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人的故事

——安妮·埃尔塔 声称矛盾是不可构想的，这完全是一种错误。实际上，在一个生命体的痛苦中，矛盾甚至是一种真实的存在。

——黑格尔

我选择了用橡木做的那口，因为母亲活着的时候特别喜欢橡木，每次买家具时总是担心不是用橡木做的。我的前夫劝我买紫红色衬里的，因为他记得我母亲生前常穿这种颜色的上衣。他为自己还能记得这些感到自豪。

接下来，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告别仪式结束了，并陪我们回到了走廊。我没有想到仪式如此简单，时间如此短暂，仿佛他带我们去见我的母亲，只不过是为了向我们证明一下他们的工作做得非常周到，无可挑剔罢了。

我开着车，突然一阵伤感涌上心头，“她永远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母亲的去世使我用另一种目光来看周围的世界，甚至人们那些习以为常的活动也开始让我不能理解，就连他们选择在哪一家肉店买肉这样很平常的事也让我感到心烦。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感觉便渐渐消失了。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天气还是这样寒冷多雨，与月初我母亲活着的时候一样。而每当我确信自己“没必要”或“不再需要”（为她做这做那）的时候，我的内心就会感到一种失落，感到遗憾，甚至心痛。这个春天，她已经不能再看到了。（现在我才感到一些日常句子的力量，甚至是那些老生常谈。）

与大部分多子女的家庭一样，我母亲的家庭就像一个部落，就是说我的外祖母和她的孩子们一起过着半农民、半工人的生活。他们说话都是大嗓门，不分场合，男女都如此。他们既热情奔放又生性多疑、易怒，“表达不出”他们想表达的意思。总之，他们为自己的劳动能力而自豪，他们很难承认别人比他们更有本事、更勇敢，久而久之，他们更觉得自己应该是个“人物”。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才有那种英雄不得志的无名火，他们投入生活中的一切，猛劲儿地干活，大吃大喝，大哭大笑，笑的时候甚至能笑出眼泪，不一会儿又宣称“我没有本事了”。

他们中数我的母亲最粗暴和自负，她的那种处于社会下层的反抗意识最强烈，拒绝别人以家庭出身对她进行评判。提起富人，她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比他们强多了。”见到一个美丽的金发女郎，她就会说：“我的身体比她棒。”她见到什么拿起来就读，唱新潮歌曲，往脸上涂粉，与伙伴成群结队地去看电影，看戏剧，看《耻辱的罗杰》和《冶金厂厂主》，尽情地享受着青春的快乐。

但是在她所处的那个时代，在那样一座小镇，人们社会生活的本质和乐趣就是尽可能多地知道别人的隐私，对女孩子的行为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监督。所以，女孩子们无一不被夹在“享受青春”的欲望和“被人指责”的困扰之间。

当我注意到并跟她说有个同学有一个摔不坏的石板时，她马上便问我是否也想要一个，“我不愿意让人说你的东西不如别人的好”。她最深层的欲望是给我一切她曾经想要而又要不到的东西。为了这些，她必须多付出辛苦，多赚钱。

常常沉默不语，她被需要使尽浑身解数来扮演的集兴高采烈与苦不堪言于一身的角色折磨得精疲力竭了。

她无法区分家里的不同房间，并且常常生气地问我怎样才能回到她的房间。她的东西更是常常找不到。（她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拿不到我的东西。”）当她找到那些东西时，便不承认是她自己放的。她总是喊着闹着要活做：缝纫，熨烫，择菜等，但一做起来却马上就厌烦了。她生活在一种不耐烦之中，无限的不耐烦。看电视，吃午饭，去花园，一个欲望接着另一个欲望，却没有一个能给她带来满足。

基于这样的生存条件，人们无非有两条出路：要么破罐破摔，自甘贫穷，要么通过不懈奋斗去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 破罐破摔，自甘贫穷，要么通过不懈奋斗去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我”的父母选择了后者。他们先是改变了自己的雇农身份，进工厂做工，接着又从工人转成了小商人，小心谨慎地经营着自家的小店。接着，他们把自己最大的理想寄托在他们唯一的女儿“我”身上，他们节衣缩食也要把女儿送到当地最好的，只有有钱人才进得起的私立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