球史观和史论的介入下，“传播”问题被赋予了更多条思考路径。本次读书总结将回顾对我的思考影响最深的三条线索：（1）麦金德、施米特等学者围绕海陆形成的空间地理观，以及这种想象如何在斯皮克曼的地缘政治论述中落地，并帮助我们理解美国的战略设计。（2）空间地理、政治经济和权力结构的框架如何在分析最切近的传播媒介——互联网时发挥功用，这在丹·席勒的几次讲座中得以汇集大成。（3）本学期的阅读也同我自身的研究兴趣发生关联，我发现第三世界国家的媒介史和技术史没有被广深地书写。
学期之初登场的麦金德从深厚的地理学知识中触碰到了权力之维，作为英国的“救世主”，他重新划定了全球的疆界，将世界划分为“核心地带”“内新月形边缘地带”和“新月形地带”三个部分，其中心脏地带的范围西起东欧，东至中西伯利亚和蒙古，南起小亚细亚、亚美尼亚、波斯和中国的西藏，大致是古代游牧地区。在他看来，亚欧大陆是人口、领土面积最大的部分，是政治经济权力最集中的地方，因此，“谁统治东欧，谁就控制了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控制了全世界。”
麦金德开风气之先却也成为了第一个反例。大陆地形毕竟不会开口说话，后人对枢纽与半月地带的划分自然也存在分歧。比如杜金的新欧亚主义就延展了麦金德的讨论，嵌入冷战史的背景看颇值得玩味；而施密特则看到了更广阔的天空和海洋，他对海洋存在之历史起源的构想，捕鲸人和海盗式资本主义都与传统的“陆权”形成张力。
斯皮克曼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边缘地带”（Rimland）概念，这是一条从法国和德国穿过中东，到印度，最后到中国的国家带。边缘地带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的两栖性质：它们既不是纯粹的陆地大国，也不是海洋大国。但总的来说，正是这些边缘地区的力量——而不是麦金德的心脏地带——拥有了地球上大部分的人口和经济生产力。因此，斯皮克曼并没有将诸如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的巨大地缘政治斗争表述为海权与陆权的较量，而将其视作混合联盟之间的冲突；它们各自在海上和陆上争夺对环岛的控制权，控制边缘地带意味着控制世界。
视线折回中国，汪晖从一份不起眼的奏折——龚自珍的《西域置行省议》中发现了前瞻性的海陆观及其蕴藏着的政治观念。他认为，龚自珍在奏折中所写“天下有大物，浑圆曰海”“西北不临海”等句子潜藏着发现印度洋战略意义的可能性。将古代界定中国的作为 “浑圆大物”的“四海”变成中国能够抵达并自由通航的四海，亦连接者今日中国作为“两洋间文明”的文明构想，并包孕着“一个完全不同于理学的夷夏之辨、不同于郡县制国家的内外差异、当然也不同于内部同质化的欧洲民族—国家的政治视野。”
以上学者的思考，有的试图确立陆地或海洋的权威，有的看到了海陆的交界，有的甚至想象出未经证实但的确存在的海洋。围绕种种海陆观所形成的空间观，也在地球上切分出不同的疆界。地球可以被切割成扇形和半月形（核心地带），可以沿着海陆交界或者本初子午线一分为二，更重要的是，每个切地球的人都在想象着其他人切分的战略，权力由此显形。
结合今日现实再看施密特的论述，不难发现，空间革命概念应从物理的抵达扩展至空间观念的传播，否则在传统四元素说中，土和水是“内在精神”，是历史的动力；而在宗教斗争引发海洋转向的例子里，空间又是历史的结果。在空间观念的层次上，章永乐以“门罗主义”为分析单元，说明一种“合纵”因而“连横”的话语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矛盾地调用，并在全球范围内转化为政治行动。
而若以后见之明看施密特创想的新空间秩序与新法，我们显然不应只停留在对“天空”的呼唤，因为技术创造出了新的时空形态——互联网，同时促动着知识的更新。
目光终于移向传播学常见的问题域，丹·席勒的《信息资本主义的扩张》是对本学期几类分析框架最为生动的操演。一方面，凝练了空间地理观的地缘政治学，在丹·席勒的论述中化作解释国际传播秩序的信息地缘政治学，这也是概括了他四次讲座的标题。围绕互联网设施的国际博弈，恰如斯皮克曼在《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所描述的那样，体现着美国灵活而狡黠的权力平衡术。在国际组织的运作中，美国通过三次无线电联盟大会弱化了ITU和联合国的附属关系，将原本殖民性的投票机制转换为联合国大会一国一票的原则，这一看似民主的外交手段同样也利用对拉美国家的影响扩大了美国的势力范围。在战胜欧洲后，美国又在1974年提交TCP/IP 协议设计，规避“文化帝国主义”和“技术优势”的质问。以此协议为标志，学商政三界的联合促进美国主导的因特网骨干网国际化，后通过万维网软件应用实现利润产出。1969年，尼克松登台，丹·席勒将其在任的十年视作通信和信息领域展开螺旋式地缘政治经济斗争的十年。
另一方面，查尔斯·蒂利和威廉·麦克尼尔已从对民族国家形成以及战争动力的分析中，建立了社会条件、国家权力、资本积累和传播系统等要素彼此交织的宏观历史模型，其中国家和资本不可二分、彼此强化这一观点在席勒的写作中处处体现。在卫星时代，美国先后组织建立美国卫星服务公司（communications satellite corporation，Comsat）和国际通信卫星组织（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satellite consortium，Intelsat），并与全球各国达成“临时协议”，使 Comsat成为Intelsat管理者；成员国建立卫星系统前需要美国批准，而投票权与所有权挂钩。正如国际信息新秩序所宣言的那样：“新型的超国家通信体系系统性地侵犯主权，该体系主要是由跨国公司和外国控制的卫星和网络跨境数据流构成。”里根任职总统后，美国逐渐放弃在政府间协议框架内运行数据网络合作，选择私有化路线。将政府网络标准和大型企业用户对接，确立竞争性的市场准入和网络私人所有权。此举引发全球范围内电信业私有化浪潮，流入欠发达国家电信业的外资数年内增长十倍。
结合这两大分析，并追溯、重校互联网之前的卫星史和美国电信史，丹·席勒发现在理解数字资本主义时要关注需求端的垄断，美国互联网资本的全球扩张，很大程度上是由跨国企业的商业需求引导的。与此同时，他用数字萧条（digital regression）概括信息产业并不能克服资本主义内在的经济危机。不论在社会范畴还是地理范畴，利润最大化这一长期的资本主义欲望、成本效益和劳动控制这些最基本的资本主义逻辑不仅持续发展而且得到了极大延伸。
对我来说，本学期的阅读还贯穿着一条隐线，即课名中的另一个关键词——发展传播。丹·席勒曾呼吁：“对于世界大部分地区来说，利润增长是否能延续，以及在哪里可能获得延续，这些问题对它们几乎没有影响。最重要的是，在帝国主义继续存在的全球南方，数以亿计的人继续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仍然在为如何获得食物、水和住房等最重要的问题困扰。” 在全球传播议题的思考中，我们似乎已逐渐拆解了诸多西方中心的叙事，对“美军、美元、美言”在传播领域的批判亦不乏理论资源。但拥有了“破”的视野后，我们的思考又应该如何“立”住，去寻求本土性的经验解释和知识创造？当我们从全球传播谈到发展传播时，是否只能陷入大国博弈的叙事，又如何解释小国的革命遗产和中国崛起的特殊性？一旦这样的问题串延展下去，似乎从第三世界/全球南方的视角重访本学期的经典著作就是必要的，而那些“失败的”、未被书写的媒介技术史也同样值得发现和援引，这成为了我的研究兴趣。
注：
[1] 按照波普尔的论述，“历史决定论” 认为社会科学是历史的理论，或理论历史，因为只有普遍有效的社会规律才被视为历史规律。他概括出了历史决定论的基本论述逻辑：在经验上，其唯一的观测来源只能是狭义的历史；在理论上，它和自然科学一样需要获得某种预测的成功实现。由于社会事实的极端复杂性，历史决定论只诉诸总体性、大规模、长时段的社会预言，努力探寻引发历史变化的力量，即所谓“规律”的诞生。
[2] 李猛用社会学者的视野纵览历史，借助“社会理论”发现了历史中“人”的能动性，尤其是现代人，能够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与这些程序技术打交道，在不断的互动中再生产出各种程序技术，并运用各种策略调整、发展、偷换、挪用、架空甚至彻底改造这些技术，这样做的前提条件是现代的陌生人能在礼貌、文明、自律和抽象化、普遍化的范畴知识的基础上进行各种不同形式的自由实践。此处援引可视作对本课程缺失的“文化”维度和微观尺度的补充。
参考：
Dwayne R.Winseck.2007.Communication and Empire.USA:Duke University Press Books
查尔斯·蒂利。2007。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丹·席勒。2018。信息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扩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贡德·弗兰克。2017。白银资本。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
哈·麦金德。2008。历史的地理枢纽。北京：商务印书馆
卡尔·施米特。2006。陆地与海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卡尔·施米特。2017。大地的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卡尔·波普尔。2009。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李猛。1999。论抽象社会。社会学研究（01）。doi:10.19934/j.cnki.shxyj.1999.01.001.
汪晖。2015。两洋之间的文明（上）。经济导刊（08），10-21
汪晖。2015。两洋之间的文明（下）。经济导刊（09），14-20
威廉·麦克尼尔。2020。竞逐富强。北京：中信出版社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2018。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章永乐。2021。此疆尔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