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步元阳哈尼梯田
1300多年前，哈尼族从青海湖一路迁徙，其中一支在云南哀牢山南部定居下来。他们以手中的锄头和犁耙为画笔，在陡峭的山地上画出一条条诗意的曲线。
元阳梯田在摄影圈的名气估计比旅游圈更大。冬春时节，19万亩梯田灌满水，如碎在大地上的镜子，映着天光月影，披着云海残阳，每一个日出日落都有无数镜头守候。我没有长枪短炮，只想走进这幅立体的斑斓画卷里，感受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来一场沉浸式的梯田体验。
在梯田云海间穿行
客栈老板见我一副独行侠的模样，只字不提包车，而是拿出一份中英双语地图，介绍起菁口-全福庄-坝达-麻栗寨-老鹰嘴的徒步路线。“疫情前我经常给外国游客当徒步向导，尤其是法国人特别喜欢这里，六七十岁的老人家照样跟着走。”我原本只计划徒步坝达-老鹰嘴一段，听老板这么一说，何不从头走起。
次日一早，在浓雾中冻了两个小时也没等到太阳露脸。上午参观完政府斥巨资修建的哈尼历史文化博物馆，到达箐口村时已接近正午。担心徒步沿途无处补给干粮，就在村里先找了家小店吃饭。
热腾腾的红米饭刚蒸出锅，老板强烈推荐一种长得像葱的野菜，切碎后打四个鸭蛋摊成饼。我说一个人吃四个蛋太多了，问能不能只做两个，他说那就摊不成饼了。我说炒碎了也行，不一定非要摊饼，他说那就不是哈尼特色了，语气非常坚决。下锅之前，他还特意端着碗给我展示四个黄澄澄的鸭蛋黄，“你看，一个都不少哈！”
听说我要徒步，老板特意找来纸笔画了一幅超级简易的地图，标出箐口-全福庄途中的几个主要路口。梯田鸭下的蛋确实很香，四个鸭蛋下肚，12点准时出发。
走出村子没多远，我就置身于绵延到天际的云海之中，顿感人之渺小。层层叠叠的梯田，时而触手可及，时而若隐若现。为了排遣独行的寂寞，我戴着耳机听书，声音常被潺潺的水声盖住，几乎一路都有流水相伴。
水，是整个梯田农耕体系的核心。在山林间徒步，让我对数万亩梯田之水从何而来有了更直观的概念。哈尼族遵循“要种梯田在山下，要生娃娃在山腰，要祭寨神在山头”的古训，将山顶的莽莽森林作为水源保护林和薪柴来源地。森林这座天然水库所涵养的水，经溪流、瀑布穿过山腰的村寨，被沟渠截流后层层向下注入梯田。通达的沟渠系统将梯田之间串联起来，并由“赶沟人”疏通维护，防止水流受阻。
不过，徒步沿途也遇到梯田旱化的现象。有些是因为弃水稻改种玉米等收入较高的经济作物，有些则是村民去外地打工而将梯田撂荒。当地人和年年跑元阳的摄影老炮也都感慨，现在梯田较十年前确实明显少了。
这条徒步线路几乎全程都是一米多宽的石板路，难度并不大。途中不时与犁田的农人、背着竹筐的妇女、在田埂间嬉戏的孩童相遇。然而半天下来，我没有碰到一个徒步者，沿途的垃圾看起来也许久无人清理了。村寨附近立有路标，看好下一站的大方向基本不会迷路。途中有两次，我因贪恋美景而偏离主路，走出一段后发现脚下越来越泥泞，拄着登山杖也寸步难行，赶快及时折返。想想村民每天到田里上工都要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往返，着实辛苦。
下午三点走到坝达村，这里拥有元阳落差最大的梯田景观，3700多级天梯，从河谷一直延伸到海拔2000多米，气势恢宏。站在视野开阔的观景台上迎风远眺来时路，菁口和全福庄尽收眼底。
继续向前经过麻栗寨，再走一段车行道就到了悬崖上的老鹰嘴。老鹰嘴并非村寨，而是矗立路边的一座天然观景台，俯瞰山下密集壮观的红梯田。所谓红梯田，是梯田水面被红色浮萍覆盖而成，这种浮生植物常在水面上铺满一片，幼时呈绿色，秋冬时节染成血红。
老鹰嘴也是相对小众的日落摄影点，本打算在那里守到黄昏，无奈扛不过悬崖上的狂风。遂决定原路返回，回到坝达景区观景台与游客大军会合。抵达时距离日落还有接近两个小时，观景台前排几乎已无虚位。
一起等待日落的自驾夫妇对我手里的登山杖十分好奇，一番打听之后，信誓旦旦地说次日一定也要下到梯田里走一遭。也许是徒步路上看尽梯田百态，万里无云的日落并未给我带来期待的高潮，只觉寒风瑟瑟，饥肠辘辘。
阿者科旅游扶贫计划
虽然徒步时经过不少哈尼族村寨，但只有在阿者科，才能看到原生态的哈尼民居蘑菇房。传统蘑菇房共两层加一层阁楼，底层蓄养家禽牲口、堆放柴草农具；二层住人，饮食起居都在这里；顶层则用于储存粮食，一端筑有露台作晒台之用。建造蘑菇房一般以石材做基础，土坯砖垒的墙身厚可达半米，茅草或稻草覆盖屋顶，草顶脊短坡陡。土黄的墙体配上深棕的草顶，远看恰如一朵朵菌脚粗壮的蘑菇。
村里60余栋蘑菇房得以完好保存，要归功于“阿者科计划”。2018年，元阳政府邀请中山大学研究团队以阿者科为试点，各派一位年轻的“旅游村长”驻村组织村民成立集体旅游公司。经营利润三七开，村集体公司留30%用于后续开发建设，另外70%全部由村民分红，根据每户村民的梯田耕种情况、民居保有情况、是否居住、是否在户等指标评估分配，这些指标正是“活态”的保证。除了分红，村民还可以在旅游公司任职、经营客栈餐馆，收入提高了，自然愿意回乡工作。
为了保护村寨和梯田，大家坚守四条底线：不租不售、不引进社会资本、不放任本村农户无序经营、不破坏传统。村民是梯田的一部分，是自然资源的拥有者，只有激发村民的主动保护意识，结合外来专家和管理人员的配合，才能找到可持续的旅游发展之路。
几年下来，“阿者科计划”已经走上正轨，旅行体验也刚刚好：清晰的路标，整洁的街巷，通俗的民族文化介绍，村民对游客既不冷落也不打扰的态度。广场告示板上清楚列出2月5日至9日的门票收入，最多的一天有六千多块钱。
在阿者科我又遇到前日一起等日落的自驾夫妇，他们在加拿大读书的女儿特意叮嘱一定要去阿者科，替她看看偶像朱一龙走过的地方。不过阿者科让这对夫妇更难忘的恐怕是，妻子深入梯田拍蘑菇房全景时，一脚踏空直接跪在泥水里，碰面时她正在村里用“山神水”冲洗衣服，我打趣说：“你昨天说要徒步，这不就实现了。”
阿者科门票背面的注意事项最后一条写着：“不要给村中小孩零食或财物，以免养成不劳而获的习惯。”我不知道孩子穿上民族服装给游客当模特来收钱，这算不算不劳而获。在距阿者科不远的爱春蓝梯田，我就碰到两个小姑娘，蓬头垢面，一身大红的衣服很喜庆，正因游客拍了照没给钱气鼓鼓的。
我问她们：“是大人让你们来的吗？”孩子摇头。
“那你们赚到的钱要给大人吗？”孩子再摇头。
“刚才那些游客怎么没给钱呢？”
年纪大一点的孩子说：“他们说没有钱，钱都在手机里，可是我俩又没手机。”说着悻悻地牵着妹妹收工回家去了，走出没多远，又回头冲我喊：“那你有钱吗？”
山里的女人和孩子
主动接触游客的还是少数，更多的孩子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男孩儿赤着脚甚至光着屁股在梯田里玩泥巴，小姑娘聚在蘑菇房前跳皮筋，也有的沉迷手机无法自拔，和城里孩子没什么两样。我住的客栈房间窗户正对另一家客栈大门，门口台阶上永远蹲着一排埋头打游戏的孩子。最令我吃惊的是，一次搭当地面的，同车的三个十几岁的哈尼族小伙子，下车后竟直奔一家彩票售卖点。
我在普高老寨住了两晚，刚到时停车场堆着高高的水泥，几乎挡住了寨口。两个身材矮小的妇女正把水泥往竹筐里装，一筐水泥压得结结实实，她们背起来转身往寨子深处走去。进寨的石板路湿滑不平，还是一大段上坡，我不禁为她们捏把汗。第二天出寨，水泥已经少了大半，到第三天离开时，水泥边又多出更大一堆红砖，还是那两个妇女在忙活——真正意义上的“搬砖”。
在元阳短短两三天，看到无数妇女操劳的身影。她们大多包着蓝头巾，穿朴素的深色衣裤，胶鞋或是雨靴上沾满泥巴，有些几乎听不懂普通话。当我以为这就是山里女人的宿命时，遇到了故事的另一个版本。
从元阳老县城新街到新县城南沙，也得靠面的出行，凑满七人发车。我是最后一个上车的，坐到后排中间，旁边是个穿着民族服装的女子。司机帮副驾座位上四五岁的孩子系好安全带，我前面的三个游客都觉得这也太不安全了。
“请问这身衣服是哈尼族还是彝族啊？”我翻出在阿者科拍的一张照片，向身边的女子请教。一下打开了她的话匣子，从不同寨子的服饰差异说到赶集，从梯田的四季风光说到少数民族扶贫政策，滔滔不绝地回答我们几个游客的连环提问，谈吐间的自信大方明显不同于普通的当地妇女。
山路过半，副驾的孩子突然哭闹起来，是晕车了。司机用哈尼话和云南话问他，他都不作声，直到我身边的女子着急地喊：“他听不懂。”原来那是她儿子，接着她用标准的普通话安抚起来。孩子还在吵，递给他塑料袋他不理，司机摇下车窗让他透气，他爬起身就要往外跳，吓坏了一车人，只得把车停到路边。
一个山里的孩子，听不懂当地话，晕车，娇气，大家都觉得奇怪。
重新发车后，孩子在母亲怀里慢慢睡着，车上的气氛又轻松下来。聊到兴起，重庆来的游客突然冒出几句乡音，谁料那位搂着孩子的母亲竟迅速切换到重庆话和她聊起来。她看着也就三十几岁的样子，却已经在重庆生活快二十年，老大都上中学了，这次带老二回娘家过年，当天是去蒙自坐火车回重庆。
下车之前，重庆媳妇用哈尼话跟妈妈通了个电话。我瞥见她的手机壁纸，那是一张穿着哈尼服装以梯田为背景的照片，像典型的游客照一样。也许她的孩子会长成地道的重庆娃，但我想她的根永远扎在哀牢山深处的哈尼梯田里。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