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其实充满了力量。但在我们小学开始学的历史书中，都是关于中心的历史。网上有人会开地图炮，说内蒙人到了长城，常常惊叹于长城的雄伟。可只要他们仔细想想，就会不自在。江浙人感叹自己遇上了改革开放的春风，又活在经济大省里。殊不知在历史上，自己就是东吴和百越的代名词。今天在江南水乡，各种亭台楼阁，大街小巷，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到了节日或搞活动，年轻人动不动穿个汉服，把自己折腾成红楼梦里世家大族的样子，充满了文雅和书卷气。殊不知，自己在历史书里，是断发文身，披头散发的南蛮。似乎只有河南人，才是永远不变的中原正朔，是永远的华夏历史中心。而到了国家大一统的时候，人们心中只记得关于中心的历史。鲜有人有求知欲去了解，中心历史的边缘。中心的历史几乎一定会忽略边缘，但边缘的历史绝对做不到省略中心。在中国上历史上，有这样一个边缘族群，它不像其他边缘，可能变成中心和主流，它始终属于边缘。理解了这个族群，你才能理解一部不一样的中国历史。那就是羌人的历史，这甚至是一部没有人讲过的中国史。中国历史上，广义的羌人分布在成都和西安以西，青藏高原边陲的长弧形土地上。羌人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血缘或者文化共同体，而是古、汉、藏民族分化演变之后，处于汉族和藏族两大民族过渡带上的人群。也就是说，羌人具有双重的边缘属性，在古代西藏高原政权眼里，他们是羌蛮子。在古代中原王朝眼里，他们是多康人，他们是一条边缘，却对应着两个中心。他们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随着华夏和吐蕃边界的拓展，羌人的地理分布和身份认同也不断调整。他们作为边界和他者，定义了历史上的中国，他们可以解答汉、藏两大民族，关于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的问题。或许他们能够启迪现代中国该往何处去的智慧，他们也比中原的皇帝和西藏的佛爷们，更有资格讲述在华夏里，何以这群被称为羌人的族群，一直活跃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本质上，没有纯粹的血统意义上的羌人。羌字的字形，可以看成是羊和人组成。这个定义，就决定了羌人的边缘身份，他们在农耕的中原王朝眼里，就是边缘那些放养游牧人。最早的羌人，可以是周武王伐纣剪商时期，姜子牙所在的部落。在汉朝，是西凉地方势力，他们还差点让董卓当上汉朝的幕府将军。当时，因为长期作为汉朝的雇佣兵作战，所以羌人形成了职业军人的传统，也成了一个强大的军事组织。所以你看，把匈奴打跑之后，这些雇佣军集团，反而成为了东汉的强大敌人。而董卓所代表的凉州军阀，就是这样畸形地生长出来的。再后来，他们是赤祖德赞大王的精兵，也是苏轼笔下的西北天狼。他们承接过藏传佛教的火种，又吸纳了众多汉地的神奇，同时保留着古汉藏民族最古老的信仰、语言乃至部分基因。上文介绍了羌人的概念，从本质上讲，羌人就是一个边缘的概念。随着中原王朝趋势性地向西发展，他们也被定义在更远的西部。黄土高原上的华夏先民出现分化时，居住在东方南方的部族，拥有更加适合农耕的土地，而西北方的资源相对贫瘠，在那里牛羊等畜牧，可以作为重要的补充。日久天长，西北方的族群，在东方得到了羌的称谓，这是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很难说羌的边界究竟在哪。拿周朝举例，如果沙漠之城把西北方的部族统称为羌，但是后人并不确定取代商朝的周族，在商人眼中是不是也属于羌？如果周族不是羌，那么周族的亲密盟友姜子牙的母族是不是羌，也不那么容易确定。在缺乏现实史料的上古迷雾当中，可以确定的历史事实只有那么几点：第一、羌的边界非常模糊，从东方的华夏到西方的羌之间，是一条长长的渐变带。在当时看来，周对商的取代一定程度上，是一次西方蛮族对文明中心的征服。第三，无论周族在商朝算不算强，在他们入主中原，建立周朝之后，就肯定不是羌了。东边的部族加入华夏之后，其西边又被视为羌。感觉羌就像一群两脚羊，被强大的中原碾压。羌人的命运，似乎和美国历史上西进运动中的印第安人一样。一九四九年前，羌人把中原王朝的中央政权叫大朝，他们并不区分什么大元朝、大明朝、大清朝，因为这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从社会经济形态和风俗来说，之前的羌人和现在的羌人根本不是一码事。羌人这个统一名号是华夏帝国强加的，并不代表生活在华夏边缘上的这些远亲民族，真的都是毫无差别。作为居于边缘的无国家者，羌人几乎从来没有，要组建过国家这种政治形态的冲动。直到西晋崩溃后的乱世，才创造了新的可能性。之后，汉化羌人军阀姚苌，才建立了短命的后秦政策。除此之外，青藏高原边缘上的羌人，极少有建立国家的尝试。我们说一个有关“帝国和暴力”的历史规律，也许这个规律能对你有所启发。所有现代社会的普通个人，企业公司组织，乃至国家和国家联盟组织，都可以从中悟出自己边缘战略。言归正传，因为中国历史是读书人、特别是儒家读书人写的，而儒家读书人都喜欢秩序，所以我们作为老百姓的视角都是谴责暴力，我们想的都是怎么限制暴力。每当读到历史上中国被野蛮人侵犯，我们都是代入角色到中国百姓这一边。但现在我想请你换个视角：想象你是一个掌握暴力的野蛮人。你站在中国外围，看到中国这么好这么富裕。请问你有什么想法？当然，这里不是指现代中国，也不是特指中国。我们这里谈论的是农业时代的那种“帝国”比如中国从秦到清两千年间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帝国、罗马帝国、波斯帝国、拜占庭帝国等等。不论中外，这些帝国有三个共同特点——这个税收不是现代国家的税收。在现代国家，公民交税是一个义务，是购买公共服务，也是政府搞福利搞建设的必要手段。而帝国的税收，则更多地是征服者对被征服者的汲取，更接近于土匪收保护费：这个钱收上来帝国爱怎么用就怎么用，征服者大可自己享受，老百姓无权过问。帝国的税收是靠暴力实现的。和平时期的老百姓常常忘记这一点，把官员称为“父母官”，但帝国的最核心业务就是暴力收税。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说「国家是一个要求独占合法暴力的集团，不能以别的方式来定义它。」前现代化国家没有现代国家这样精确的领土意识，但是帝国都有边疆：哪里是你能直接收税的地方，哪里是你有影响力的地方，哪里是你管不到的地方，帝国心里有数。这三个特点，就足够我们推出有关帝国的一个重要规律了。(1)，一个最强暴力集团扫平所有抵抗者，取得了天下。这个集团的人就是帝国的统治者。古代帝国是以农业为主，没有那么多商品交换，没有什么“双赢”、“投资”的概念，这个财富被人拿走，就不是你的了。所以在历史学大家赫勒敦看来，交税是一种屈辱，是对暴力的屈服。而为了维持征税能力，同时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百姓不被外人征税，帝国必须维持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3)，军事力量会和纳税的百姓分开。这是关键的一步。也许一开始，帝国还有一些既是农民又是战士的人，但是到了一定时间之后，战士和农民将会分开。帝国会把纳税人解除武装。有武装的老百姓不容易压榨，万一惹急了容易出事儿。帝国将会逐步安排纳税人老老实实地从事生产、服务、经商、读书考试这样的和平事业。帝国的主流文化将是厌恶武勇、崇尚文弱的文化。北宋不仅分工明确，还进一步把军事力量本身也进行改造，所有地方军队加起来，也不是中央禁军的对手。这个分工会极大地促进北宋的经济繁荣。现在社会有良好的秩序，只要你老老实实交税就能得到充分的安全保障。你不需要练武也不需要操心跟周围哪个势力的关系好坏，你当个良民就行。北宋作为中心的京都汴梁，以及一些大都市的日子越过越好。暴力只能从边缘得到。这一点，北宋比较吃亏。在和作为羌人的西夏党项人作战中，宋军始终没捞到便宜。同时，宋不能直接向北方契丹民族购买暴力，契丹已经完成了帝国化，他们有自己的朝廷——辽朝。辽在自己和其他没有国家组织的北方游牧民族眼里，也是中心。宋只能间接购买辽朝的暴力，比如屈辱地和契丹约为兄弟，岁岁纳贡。但这其实就是间接购买契丹暴力，虽然契丹掌握着幽云十六州，其实也是在帮着宋杜绝其他草原民族的入侵。历史学领域一直有一种观点，认为宋辽有了长期盟约之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其关系就像欧盟和美国，在二战后繁荣岁月里的样子。另外，古代帝国的统治力度亲疏有别，对于边界线以内，但是地处边缘地带的人们，帝国并没有那么强的控制力。相对公平的是，帝国不向他们征税，他们也享受不到帝国的繁荣。但是他们仍然掌握着暴力。在宋辽，宋和西夏，宋和金之间，应该都有大量这样的边缘力量，上文提到的汉朝西凉势力，早期西夏党项人、早期契丹部族和早期金人，也应该都是。这些力量都有可能变成主流。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很多，当远来的中央帝国衰弱，原来在边缘一直发展实力，拥有暴力能力的地方力量，就有可能趁虚而入。比如入侵古罗马帝国的北欧日耳曼蛮族，消灭南宋的蒙元，明末在东北女真人所建立的后金，也就是后来的清朝。还有上文提到从西北进军，消灭商朝的周人，以及在周人故地发展起来的秦人。这些有实力的边缘势力，最终成为了主流。像极了某些曾经非主流的存在。这些非主流，刚开始好不容易挤入边缘，后来竟然成为主流一样的存在。各行各业，都有这样的人才，组织。甚至行业和行业之间，也存在原来是边缘组织，后来一飞冲天，对别的行业跨界降维打击。但羌人始终处于边缘，这个称呼本身，就固定了思维方式。这对力争成为主流的我们，似乎是一个负面消息。如果你这么想，你的思维可能也固定了，无法汲取羌人的边缘智慧。只要调整思路，反过来看我们自己：就算有一天，我们作为个人，或者我们所从属的公司，企事业单位可以成为主流，但我们依然也要把自己看成边缘。甚至要时不时冲在边缘的最前线。其实，很多现代个人、企业、公司，党和政府组织，也是这么考虑的。比如不忘初心，比如坚持某某原则，都是为了始终让自己起码在思想境界上，处于一种可以持续发光发热，持续发展实力的位置。在苹果公司一飞冲天的年代里，其创始人乔布斯总喜欢说：“stay hungry stay foolish"这句话直接翻译过来是：保持饥饿，保持愚蠢。较为流行的一种翻译是“求知若饥，虚心若愚”。再者，即使我们永远不能成为中心，我们也要成为不断产生新中心的根源力量。在汉朝之前的几百年当中，今天的陕西甘肃也就是关东地区，逐渐完成了华夏化的进程。这一进程的两大主要推动者是周王朝和秦国。而整个华夏在变成中国，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不知不觉也在发展羌人的智慧。这大概才是羌人历史，留给华夏，留给现代中国和世界的最大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