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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还容得下怎样的爱情

林仕奚@HG 2023-02-18 10:37:44 北京

人们常把疯狂的爱恋看作是强烈爱情的表现，实际上这只是证明了这对男女曾经有多么寂寞。——《爱的艺术》艾·弗洛姆

室内暖黄色的光把家里的红沙发染成了血色夕阳。还没脱下西装的男主人沉默地看着报纸。似乎是为了避免这种尴尬，女主人回身从包里想要翻出一本书，捱过这段静默的时刻。

▲Room in New York, Edward Hopper, 1932

这是爱德华·霍普回忆里纽约街头的印象。他向高楼看去，都市中的男女就像橱窗里的模特，华丽而沉默。时代的尘埃也为这种疏离披上了萧索。在这幅画创作的1932年，美国大萧条时期尚未褪去。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奥格尔索普大学在演讲中如此形容当时的情景：“工厂停摆，铁路运输持续萎缩。商业活动锐减，成千上万的青壮年男女迫切需要工作的机会。这就是我们正在面临的可怕矛盾。”在面包没有充足保证的年代，谈论爱情似乎极为奢侈。披着刺绣披肩的中产女性，即使独身一人，也能在宽敞明亮的房子里获得独自神伤的片刻宁静。

▲Room in Brooklyn, Edward Hopper, 1932

而此刻，也许依然有人无家可归。

纵观艺术史，不乏贫瘠物质下依然坚挺的爱情。贫穷的俄国犹太艺术家马克·夏加尔曾经仅怀揣26枚沾满了鲱鱼和甜腻糖果味道的硬币离乡学艺。他来到巴黎，经历了异乡人难以融入的疏离。这种窘境也许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他回到家乡邂逅了一生挚爱贝拉。

▲马克·夏加尔与妻子贝拉

在自传《我的生活》里，夏加尔记录了他与贝拉的初次相遇：“她沉默不语，我也沉默不语……似乎她了解我童年的一切、我如今的一切，还有我的未来；尽管我是第一次见到她，我仿佛觉得，她一直在守候着我。我觉得，我的妻子就应该是她。”在夏加尔的画中，沉浸在幸福里的恋人们快乐如坠云端，他们会“飞”起来，摒弃一切现实世界的规则束缚、物质牵绊，凭着一腔爱意翱翔于天际。

▲The Promenade,Marc Chagall, 1918

这种幸福并不长久。1944年，贝拉突然染病于纽约去世，夏加尔一度无法提笔创作。后来，凭着对妻子的缅怀与思念，夏加尔创作了《新娘》，让画布见证他们纯真爱情的不朽：

▲The Bride,Marc Chagall, 1950

在夏加尔的爱情里，贝拉无疑是绝对的女主角，但一直逃脱不了被凝视的存在。她仿佛一件易碎的水晶玻璃制品，是完美的纪念品，却很少让人看到她的内心，她的性格，她是否有追求、有梦想。她是夏加尔最忠贞的陪伴者，却有意无意地放弃了一部分自我。她被困在以爱为名的结界里，无声地接受着世人对伟大艺术家爱情地称颂。爱情，仅仅是如此狭小的金丝鸟笼吗？答案是否定的。那个女人的出现，向我们展现了爱情的另一番天地。

1995年，巴黎冬至出版社出版了一套艺术家路易斯·布尔乔亚的版画，题为《献给我母亲的颂歌》。那年，布尔乔亚首次用文字将蜘蛛比喻为一个母亲的形象:“因为我最好的朋友是我的妈妈，她深思熟虑，聪明，耐心，抚慰，通达，优雅，美妙，不可或缺，整洁，像只有益的蜘蛛。”

▲Maman,Louise Bourgeois

路易斯·布尔乔亚，一个中产家庭的女孩，由于父亲爱上了别人，并安排情妇到家里为布尔乔亚做了10年的家庭教师——这样的丑闻在母亲的隐忍下，让布尔乔亚蒙在鼓里许多年。她不得不对父亲和情妇视而不见，不得不对母亲的痛苦视而不见。这份痛苦在布尔乔亚的思想里开出了一朵艺术之花，她成为了第一位展现情感深度和家庭议题的艺术家。

蜘蛛狰狞的腿就像母亲苦心积虑编织的白色谎言，将小小的布尔乔亚围拢在安全的中间，自己抵挡外界不堪的一切。坎坷的家庭创伤让布尔乔亚一度无法正常恋爱，直到遇见了罗伯特·戈德沃特（Robert Goldwater）。

▲布尔乔亚与戈德沃特夫妇

戈德沃特是一位年轻的艺术史学者、教师和评论员，他进入了纽约文化圈的上层，在那里，他尤以撰文探讨所谓原始艺术与当代艺术的关系的文章著称。布尔乔亚曾说，庆幸的是，她的丈夫是个女性主义者。婚后，布尔乔亚本想像当时（甚至至今）的大多数女性一样，回归家庭，做一名传统的家庭妇女，相夫教子。但戈德沃特珍惜布尔乔亚的才华，鼓励她继续创作，表达自我，在艺术里寻找治疗久未愈合的创伤。

从此，艺术史中罕见地多了一位风格鲜明的女性艺术家，以及一位面目模糊的男性配偶。

不同的时代讲述着不同的爱情故事。身处当下的我们，无论是否需要爱情，是否选择相信爱情，请不要抛弃心中那个小小的自我，像蜘蛛一样牢牢捍卫住属于自己的精神避难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