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这一年

这一年，胖了。过去人们见面，说恭维话，就会说对方“胖了”；现在反了过来，“胖子”两个字近乎骂人，说你瘦了，便是赞赏加羡慕了。可见，时代和人心，都是易变的，不可轻信。然而我终于要吃高血压的药，看着血压计的脸色过日子了。 还有就是，这一年上了两门新课，备课备得十分辛苦，常常感觉我这简直是要误人子弟了。究竟有没有“误”，判断权自然不在我自己。既然没有听到哪位学生不满的话，就权且当做没有“误”吧。只是这样的辛苦，不想再有，于是新一年的课少了一些，而且都是讲熟了的，不需太费力。离苦得乐，不亦幸哉！ 暑假跟朋友们去了新疆，开车穿越了天山的一小段，过了几天既文艺又肉欲（肉欲者，天天吃羊肉也）、既放松又紧张的日子，在新疆封锁之前几天，溃逃回了广州。此后便是百日锁疆，好在留疆的朋友们都平安。看起来，人到最后都是求个平安而已。尼采之所谓“超人道德”，到底是过分高贵了些，可望而不可即。吾辈庸众，平安尚属不易，遑论权力意志乎？ 11月的事，我们都经历了。看了一些视频，听了各种不同说法，我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五四薪火不灭，忧的是学生们的命运和前途，足可见小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不是一个“小”，是两个“小”）的两面性。不过当局的反应很快，学生回家了，管制放开了。学生返家的那个夜晚，我记忆犹深。那是寒潮到来的前一天，病毒、命令和寒潮从身体、头脑和天空中同时压过来。几万青年，拖着行李，在街头东张希望，回家去。除了记忆，我也说不出太多的话来。 不过一夕之间，全民开始生病，病医药的关系又一次成为中国人的命运符号。不同的是，上一次是在小说里，而这一次是在现实中。文艺学上有个理论，叫做文艺模仿现实，而我偶尔会疑惑，甚而认为，是现实模仿文艺。此处，足可以见文艺的价值，所以还是觉得有责任，能多做就多做一点。 说起文艺，这一年最主要的文艺活动，是看了伊朗导演阿巴斯的影展。那时候正值广州疫情高峰，有一个多礼拜，我天天坐在近乎满座的影院里，呼吸之间，算是冒了生平最大的险。电影都是好电影，看完也写一点短评，只是后来生了病，没有写完，只有待日后补上了。而此刻我想的是：其一，如此写实又如此诗意；其二，艺术的虚构与真实给艺术家无限困扰的同时也给予了无限启发。此两点，便是我对阿巴斯电影的基本认识。此外，我想此生我是去不到世界上很多地方的，看看那里的电影，就当是“视通万里”且“华夷两通”了。有此两条，我便自认为是爱电影的人。然而，爱电影的心愈切，恨电影的心亦愈炽。有人说，中国电影死于2022年，未免有些夸大其辞。死没死，需要行家诊断，医学上有所谓“假死”现象，放之于电影，或许也成立。那样的话，中医有“独参汤”可以吊命，西医有ICU可以还魂，中西医结合，救得活也未可知。眼下，地球已经流浪了两次，想来也该回来了。回来了就守住，还是别让它再流浪了。我一直认为放眼人间比遥望星空来得重要，当然这个主张是十分讨人厌的，我还是不说了吧。总之好的电影是不大容易看到了，我只希望是“看不到”，而不是“没有”。 最后，就要说到过年了。所谓辞旧迎新，实在是一句谎话。不信到明年这个时候再看，只怕写出来的总结还没有今年的长。命是越活越短的，却非要说新胜于旧，明天比今天好，实在有些滑稽了。当然我也会说好听的，其实这两天也说了不少，却也都是真诚的。孟子有“义命分离”的教诲，西方大哲康德也说必然无妨于自由，所以我是谨尊先师教诲的，送出去的贺词都是“义”与“自由”，自然会负责任，不是出家人也不做诳语。然而对自己，我是不大愿意实践这些理论的。大约是到了中年，冷酷与柔情“俱分进化”，颇失于中庸之道了。比如有时会想，一切都毁灭吧，这虚伪的人间；有时又想，那幼犬的眼睛真是令人心痛。如此常常自苦，居于两难之中。所以新旧之论，我也不大在意，而所谓节庆者，大约就类似给每个人过个假想的生日，祝愿是个新的开始吧。这里面重要的，不是我的看法，而是如何对待他人。这就好比知识分子热衷谈论政治，常常令人分不清敌友。其实不难，即他持怎样的政治观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看他如何对待别人。 我这种两难终究也会过去，与我们、大家、everyone的心一起成为过去。《红楼梦》里说“虎兔相逢大梦归”，如今正是壬寅交癸卯，威猛的虎与柔嫩的兔碰到一切，估计彼此都成不了座上宾，那也只能“大梦而归”了。 又：据说兔子性极淫，又极耐受苦痛，一面忙于性交和生育，一面又堪于忍受薅毛剥皮而不吭一声。若果如此，倒有些别致的英雄主义了。 癸卯新春，是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