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可伐與”
亚里士多德《修辞术》：“如果‘正确地或正当地’谓述承受者，那么它们很容易就能谓述让其承受的人；如果能谓述后者，也能谓述前者。但是在这一点上，会出现谬误推理。如果一个人正当地承受了，他虽然正当地承受了，但也许你没有权利这么做。因此，必须要分别考虑承受者是否应该承受，令其承受者是否有权利这么做，然后以这两种方式中的一种来论证即可。”
施特劳斯：“为什么亚里士多德在这里说，这是谬误推理（paralogism）呢？也就是无效论证？最严格地说，在某种方式上，所有的修辞术的论证都是无效的。但是，为什么他在这里强调了这是无效的论证呢？”（《修辞术与城邦》，p.369-370）
之前，我看《名侦探柯南》时，看到一些有充足理由的谋杀——即已经无望通过正常的法律手段将罪犯绳之於法时，当事人通过自己设计一桩犯罪行为，将罪犯绳之於正义——仍然被柯南揭露时，总是意难平。而且，他揭露出结果时，总还不忘了说一句“无论你有多么充分的理由去杀一个人，都不会被理解的，就算可以理解，都不会被人们所接受”之类的话。这更让我觉得恶心了。我觉得这是作者被利维坦主义和法律主义洗了脑了，所以，相信一定要经过法律程序实现的正义才算正义。但世上确实存在那种法律程序无论如何也实现不了的正义，又该如何呢？不过，现在看来，柯南这话还是有充足的道理的，而不仅仅是在为某种法律主义教条背书。
孟子中有一则故事，像柯南一样符合亚里士多德所论述的情况，但又不同于柯南所论述的情况。大体而言，柯南属于亚里士多德为修辞术所划分出的三种类型中的诉讼修辞术，而孟子这个则属于议政修辞术。先看孟子的故事吧：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
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
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公孙丑下》）
这个故事看似清楚，其实不清楚。不清楚的原因在于：一般人，比如说，《短史记》的作者，大概会说，你这个孟子还真是狡猾哦，事先不说清楚，而是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仿佛希腊德尔菲神谕一般），教唆齐王伐燕，出了问题，再辩解说自己不是那个意思，你这有意思哦！
要看清楚这个故事本身，需要先看一看“齐人伐燕”这四个轻描淡写的字到底写了什么东西：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
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梁惠王下》）
把这两段放在一起，就比较清楚了：孟子借助沈同这个人，告诉齐宣王，燕国可伐。这是“王道之始”。（《梁惠王上》）于是，齐宣王真是伐了，而且大获全胜。但这个家伙啊，烂泥扶不上墙，他胜了之后，不是像王者那样安抚百姓，而是干一些烧杀抢虐、偷鸡摸狗的强盗勾当。所以，孟子只能无奈地摇摇头，辩解说，“我说燕国可以伐，但不是你这种阿猫阿狗都可以去伐，而是天吏才可以去伐。”
说到“烂泥扶不上墙”，这典故出自孔氏。《论语》这样记载：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其实，就算孟子一开始说的就是“為天吏，則可以伐之”，而非那句简短的“可”，齐宣王也可以认为孟子是在劝说自己去伐燕。因为孟子的话，可以被齐宣王的行为证实或证伪：如果齐宣王做得像个王者一样，那么，他就是“天吏”；如果齐宣王做得像个强盗一样，那么，纵使他从周天子那里或者某个神庙里请来了一句无足轻重的口头承诺，也算不得“天吏”。
那么，问题来了：为何孟子要冒这么大的风险——不光是现实政治的风险，还有历史评价的风险——建议这样一件劳民伤财、天怒人怨的事呢？
孟子是这样为自己辩解的：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
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更有甚至，孟子甚至甘冒被人讥为“小人”的危险（这点上，他可比许由高洁多了，因为许由为了避免这样的嫌疑，啥责任也不肯担当，躲进山林里逍遥快活）：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