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20230201 《五四运动史-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下编

下编 主要思潮分析

第十一章 文学革命

1.旧文学

19世纪的中国文学，主要为三种流派支配：

非小说的散文领域

a) 桐城派。有一套以儒学为基础的“义法”，包括文以载道、用词严格、须有语调、音律、色彩等。代表人物：严复、林纾等

b) 文选派。模仿魏晋六朝文风，拘泥于修辞骈文。代表人物：王闿运、刘师培、黄侃等。

诗歌方面

c) 江西派：主要仿效黄庭坚风格，用词古怪晦涩，多数作品琐碎俗套。

1895年后，文学改革思想已经有了萌芽，包括作新诗、翻译西方文学、作政论文、提出描写生活的文学理论（王国维）以及创制汉字拼音系统等。

2.文学作品中现实主义和白话文的提倡

1916年开始的文学运动不同以往：

a) 改革者们宣称，文言文是已经死亡的语言（胡适）；

b) 认为口语作为一种活的语言，是创造活的中国文学的唯一适用的媒介；

c) 攻击传统文学理论的核心：文以载道和道德原则。文学是从此为文学而文学或者是为了传达某种新的理念。

d) 汉字拼音系统不仅作为汉字教学工具，而且将替代汉字本身。

文学革命使文字交流发生革命，在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方面有着重大意义。

3.对文学改革的反对

对文学革命的反对从开始就比较虚弱，起初主要来自林纾和辜鸿铭，前者用中文，后者用英文。林纾的反对是采用《荆生》这种小说的形式，而不是逻辑分析，所以既不强烈，也没什么效果。辜鸿铭用莎士比亚的古典英文来论证优雅的语言不会死亡，用以载道的文学永远有其生命力。但是即使他自己在辩论时候，使用的文字也已经不是中世纪的英文了，这是一个事实。

老保守派败阵以后，南京一群受过西方古典教育的保守教授们接枪再战，创办了《学衡》，同样没有太大影响，改革者们甚至都不屑与之争论。胡适把《学衡》看作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尾声，此次之后，完全是新文学的创造时期。鲁迅则干脆地说：“我所佩服诸公的只有一点，是这种东西也居然会有发表的勇气。”

1925年章士钊创办《甲寅》周刊，反对文学革命，引起较大轰动，吴稚晖讽刺地回了一篇《友丧》，哀悼章士钊和旧文学的死亡。

4.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

新文学运动的一个初步结果是，1921年在北京成立的文学研究会，它是新青年社和新潮社后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团体。当时大部分文学名人都加入了该团体，《小说月报》和《文学旬刊（周报）》是其主要刊物。

文学研究会主要倾向于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周作人提出了“人的文学”，即文学的目的不是为文学，而是为人。茅盾则显示出一种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倾向，认为真正的文学是人生的文学，它的研究对象就是人生。

会员们也从事文学创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学，但主要成就是在介绍东西方文学作品，特别是“被压迫人民”的文学。研究会的努力促进了中国“血与泪的文学”的发展，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反抗。

五四后期，浪漫主义和悲观主义情绪盛行，狂飙运动成为青年的口号。这是一个充满挫折、苦闷、幻想和彷徨的年代，《呐喊》、《彷徨》和《倪焕之》是其代表。1921年，日本归国留学生们（郭沫若、郁达夫、田汉、郑伯奇等）在上海成立了创造社，在当时成为文学研究会的竞争对手（刊物为《创造季刊》和《创造周报》）。社员不同程度地受到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影响，常常为颓废情绪感染，提倡为艺术而艺术、自我发展和情感自由流露等。

5.从文学文明到革命文学

不论是文学研究会还是创造社，都只是表现抗议和自我慰藉，很少提出解决这些社会和生活问题的方法。1925年五卅之后，创造社放弃悲观主义而采用“革命文学”作为战斗口号；研究会也发生分裂，鲁迅和周作人创立了语丝社坚持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29年以后，创造社开始宣传“无产阶级文学”。30年左翼作家联盟在鲁迅的领导下成立，此时起左翼作品主导了中国新文学。

第十二章 新思想与对传统的价值重估

1.旧思想的核心

1912-17年，孔教势力依然很大，袁世凯、康有为等都是鼓吹者。在起草宪法的过程中，关于孔教的问题新旧双方辩论激烈。

2.新思想：现实主义、功利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社会主义及达尔文主义

五四之初，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影响知识界领袖最深。陈独秀认为东西方的根本差异就是实利和虚文，中国要革新，就当以实利主义为其教育方针。

自由主义也是五四知识分子的口头禅。当时的自由概念，主要是源于卢梭的“国民总意说”和英国的功利主义。他们是从人权、言论出版自由的角度来理解的。

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强调个人主义，认为不能以牺牲个人自由为代价去维护国家的主权与独立。多数知识分子领袖认为不能以国家的强大和民族的利益作为最高理想，只承认谋求个人福利需要这些暂时性的手段。陈独秀认识到西方是以个人为本位的，而中国以家庭或家族为本位。

1919年以前，一些知识分子也提倡过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但并非真正信仰。他们的理由只是这样才能在个人自由和人人平等之间保持平衡。19年之后，这些思想对中国青年的吸引力越来越大。

论到科学，大多数新知强调达尔文的进化论（吴稚晖），这是他们攻击旧信仰、旧传统的武器。

3.新方法：实验主义、怀疑论与不可知论的方法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初步影响

影响胡适最大的两个人是赫胥黎和杜威。前者教他怎样怀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后者教他如何思想，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

五四早期，实验主义、怀疑主义与不可知论是改革者批判伦理与思想的主要方法。1923年以后，辩证唯物主义开始为部分知识分子接受。

虽然都尝试用唯物论解释新思想运动，但李大钊信奉阶级斗争说，而戴季陶和胡汉民则强调其中的民族主义，这是他们后来分道扬镳的原因。

4.打倒孔家店

较早起来反孔的是易白沙，他的《孔子评议》意在揭穿统治者尊孔之由（罢黜八家，独尊儒术，是因为它便于君主利用，垄断天下之思想），但没有将入学作为一个哲学或伦理体系加以批判，也未指出它为何不适于现代社会。

反对孔子真正有深度的，是吴虞，他不仅讲孔教作为一个抽象的哲学与伦理体系来批判，而且还批判了孔教之下的礼教、法律、风俗习惯及其对历史的评判（注重制度、风俗及法学原理）。他的主要论点为：儒家主张的家庭制度是君主专制的基础，其伦理原则以孝为核心，这成为要求人无条件尽忠的基础。儒家思想就是要消除民众的一切反抗反叛思想。他认为孔子提倡等级制度，主张人有尊卑贵贱，大同思想根本不是孔子的思想，而是源于老子。他拿住了战斗的关键，就是反对僵化的传统，而儒学就是这一传统的核心。

胡适称赞吴虞是无意中运用了实验主义方法，他的批判击中了孔教的要害。说他是“四川省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因为吴虞，“打倒孔家店”才成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流行语。

继吴虞之后的是鲁迅，他的批判更尖锐更有力。他在五四运动中的地位，犹如伏尔泰在启蒙运动中的地位。他将儒家伦理的批判延展到整个传统的社会与生活，以及中国人的国民性。鲁迅的杂文和小说，针对的不是伦理原则，而是一般的风俗习惯，在审视传统时，又从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观点出发，关注普通中国人的幸福。

虽然林语堂抓住鲁迅的话（与其崇拜孔子与关公，不如崇拜达尔文和易卜生），讽刺他“美国的臭虫比中国的香，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但实际上鲁迅只是真诚地提出了新的比旧的更有用的问题。他从来不是一个偶像崇拜者（对比郭沫若）。

鲁迅直言中国文化是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人的痛苦换来的，凡称赞它的，都是以主子自居的那部分人。

鲁迅的匕首，猛然一击便直刺对手胸膛，致之死命。周先生认为海涅棺材旁的剑，鲁迅也配得上。

在整场打倒孔家店的斗争中，其他知识分子如顾颉刚、钱玄同、胡适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冷静的态度更富于学术性、也更为公正。

第十三章 新思想与后来的论战

1.疑古

1919年后，疑古精神成为中国经典和历史研究的特点，经典的真实性及其作者都引起了人们普遍的怀疑。这种怀疑精神的源头之一是清代汉学研究的今文学派，该派最后一位主要人物是康有为（徒弟是崔适，在北大教了顾颉刚和钱玄同），他考证儒家伪经的著作，对后来新的怀疑主义产生了巨大影响。弟子梁启超在中国史学领域，进一步运用这种怀疑精神和方法，影响了许多青年历史学者。

胡适以存疑的方法与历史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哲学，为研究古代文献提供了新方法。他对《水浒》、《红楼》的考证研究，为青年学者提供了鲜活的样板。

古史和古文献方面，顾颉刚和钱玄同是领军人物。顾在1922年研究古代神话时提出了著名的“历史层累”说。

虽然疑古派促成了旧式虚构的古史观的崩溃，但他们对重建古史却十分谨慎。

2.重估遗产与整理国故

整理国故运动是在胡适、梁启超等学者的努力下发起的。胡在此方面的贡献，以《中国哲学史大纲》为开端。他最先运用西方方法研究古代哲学家的逻辑思想，更注重古代哲学家的生卒年代和著作真实性。他对墨家学派的研究在中国学术界独一无二，对古代白话小说作者、版本和故事演化的考证，也激发了民众的文学兴趣。

其他重要学者：

史学、古代政治思想史、墨学：梁启超

佛教：梁启超、胡适、汤用彤、梁漱溟

哲学史、道学：冯友兰

整理国故的工作很有建设性，且有远见卓识，但对当时的新思想运动，是有点妨碍的。一方面给保守主义者留了口实（你看现代西方的理论，我们古人早就提过），一方面也确实会分散青年对于急需的现代科学研究的关注。

胡适后来也意识到了问题，因此告诫青年及早回头，多学点知识与技术。

3.非宗教运动

改革者们否定了鬼神存在论和灵魂不朽论。他们接受了范缜在《神灭论》中的观点（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也。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刃。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哉？），自然就否定了大多数的传统宗教。

当时知识分子是用实用性来评价宗教。陈独秀提出，“宗教之价值，自当以其利益社会之量为正比例”。从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观点出发，许多主要新知也承认伟大宗教的创始人，确有其非凡之处。

1920年后，随着不可知论、理性主义、破除偶像潮流的发展，非宗教运动的势力不断壮大。第一次有利的、有组织的非宗教运动是由少年中国学会发起的，他们拒绝有信仰者入会。田汉对此进行了抗议，强调信仰自由是受宪法保护的，虽然他本人不信教。21年学会取消了该决议。

非宗教大同盟的观点并不稀奇，认为宗教源自于人的无知和恐惧，是迷信而非科学的、是感性而非理性的，无非都是过去三四百年间西方有关争论的重复。一些知识分子在批判宗教时，也试图找出取代宗教的东西，如蔡元培建议用美学代替宗教，陈独秀认为应用科学代替宗教，胡适提出用社会不朽论来取代灵魂不朽。（中国人对宗教的理解总是很稀奇，填充今生的东西很多，但没有彼岸，又哪来的信仰呢？）

4. 东西文化问题论战

早期的保守分子因为对儒学缺乏了解，又对西方文化一无所知，所以其批判也就软弱无力。但到了五四末期，1921年以后，一些学者以对东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理论的研究为基础，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发对派。

一战以后，西方人自己也很悲观，也在反思给他们带来毁灭性战争的物质和科学文明。西方哲学家开始把目光投向被看做是和平主义的东方文明（中国和印度）。这给了正在欧洲考察的梁启超极大的鼓舞，他由此断言科学万能之梦已经破碎，西方的物质文明已经失败。这些富于鼓动性的文章引发了极大的影响，对新思想运动是一个严重的挑战。

1920-21年间，梁漱溟就“东西方及其哲学”这一论题发表了多次演讲，他是在理论上系统地捍卫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一人。

梁将世界文化分为三类：

a) 以意欲向前为根本精神的西方文化。它强调理智、理性、知识和对自然的征服,强调奋斗的生活；

b) 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它不是去改造局面，而是满足安受现有局面；

c) 以禁欲为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它不解决问题以满足意欲，也不调和自己的意欲以适应环境，而是从脑海里根本抹消问题，自我否定，严肃克己。在这里精神和宗教得到了充分发展，但也导致了比中国还差的物质条件。

他认为西方文化已经走到尽头，而世界文化将按照如此顺序演进：从西方文化到中国文化，最后到印度文化。中国和印度越过了第一阶段，所以需要回头经历。

梁是忠于自己原则的杰出哲学家。他的卓越之处在于，它的理论和对世界文化的系统分类，是以创造性的思考和分析为基础的（虽然有点过分简单化）。梁的论说使得东西文化问题的论战变得更为激烈和复杂。

5.科学与玄学

张君劢认为，中国文化的价值重估和建设问题决之于“人生观（lebensanschauung）”（实际上就是整个哲学）。科学的特点是客观的，为逻辑的方法和因果律所支配，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而人生观的特点则是主观的、起于直觉、综合的、为自由意志的，起于人格之单一性。由此推论，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西方文明是因科学而取得的物质文明，中国应该珍视自有的精神文明。

张君劢的演讲引起了科学与玄学的大论战，论战文章被汇编成册时，已超过26万字。

这场争论注定没有结果，因为双方很少有人抓住了争论的核心，即认识论问题。人生观是个很模糊的问题，一直也没有人给他一个准确的定义。争论开始后，就转变为一场关于科学和玄学关系的论战，并逐渐转移到其他相关问题领域。因为认识论没有得到充分讨论，其他争论不可避免地就显得肤浅了。

论战的实际动能是能动的唯心主义与理智主义的实验主义（或自然主义）之间的争论，认识论问题也变成了一方是直觉主义和人格至上主义、一方是实验主义和经验主义之间的问题。最后这些哲学流派之间的争论，可以理解为自由意志论与决定论之间的争论。

虽然论战毫无结果，但它大大影响了随后几年的中国思想界。在这场论战中，辩证唯物主义持旁观者态度，23年年底，陈独秀开始向二元论的唯心主义者胡适和其他自由派学者发起挑战，论战一直延续到30年代。

第十四章 结论：繁多的阐释和评价

1.一场文艺复兴运动、一场宗教改革运动或者一场启蒙运动-自由主义者的观点

自由主义者认为五四运动是一场理性反对传统，自由反对权威，一场试图用新的现代历史批判与研究的方法论加以研究的人所领导的“人文主义”运动，类似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但是文艺复兴是古文明影响的再生，而五四却远非一场复辟活动，相反它的目的在于将一种现代文明植入一个古老的国家，同时伴随着对古文明的严厉批判。两者的差异还是很明显的。

梁启超和蒋百里坚持清代以后的中国形势和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形势相类似，都面临一场改革。除了新文学和艺术之外，中国还可能出现“新佛教”，这样五四运动就还是一场中国宗教改革。鉴于当时非宗教运动和自然主义、唯物主义盛行的情况，这个观点很难令人信服。

某些方面而言，五四运动更接近法国启蒙运动。新式知识分子像笛卡尔一样怀疑一切，像伏尔泰一样蔑视偶像。他们提倡思想明晰，用功利主义标准评估事务，诉诸理性、自然的法则，诉诸人道主义与美学。他们打破传统，重塑观念。

2.中国的一场大灾难-来自保守民族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的批判

孙基于政治原因曾支持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但由于出于民族主义立场，他又从未完全赞同新文学运动和新思想运动。

蒋在27年以前支持五四，他在北伐中所取得的成功就得益于这项政策。但他主要是支持五四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对新思潮和学生运动，他当然是反对的。

到三四十年代，民国政府用警察和军队来镇压学生运动，说明它以被迫取代了当年的旧北京政府。

3.由列宁影响的一场反帝反封建运动-中国共产党的阐释

伟人的观点：

a)五四运动是从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一个新时期的起始点；

b)民族资产阶级可以，并且也确实与无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在一个统一战线内参加了这场革命；

c)知识分子成了这一革命统一战线的领导者。

五四运动是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分水岭。之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的知识分子），而之后的政治指导者就是无产阶级了。这也是日后的官方解释版本。

4.五四运动的领导者是谁？

共产党学者：李大钊和毛泽东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鲁迅和陈独秀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代表人物，而胡适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在这场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中，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是主要的领导力量。他们的无产阶级思想数量不大但质量很高，在动员广大革命群众时比其他党派的思想更有有效力（呃。。。）

国民党：党员蔡元培、吴稚晖、罗家伦和段锡朋等领导了运动（呃。。。）

极端保守分子：和日本宣传同步，是共产主义者的暴乱。

陈独秀认为个人没那么重要，即便没有胡适和陈独秀，白话文依然会流行，这是中国近代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等经济因素决定的。胡适表示经济因素没那么重要，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国际的因素同样重要。没有胡适和陈独秀，白话文创作至少要推迟二三十年。

毛泽东抓住了这场运动的某些社会政治意义，并且对各种社会力量的联盟给予了应有的重视。他充分认识到知识分子领导工人农民的重要性。这有助于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以后动员各种社会力量来支持自己的事业。孙中山也曾意识到这个问题，但后来的国民党领导人却忽略了这一点。

5.五四运动的真正本质-一种仅供参考的阐释

五四是一场思想和社会政治相结合的运动，它企图通过中国的现代化来实现民族独立。广义上说，本质上是一场思想革命（知识分子的反叛），因为它的基础是假定思想变革是实现现代化任务的前提，所促成的主要是思想的觉醒和变革，也促进了各种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变化。

五四提倡自由，重视个人价值和独立判断的意义，但这种个人解放潮流并不等同于西方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面对帝国主义侵略，当时的主要问题还是民族国家的独立，因此个人解放的自由，很快就被要求有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与国家从而建立一个强大政府的要求取代了。

五四事件后，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两股势力兴起，压到了个人主义潮流。这种发展可能为民族主义家长制和共产主义集权制铺平了道路。

从长远角度看，这场运动无疑是一条中国现代化思想、文化和社会政治史的分界线，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端。

6.在评价五四运动的成就与不足

最重要的成就就是思想意识方面的，其次才是社会方面的实际变革。在这场社会变革中，最突出的是民众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其他诸如新文学、新闻舆论事业、男女平权、劳工组织等进步不赘述。

不足在于新式知识分子们过分的自信了，认为只要是他们认为正确的东西就可以在中国立即实施。他们在处理大量困难和复杂的问题时，表现出缺乏耐心和恒心。面对一个如此广大的文化社会变革，需要进行长期的持久的建设性工作。想用几年时间实现西方经过几个世纪尚未完全成功的事情，是十足的幻想。

7.对五四运动的进一步思考

五四是工业化的准备工作，工业化是五四运动主题的延伸，而非反动。

五四运动时期及其后的阶段，除了右共产主义进入政治舞台外，还有两个最重要的现象，即国民党和西方列强改变了对五四运动的态度和政策，以及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软弱和退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