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孝濂：我还有很多想画的没画，还有很多想表达的没表达出来
曾孝濂，画家，一席第952位讲者。退休前任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教授级工程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被誉为“中国植物画第一人”。迄今为止，包括《中国植物志》《云南植物志》等大型志注在内被收录的画稿超过2000幅，把一生中最主要的精力奉献给了植物志的插图工作。
极命草木
我是曾孝濂，今年83岁，退休前任职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我是1958年高中毕业的，当时被中科院昆明植物所录用，成为了我们单位的一名见习员，半天工作，半天学习。
去报到的那天坐的是公交车，那时候缺汽油，公交车烧的是一氧化碳。我排了好长时间的队才来到了植物所，当时我太高兴了，同学们都很羡慕，那种感觉就是有了归宿、有了着落。
当时所里人很少，我们去之前只有四十多位科研人员和工作人员。按报到顺序，我应该是第58个。什么事也不懂，19岁就来到了应该算我们国家最高科研机构的一个下属单位。
来了以后，我就见到了很多老师。因为当时大学生不够用，招的我们这一批都是中学生，所以要补课。老师们特别好，跟我们介绍云南植物的概况，鼓励我们好好学。冯国楣老先生给我们上的第一课，就是带领我们到植物园参观。
当时所里从云南省美术家协会请了两位有经验的老画家，但是观念不一样，主流美术跟植物科学画在绘画观念上是两码事。主流美术它不是为了准确地表达一个物种的形态特征，它抒发的是画家内心对这个物种的感受。
这个弯转不过来，所以只有自己来培养，把我们送到一些老大哥单位接受培养，去北京、广州向老一辈的插图家学习。除了出去学习，主要还是靠自己的分类学家和我们配合，让我们了解植物分类、植物生态的基本知识，在这个基础上用绘画的形式来表述。
我一开始被分配到植物化学实验室工作。我从小就喜欢涂鸦，工作之余也喜欢写写画画，被领导注意到了，就把我调到了植物分类实验室。
《中国植物志》项目启动后，我正式开始画植物标本，一画就画到了现在。我觉得自己非常有幸，从事的工作和爱好一致。那时候我想的就是要拼命地学习，不辱使命，想尽快掌握一些基本的技能，能够尽早地胜任工作。
这张照片是已经到了1983年了，那时候我们已经工作了二十多年。我们上面有两代老前辈画生物科学画，我当时已经可以算是第三代的一个领军人物了。这张照片上我比较低调，站在左边的角落。
到底什么是植物科学画？简单地说植物科学画就是以植物的形态特征为主要表现内容，要尽可能准确及完备地体现一个物种的分类特征，就像是为植物绘制身份证肖像。它是一种功能性绘画，不是纯艺术，它必须要能够达到鉴别物种的功能。
近代植物分类学起源于欧洲，欧洲人最早画植物画都是版画，限量印刷。最早的权威的杂志《柯蒂斯植物学杂志》都是版画直接印刷，然后找很多水彩画家人工上色。
这样一种绘画，它既要求真又要求美。真就是要符合客观物相，符合植物的客观存在，美就是要达到较高的审美要素。
这种绘画在欧洲被叫作博物画，作为植物志的插图，它比博物画更严谨，但是表现形式也比较单一。它就是用黑白的版画形式或者线描形式，来概括物种最主要的形态特征，特别是花的结构、果实的结构，当然根茎叶花果都要兼顾。
什么是《中国植物志》呢？植物志就等于是为我们国家的植物树碑立传、画肖像，我的理解植物志、动物志、孢子植物志，是一个国家重要的典籍，所有的国家都必须有自己的三志，除非是很贫弱的国家。
它是国民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资料库，同时也是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的依据。这是每个国家必须要做的，也是一个基础科学。
在那个国家还面临各种问题，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的年代，这是一个很有远见的决定。所以我们做植物志的人都知道，我们是“不求闻达，只求尽职”，要为国家积累基本资料。
这是我年轻的时候，当时正在画一个小稿，要用解剖镜。
▲ 左：腊叶标本 右：年轻时正在画图的曾孝濂
当时还没分子生物学，是经典分类学，依据的就是腊叶标本。干标本要把它画活，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极大的考验，要请教植物学家，更多的是要到植物园画写生。时间多就画大图，时间少就画小图。
这些就是到植物园碰到开花结果，画了一些小的速写，回来就问问分类学家名字，在旁边注上拉丁名，作为工作时候的参考。这张图上面有栀子花、梅花、罗汉松、石榴，还有八仙花、杜鹃花，就这样去记录。
那时候每天就是三点一线，标本馆查资料、看标本，请教分类学家；植物园写生；图书馆学习前人的插画技法。写生的时候就构图、打草稿，草稿在分类学家点头认可后，用版画的形式或者用中国传统的线描形式上墨线。周而复始，三十年忽然之间就过去了。
这是在学习阶段画的习作，1962年，为了学习前人的传统技法，用铜版画形式画的猪笼草。
当时都用平行线，印刷条件也不好，植物志的纸张也不像现在的什么哑粉纸、铜版纸，那时都是一般的白报纸。如果用交叉线就会糊版，所以一定要学习传统。
一直到现在，植物画的传统也是以版画形式为主。当然传到美国后，美国是打点，打点很费力、费时间，用点来表现植物的明暗关系层次。我们不主张打点，中国式的植物画主流是用小毛笔勾线，用线条的粗细和抑扬顿挫来表现植物的质地和层次。
这就是当时的植物志插图，画的是华山松，全部是用毛笔画的平行线。这是在传承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画的构图形式，按照分类学家对物种鉴别的要求完成的。鳞片和种子在解剖镜下放大，为的是表现细部的形态特征。
这也是为植物志画的一个玉兰花。玉兰花压成标本以后，它就全部叠在了一起，根本不可能画了。好在我们植物园有很多活的玉兰花，所以要去画写生，写生以后线条的组合就要靠自己不断地去学习、去积累。
这几张是在西双版纳画的速写稿，不像刚才那些速写，就画一朵花、一个叶片，这几张速写就带有明暗关系。
左边上面这个是刺果番荔枝，下面是鸡蛋花，右边一个是秋海棠，再一个就是姜科的闭鞘姜。有了这些资料将来画植物志就非常方便了。
到了60年代中后期，“文化大革命”开始，植物志就停下来了。当时是越南跟美国在打仗，疟疾肆虐。原本已经有的疟疾药——金鸡纳霜，有了抗药性，所以恶性疟疾流行起来非常厉害，部队整个建制地丧失战斗力。
胡志明就给党中央写信，希望我们国家协助解决疟疾药的研发问题。由国务院牵头，卫生部、总后勤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组成了一个综合性的考察和研究队伍，代号就叫“523”。
非常幸运的是，我被选中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能够回来搞自己的老本行，那是一种意外的喜悦，停顿了好几年了。而且这是国家的一项重要任务，能够直接跑到跟越南、老挝、缅甸接壤的边境地区，去考察当地的少数民族用什么药防治恶性疟疾。
第一次进到热带雨林，对我的整个绘画观念，对我以后的工作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觉得自己真正认识大自然，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考察队画画的就我一个，我们每天早上出发，还有部队带着冲锋枪上山。如果这个地方有画的东西，我就一个人留下来，四五个钟头不准动，动了就找不着。因为当时没有手机，也不能定位，就在原地待着，等大部队原路回来会合。
因此我非常幸运，能够一个人在山上待大半天。开始是有点害怕，后来对我来说就是一种震撼，看了什么都惊奇，大自然真是太浩瀚了，那些鬼斧神工你想象不到。
那个时候我就下定决心，等我有时间一定要把我看见的这些自然景观，这些在大城市里见不到的景象，这种光影、这种色彩，用适当的办法表现出来。当时是完成任务，将那些对防治疟疾可能有用的药用植物，用很写实的办法画下来。
但是到了西双版纳以后，我才认识到了什么是生态环境。植物、动物、微生物，每一个物种在森林里都有自己的生态位。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依存，形成了一个天然的生态网。
当沉浸在这样的大自然里，画画的时候会忘掉很多东西，“文化大革命”中那种人人自危和世俗的纠葛烦恼全部都忘掉了，你好像就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在“523”的整个五年当中，我的观念改变了，我觉得画植物科学画不仅是要画得像，更重要的是要表现出它的生命力。准确不再是最高标准，按照自然规律恢复植物的生命状态才是值得自己为之奋斗的目标。
有了这个价值观，再回到标本馆，就要从“画得准”变成“画得活”了，要复原出植物原初的自然状态。有更进一步的可能的话，还要把植物对生存的渴望表现出来。
比如这个植物的花为什么那么美？每一种花的形态各异，千姿百态，太奇妙了。它不是给人看的，是为了吸引昆虫来为它传粉。这都是受植物的生存意识支配的，是一种强烈的生存欲望的表现。
我力求把这种感悟画出来，但是做不到，太难了。如果能表达出其中的一小部分，就是对我莫大的鼓励。我没有资格对自己的作品满意，生有涯而学无涯、知识无涯，值得用毕生的精力去实现目标。
然而这个目标直到现在都没有达到，但是有了目标你就会停不下脚步，“一息尚存、折腾不止”，已经是垂暮之年，依然故我。
我们有一位老前辈，30年代就到了植物所，茶花专家、杜鹃花专家冯国楣老先生，他要出《茶花图谱》。当时已经有彩色照相了，但是冯老要求不要全部用彩色照片，要画和照片结合。
但是怎么画对我们来说又是一个新问题，那时已经到70年代了，我已经有不能只是画得像这个观念了。茶花是我们的市花，最重要的是能不能画出它鲜活的感觉。
原有的技法不够用，油画可以。但油画比较厚，油画要涂底料。当然油画技能好什么都能画，我们的油画技能还远不成熟。
所以后来我们做了很多尝试，就发现印刷油墨可以不用打底，直接画在纸上。它比油画薄，更容易刻画一些细微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开始试验，用油画的技法，用油墨做颜料，不打底就在普通的纸上画，试验了很长时间。
那时候画画很辛苦，一般早上都是在食堂吃一个馒头，从7点一直画到12点，中间不敢动。因为花拿回来后它会不断地开放，要抢时间。经过那两年的努力，我基本上掌握了这个技法，这两张就是油墨画的山茶花。
这个是退休以后画的，这是一种腐生植物，它没有叶绿素，叫球果假水晶兰。它在生存的环境当中，竞争不过别的植物，抢不到阳光。所以它长不高，林子里面很阴暗，它就变成了一种腐生的状态。
它是靠一种共生菌来提供营养，直接从别的腐烂的有机物上吸收营养。开花开在森林阴暗的地方，有一点点半透明，有点瘆，有的人又叫它幽灵草。当时很难得一见，我才把它画了下来。
这个是我们云南特有的三七，是一种在李时珍时代就非常有名的重要药用植物。它的用途已经开发了很久，前景还很可观，现在又说它的叶片可以做很好的安眠药，我很期待。
已经到了最后阶段，它的明暗关系和色彩都画完了，最后叶面上的毛被还有一些凸起物都是用刀刻出来的。
这个叫寄生花，它有一个亲戚是印度尼西亚有名的大花草，直径大概一米，是世界上有名的寄生植物。
这个寄生花不太大，大概10公分的直径，非常稀少，也是一种腐生植物。它是固着在别的植物的根茎上，吸收别的植物的营养，生活在林下很阴暗的地方，非常少有。
我画这个是生长在西双版纳勐腊自然保护区，很难得一见。
这就是我们昆明的市花，云南山茶花，Camellia reticulata。
它让人非常赞叹，那么恶劣的生态环境，强烈的紫外线照射，狂风肆虐，吹在脸上都疼。而且空气很稀薄，没有土壤，它就长在石缝里面，根差不多可以在石缝里面扎到几米深。但是它的花居然开得那么柔嫩，发出一种有点像缎子的光芒。
我们找到以后，在场上的人全部趴到了地上，它也就像一个小幽灵一样，在风中颤抖，好像在说“看看我吧，看看我吧。”太震撼了。
最早我想画鸟是在西双版纳，每天早上起来天不太亮，各种鸟叫声就像交响乐，但是又分不清是谁在叫。有少数的能认出来，山椒鸟、红耳鹎等等，其他的不知道，只闻其声，不见其鸟。
那时候我就想着要画鸟，最主要是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织布鸟。一般的鸟它还是怕人，你走近一看它就飞走了。当时我们搞“523”，早上天天读毛主席语录。我就溜达到营房外边，看到了一棵树，有很多鸟在飞上飞下。
我走近一看没见过，后来才知道叫黄胸织布鸟，它们在专心致志地做窝，在树下面有一大堆白茅草。它很厉害，用喙把草啄断了，拉一根纤维，一飞起来就像一根线。
它们是在一棵有刺的树上做窝，那个刺人根本不敢碰，因为它们要保护自己。那棵树上有好多鸟一起做窝，可能是从哪里搬过来的。它们做的窝都是一个图纸，造型都是一样，不管是公鸟的窝，还是母鸟的窝。
这是一个母鸟的窝，它做得太专注了。因为我在高处，它在矮处，恰好那个树冠离我很近，就看得很清楚它是怎么做窝的。它做窝跟我们人做针线差不多，这边穿进去，那边拉出来，嘴和爪子配合得非常好。
到了退休的时候，我第一件事就是画鸟，用几年的时间完成了100种鸟。这也是一种很美的鸟，它是一种鸣禽，叫的声音很好听，叫做寿带。有一种寿带是雪白的，我碰到的是红色的。
这个是在2008年发行的《中国鸟》邮票，这张邮票是我和昆明动物所的一个鸟类专家杨岚一起创作的。他是我的鸟类老师，而且也非常支持我。
没想到这这张邮票发行后得了一个国际的奖项，我们国家得这个奖项还是第一次。
这就是前面说到的《中国植物志》，一直到了2004年这个书才算完成，一共128个建册，5000万字，9000多个图版。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个人的力量，我们在其间只是起到了一点点作用。
但是我的同事他们有的没能见到植物志的出版，默默无闻地奉献了一生。我们这批人几乎是一生中最宝贵的时间都奉献给了植物志，现在它已经出版发行了，可以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了。
这本书出完是2004年，有一些年纪更轻的就改行了，调到了别的科室。因为任务完成了，这个编制没有了。
当时我们就面临一个低谷，可以说是门可罗雀，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但是我们昆明团队头脑很清楚，这对我们是个挑战，但是也是个机遇。我们要走出科研院所，走出标本馆，到大自然里面去。
过去我们的工作是在学科专著里面，只有专家学者和有关的人才会去看，别人不会去看。现在植物志完成了，我们要把画画得更鲜活、更大众，让大众喜闻乐见。
有的同事转到了中国画，画工笔花鸟。我和一部分人就坚守我们的岗位，还是要画生物绘画、画博物画，唤起大家对大自然的认同感和亲切感。
一画就上瘾了，我就觉得，小的时候画画是爱好，工作的时候是职责，退休了以后是积习难改。现在老了也觉得还没画够，那就是精神的皈依，支撑着我继续往下折腾。
这都是我退休以后画的，这是重要的物种，必须要画。绿孔雀原来在云南分布很广，现在只有滇西、滇中地区有一点点，临沧、版纳都没有了，种群数量非常少。
我们要用绘画的形式呼吁更多人了解，所以我画了绿孔雀最好的姿态，它在上树休息的时候，整个尾屏搭下来，非常潇洒。
钢笔画有钢笔画的特点，现在新一代的钢笔画家百分之百都是用交叉线和打点来把画画对象的素描关系表达得非常完美，通过光影和明暗关系把二维变成三维。
那我能不能用我们传统的版画形式来画呢，我们都是用平行线。这张画基本上都是用平行线即兴发挥，当时我也不太有信心，毕竟我79岁了。后来这张画给我鼓了点劲，你还能画，你还没有太老，所以后来我又画了几张钢笔画。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正在画得高兴，80岁的时候我被诊断出肺癌。当时对我打击很大，倒不是舍不得生命，只是我还没画完。
我觉得我的画都是阶段性的，我们追求完美，但是不可能达到完美，追求极致，但不可能达到极致。我还有很多想画的没画，还有很多想表达的没表达出来，正在觉得要使劲的时候，来了个肺癌。
当时很多人劝我，采用中医治疗或者是保守疗法，毕竟年纪大了。后来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大夫，大夫说可以做手术，但是风险很大。我到北京找了好几家医院都说，你80岁了，你不怕我还怕。
最后我找到了肿瘤医院的一个大夫，他理解我，就跟我讲了各种风险。我也说我宁肯冒这个风险，也不愿意做化疗、放疗，一做手也抖了，画也画不成，没什么意思。
在北京做完手术后，麻醉刚过，我就让我老伴拿一支笔来。老伴说，这哪有笔？就给我拿了支筷子来，我就在输液管上，要点哪就点到哪。当时我都快流眼泪了，手术成功，我钟爱的事业没有中断，还可以画。
这是我在北京出院的第二个礼拜，看到我们小区院子里的鸡冠花。不仅是花开得好，叶子也红了。我就赶紧开始试，看我还能不能画。我画鸡冠花，当时是表达我的一种心情，鸡冠花又叫雁来红，老了老了它还红，于是我很用心地画了一个鸡冠花。
那天有一位央美毕业的看了之后说，哎哟，你这个是版画。其实这张是用了版画的形式，实际上是钢笔淡彩。
当时我是第一次画地衣，以前没有画过。它是一个特别的物种，是真菌与藻类共生产生的一个新的类群，非常值得画。当时虽然是花了很多时间，但我们王老师基本上还认可。
过去画过一个华盖木，是用枪打下来的。因为华盖木树高有30多米，摘不着。打下来后的组合是不对的，有了错误一定要纠正，所以这是在近两年画的华盖木。
过去没有画那么清楚，因为重楼雄蕊药隔的形状是一个重要的分类标准。你要是找一般画家，他没有这个观念，怎么可能画得出来？所以李老师她就说，你给我画吧。那时候正是我做癌症做手术之前，我在手术前两天画完了这张画，给她寄了回去。
这种花非常美，就像在地上开的金莲花。我用线条和色彩相结合，这也是近几年我年龄大了，表现手法更加随意。
我这个人运气好，应验了陶行知先生的一句话，“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禀赋，为一件事而来，做一件事而去”。
我真的就是为这件事而来，做这件事而去，老了、生病了都不在话下。我只要一画画就什么都不想，非常愉快，非常知足。
这是2019年的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当时央视的李成才导演找我约稿，让我画我们国家传播到世界的一些有代表性的植物。
当时选了三十来种，这里面确实值得画，都是原产中国的，有银杏、珙桐、杜鹃、茶花、牡丹、月季、桑叶、水稻等等。
后面这两幅画是前两个月画的。为什么要画？因为在我的倡议下，以我们现在涌现出来的年轻画家为主，在昆明一个小小的美术馆举办了一次画展。
我们赶上了这种生态意识的回归时代，有很多孩子是把工作辞掉专门来画博物画，他们的作品非常优秀，所以我也不能用老画参展。
我为这个画展画了两张画，一张是泡桐，用的是传统博物画的透明画法。
一张是我自己照的小熊猫，我特别喜欢小熊猫。这是用的厚涂法，就是用丙烯和油画的办法来画的。
今年很荣幸还做了几件事，第一件是画《诗经》。我一个人做不了，约了两个朋友共同完成。一位画鸟的画家叫吴兴亮，他是水彩画家、海南大学二级教授，画了40多种鸟。另外一位也是我们所的画家，叫杨建昆，画了很多精美的动物。
这是我们老祖宗的东西，在江户时代就有一个日本画家做了《诗经名物图解》，我们自己的东西为什么自己不做？
当然出版社早就有这个意向，因为时间的关系迟迟没能做。今年尽了很大的努力，《诗经》终于完稿交付给国家林业出版社，我完成了其间的将近90幅画。
画《诗经》用了不同的绘画形式，很愉快，因为它是西周时代的著作，所以带了一点中国画的味道。
这些都是《诗经》里面的动物。
这两张是近期的作品，向大家汇报。一个是榕树，一个是热带季雨林的景观。
第三件事就是完成了《极命草木》，以近三年作品为主的一个大型个人画集。我是在出版社和很多朋友的支持下，特别是在主编聂荣庆老师的鼓动下，才有勇气去做的。
“极命草木”其实不是我起的名字，是主编聂荣庆老师起的名字，他对这四个字的理解很复杂，我的理解很简单。
“原本山川，极命草木”是我们所的所训，每个人站在自己的角度可以做出不同的诠释。我们吴老的诠释是，要为所有的草木定名。
我觉得能不能从生态的角度去理解这四个字，“极命草木”就是极端地珍惜爱护一草一木、一鸟一虫，所有的生命。所以这本书既有花又有鸟，它叫“极命草木”，就是说我们要珍惜所有的生命。
我对明代顾炎武的一句话深有感触，他说“有一日未死之身，则有一日未闻之道”，我现在真的是感觉到，自己不仅有很多该做的工作没做，还有很多知识不懂的要学习。每天都有不懂的东西，每天都应该补充。
人的认知跟大自然永远是不可能划等号的，我们知道的只是一部分，我们不知道的是无穷的。何况我一个糟老头，所以我现在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不仅要学知识，还要学绘画的技能，还要考虑绘画的一些新的表现形式。现在每天就觉得非常充实，但也不能够太贪心，尽最大的努力，我争取再画十年。
我刚刚说了，我画了一辈子，我想追求完美，想追求极致，但远远做不到。任何事情都是阶段性的，我在我这个阶段尽了我的力，但是我的画没有一张是我自己完全满意的。所以我不期盼人人都喜欢我的画，但是我希望看画的人能关爱画中的生命，它们和我们一样拥有生存和繁衍的权力。
谢谢，完成了。
🎬拍摄花絮
感谢昆明当代美术馆对本演讲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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