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天的西安游记

绿皮火车中充斥着泡面、零食、香烟和脚臭混杂的味道，连同如雷的鼾声和火车的咣当声，一起在狭小的车厢中发酵。坐在窗边小凳子上的大叔眉飞色舞唾沫横飞地讲着有关西安的野史，旁边一对姐弟为抢手机玩而唧唧喳喳争执不休，熟睡的老人蜷缩着半卧在下铺，床铺的另一半塞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蛇皮袋。

铺位隔板上的广告牌位大概已经很久没有招到商了，宣传单已经因泛黄而模糊，上面写着“中国每年有9亿城镇居民乘坐火车往返......是商家在三四线城市推广的最佳选择”之类的标语。躺在棺材板一般的上铺，我感到每一根头发丝都被空气中的气味和噪音包裹住了。戴了一晚上耳塞，耳道已经胀痛难忍，摘掉后才听到列车广播正在播报着“不吃早餐的危害”。叫卖声、冲水声和洗漱声中，列车员穿梭在狭小的过道，叫醒需要下车的旅客。尽管还是早上7点钟，窗外的阳光已然如同正午般刺目，今年的夏天格外炎热。

火车站外是连绵不绝看不到尽头的城墙。我感到鼻子有点发痒，在晴朗干燥的天气，北方城市的街道总是悬浮着一种介于煤炉和松香之间的味道。躲在城墙的阴影下深深吸进一口难得的清爽空气，一个路过的摩的司机问我去哪。我摆摆手指了指旁边的共享单车，他粗声粗气地说：“别扫那个了，坐我的车多快！”西安人说话的风格有种下命令般的果断，会让你觉得他的提议是难以违抗的。当然最后我没有坐上摩的，因为我那时还不知道自己要去哪。我向来不做旅行攻略或者计划一类的东西，对流俗的仿古建筑和人头攒动的名景点也兴趣寥寥。在晚上去livehouse看寸铁演出之前，我还有时间在城市中漫无目的地游荡。

西安市民的电动车的标配是各种颜色鲜艳的遮阳棚，再在前挡板或后座安上那种带着卡通图案的儿童座椅，这让它们看起来像笨拙的小甲壳虫，却依然能灵活地在街巷中穿梭。从火车站到朝阳门的路上，前面的老人骑着三轮车，后厢上凌乱地搭了几块木板，用报纸和红绳草草裹住的鸡蛋放在倾斜的木板上，随着颠簸渐渐地向危险的边缘滑去。一个女孩骑着电驴路过，风驰电掣中还不忘扭头大吼一声：“阿姨，你的鸡蛋快掉了！”老人猝不及防地停车，又在歪歪扭扭的非机动车道上制造了一些堵塞和混乱。

右手边，是一排售卖箱包鞋子的简陋小店，玻璃门两侧凌乱地摆放着一些款式不一的行李箱，上面布满被风和太阳侵蚀的痕迹。红底白字的标牌写着“全场10元一件起”“折扣最后一天”，当然这里的每一天都是所谓的“最后一天”，这是一种店主与顾客之间的心照不宣。直愣愣地盯了那堆东西几分钟后，老板终于开口：“要吗？小包15大包30。”他的声音清晰又平淡，仿佛不愿再多花力气说一个字。我开始困惑，那些积满灰尘、可能永远也不会被别人买走的箱包，到底算是新的还是旧的。

在大华逛了几圈后，我找到了那个藏在红砖墙后的livehouse。寸铁的现场除了头发五颜六色身上打满洞的潮人、穿乐队文化衫的滚青，还有地中海发型面容疲倦的中年男人，穿蓝衬衫西裤皮鞋提着公文包的表情严肃的大哥——在这样的场合，他们反倒有些格格不入的感觉。当然，还有我这样外表平平无奇、走到哪里都不会有人多看一眼的无趣做题家模样的人。而此刻我们都被某种共同的东西从各地召集到这里，互不相识而又紧密地站在一起，一同欢笑，歌唱，流泪。

音乐奏起时，在头顶微弱的红光中闭上眼睛，我平静得有些恍惚。或许是因为那些甜腻黑暗的旋律和歌词我已经太过熟悉，就像不擅长运动的我被逼着跑完10公里后气喘吁吁时喉咙泛起的腥甜痛苦的血腥味。如果有些乐队是让我在蹦跳和眩晕中短暂逃离日常生活的一剂猛药，那么腰和寸铁就是我庸俗日常的狭缝中泛起的淡淡的哀伤，是触摸柔软皮肤时感受到的坚硬的骨头轮廓，和许许多多难以言说的东西一起构成了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昏暗的基调。

从那里出来时已经是午夜。走过天桥，几个白天在旁边公园里见到过的泥瓦工人正睡在那里。他们的身体蜷缩在一张狭小的凉席上面，腿上依然沾满星星点点的白泥。天桥下还是川流不息的繁华景象，稍远处便是流光溢彩的大唐不夜城，行人和汽车呼啸而过。在天桥上，这些工人就像是身处一个与下面的世界既平行又相交的，令人不安的空间。今夜风很大，我的眼睛有些被迷住了，只有刘弢的疑问再次浮现在我的脑海——“我们为农民和工人写歌，但农民和工人不听我们的歌，一些大学生，小青年，知识分子，狂热的音乐爱好者才听。这让我时常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究竟应该面对谁去歌唱？” 我突然意识到，那些令我费解和惆怅的问题的答案，都藏在他们脸庞的阴影下，藏在这片坚实而再也无法渗入一滴水的路面下。而以我贫乏的思想和经历，恐怕要用一生的时间去求解。这是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

登上返程的火车时，朋友问我这次旅行怎么样，我答，好极了。虽然无论真兵马俑还是假兵马俑我都没有看到，我也只是这座城市千千万万个到来又离开的人之一，但我看到了许多在这座城市用力地生活、用力歌唱的人们，这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