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风云（423）：摩拳擦掌

说完了苏轼的人生进化之旅，我们再把时间倒拨回他出狱时的公元1079年12月。不是说这个时段有什么大事发生，而是想顺便在此提一下在他出狱的前两个月宋朝的太皇太后曹氏以63岁的享年而寿终正寝。

曹太后、吴充、王安石，这三者各自的拥趸都说苏轼之所以没有被杀头正是因为他们当中某个人的劝告对神宗赦免苏轼的死罪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实际情况我们前面也说了，神宗本就无意杀苏轼，与其非要说功劳还不如说砍头之祸本就是一种过度反应。当然，我们也无意否认这些人在乌台诗案当中确实为苏轼费心和出力不少。

之所以要拐个弯谈及曹太后的离世，这是因为宰相大人吴充就是因为此事而坚定了要交出相印的决心。我们在说到乌台诗案之前就已经交代了吴充所面临的艰难处境：皇帝不再信任他，另一位宰相王珪开始暗中挤兑他，参知政事蔡确处处跟他顶牛，这还没完，就在这个关口又有流言说当初率军攻灭交趾的郭逵之所以驻兵富良江而不攻击交趾的首都正是吴充的暗中授意，为此神宗还下令把郭逵扔入大牢查劾此事。

这件事后来虽然被查证是谣传（当时担任枢密使的吴充在书信中是要郭逵持重进兵，而非止其进兵），但本就患病在身的吴充也是因此而被吓了个半死，由此他的病情也随之加重。等到曹太后过世之后，吴充身为首相本应带领百官为曹氏治丧，但他的健康状况已经严重到了无法出门的程度。此时的吴充如果再不识趣请辞，那么等待他的必将是言官的弹劾，毕竟在宋朝谁都可以尸位素餐，但就是当宰相的人不能。

公元1080年3月，在前后七次上表请辞后，神宗终于是同意了吴充的奏请，他被罢免宰相之职改任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西太一宫使。由于他因为健康原因而不便于出京担任大藩长官（比如西京留守或江宁知府），所以他就被留在了京城养病，但神宗仍然下令每月给他额外发放大藩长官的职务津贴。不过，吴充却没有什么福气享受这份天恩，一个月后他就驾鹤西去，享年60岁。

吴充这一走让另一位宰相王珪就此成了独相，而王珪也就此终于是体验了一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感觉。不过，王珪心花怒放之时，神宗皇帝或许也在大喘气，因为随着吴充的离世也就意味在如今的两府大臣当中再不会有人会在皇帝面前冒什么杂音。正是从这时候起，神宗皇帝开始向世人展现他的真实面目，很快人们就会发现这个之前看似温文尔雅的皇帝其内心深处其实一直都隐藏着一颗想要让君权高度集中的王霸之心。

在将年号改为元丰之前几乎没有人会认为赵顼是一个强势君王，熙宁年间的那个神宗皇帝实在是太民主了，以至于让某些大臣都觉得他很好欺负，但实际上他才是那个真正深藏不露的狠人。神宗重用王安石并不单单只是为了变法图强，他同时也希望能够借助王安石的力量去对付那帮总是把他当成小小少年的三朝元老，比如说韩琦、富弼和文彦博。后来的结果如神宗所愿，王安石确实功力深厚，在他为相期间他不但让新法在全国全面铺开，同时也将反对新法的保守派大臣几乎全部打倒并外放出京。在王安石大发神威的岁月里，神宗就像是一个在一旁虚心受教的学生，等到王安石身心俱疲并功成身退之后，神宗也完成了自己的蜕变。

十年弹指一挥间，当如火如荼的“熙宁”成为历史，当风云激荡的“元丰”大幕开启，此时已到而立之年的神宗皇帝已然成了一个极具政治智慧和政治手腕的政治家。

有一个事实可能被我们很多人都给忽略了或是没有意识到，那就是宋神宗赵顼可以说是北宋所有皇帝里面在个人集权这方面做得最狠的皇帝，这一点就连太祖和太宗两位皇帝都不及他。简而言之，无论是太祖还是太宗其治国的方式都是希望能够和文官集团通力合作以实现国富民强的宏愿。换言之，皇帝和大臣虽然是君臣但实际上却是合作伙伴，凡是军国大事我们都是一起商量着来办。但神宗呢？他心高气傲，他志存高远，在王安石的身后蛰伏已经十年的他觉得自己已经深得帝王之道和治国之道，因而在他掌权之后他认为自己不需要什么合作伙伴，他需要的只是听话的办事员，因为他自信自己永远正确，下面的人只需要按照他的指示去做事就行了——正如他的老师王安石曾经所做的那样。

说到这里，请允许我闲扯几句。恕我直言，真正的法家信徒从来都崇尚专制和独裁，而非什么民主，而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有为之君和治世能臣在行事风格上也都是秉持着“外儒内法”的一贯作风。我更想说的是，那些以“以儒治国”而闻名于史的皇帝从长远来看往往都是整个帝国的掘墓人，导致一个国家最终腐朽并灭亡的所有积弊几乎都是在这种皇帝当国时开始滋生或发酵。如果说慈不掌兵和义不掌财是真理，那么“仁不当国”也应该是真理。正所谓慈母多败儿，纯粹的仁君则是多败国，如果说隋炀帝是“过在当代而利在千秋”，那么某些所谓的仁君则是“利在当代而祸及子孙”。

我这里不是想一杆子撂倒一片从而一举否定掉那些仁君和仁政，我只是想以此说明仁君并非就一定是圣君，而圣君则未必就受人歌颂，尤其是在主张施行仁政的儒家弟子眼里就更是如此，比如说始皇帝嬴政。再次声明，我不是想攻击仁政。然而，任何事物和事理都不是亘古不变的，仁政也是如此。在它刚出台的时候它看上去可能真的就是有百利而无一害，但时间久了它可能就会成为危及国势的弊端或弊政。

这里就拿宋朝的“三冗”问题来说事。导致冗兵的原因之一是政府为了防止灾民作乱才将灾民里的精壮小伙选拔入伍，如此既解决了民生问题又维护了社会稳定还看似巩固了国防，这是不是仁政和善政？冗官是政府为了照顾勋贵子弟和笼络天下仕子人心才大把地往外抛乌纱帽，同时也是希望以此来彰显宋朝的文德和文治，此举更能鼓励和倡导天下人知礼明理。那么，这又算不算善政和仁政？至于冗费，政府提高公务员的薪资待遇和福利待遇无论怎么说都是皆大欢喜的事，更是能够促进国民消费并壮大和发展第三产业，这难道不是善政和仁政吗？

可结果呢？这些仁政在百年以后让宋朝变成了一个臃肿不堪行动迟缓的糖尿病患者，可最后仁宗皇帝史书留名千古传唱，而力图医治这个糖尿病患者并让他焕发了新生的神宗皇帝却倒了血霉，他被一群嘴上叫喊着忠君以事的逆臣在史书里给描述为志大才疏、意志脆弱、祸国殃民之徒。

从这一点上来说，在神宗皇帝死后就立马废除之前的所有改革措施进而将神宗朝的所有功业都予以否定的保守派就像是一群寄生虫，因为只有让宋朝继续臃肿肥胖下去才能让这群寄生虫及其后代继续生存下去，而宋朝的减肥运动对这这群寄生虫来说几乎就是灭顶之灾。

可笑又可耻的是，这群寄生虫却自诩自己代表着全天下的黎民百姓，他们利益受损日子难过的时候就动辄说什么“天下沸然”或“天下骚动”。这个逻辑真的是很感人，请问：什么时候官僚、商人、地主阶级竟然成了全民代言人了？这些人在历朝历代都是一群吸附在身处社会底层的黎民百姓身上的一群寄生虫，而寄生虫有什么资格可以代表寄主？没错，我生病了，我吃药打针的时候确实感觉很不爽，可这能说明我反对吃药打针吗？真正应该对吃药打针感到恐惧和敌视的应该是那些寄生虫吧！

我们再把这个理放在宋朝的身上，神宗朝的一系列改革其实就是在这个国家治病，但由于这个病已然侵袭五脏六腑，所以这是一场大手术，大到让整个国家的每根神经都跟着产生了震颤。那么，这场手术成功了吗？这个问题我们在这里已经无需作答，在王安石第一次罢相之后我们就已经总结了改革为国家所带来的各种利好的变化，事实证明宋朝瘦身成功了。简而言之就是国库充盈、军力增强、农业生产稳步向好。

在开始讲述王安石变法前我曾经说过会尽量客观地来讲述这段本就极具争议的历史，但是在这里我必须要说句抱歉。我承认自己在很多时候还是不由自主地带了主观情绪，但这里我仍然坚持之前的那个观点，我的认知和看法并不是真理，仅仅只代表我自己的个人看法。同时，我也不认为别人的认知是大错特错，哪怕他的观点与我完全相反。人与人之间在同一件事物上有异见很正常，但强行去改变别人的观点甚至去攻击别人的观点就显得极其狭隘和恶毒。除非是涉及大是大非或人伦纲常，否则凭什么你的认知和理解就是绝对正确？说白了，我们都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和角度去思考和看待问题而已，在这方面绝对的客观是不存在的。

我之所以兜了这么一大圈到底想说什么？很简单，北宋到了神宗登基的时候已经到了一个生死攸关的岔口，继续沿着老路走下去就是一个糜烂而终的结局，而如果想冒险去探索出一条全新的道路则是荆棘遍布沟壑纵横，但王安石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为宋朝成功地蹚出了一条康庄大道。在王安石隐退之后，神宗扛起了变法的大旗，但作为一个心怀凌云之志的帝王，神宗并不满足于富国强军，他要做的是在王安石的改革成果和基础之上将宋朝带向一个更高的巅峰——他要完成太祖和太宗皇帝毕生所矢志追求但却终其一生也未能实现的千秋伟业。

说得直白一点，神宗也想成为千古一帝。倘若他真的做到了，那么宋朝就将真的做到“远迈汉唐”，毕竟若论文化和经济以及文明程度，汉唐远不及宋朝，而宋朝与这二者相比唯一所不足的地方就是至今也没能在军事上为自己正名。要想在军事上为自己正名，宋朝所要达成的最低成就必须得是降服西夏让河西走廊重回华夏版图，再者就是必须要夺回幽云十六州，唯有如此才能勉强在汉唐这两个王朝的面前抬得起头。

千古一帝是轻而易举就能达到的成就吗？当然不是，尤其是对守成之主来说这项成就更是难以达成，中国历史上以守成之主成为千古一帝的人有且只有一个——汉武帝刘彻。守成之主为何难以成为千古一帝？个人认为，这口锅其实应该落到儒家的头上，因为他们总是这样训导我们的那些守成之主：行仁政守规矩就是好皇帝，可如果你要搞事情可就要小心了，赢了你要脱层皮，输了你就要身败名裂且被青史以反面教材昭示告万世。可是，如果守规矩也亡国了呢？那就很不好意思，这只能说明你昏庸无能，因为你没有解决国家所存在和面临的问题与危机。总之，叫你守规矩的是他们，说你不懂变通的也是他们，而他们只负责说，从来不负责做。

从这一点上来说，神宗作为一个从小就养尊处优的守成之主能有一番凌云之志已经很是难得，但更难得的是他还真的这样去做了——冒着可能会身败名裂的风险。这样的人即使最后失败了，但他仍然值得我们为其鼓掌喝彩为其心生敬意，更何况神宗并未失败。如果不是他英年早逝，司马光怎能有机会靠着一个女人迎来自己的翻身之日并将神宗的功业用史笔进行全盘否定。赶巧的是，司马光不多不少偏偏就比神宗皇帝晚了一年去西天取经，但就是这一年的时间却让宋朝乾坤倒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