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译齐奥朗：《生之缺憾》第三章

第三章

遽然觉得自己对每件事都知道的和上帝一样多，刹那间这种感觉又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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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手思想家思考万物；其他人则思考问题。应当直面存在而生存，而不是直面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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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服输！还等什么？”——每种疾病都会向我们发出伪装成质问的传票。我们充耳不闻，但同时也知道这场戏演砸了，下次必须壮起胆子认赌服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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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齿日增，我对谵妄愈无反应。思想家当中，我独爱死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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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我对自己厌倦得要死，但我相信自己。虽未预感自己会碌碌无为，但知道无论发生什么，“困惑”都不会遗弃我，它会以“天意”的精确和热情守望我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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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能藉他人之眼审视自己，我们当场就会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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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一位意大利朋友说，拉丁民族无秘密可言，因为他们太过开放，太过奢谈，而我更喜欢那些被羞怯折服的民族，此外，一个在生活中不懂得害羞的作家，其作品不值分文。“诚如君言，”他答道，“在书中讲述自己的经历时，这种讲述缺乏强度和张力，因为此前我们已经重复过上百遍了。”我们还因此谈到了女性文学，谈到了这种文学在沙龙和忏悔室盛行的国家缺乏神秘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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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是谁说过，人不该剥夺自己的“虔诚之乐趣”。

为宗教辩护，还有比这更幽微的机心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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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想修正自身冲动、变换偶像、在他处祈祷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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偃卧田野，嗅着泥土的味道，告诉自己说，这味道才是结束我等之压抑的希望，若想休息和自我排解，这法子别提多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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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得不可开交之时，我无暇思考什么事会有“意义”，更不会去想我在做什么。这证明，一切之秘密都在于行动，而不在于戒弃，戒弃是意识的致命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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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纪后的绘画、诗歌、音乐会是什么样貌？没人能够想象。犹如雅典或罗马陷落后，艺术由于表达手段及意识本身的枯竭，有很长时间停滞不前。为重新沟通曩昔，人类就必须创造出第二种天真的心性，否则艺术将永远无法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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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座丑之又丑的教堂里有一个小礼拜堂，圣母和圣子立于穹顶之上。一个咄咄逼人的教派，它颠覆和征服了一个帝国，并以巨型发育为开端，遗传了该帝国的所有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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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篇》[1]说：“有人方有花。”

我倒宁愿相信人出现之前便已然有花，而人的出现吓坏了花，至今都缓不过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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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克莱斯特[2]的诗，每一行都会想到他的自杀。仿佛他先于其作品便已自杀了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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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方，没有人把那些最具好奇心、最古怪精灵的西方思想家当回事，认为他们自相矛盾。而这，正是我们对其感兴趣的原因。我们可能不喜欢某种思想，但想了解它在发展过程中的辗转反复，想了解它的发展脉络，想了解其中的不相容和偏差，总之，想了解那些不知如何与他人相处更不知如何与自己相处的灵魂是如何通过奇思和天命来骗人的。其特点何在？悲剧中人总有一丝矫饰，即便在从不改弦易辙之人中，也有几分戏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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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办》[3]一书中，亚维拉的德兰用很长篇幅描述了抑郁症，因为她发现此病无法根治。她说，医生们对此束手无策，而修道院院长们面对此类病人也只有一招，就是刺激病人惧怕权威，恐吓他们，使之畏惧。而这位圣女在书中推荐的方法至今仍然效果最佳：就是对“抑郁者”拳脚相加、暴揍一顿。另外，若“抑郁者”想结束这一切时也会用此方法：他采用的是更彻底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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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命的任何行为中，头脑充当的都是令人扫兴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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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要素厌倦了老套的主题，厌倦了一成不变又无惊喜的组合，我们很容易就能想到它们是在寻开心：生命无非是一次逸出常轨，是一桩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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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做成的一切在我看来都是有害的，充其量也是无用的。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兴奋，但不能有为。华兹华斯对柯勒律治的描述我理解尤深：没有行动，却永远在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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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觉得某事仍有可为时，就觉得受到了蛊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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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真诚的告解是我们间接做出的——臧否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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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非因真实而接受某种信仰（所有信仰都是真实的），而是有某种暗黑势力怂恿我们接受。当这势力远离我们时，我们便在直面内心残存之物中沮丧和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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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完美，精神自当即时径现，而粗鄙的形式只会幽闭精神，像面破镜子，令我等徒睹其形。”

罕有德国人能像克莱斯特那样，对“清晰”说出如此褒语。克莱斯特此语并非特指哲学，因为哲学无论如何都不是他的标靶；但这并不妨碍此语成为他对哲学术语——一种伪语言——一针见血的批评：该哲学术语在试图反映观念时，只是画出了一道轮廓令观念受损，只是改变了观念的本质并使其晦暗，只是让我等注意到这种术语本身。通过最寡廉鲜耻的僭夺，这种本该默默无闻的词语却成了某领域中的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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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撒旦，我的主人，我把自己永远奉献给你！”——我真遗憾没记住那位修女的名字，她用钉子蘸着自己的鲜血写下了这行祈祷词，真值得收进拉科尼式简略语[5]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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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远非肉中刺，而是刺进肉里的匕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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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欢乐”，每种情感状态中都有“无情”存在。德语将“幸灾乐祸”写成Schadenfreude是个误解。作恶是一种“快乐”（plaisir）而非“欢乐”（joie）。“欢乐”是世上唯一真正的胜利，其本质至纯，因而绝不能被简化为无论其自身还是其表现皆令人生疑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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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不断被失败改观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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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哲可以赞同一切，因为他不将自己等同于任何事物。一位无欲无求的机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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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所知，只有一种诗歌观点即艾米莉•狄金森[6]的诗歌观点令人叹服，她说自己面对一首真正的诗时，会被一种冷彻入骨的“寒意”所慑服，再没有什么炉火能让她感到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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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最大的错误在于未能将自己限制在单一的主宰之下。在植物旁边，一切似乎都显得不合时宜、不受欢迎。太阳本该在第一只昆虫出现时就生气，在黑猩猩闯入时就彻底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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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年齿日增，我们越发执著于自己的过往而非深入探究“问题”，这肯定是因为唤起记忆比激发创意来得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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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最后宽恕的那些不忠诚的人，是我们一直令其大失所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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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无论做什么，我们总觉得自己能做得更好。不幸的是，我们对自己做的事却从不曾有过同样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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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告诉我们：“水和黏土还未合成亚当时，我已然是先知了。”

……创立一种宗教——或至少毁掉一种宗教——若没有傲气，如斯之人还怎敢在光天化日下自吹自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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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然是学不来的：那是文明的一部分。求之无门，惟有感悟。这是我在阅读一位传教士回忆录时的随想。这位传教士在日本待了十八年，满打满算只有六十个人皈依，且都是高龄入教。但这些人最终还是离开了他：他们在抵御蒙古人时以日本人的方式死去了，没有悔疚，没有痛苦，无愧于他们的先祖：内心早已浸润于万物之虚无、自我之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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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有在仰卧时才会思考“永恒”。在漫长的岁月中，“永恒”是东方人的主要关注：他们不是最喜欢躺平么？

一旦躺平，时间便停止了流动，停止了计数。历史是一群直立之孱头的产物。

人作为直立动物，必须养成向前看的习惯，不仅看空间，还要看时间。“未来”之始，何其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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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厌世者，无论多真诚，也会令我不时记起那位卧床不起、被彻底遗忘的老诗人，他十分痛恨其同时代人，乃至下令不再接待其中任何一位。其妻出于慈悲，仍不时去敲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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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作品改无可改时，即便仍觉得不充分、不完整，也算是完成了。心生厌倦时，我们甚至没有勇气再加上一个逗号，哪怕这逗号非加不可。衡量一件作品是否完成，绝非对艺术或真理的追求，而是疲惫，或毋宁说，厌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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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最短的句子也需要有所创意，再困难的文本只要略加关注也足以深入其间。较之阅读《精神现象学》[7]，在明信片上涂鸦更接近一种创作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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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称瞋恚为“心灵亵渎”；摩尼教称之为“枯树根”。

我知道这一点。但知道了又有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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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我对她根本不上心。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突然意识到再怎么着也见不到她了，就觉得整个人都不好了。我们只有陡然想起某个对我们毫不相干者的面孔，才能理解死亡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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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一旦走上绝路，艺术家便会成倍增加。如果我们意识到艺术在枯竭过程中变得既不可能又着实容易，那么这种反常现象便不再反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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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会为他是谁或其所为而担责。显然，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认同此点。既如此，何必还要褒贬他呢？因为生存本身即意味着评估，意味着判断，而弃绝，除非冷漠或怯懦，则需付出无人愿意付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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匆忙，无论其形式如何，即便是向善，也会暴露出某种精神层面的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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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不纯洁的念头出现在我们的一次次焦虑、一场场恼怒的间隙，出现在我们的痛苦赋予自身的那些奢华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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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想象中的痛苦最为真实，因为我们始终需要这些痛苦，发明它们是因为没有了这些痛苦我们就活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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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贤哲的秉性是不为无用之事，则无人睿智过我：我连有用之事都懒得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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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想象某种退化的动物，某种亚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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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能在人类之前出生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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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我如何努力，我都不能忽略那些世纪——在那些世纪里，人们除了忙于完善上帝的定义以外无所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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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想趋避有缘有故或无缘无故的沮丧，最有效的办法是打开一本词典逐个查单词，最好是我们几乎不懂的语言，且要注意该语言我们终生都用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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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恐惧而生，就总能找到表述它的词语；一旦从内部了解了它，就再也找不到一个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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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望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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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悲伤都过去了，但其背后的源头还在，没有什么东西能操控它。它无懈可击，无法改变。它是我们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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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愤怒和忧伤中也要记住，犹如波舒哀[8]所言，大自然是不会同意把“借给我们的那一点点物质”留给我们太久的。

我们藉不断思考“那一点点物质”抵达了平静，真的，抵达了一种不要也罢的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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悖论不适合葬礼，也不适合婚礼或出生。险恶或怪诞之事所需的是平淡无奇，而恐怖和痛苦只配与陈词滥调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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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怎么醒悟，生活都不能完全没有希望。我们总是不知不觉地保留着一个希望，而这个下意识的希望便补偿了一切已被我们拒斥或耗尽的、一望而知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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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年纪越大，越会把自己的故去说成是一件遥远的、极不可能发生的事。生命俨然成了一种习惯，死亡对它已不再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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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那么一次，一个完全失明的盲人伸出手来：其僵硬的神态里便有某种东西攫住了你，让你喘不过气来。他把自己的失明传给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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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原谅孩子和疯子对我们说真话：其他人若斗胆仿效则迟早会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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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快乐”，就须时刻提醒自己已摆脱的不幸。对记忆而言，这是一种自我救赎的方式，因为记忆通常只保存发生过的不幸，总试图破坏幸福，且屡屡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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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个不眠之夜，路人就像机器人一样。他们失去了呼吸或行走的迹象。每个人似乎都由发条装置操控：没有什么是自发的；机械的微笑，幽灵般的手势。自己本是幽灵，他人还怎么可能是活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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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育——还有那么多感觉！没有文字的永恒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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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的、无由的疲劳，像礼物或祸害一样的疲劳：通过它，我重新整饬了自己；通过它，我知道自己是“我”。它一旦消失，我就只能是一个无生命的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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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传说中，仍富生命力的一切都源自基督教之前。——我们每个人身上富于生命力的一切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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惮于遭人讥讽者，无论好歹，都不会走得太远，因其才气不足，纵有天赋仍注定平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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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最为紧张之际，请稍停片刻，‘审视’一下你的内心”，——该建议当然不适宜那些没日没夜“审视”自己内心的人，因而也不必稍停片刻，原因很简单：他们什么工作都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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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你是不是信徒，在上帝面前，惟孤独中构想出的东西才会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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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音乐本身已然是一种告白。我们对沉浸其中的陌生人的了解远比我们每天碰到的对音乐无感的人透彻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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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深思熟虑的习惯，就无从冥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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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上帝身后时，缓步前行，慢得连自己都意识不到。一旦不在他人阴影下生活，人就变得匆匆忙忙，并为此伤心难过，愿意抛弃一切，重拾原有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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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因出生而失去的，与我们因死亡而失去的一样多。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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餍足——此词一出口，我已然不知其意如何了，它契合我全部的所感所思，契合我全部的所爱所恨，乃至契合餍足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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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杀过人，我干得更漂亮，我杀死了“可能”，且和麦克白[9]一样，我最需要祈祷，并像他一样说不出“阿门”。

[1] 《光明篇》（Zohar），十三世纪犹太教神秘主义喀巴拉派的重要经典之一。

[2] 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1777-1811），德国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代表作有喜剧《破瓮记》（La Cruche cassée）和心理剧《彭忒西勒亚》（Penthésilée）。

[3] 《创办》（Les Fondations）是亚维拉的德兰的自传，创作于1573-1582年，她在这部自传中回忆了自己创办多座修道院的经历。

[4] 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英国诗人和评论家，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此句原文为英文：Eternal activity without action.

[5] 拉科尼式简略语（laconisme），指言简意赅甚至简略到不够礼貌的用语。拉科尼亚（Laconie）是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一个地区，首府是斯巴达（Sparte），生活在这里的人以作风艰苦朴素和说话不拖泥带水闻名。“拉科尼式简略语”一词由此而来。

[6] 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1830-1886），美国诗人，二十世纪现代主义诗歌的先驱之一。

[7] 《精神现象学》（Phénoménologie de l’esprit）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阐述自己哲学观点和方法论原则的第一部纲领性巨著，首次出版于1907年。

[8] 波舒哀（Jacques-Bénigne Bossuet，1627-1704），法国天主教主教、作家。

[9] 麦克白（Macbeth），莎士比亚悲剧中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