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斯图亚特·霍尔：《葛兰西与我们》

译者按：

第一次听说本文章是在一本讲葛兰西的小册子[1]里，册子的作者在附录部分提供了葛兰西读书会的一种阅读计划，推荐第一次读书会就先阅读狱中札记英译本导言和本篇文章。斯图亚特·霍尔是文化研究领域的著名人物，近年也有中译本文集出版，我所好奇的是，霍尔究竟怎样“通过葛兰西去思考”现实的问题，同时又怎样避免“一般化挪用”或者我们所谓的生搬硬套公式/模板/理论。对于一切想要通过阿尔都塞/齐泽克/马克思/毛等诸菜名来思考当下的人来说，或许能提供些许的启发？

译文水平有限，欢迎大家批评。之后会更新notion版，将中英双语平行排版，方便比对阅读。

Verso出版社按：1891年的这一天，21世纪最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安东尼奥-葛兰西出生在撒丁岛的阿莱斯小镇。葛兰西的作品改变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的思考方式。俄国革命发生在 "落后 "的俄国，因此既是对 "旧政权 "的革命，也是对资本的革命，而葛兰西试图解决我们如何在西欧发达地区建立革命运动的问题。尤其是他对 "霸权 "概念的发展，被证明是最有影响力的。这篇文章由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发表在The Hard Road to Renewal上[2]。霍尔试图扩展葛兰西的这些见解，分析撒切尔的 "倒退式现代化"。在这个许多人都在解决如何建立一个新的左翼现代性的问题的时代，葛兰西及霍尔和以往一样具有现实意义。

本文既不打算对葛兰西的思想做出全面的论述，也不试图系统地描述英国目前的政治情势，而是要透过葛兰西的视角，就左翼目前所面临的复杂窘急“自言自语”一番。我并不是简单地宣称说，葛兰西那里有我们目前所遭遇的麻烦的“现成答案”，而是坚信我们必须用一种葛兰西的方式去“思考”（think）我们的问题（problems），这和在葛兰西那里寻找现成答案是两码事。我们绝不应该把葛兰西当作什么旧约先知（就像长期以来对马克思的滥用一样），好像到了某个时刻，人们刚好就能引用上他一句宽慰人心且切合的话。我们不能把葛兰西这个“萨丁尼亚人”从他所身处的具体且独一无二的政治情势（formation）中抽离（pluck up）出来，然后又让他在二十世纪的尾声中大放光芒，请求他为我们解决问题，而这恰恰是因为葛兰西思想的整个锐利之处就在于，他拒绝这样一种从某个情势、民族和时代到另一个情势、民族和时代的的一般化挪用（transfer of generalizations）。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提出的问题极大地改变了我的政治思考方式。马克思和列宁的经典文本会让人们预料一种随着一战结束而出现的革命的、时代性的历史发展。而当时发生的种种事件也确实表明这样一种发展的出现。葛兰西就身处于这样一个“普罗里塔利亚时刻”。这样的时刻发生在上世纪20年代的图灵以及其他许多地方，而在那里，像葛兰西这样的人在接触了产业工人阶级（在当时正处于现代生产的前线）之后都认为，要是经理（managers）和政治家能够让开，那无产阶级就能够主宰世界、占领工厂、夺取整个社会机器，并在物质上、经济上、社会上、文化上和技术上改变它和管理它。20年代的真相是，“普罗里塔利亚时刻”来了，却没有完全来临。全世界在这个阶级的领导下是否其实并不会像十月革命中的俄国那样被变革？这样一个疑问就在一战前后被人们所触及到了。这正是无产阶级历史观的时刻。《札记》中我所谓的葛兰西问题就是在那个时刻的余波中出现的，它承认历史并没有像大家所以为的那样发展，特别是在西欧的发达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葛兰西必须得面对无产阶级时刻的倒退与失败：这样的时刻已经消逝了，而且再也不会以那种形式回来了。葛兰西在这里面对着历史本身的革命角色。当情势展开，便”无路可退“。历史已经换挡了。大地已经更替了。你正处于新时刻，你必须调动的“知识分子的悲观主义”，“愤怒地”（violently）注意“情势的教训”（attend to the discipline of the conjuncture）

除此之外，葛兰西还得面对右派（具体来说就是欧洲法西斯主义）将这一失败霸权化。这额外的一点同时也让葛兰西的思想仍然与此时此刻的我们紧密相关。

此时，是革命工程的历史性颠倒（historic reversal），是新的历史情势之出现，也是右派（而非左派）主导的时刻。对于左派来说，这看起来完全是危机时刻。所有的参照点、预言都瓦解了。政治世界正如你所身处的那样，崩塌了。

我并不是说英国的左翼正处在同样的时刻，而是希望你承认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因为正是这两个情况的相似性使得《狱中札记》的问题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身所处的处境。葛兰西所给予我们的，不是解决迷题的工具（tools），而是对80-90年代的政治提出恰当问题的方法（means）。他坚定不移地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具体的彼时彼刻。他总是坚持让我们注意到差异（difference）。英国的左翼应该学着点。我们常常以为右派不仅总是同我们相伴（with us），而且他们内部总是一致的（same）：是同一群人，有着同样的利益，同样的思想。我们正经历英国保守主义的转型时期，它正通过新自由和货币主义者的“革命”而开始部分地适应现代世界。撒切尔主义已经重建了保守主义和保守主义政党。现在不再是射射松鸡、打打猎和捕捕鱼的阶级，而是冷血、实用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商人们掌权了。然而，我们虽然正目睹这场转型带来的政治领域斗争（political terrain）之变革，却仍然以为这些变化没什么大不了的。“旧统治阶级的政治还是按着自己的老路子走”，好像这样说起来更加“左翼”。

葛兰西却知道，差异与独特性（specificity）是极为重要的。因此，我们不应该问“葛兰西会怎么锐评撒切尔主义”，而应该先考虑葛兰西对于差异，对于历史情势独特之处的钟情：各种力量（forces）究竟是怎样汇合在一起（conjuncturally）开创一处新地势，并必然于其上形成一种新的政治。这就是葛兰西关于政治生活的本质所给予我们的直觉（intuition），它值得我们借鉴与学习。

我想说的是，我所以为的“葛兰西的教诲”首先是与撒切尔主义和新右派的活动（project）相关的，其次才同左派的危机相关。我在这里只想着重强调自己从撒切尔主义中领会到的尖锐之处。我在尽力解决自70年代中期以来关于右派的新政治工程的开端问题。我在这里用“工程”（project）这个词并不是想说有什么阴谋论（这也是葛兰西警告我们的）。我是指英国政治中的一项新议程（new agenda）的形成。撒切尔是为了长期掌权而非仅仅实现在选举上的短暂颠覆（short electoral reversal）。这种权力的占据并不只是与指挥国家机器相关。实际上，这个工程在初期是组织起来以反对国家的。在撒切尔眼里，国家已经被福利国家和凯恩斯主义深深地腐化了，而且它还因此“腐化”着英国人民。撒切尔主义是作为对旧凯恩斯福利国家、社民式“国家主义”的对抗而诞生的。而在它眼里，社民式“国家主义”统治着60年代。撒切尔主义工程就是要变革国家，进而重构社会。它要去排挤（decenter）、颠倒、取代自1945年以来作为整个战后形态和政治解决方案（劳工与资本达成历史性妥协）之基础的政治文化。

撒切尔主义所做的颠倒是影响深远的：它要推倒这一政治解决（settlement）的根本规则，它要瓦解支持（underpin）这一政治解决的社会联盟，它要颠倒令这一政治解决得到人们欢迎的价值观。我说的不是那帮写书的人的态度和价值观，而是那些在平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不得不为生存和照顾亲人而精打细算的普通人的想法。

“撒切尔主义想要颠覆平凡（ordinary）的常识”想表达的就是以上内容。第二次世界大战在30年代的苦难岁月与当下之间竖起了一座高墙：福利国家到来了，我们不再按市场的标准来衡量人民的需求，也就是社会的需求了。总得有些额外的（additional）、渐长的（incremental）、机构性（institutional）的力量（例如作为社会一般利益体现的国家）来对抗和调节市场。英国人民的“常识”就是围绕着这些理念建立起来的。我当然知道社会主义并没有在1945年建成（inaugurate）。我只是在谈论有关福利社会民主“理所应当的”、广为人所知的基础。任何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都必须建立在这一真正的、具体的基础之上。撒切尔主义的工程要与福利社会民主的工程开战，要质疑它，要与它角逐，而且还尽其所能去摧毁它，搞些新花样。撒切尔主义在这样一场历史性的对抗种进入政治领域，并不只是为了权力，而且还是为了成为多数人的权威，为了获得霸权（hegemony）。

这个工程既是退步的，又是进步的。左派为此而困惑不已。说它是退步的，是因为它把我们在某些重要方面向后拉。我们为了在20世纪的尾声，在英国人民面前坚信，对于人民来说，最好的未来就是再次成为“杰出的维多利亚人”，我们除了退一步之外别无选择。这是极其退步、陈旧和古老的。[水平有限，此段请参见原文][3]

但也请不要误会了。这同样也是“现代化”的工程，是退步的现代化的形式。因为撒切尔主义同时也瞪着眼睛呆看着英国社会形态最为重大的历史事实之一，那就是英国社会形态从未完全（properly）进入现代资产阶级文明。英国从未进入到（make transfer）现代性。它从来没有真正将发达（advanced）资本主义（葛兰西称之为“福特主义”）的文明和结构制度化。它从来没有实现产业（industrial）结构和政治结构的转型。它从来没有像美国或者德日那样成为第二次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强国，没有经历过19世纪末这场重建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的深刻变革。因此撒切尔夫人知道，在英国，任何严肃的政治工程都必须为人们建构关于现代性的图景（image of what modernity would be like）与政治。撒切尔主义不是朝着崭新的时代向前看齐，而是召唤起过去的魂灵，回首起往昔的光辉，以这样一种倒退的方式为反动的现代化工程剪彩。

从这个方面来说，没有比葛兰西的这一系列认识更为重要的了：每一场危机同时也是重建（reconstruction）的时刻；每一次摧毁（destruction）同时也是一场重建（reconstruction）；历史上任何摧毁的背后总是企图在被摧毁之处建立新东西；任何权力形式都在排除某些事物的同时又生产出某些东西。这些都是关于危机和权力的全新理解（conception）。左派们谈论危机的时候，总是讲什么资本主义的瓦解、我们就要胜利进军并夺权云云。我们根本不懂得，经济、社会和文化的陈旧秩序的正常运作之中断会让人们有机会去用新的方式去重新组织（reorganize）它、调整其结构（restructure），并让它焕然一新（refashion），让人们有机会去向前迈向现代化。如果有必要的话，这些人还会牺牲无数人民的利益——东北、西北、威尔士和苏格兰，矿工社区和衰落的工业腹地，内陆城市还是其他地方——把这些地方的人们统统丢进历史的垃圾堆里。这就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法则”：不平衡的发展，有组织的去组织化。

面对这一危险的新政治形态，我们总是忍不住要提出那个经典的马克思主义问题，从而在意识形态上去拆毁它、去强迫它停止：它到底是代表谁？然而，当今天的左派以旧的方式问出那个旧的经典马克思主义问题时，实际上却不是真的在提问，而是在陈述。我们已经有答案啦。右派当然代表资本对国家的统治啦，国家只不过是资本的工具啦，资产阶级作家生产资产阶级小说啦，保守党就是在做祷告的统治阶级啦……这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显而易见的理论。这些提问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新知识，只不过把我们已经知道的答案又重复了一遍。这就像是把政治理论当成一种“常识问答游戏”。实际上，我们之所以要提问正是因为对有些东西实际上并不了解。

以任何简单的方式说撒切尔主义代表了谁，确实令人费解。这里有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那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不仅同时“代表”了民族和国际资本，还在帮助它们进行重建。然而，在 "代表 "公司资本（corporate capital）的同时，它也赢得了被统治和从属阶级中相当大部分人的同意。这种意识形态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它可以把如此广泛的不同立场和利益纳入其中，似乎多多少少代表了每一个人——包括这篇文章的大多数读者！因为，每个人都已经身处于撒切尔工程的某处（somewhere）当中了。当然，我们都百分百地宣称自己绝不会参与什么撒切尔工程。然而，每当我们到森斯伯里超级市场去买东西时[4]————也许是星期六的早晨，就在一场示威之前——我们其实也已经成了撒切尔派主体的一小部分。我们如何理解这种不连贯的意识形态：它在一边耳朵里说的是自由的（free-wheeling）、功利的、市场人（market-man）的声音，而在另一边耳朵里说的是可敬的、资产阶级的、父权制的人的声音？这两类戏剧是如何共同运作的？我们都对撒切尔主义的矛盾性感到困惑。以我们知识分子的方式来看，世界会因为逻辑上的矛盾而崩溃：这其实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幻觉，好像意识形态就必须是连贯的，好像它的每一块都非得是相适的(fitting together)，如同哲学探究（investigation）一样。而事实上，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的（即历史上有效的）意识形态的全部目的就在于，将不同的主体、不同的身份、不同的项目、不同的愿望绞合（articulate）在同一种构造（configuration）当中。它不是在反映（reflect）什么，而是从差异中构筑出一个 "统一体"。

我们一直在撒切尔工程的掌控之中，不是像官方理论所说的那样从1983年或1979年开始，而是从1975年开始。1975年是英国政治的一个高潮。首先，石油价格上涨。接着，资本主义危机的爆发。随后，现代保守主义因撒切尔派领导人的加入而发生转变。这就是逆转的时刻，正如葛兰西所认为的，国家和国际（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因素走到了一起。这并不是从撒切尔夫人的选举胜利开始的，因为政治并不仅仅是选举的问题。它发生在1975年，给予卡拉汉（Callaghan）先生政治上的致命一击。它将卡拉汉先生——已经是一根断裂的芦苇——一分为二。一半仍然是热情的、家长式的、社会保守的，另一半则随着新的曲调起舞。他的耳边尽是塞壬的歌声，其中之一便是他的女婿彼得-杰伊，货币主义的设计师之一，在《时代》作为经济编辑尽心于自己的“传教”。卡拉汉先生第一次看到新的市场力量和新的主权消费者像海军陆战队（marines）一样从山上走来。听着这些对未来的暗示（intimation），这位老人张开嘴，他说了什么？热吻必须停止。游戏结束了。社会民主完结了。福利国家将永远消失。我们负担不起了。我们已经给自己支付了太多的钱，给自己提供了太多的虚假工作（phoney jobs），有太多的摇摆时间啦(having too much of a swinging time)。

你可以看到，英国人的心理在它一直享受的非法快乐的重压下崩溃了——放任、消费、好东西（goodies）。这都是假的：华而不实、梦幻泡影。阿拉伯人已经把这一切都吹走了。而现在我们必须以不同的方式前进。撒切尔夫人谈到了这个 "新旅程"（new course）。她说的是潜藏在英国人心深处的其他东西：受虐癖。英国人似乎需要一个保姆来点名，然后在没有布丁的情况下被送上床；一个好的夏天都必须由二十个坏的冬天来偿还；敦刻尔克精神：我们的处境越差，我们就要更努力互助（we behave better）。她不向我们许诺会有赠送社会（give-away society）。她说，铁的时代；背对着墙；僵硬的上唇；开始行动；开始工作；掘壕防守。坚持古老的、经过考验的真理，坚持 "老英格兰 "的智慧。家庭维系着社会的团结；靠它生活。让妇女回到炉灶旁。让男人们到西北边疆去。困难时期——随后，很久以后，又回到了美好的旧时代（Good Old Days）。她要求你延长她的任期——不是一届，而是两届和三届。她说，到最后，她将能够以这样一种方式重新定义这个国家，你们到时候都将既是又一次，也是自帝国衰落以来第一次懂得，作为大不列颠无限公司（Great Britain Unlimited）的一部分是什么样的感受。你们将能够再次把我们的孩子送到 "那里"，悬挂国旗，欢迎舰队回来。英国将再次成为伟大的国家。在我看来，人们不投票支持撒切尔主义，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些承诺里的细则（small print）。思想正常的人不会认为英国现在是一个美妙的、繁荣且成功的经济体。但撒切尔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解决了一个民族的恐惧、焦虑和失去的身份。它邀请我们在图像中（in images）思考政治问题。它是讲给我们的集体幻想（fantasies）听的，讲给作为想象的社区（as an imagined community）的英国听的，讲给社会想象（imaginary）的。撒切尔夫人已经完全掌控了那个习语(idiom)，而左派却仍在惆怅地试图把话题扯到 "我们的政策 "上。

这是一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得工程：英国的倒退式现代化。它之所以能赢得普通人得支持，不是因为这群人是傻瓜、愚蠢，或者被什么虚假意识遮蔽了云云。毕竟实际上，阶级位置或者“生产方式”并不能决定（guarantee）我们思想中的政治角色。因此，右派就有可能建构这样一种政策：它确实在和人们的经验对话，它确实让自己成为了被葛兰西称作“常识必然碎片化且相互矛盾的本质”（necessarily fragmentary contradictory nature）的一部分，它确实同普通人的普通志向发生共鸣，而它在某些情况下，还能将这些普通人的志向作为从属的主题（subject）重新融入这项领导着（hegemonize）我们过去常（错误地）以为必然是他们的阶级利益的工程。

葛兰西在《札记》中警告我们，危机不是瞬间的事件，而是过程：它可以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也可以用各种各样极为不同的方式来解决：复辟、重建或是消极的转变主义（transformism）。这些办法有时让情况更稳定，有时又让它越发摇摇欲坠，但从长远来看（in a profound sense），英国的机构、经济、社会和文化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深刻的社会危机当中。

葛兰西警告我们，这一秩序的有机危机并不只在政治领域或传统的工业和经济生活领域中爆发，也不是简单地在传统意义上的阶级斗争中爆发，而是在一系列关于性、道德和知识分子这样的根本问题的论战与争辩中爆发，在一场与政治代表及党派有关的危机中爆发——在许许多多乍一看并不必然和狭义的政治相关联的议题中爆发。而这就是葛兰西所谓“权威的危机”（the crisis of authority），它不是别的，正是领导权的危机或者国家的总危机（general crisis）。我们正好处在这个时刻。我们从1965年左右就开始在英国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中酝酿（shape up to）一场“权威危机”。在20世纪60年代，英国社会的危机在围绕新的对立点进行的一些辩论和斗争中显现出来，这些对立点起初似乎远离了英国政治的传统中心地带。左派常常耐心地等着阶级斗争的旧韵律之重现，然而实际上正是“阶级斗争”自身的形式在发生转变。要想理解社会斗争的这一多样化，我们得考虑一下葛兰西的意见。他坚持认为，在现代社会，由于现代国家和社会的结构不断复杂化，而且由于社会对立的节点不断出现，霸权必须在许多不同的场所（sites）被建构、被争夺、被赢取。

所以，葛兰西为我们留下的最为宝贵的遗产之一便是深刻地将关于政治本身为何的概念加以拓展，进而也深刻地延伸了关于权力和权威的概念。身为葛兰西的后辈，我们不能又回到选举政治的错误理念，也不能倒退到狭义上的政党政治，甚至于接受国家权力的占据（occupancy），把这些作为现代政治自身的基础。葛兰西明白政治乃是广得多的领域，尤其是在我们这样的（英国）社会，作为权力基石的诸多场所乃是极为多种多样的。我们正经历现代社会中权力和对立的场所大量出现的时刻。这一向新阶段的过渡对葛兰西来说是相当关键的，它直接将道德和知识分子领导、国家的教育者和塑造者角色、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壕堑与堡垒”、关于群众的甘愿（consent）的重要议题以及新型文明或文化之创造的问题提上了政治议程。它在“永久革命”和“市民领导权”这两个公式（formula）之间划出了界线。它是运动战和堑壕战之间的前线：正是在此，我们与葛兰西的世界相遇。

这并不意味着，就像有些人在阅读葛兰西时所以为的那样，好像国家就不再重要了。在将不同的争论领域、不同的对立点拼接（articulate）成一个统治制度方面，国家显然是绝对的核心。在国家中获得足够的权力来组织一个中央的政治项目的时刻是相当重要的，因为那时你可以利用国家来计划、敦促、煽动、征求（solicit）和惩罚，将不同的权力和甘愿的场所纳入一个单一的制度。这就是 "威权民粹主义 "时刻——既在 "上面"（在国家）又在 "下面"（在外面的人民）的撒切尔主义。

即便如此，撒切尔夫人也没有错误地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具有单一和统一的政治特征。她完全清楚，尽管资本主义国家被表述为确保资本积累和盈利的长期、历史条件，尽管它是某种资产阶级、父权制文明和文化的守护者，但它是，并且仍将是一个竞争的舞台。这是否意味着，撒切尔主义毕竟只是统治阶级的 "表达"？当然，葛兰西总是把阶级、阶级联盟、阶级斗争的问题放在中心位置。葛兰西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版本不同的地方是，他不认为政治是一个简单地反映一个已经统一的集体政治身份和一个已经构成的斗争形式的舞台。对葛兰西来说，政治不是一个依附于它者（dependent）的领域。它是经济、社会、文化中的各种力量和关系必须被积极运作以产生特定形式的权力和统治形式的地方。这就是政治的生产——政治是一种生产。这种政治的概念从根本上说是偶然的，从根本上说是开放的。没有任何历史规律可以预测政治斗争的结果必然是什么。政治取决于任何特定时刻的力量关系。历史不是在等着把你的错误引向必然的成功。你之所以输，是因为你就是输了（you lose because you lose because you lose）。

人民的“good sense”是存在的，但那不是政治的结束，而是开始。它并不保证任何东西。实际上，葛兰西说道，“新的观念在大多数群众中占据的位置是极为不稳定的。”历史并没有一个单一的主体（subject）。主体一定是分裂的，然而又组成一个整体[5]：一半是石器时代，另一半则是“先进科学的原则、来自过去所有历史阶段的偏见加上未来哲学的直觉”。所有这些东西都在人们的头脑里挣扎着，试图将自身在政治上表达出来。当然，在极为不同的政治工程中召用它们也是可能的。

特别是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旧的政治身份正在瓦解。我们再也不能把社会主义的到来想象成是单个的、单数的（卓越的）所谓社会主义（男）人（Socialist Man）。那种有着同一个思想，同一组利益，同一种工程的社会主义新人已经死了。总算摆脱了！现在谁还要“他”投入到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当中？谁还要“他”在男性气质上的特有意味，在一套特有的家庭关系里把“他的”身份撑得老高，性的身份的一种？谁还要把“他”当作单数的身份，好像我们世界当中的人类和族群文化伟大的多样性在进入21世纪时就只能通过这个身份似的。这个“他”已经死了：被终结了。葛兰西看到了一个在他眼前正在复杂化的世界。他看到了现代文化身份的多元化，这一多元化正在历史不平衡发展的线条之间出现。他还提出了一个问题：通过这种“分散的意志的多样性，这些异质的目标”构建一个新的文化秩序，这样一个过程的政治形式是怎样的？鉴于这就是人们的真实情况，鉴于没有任何法律能使社会主义成为现实，我们能否找到组织形式、身份形式、效忠形式（forms of allegiance）、社会概念，它们既能与大众生活相联系，又同时能改变和革新大众生活？社会主义不会由某些 "机械降神 "通过历史的活板门提供给我们。

葛兰西总是坚持认为，霸权并不只是一个意识形态的现象。没有关键的经济方面的内核，就不可能有霸权。另一方面，我们也千万不要掉入老套的机械经济主义陷阱，以为只要抓住了经济，生活的其余一切就似乎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现代世界的权力之本质就在于，它同时也是在政治的、道德的、智识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和性的问题背景中建构起来的。霸权问题总是关于新的文化秩序的问题。葛兰西在意大利的情境下遇到的问题现在又在英国的背景遇到了我们：这一新文明社会的本质是什么？霸权不是一种永远驻留（install forever）的优雅状态，也不是一种包含所有人的构成（formation）。“历史集团”的理念与和平的、同质的统治阶级这样一种理念截然不同。

它对于各种各样的社会力量和运动怎样被绞合成一套策略性联盟这样一个问题，有着相当不同的想法。为了建构一种新的文化秩序，你不应该试图去反映一个已经形成的集体意志，而应该去创造一个新的集体意志，去为新的历史工程剪彩。

我一直在谈论葛兰西，而且是在撒切尔主义的背景和余波当中谈论葛兰西：用葛兰西来理解在英国生活和政治中对左派的挑战——由撒切尔主义和新右派所代表——的性质和深度。但是，在同一时刻，我也不可避免地在谈论左派。或者说，我没有谈论左派，因为左派，在其有组织的、劳工主义的形式下，似乎对理解组建一项新的历史工程的含义没有丝毫帮助。它不理解人类主体、社会身份的必然矛盾性。它不理解政治是一种生产。它没有看到，我们有可能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普通感受和经验联系在一起，并逐步将它们表述为社会意识的一种更加先进和现代的形式。它没有积极寻找和利用我们社会中的社会力量的巨大多样性。它没有看到，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本质恰恰是权力中心的迅速增多，从而将越来越多的生活领域卷入社会对立当中。它没有认识到，人们头脑中的身份——他们的主体性、他们的文化生活、他们的性生活、他们的家庭生活、他们的民族身份、他们的健康——已经大规模地政治化了。

我认为，比如说，工党目前的领导层根本不明白其自身的政治命运取决于它能否在接下来的20年里建构出这样一个政治：它能够向社会中不同的、多样的对抗点提出自己，而非只对某一个对抗点提出自己；它能够将不同的诸对抗点统一在共同的工程里。我认为他们并没有理解工党作为一个政治力量而逐渐强大的能力完全取决于它多大程度上能够从相当不同的诸运动中攫取大众能量（popular energies）；而工党既没有，也无法发动这些党外的运动，因此不能管理这些运动。党仍然对政治保有一种完全官僚主义的观念。只要不是从工党领导层嘴里说出来的话，那一定沾点颠覆工党的味道。要是政治让人们决心去提出新的要求，那这绝对是表示这帮本地人（native）要不耐烦了。你必须得赶走或者罢免掉其中的一些人。你必须得回到那种虚构的“传统的工党支持者”，回到那种平和的费边式政治理念，好像是群众劫持着专家把权力丢给他们，然后就由专家来为群众做点什么：等会……再等会。这是一种对政治的液压理解（hydraulic conception）。

这样一种对政治的官僚主义理解，对于动员各种各样的大众力量没有任何帮助。它根本不理解人民是怎样通过做点什么（do something）而得以赋权（empowered）的：首先是关于他们即刻面对的麻烦，其次，权力增长了他们的政治能力和雄心，他们因此得以开始再次思考占领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他们的政治不再与民主生活的持续深化（所有决定中最为现代的一项）有任何联系。

要是没有大众在民族-文化生活中的进一步参与，普通人根本不会有实际运转什么东西的任何经验。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到，政治正是与提高大众能力（popular capacities）相关，与提高普通人的能力相关。为此，社会主义本身必须得对那些它想要赋权的人说话，用像20世纪晚期的普通民歌那样属于他们的语言来向他们说话。

你大概已经注意到，我不是在谈论工党在这样那样的议题上所采取的政策是对是错，而是在谈论一种关于政治的整体理解：即在政治想象中抓住摆在英国人民面前的重大历史机遇的能力[6]。我是在谈论对民族自身的一种新理解：你是否相信，英国能够带着一种像是一种“English”的理解进入下一个世纪，而这样一种“English”乃是完全建立在英国漫长且灾难性的跨越地球的帝国主义长征之上。如果你真是这么认为的，那你就没有理解再建英国所需要的极为深远的文化转型。而社会主义在今天正是与这样的一种文化转型相关。

现在，一个左派政党，无论它在多大程度上以政府为中心，以赢得选举为中心，在我看来，它所面临的正是这种决定。我对 "工人阶级的群众党 "是否能理解它所面临的历史选择的性质并不乐观，因为我怀疑工党仍然暗中相信，在旧的、经济-法团的、渐进的、凯恩斯主义的博弈[7]中还留有一点儿余地。它确实认为自己可以向后退：在这里来点凯恩斯主义，在那里又多一点福利国家，啊，再添点古旧的费边主义玩意......实际上，虽然我对未来并不能做出什么很大的预见，但我真诚地相信，这条道路现在已经不可能了。它已经用尽了。没有人再相信它了。它的物质条件已经消失了。一般的英国人不会为它投票，因为他们从骨子里知道生活已经不再是如此了。撒切尔主义以其激进的方式提出的，不是我们能回到什么，而是我们要沿着什么路线前进。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历史性的选择：是向撒切尔主义的未来屈服，还是找到另一种想象的方式。

不要担心撒切尔夫人，她会退休到Dulwich[8]去。但是，还有很多第三代、第四代和第五代撒切尔人，他们像灰尘一样干枯，声势浩大，等待着取代她的位置。他们坚信社会主义将被永远地抹去，他们以为我们守旧落伍[9]，他们以为我们属于另一个时代。随着社会主义的逐渐衰落，一个新的时代将来临，这些新的、占有欲强的人（Men）将掌管这个时代。他们梦想着真正的文化权力。而工党，以其柔和的、不摇摆的、希望选举票数上升的方式，现在实际上只面临一种选择：要么变得与历史无关，要么开始勾勒出一种全新的文明形式。

我没有用社会主义这个词，以免你太熟悉这个词以至于以为我只是要把我们都知道的老方案又提到台面上。我说的是在现代社会和文化生活的背景下整个社会主义工程的更新。我是要改变各种力量的关系——不是为了让乌托邦在下一次大选后的第二天到来，而是为了让各种趋势开始以另一种方式运行。谁需要一个所有人同意所有人的社会主义天堂？谁需要所有人都完全一样？上帝不会允许的。我指的是一个我们可以开始进行历史性争论的地方，争论一种新的文明会是什么样子。我们现在所掌握的物质、文化和科技力量极为强大，马克思再怎么天马行空也想象不出这些，那么这些力量是否会被撒切尔主义的反动现代化在政治上所霸权化？又或者，我们能抓住这些创造历史的手段，创造出新的人类主体，并将其推向新的文化方向？摆在左派面前的正是这样一种选择。

葛兰西写道，"我们应该强调，在现代世界，政党在阐述和传播对世界的理解方面（conceptions of the world）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从本质上讲，它们所做的是制定与这些理解相对应的伦理和政治，并作为它们的历史 ‘实验室 ’行动。”

补充阅读：

翻译|葛兰西导论：政治思想

翻译|葛兰西导论：霸权的概念

转述|《葛兰西导读：生平、思想与遗产》：关于阅读葛兰西的建议

参考

1. ^An Introduction to Antonio Gramsci by George Hoare / Nathan Sperber
2. ^实际上，原文出自Marxism Today, June 1987, pp. 16–21，后收录于The Hard Road to Renewal文集中
3. ^It is a project — this confuses the Left no end — which is, simultaneously, regressive and progressive. Regressive because, in certain crucial respects, it takes us backwards. You couldn't be going anywhere else but backwards to hold up before the British people,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idea that the best the future holds is for them to become, for a second time, 'Eminent Victorians'. It's deeply regressive, ancient and archaic.
4. ^Sainsbury's，即桑斯博里超级市场 (Sainsbury) ，是英国第三大著名的连锁超市，占全英零售业市场份额的16.4%，仅次于Tesco和Asda。 能够提供两万三千多种商品，其中有40%的商品是桑斯博里超级市场自己的品牌。除了大规模的高质量食品和蔬菜产品之外，很多商店还提供烤面包、熟食、肉类和鱼类的柜台，药店，咖啡店，餐馆以及加油站。 英国桑斯博里公司 英国桑斯博里公司 桑斯博里超级市场每周要为九千五百万名顾客服务，到2000年11月为止，在英国全国共开设了440家分店，其中的60%位于城镇的中心地区或临近市中心的地区，很多商店都是过去荒废的建筑物上建成的。 如今已发展至拥有502家超市和290家便利店的规模。桑斯博里与劳埃德银行集团共同拥有塞恩斯伯里银行，以及与Land Securities Group公司和The British Land Company公司合资，拥有两家合资企业。桑斯博里超市是英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型食品零售连锁店。桑斯博里的品牌是建立在一个提供健康、安全、新鲜、可口的食物的宗旨之上。——百度百科
5. ^emsemble：具体可对译“乐团、舞团”，抽象来说强调由许多零散的东西所组成的整体。
6. ^ the capacity to grasp in our political imagination the huge historical choices in front of the British people, today.
7. ^game：也可译作“游戏”
8. ^伦敦南部的一块区域
9. ^They think we are dinosaurs：直译为，他们以为我们是群恐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