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机场

糕点店的队伍很长，在我前前后后的人拎着五彩缤纷的大号购物袋，三十个费南雪蛋糕，六袋小圆面包；有一个卷发妇女想把刚出炉的千层酥都装走，遭到了另一位顾客的指责，勉强分了五个给对方。在糕点店放肆采购的人要么是家丁兴旺，购物袋在餐桌上一打开，蜂拥而上的小手就全伸进去。或者是有很大的冰箱，打开冷冻室时冷气扑向脚趾，这样的清晨重复上演。无论是哪一种可能，都意味着人被食物拴在此地，有一段在距离糕点店五公里之内的、不能脱身的生活。

我在排队，拿着最小号的一次性塑料袋，里面有一块布朗尼，和一只泡芙。我只是旅客，甚至来到这个城市都不在我原本的计划内。在买回北京的机票时，发现有廉价航班在这里中转，虽然要多待一天，但回了北京也是闲着，对着灰蒙蒙的天气发呆，在这样无聊的心情里，才来了这个名字都不曾听说过的地方。

下了飞机我简直不敢相信，整个机场只有两个停机位和一条跑道，候机厅是一家有安检的麦当劳，麦当劳的前门对着登机的检票口，后门出去就是公路，竖着一块公交站牌，上面只有两个公交号码。公路另一边是大片的农田，深处有一坐白色的巨大球形建筑，在地图上看不到这个建筑的名字。

坐公交进城的时候上来了很多初中生，看起来是刚结束了一场同学聚会。走在最后面的一个女孩对司机说自己没钱买票，司机叫她下车，她犹豫了几秒，嚼着泡泡糖，司机又挥挥手允许她上来了。她就高高兴兴坐在了我的旁边，并且和我搭起话来。就是她介绍我来的这家糕点店。她说这是附近最受欢迎的店，糕点师以前和她母亲一起开过一家服装店，攒了一笔积蓄就离开了，去葡萄牙学了甜点制作，回来之后就能做很多人们都没见过的新奇东西，而且总是很好吃。公车每次停站都有一两个初中生下车，后来她也下车了，在拐进种着芒果树的院子之前，还又转身冲我挥了挥手。

“一个泡芙太轻了，上秤称不出来。”给我称重的收银员说，她垂着眼帘时，蓝色眼影就像墨镜一样覆盖在她脸上。“你给她标五毛钱的。”旁边的收银员插话。“您看行吗？”“好的。”我接过塑料袋和一把零钱。

我在街上逛了一个多小时，就感觉没什么地方可以去了，这确实只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城市中心是一座喷泉，广场环绕，几条街道向周围展开，长出餐馆、诊所、学校、电动车店。城市北边有一座庙，我在庙门口坐了一会儿，看着香火飘向龙头鱼身的脊兽，雕塑被下午的阳光照得很鲜艳。这让我想到我生活过的南方小城，在去北京上学之前。

小城也只有一条主街，名叫庙前街，却不见庙，也许毁于战火或动乱，如今已经无人关心。对于生活在那里的人来说，一条这样的街道就已经足够，学生在街上的影院买半价票（时而逃票），情人去街尾的公园牵手拥吻，分手就去旁边与街道平行的河堤，走五分钟回到公园，又可以和另一个邻居恋爱，没有什么厌倦可言。只有离开过又回来的人，或者期待着太多的游客，会觉得这里太小。他们不满足于在桥头的树荫下吃冰棒——仅仅是吃冰棒，不做任何事；他们想，世界不该只是烈日毒烤着夏天的桥拱而已。但很多年后，我仍然坚定地想，如果有一个删除键，我会毫不犹豫地按下，消去一切的存在痕迹，只留住那一座桥。没有我的猫，没有哭泣的男友（那些后悔说了或没说的话），没有一直挂在姥爷家走廊尽头的画。

我在水边坐到太阳落山。回旅馆前我想我可以再去糕点店买一份明天的早饭。这时刚七点半，但糕点店已经半掩着卷帘铁门，要打烊了。看到我张望，里面的女人招手让我进去，还有一些豆沙卷，你要吗。聊了几句我才知道她就是店主，于是我向她提起了今天早上遇到的小女孩。对，我跟这里的朋友都是这样讲的，但其实是另一个故事。那个时候我是真的很想离开这个地方，去一个陌生的国度独自生活，我买了一张从澳门出发的机票，但路上车子抛锚，我拎着大包小包冲向机场，结果还是错过了飞机。失魂落魄之间，又一个不留神被人偷走了钱包。

一边聊着，她一边带着我穿过店铺，走到厨房后面的小院。院子里有阵柠檬花香，不见月亮，只有月光。她在澳门的西餐馆打了阵工，觉得这样好像也行，就留了几年。这之间她遇到了一个男人，陷入爱河，有了自己的公寓，然后怀孕生子。但小孩出生之后的半年，她感到无法忍受这样逐渐步入正轨的生活，和男人商议后，就独身离开了。有什么不好呢？我问。一只夜鸦停到防盗窗上，左看右看，又振翅飞走了。也许只是害怕吧，那样美好安稳的生活，如果有什么不幸，要被动地从中抽离，害怕自己会无法承受，所以才主动结束。而且渐渐地，感觉要变成澳门人了，不仅仅是像油花漂在水面那样地生活在那个城市里了，没有疏离感，面对很多事好像都很难再清醒，在这样的状态里就总是很抑郁、失落，所以，说什么都要摆脱。

那么回到这里之后呢？我低头卷了一根烟，因为手还不太熟，卷了很久；她都没有说话。再抬起头的时候她已经不在了。为什么要把这些告诉陌生顾客呢？这样复杂的人生秘密对我而言却是无足轻重，我无法明白，也无法记住。明天离开这里，我也不会再回来。因为我下个礼拜就要入职了，在北京，那个磁极般的城市，那个除了吸引力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无论在多远，我都很想北京。我会想象在北京度过九岁的暑假，乘公交去古生物博物馆，看玻璃展柜里寂寞的骨头。回到小区门口刚好遇到遛弯的姥姥，我滔滔不绝地给她讲撒哈拉沙漠里的恐龙，她戴着那顶纱质的蓝色阳帽，边听边微微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