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三次后到大理旅居，与新冠频频交手的最后一年。
2022年就这么奇幻地过去了，与2021年相比，并没有多忙碌；与2020年相比，却离病毒更近。如果说三年来新冠病毒像一只永远追杀你的蜗牛，那么在2022年，它越发紧密地黏在我的身后，最后终于，追上了。
这奇幻的故事大约要从五月开始讲起。被牢牢关在学校一个月后的我们，终于被批准离开这个校园，遣回各自的家里，也带走抵御病毒的责任。当时的我充满了刑满释放般的喜悦，不顾一切地想回到家里，也做好了三年来第一次被集中隔离的心理准备。
飞机落地，所有人都被带上了不知开往何处的大巴车。我看着窗外的景色从机场，到我熟悉的市区，再逐渐荒凉，最后停在了城乡结合部的一座酒店院内。人们依次排队缴费，长长的队伍里有一大半都是大学生。排在我前面的大一女生打电话让母亲尽快转来隔离费用，后又和我聊了起来，谈到她要通过哪些渠道向上反馈收费和隔离问题。看着她清澈稚嫩的眼睛，我忽而为我的麻木感到忧伤，匆匆交了钱告别。
与她相比，我像是被家里宠坏的。父亲带着在社区当干部的叔叔一起来探望我，提来了一个行李箱和两大桶矿泉水。箱子里有家里带来的床单被套、烧水壶、一大包零食和一些洗漱用品。我特意观察了，没有人像我们家这样矫情。
七天的隔离比想象中漫长，好在有一些正事要做，一边找选题一边写课题组的论文。在这期间我的姐姐和妈妈分别为我送了一次饭，每吃一次便可以让我多忍受两天难吃的盒饭。五月在学校里天天吃食堂时我想，四川的隔离盒饭肯定都比这好吃。这时才知道我错了。
六月至九月，我在家过了一个漫长的，正常的暑假。拍纪录片，带孩子，和导师去下乡调研，带宋游览了成都。除了在成都旅游时差点被新冠蜗牛追上，别的时候我几乎都忽视了它的存在，开始憧憬新的生活。
八月底，我买了九月初返校的机票，后又听说返校会实行全封闭式管理。由于实在贪图这几个月以来习以为常的自由，我退票改期，并陪母亲到成都做手术。转眼手术结束的时候，已经到了十月中旬，广元的疫情忽而变得严重起来。频频的封城，好像依旧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临近那个大会，我的北京健康宝开始弹窗，一番攻略后才知道，需要所在区七天内无新增才可解除。于是，每天起床我都第一时间去看广元市疫情通报，每看到一次新增，就意味着又要重新刷新一个七天的等待期。我知道，这样的等待是没有尽头的。
10月30日，在第三次封城的前夕，我忽然就下定了决心，第二天就走。打包了最少的行李，匆匆登上开往重庆的动车。
抵达重庆，当晚就收到了社区的电话。他们告诉我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去酒店免费集中隔离三天，另一种是居家上门磁，不可以开门拿任何外卖。在她的极力推荐下，我想到沈和熊还需要上班，不愿意麻烦他们，就主动选择了前者。谁知挂了电话竟遭到他俩的一致反对。原来，他们想用同住人被居家隔离作为不去上班的借口。
所以结果是，我们三个一起住在家里，每当社区人员来采核酸时，他们就躲起来。
尽管我反复劝阻，说社区人员不可能进我的屋子查看，但他们依然坚持，第一天就在柜子里躲了一个多小时。躲到又热又饿，才忍不住出来做饭。偏巧正忙碌着，门铃就响了。他们又赶紧手忙脚乱地往房间里冲。我忍俊不禁，开门采核酸的时候，都在憋笑。
那时，重庆的疫情也逐渐严重起来了。我在心里估摸着，七天不够，可能还得多住几天，与健康宝继续缠斗。谁知第七天的早上九点多，我自然醒来，迷迷糊糊拉下健康宝一看，弹窗竟然消失了。
瞬间清醒。
我一下子从床上弹起来，冷静了几分钟，估算了一下起床收拾行李和到机场的路程，买了十一点多的机票。去机场的路上，我在一个「重庆消弹窗交流群」里分享我的成功经验，得到了一片羡慕之声。一个月后从北京离开的那天，我还看到这个群里有人在发消息：家人们，我的弹窗终于消了。
落地北京，我住到了鸣暖气充足的房间里。她与两个陌生的男生合租这个三室的房子，共用卫生间。来之前她安慰我说，在这住了很久也只见过室友房客寥寥几面，不必紧张。而幸运的是，在这一个月里我一次都没有与其他房客打上照面。我在房间里听到他们在外面做饭、洗漱，当我开门出去的时候，他们却不在了。故而常常有种不真实感，觉得公共的空间里明明有人生活的痕迹，却从未真正见到生活的人。
到北京以后我很老实，除了做核酸之外几乎不出门。第三天，社区的人总算联系上我，拒绝了我在家隔离的提议。为了兼顾住得离鸣家近，酒店又不至于太差，我定了一千块三晚的橘子酒店隔离最后三天。然而，却再也没有社区人员联系我上门采核酸。大概过于守规矩的我，又被忽悠了一次。
这一个月里我们很少出门。除了投简历和面试，更多的是在这个小房间里没日没夜地睡。黑夜越来越长，外卖的配送时间也越来越长，到后来几乎没人接单了。有一天风声极紧，朝阳区几乎所有餐厅都取消了堂食，我们四处打听后打车到海淀，吃了最后一顿热乎乎的重八牛府。
北京快要待不下去了，风如刀割的那天，我们去学校接了lee（和我们的行李）。没想到折腾一圈到最后还是未曾踏进学校一步。爬上栅栏上递东西的时候真是冷极了，好在递出的行李里有过冬的帽子能让我赶紧戴上保暖。到家以后，我们点了三杯热红酒和蛋糕，在惠新西街那个温暖的小房间里给鸣过了一个简陋的生日。难喝的热红酒成为打扑克输了的惩罚，白色的纸条滑稽地挂在头发的两边。那个晚上，我们三个人横着躺在双人床上，聊工作，聊未来，甚至聊实习的经验，聊到了很晚很晚。
因为我们决定去大理了。那是我三年前去过之后就很想去长居一段时间的地方。离京的火车站里满满当当都是大学生，与六个月前的情形竟有些相似。又想起许多年前的西南联大，好像每当社会有些混乱的时候，大学生都是第一个被安排大撤退的对象。
奔波十余个小时到大理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柔和的风里取下口罩尽情呼吸。如果说在北京，蜗牛几乎已经近在咫尺、拔刀相见了，那么到大理就是我又飞快地跨出几步，与蜗牛短暂地拉开距离。我们去海边骑车，喂海鸥，去古城里喝咖啡，看落日，吃我们最爱的醉琉璃和咖啡面包，在赚来的时间差里尽情地享受。终于在2022年最后一个月的尾声，我被蜗牛追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