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括举报苏轼”？谣言！！千万别再瞎传了！

目录

一、孤证不立，传统史学家，大都不采信这个事儿... 1

二、没听讲过！当时的人，都不知道有这回事儿... 3

三、“乌台诗案”的发生，跟沈括从来就没个毛关系... 7

四、时间、地点、人物，都对不上的事儿，你敢信？... 9

五、王铚的《元祐八年补录》为何有报导失实？... 12

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关于沈括曾经举报过苏轼的论调，自上世纪九十年代，由某位散文大师的文章广泛传播，人云亦云，深入人心。在很多当代读者甚至一小部分专业人士的心目中，沈括就此成为“无耻小人”。

事实果真如此吗？

一、孤证不立，传统史学家，大都不采信这个事儿

关于此事的记载，目前我们所能找到的，最初、也是唯一的来源，是南宋史学家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零一，原文如下：

王铚《元佑补录》：沈括集云，括素与苏轼同在馆阁，轼论事与时异，补外。括察访两浙，陛辞，神宗语括曰：“苏轼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括至杭，与轼论旧，求手录近诗一通，归则签帖以进，云词皆讪怼。轼闻之，复寄诗。刘恕戏曰：“不忧进了也？”其后，李定、舒亶论轼诗置狱，实本于括云。元祐中，轼知杭州，括闲废在润，往来迎谒恭甚。轼益薄其为人。（此事附注，當考詳，恐年月先後差池不合。）

这段话的内容，我们先放在一边。首先要说明的是：史学研究，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叫做“孤证不立。”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个结论，如果只有一条证据来证明它，这个结论，就不能被采信。不仅历史学，考古、科研、法院审判，都必须遵循这个基本原则。

你要证明一个结论，一条证据是没有意义的，你必须找到不同来源的类似、相关证据，才能支撑起结论。

“沈括告密”，这条记录呢，它就是一个“孤证”。我们翻遍正史、野史，所有现存的文献，都找不到能够和这一条记录互相印证的文字。

那么，从实证角度，我们就不能说，“沈括告密”这事儿，是可以采信的。

这就是为什么苏轼身后，关于他的史学著作那么多，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普遍地不把“沈括告密”这事儿写进著作的原因。就连《宋史》的列传，对变法派不怀好感的元代史家，也没理这茬儿。

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是关于宋史研究任何学者都绕不开的史料库，这样一条重磅消息，白纸黑字，大家会看不见吗？它要是能用，谁会舍得不用吗？

然后，我们看该条记录的文字，请注意，李焘的附注：

“此事附注，當考詳，恐年月先後差池不合。”

李焘说，这一条记录，他可不能保证其可信度。因为事件发生的时间，和他收集的其他史料对不上号。放在这儿，就是个姑妄言之，等有空了，再详考。

不仅孤证不立，还此证存疑，这就是一条无效的史料。但凡学术态度端正一点的历史学者，就不敢率然采用的史料，不知怎么被一位文学家看到，就此宣扬起来。

文学家想象力丰富，他不需要顾及史学的严谨。读者更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去做求证。更多专业领域内的研究者呢，又远在大众视线之外。还有极个别的当代文化学者，可能也是受名人效应影响，不作甄别，随口附和，推波助澜，这就未免让人感到遗憾，想要为沈括抱个不平了。

二、没听讲过！当时的人，都不知道有这回事儿

不以言语罪人，是宋代士大夫政治的普遍共识——这是我们要了解的一个历史背景。

打成一团没关系，相逢一笑泯恩仇也可以，但是！谁要是干出举报、告密、搞“文字狱”的事情，他的名声，就臭了大街。大家都是玩文字的，纵容了这股风气，到最后，还有谁能落得了一个好？

先不提苏轼“乌台诗案”的轩然大波，就拿“大反派”蔡确来说吧。当时，有一个官员吴处厚，因私怨，以诗文构陷蔡确，酿成“车盖亭诗案。”此案一出，蔡确的政敌——“元祐君子”们，又纷纷为蔡确求情。

宰相范纯仁说：“方今圣朝，宜务宽厚，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之过，诛窜大臣。今日举动，宜与将来为法式，此事甚不可开端也。”[①]

侍御史盛陶说：“注释诗语，近于捃摭，不可以开告讦之风者。”[②]

御史中丞李常说：“以诗罪确，非所以厚风俗者。”[③]

中书舍人彭汝砺说：“恐启罗织之渐。”[④]

苏轼说：“薄确之罪，则于皇帝孝治为不足；若深罪确，则于太皇太后仁政为小累。皇帝宜敕置狱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诏赦之，则仁孝两全者。” [⑤]

苏轼的好友晁端彦说：“计较平生事，杀却理亦宜。但不以言语罪人，况昔为大臣乎？今日长此风者，他日虽悔无及也。”[⑥]

千言万语，总结起来一句话：文字狱不能搞，太特么缺德了！

吴处厚从此在士大夫中名声扫地。我们再来看“乌台诗案”的发起者：李定、舒亶、何正臣，这三位，讲道理，是御史啊！御史风闻言事，就算咬错人了，你也不好跟他深切计较。可是呢，这三位，还是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为什么？“因言罪人”惹众怒，更何况，被“罪”的还是苏轼这个国民偶像！

沈括，如果他真的干了这事儿（这事儿，只要他干了就瞒不住。按该条记录的说法，苏轼当时就知道了。大嘴猴苏轼都知道了，天底下还有谁会不知道？）他的名声必定在当时就坏了。他的政敌，更不可能放过这个攻击他的理由。 但是呢，并没有——

没错，沈括因为指出新法执行中的问题，曾被王安石骂过“小人”，被当时还是御史的蔡确狠狠咬过，同时被保守派系攻击。在这所有的罪行与德行指控之中，并没有一条，是指涉他“打苏轼小报告”的。就连“受害者”苏轼本人，在其生平著作里，也不见对沈括有一个字的指控。（苏轼的文字保存得非常完全，如果没有，那基本上就是没有了）

苏轼的文字里，倒有这么一条：

《书沈存中石墨》

“陆士衡与士龙书云：“登铜雀台，得曹公所藏石墨数瓮，今分寄一螺。”《大业拾遗记》：“宫人以蛾绿画眉。”亦石黑之类也。近世无复此物。沈存中帅鄜延，以石烛烟作墨，坚重而黑，在松烟之上，曹公所藏，岂此物也耶？

考查写作时间，应该在元祐年间。沈括贬谪在润州（镇江）养老。苏轼春风得意，正在从杭州外放回京城的路上。途经润州，沈括送了他一块自己当年用石油做的墨。双方的关系，谈不上亲密吧，也还算得上友好。

苏轼是个忠厚人。确实，他挺容易原谅别人，但是！他不是没有原则的“滥好人”，苏轼一生，有两个坚牢的原则，其一，不能容忍小人。其二，大义不容私情。

不能容忍“小人”——“乌台诗案”的发起者李定，从新法推行之始，他在苏轼眼里，就是一个上窜下跳的“小人”。旧党上台后，李定明明是公私罪过一概未犯，苏轼硬是亲自出马，用一个“不孝”的理由，把人家给赶出中央了。

义不容情——为了“君子们”能重新掌握中央的决策权，他连曾经夸上天的好友章惇都痛加打击。想想看，如果沈括确实干过这种无耻之事，于大义，于私情，他怎么可能对沈括毫无芥蒂，不仅绝口不提，还保持友好往来？

“乌台诗案”牵连广泛，名公巨儒，高官显贵，被处罚者遍布新旧两党。这么多人，和他们的门生故旧，子子孙孙，难道就没有一个记仇的？没有一个人想到要拿这事儿找沈括算旧账？

还真的，统统没有。

元祐年间，旧党上台，开修《神宗实录》。《神宗实录》就是宋神宗的编年史，它的每一页每一行，都是新旧两党交锋的意识形态阵地。当时，“苏门四学士”之黄庭坚、晁补之、秦观，都参与了编修。而黄庭坚仅仅根据苏辙的一封弹章，就要把“吕惠卿揭发王安石私信”的事情（实际上是子虚乌有）写进国史。如果沈括确实干了“举报苏轼”的事情，会不被记录在案吗？这，不是苏轼和沈括两个人的私事，这，是“新党”小集团“道德败坏”的又一如山铁证啊！

然而，就没有。

沈括与苏轼，倒是有很多共同的好友。亲友团之中，有一个人我们必须提到，他就是苏轼晚年最器重的学生李之仪。李之仪平生又最佩服两个人，一个是苏轼，一个是沈括。

李之仪像一棵葵花，但凡有机会，他的脚步就跟着这二位走。熙宁六年，沈括访查两浙（也就是所谓“小报告”事件发生的时间段），李之仪追陪左右。元祐八年，苏轼外放河北定州，李之仪千里跟随。如果苏、沈之间确实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很难相信李之仪竟不知情。

分别的日子里，李之仪随身带着苏、沈二位的画像。画像上，是他亲手题写的赞词——

《东坡先生赞》

东坡仙人，岷峨异禀，道日而升，弗类斯摈。有继皇皇，期之奠枕，谁其止之，成是贝锦。天作人远，言何从谂？闻已耸然，见孰不凛。

《沈存中画像赞》

先天弗违，圣时以乘，人谋鬼谋，其谁与能？彼虽渊密，我则揆叙，万目交张，维网之举。展也吾人，一世绝拟，孰友多文，宛在中沚，用此以通，亦以是穷，自崖反矣，凛然孤风。

一个是仰慕已久，一个是相交莫逆；一个是光华万丈谪仙人，一个是孤勇一往真学者。

李之仪的妻子叫胡文柔，此女博学多才，被苏轼和沈括同时尊为闺阁中的“良师益友”——苏轼跟她请教佛学，沈括呢，跟她讨论算术。礼教大妨，苏轼让儿媳妇给胡文柔传小纸条。沈括的小纸条则由李之仪转交。沈括还对李之仪感叹说：“尊夫人可惜是个女的，不然沈某定能和她做个一生的知己！”

胡文柔爱重苏轼，不是他的文才，而是他的气节。她对李之仪说：“子瞻名重一时，读其书使人有杀身成仁之志，君其善事之邂逅。”[⑦]苏轼被贬，胡文柔为他缝制锦衣，说：“我一女子，得是等人知，我复何憾！”[⑧]

人以群分，要了解一个人的品行，看他交往的朋友可以知晓大概。如果沈括确实是一个构陷举报的小人，这对热情耿直的夫妇，是不可能和沈括保持着深厚友情的。

综上所述，如果沈括确实干过构陷举报的事，那么，同时代的人们，毫无道理对此集体失明。而居然集体失明，矢口不提，这只能说明一个事实——所谓“沈括举报苏轼”的事件，在当时，压根儿就没人知道，没人听讲过！

三、“乌台诗案”的发生，跟沈括从来就没个毛关系

“乌台诗案”，现存宋人朋九万整理的完整卷宗，包括：御史弹劾的札子，审问记录，苏轼的供词、大理寺判决文书，等等。

以御史台罗织罪名、四处查抄的疯狂劲儿，如果沈括曾经提交过什么黑材料，它就不可能被遗漏，必定会作为呈堂证供之一，至少也应该有所转引，然而呢，翻遍卷宗，统统没有。

卷宗显示：苏轼的呈堂罪证，就是他本人在市场上刻印出售的文集——《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全册， 以及苏轼自己招供的寄给亲朋好友“不良诗文”若干。

元祐三年，苏轼回忆：“昔先帝召臣上殿，访问古今，敕臣今后遇事即言。其后臣屡论事，未蒙施行，乃复作为诗文，寓物托讽，庶几流传上达，感悟圣意。而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因此言臣诽谤，遂得罪。”[⑨]

明明白白地说了：“写这些诗文，是因为，我在中央，劝谏陛下，他不听。现在我外放了，远离主上了，也不能放弃。我就大声说，到处说，想借助这些诗文广泛流传的力量，把我的想法，传到圣上他老人家的耳朵里——只可恨，李、舒、何这三个言官，把我的良苦用心，歪曲成狼心狗肺，告我诽谤，我才倒了这么个大霉呢！”

这些年，苏轼前脚写的诗文，后脚就会被传抄、传刻。新兴的图书雕版技术，丰厚了书商们的腰包，也几何级数地扩大了苏氏文章的影响力。举国上下，皇宫内外，每一个粉丝都能迅速地读到苏氏新作。而这种影响力，也正是苏轼心知肚明并有意识加以利用的。

显然，苏轼写了些啥，根本不需要沈括鬼鬼崇崇塞进袖子里，千里迢迢带回去举报。这就好比：人家都举着大喇叭到处喊了，你还当什么惊天爆料——这是想请圣上他老人家欣赏你脑袋里的火星大坑吗？

沈括，能够把官做到号称“计相”的三司使，能够在“宋夏之战”中作为一路主帅，亲手指挥了几场大战的胜利（当然后来在“永定城”栽了大跟头。但永定城之败，主要责任也不在沈括），深受宋神宗信重，被王安石评价为个性“谨密”[⑩]，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他的脑子里，不仅没有大坑，而且头脑远比一般人机敏。也就是说——他可能有这么坏，但他绝不可能有这么蠢。

有人又问了，那么，就不能是李定这几位，因为沈括上报黑材料的事情，受到了启发，想到了“以文罪人”？

首先，御史台如果真的是由沈括启发思路，那么说明，沈括进黑材料一事已经广为人知。这就和前面我们论证过的“当时根本没人知道这事儿”矛盾了。

其次，每天都在翻墙打洞、挖空心思监督臣僚的言官们，如果真的需要由五年前的一次臣子告密才能启发思路，就这业务水平，吃个屁皇粮，大家一起自挂东南枝好吧！

四、时间、地点、人物，都对不上的事儿，你敢信？

李焘说：“此事附注，當考詳，恐年月先後差池不合。”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怎么个差池不合法子。

我们对照苏轼和沈括的年谱。

参考书目：

l 孔凡礼《苏轼年谱》，中华书局 1998年

l 胡思静《梦溪笔谈校证》，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

l 祖慧《沈括评传》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

首先确定的一点：“乌台诗案”发生的时候，沈括并不在场。

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二十七日，御史里行何大正，带着刊有《湖州谢表》的市售苏轼文集，向皇帝提交弹劾。经过四个月的朝堂博弈，七月二十八日，苏轼在湖州任上被捕。

这就是“乌台诗案”的发生过程。那么，这段时间，沈括在哪里呢？

他在宣州。熙宁十年（1077年）七月，因蔡确攻击，沈括被罢三司使，贬知宣州。一直待到元丰三年（1080年）的六月，才接到“转知延州兼鄜延路经略安抚使”的调令，动身离开宣州，前往西夏战场。

根本没有留下任何的时间空隙，让他能够参与“乌台诗案”。

然后，我们逐一分析记录中的其他时间点：

括素与苏轼同在馆阁，轼论事与时异，补外。括察访两浙，陛辞，神宗语括曰：“苏轼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括至杭，与轼论旧，求手录近诗一通，归则签帖以进，云词皆讪怼。轼闻之，复寄诗。刘恕戏曰：“不忧进了也？” 其后，李定、舒亶论轼诗置狱，实本于括云。元佑中，轼知杭州，括闲废在润，往来迎谒恭甚。轼益薄其为人。

1、“同在馆阁”——沈括和苏轼同在“馆阁”，应该是治平二年（1065年）。沈括卸任扬州司理参军，被荐入京，入昭文馆。苏轼也结束了在陕西凤翔的工作，回京，入馆。

2、“察访两浙”“括至杭，与轼论旧”——

熙宁六年（1073年）六月，沈括奉命，相度两浙路农田水利、差役等事，兼察访。次年（1074年）三月，受诏回京，同修起居注。

这段时间，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两人是有可能碰面的。

3、“归则签贴以进”——

“回京就上交了材料”，对应前文，应在熙宁七年（1074年）三月份回京之后。同年八月，沈括又受命河北西路察访，那么，这件事情的发生，必定是在三月和八月之间。

4、“轼闻之，复寄诗。刘恕戏曰……”

“苏轼听说了‘沈括上交黑材料’的事情，又主动寄诗给他。刘恕就跟他开玩笑说……”注意，出场人物，多了一位刘恕。人物越多，则线索越多，则谎言越容易出现破绽。

刘恕，字道原，史学家，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的主要助手。自熙宁四年（1071）开始，一直到元丰元年（1078年）去世，刘恕都住在南康军（今江西九江星子县），一边当着监酒的小官，一边进行《资治通鉴》的写作。

这期间，刘恕有两次离开南康。

一次，是在熙宁九年（1076年），赴洛阳与司马光进行修书的工作交流。

二次，是熙宁七年（1074年）的正月十五日前后，到润州探望也正在当地赈灾的苏轼。在苏轼的作品中，至少有两首诗涉及这次会面：

其一、《送刘道原归觐南康》

其二、《和苏州太守王规甫侍太夫人观灯之什，余時以刘道原见访，滞留京口不及赴此会二首》

苏轼于熙宁七年（1074年）四月，离开润州回杭州。当年的十一月，苏轼到任山东密州。从此以后，天南地北，直到刘恕去世，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

“轼闻之，复寄诗，刘恕戏曰”——这个生动鲜活的场景，显然是一个即时对话。然而古人并没有手机，不用微信，无从达成这即时的交流。这个对话，就只可能发生在苏、刘二人润州相聚的熙宁七年正月。

这时候，沈括还在两浙，并没有回到京城，根本就无从“签帖以进”，又怎么可能有后面的“轼闻之，复寄诗”，以及“刘恕戏曰”呢？

修撰《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李焘，也是国史编修官，他手头拥有的各种官私文献史料，又是今天的研究者所望尘莫及的。他只需要稍作检索、对照，就发现了《元祐补录》中这条记录的可疑之处。

5、“元佑中，轼知杭州，括闲废在润，往来迎谒恭甚。轼益薄其为人。”

润州，今镇江，在京城到杭州的必经之路上。

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受命“知杭州军州事”，七月份到达杭州。

而沈括呢，是在当年的九月份之后，才接到朝廷的诏许[11]，得以动身迁居润州。

那么，苏轼第一次赴杭州，经过润州，两人无从会面。直到元祐六年，苏轼又奉诏回京，经过润州，才可能遇得上。这，就谈不上什么“往来迎谒”。而这时候的苏轼呢，深得垂帘的高太后信重，此次回京，朝野预测他可能要当宰相。沈括不过是个迁客逐臣，地位有云泥之别。然而，沈括对苏轼的招待，也不过是送了一块亲手制作的墨而已。“寒酸”如此，也实在看不出什么态度上的“恭甚”。从苏轼的《记沈存中墨》一文来看，苏轼也完全没有流露出任何“薄其为人”的态度。

可见，这些充满着感情色彩的形容，大抵上，也只是创作者的脑补。

五、王铚的《元祐八年补录》为何报导失实？

《元祐补录》成书于宋高宗绍兴九年（1139年），离乌台诗案的发生，已经六十年过去了。苏轼、沈括之谢世，也已经四十年左右了。

《元祐补录》的作者王铎，字性之，生卒年不详。总之，是两宋间人，论年纪，算苏、沈的孙子辈了。王铎名下的著作，除了《元祐补录》，还有：《默记》、《补侍儿小名录》，《雪溪集》、《四六话》等等。

宋人喜欢著作笔记野史，王铎是其中一位多产的作者。关于他的笔记创作，清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四十一，有如下评价：

“此编（指笔记体野史《默记》）多载汴都朝野遗闻，末一条乃考正陈思王《感甄赋》事。周煇《清波杂志》尝疑其记尹洙扼吭之妄。又其中所引《江南野史》李后主小周后事，参校马、陆二家《南唐书》，无此文，则亦不能无误。然铚熟於掌故，所言可据者居多。”

虽然难免谬误，大部分关于两宋朝野旧闻的文字，是有史学参考价值的！

王铎笔记创作的另一个特点呢，就有点不正经了。他喜欢炮制伪书，换一个笔名，放飞自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四十：

“《云仙杂记》·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旧本题唐金城冯贽撰。贽履贯无可考。其书杂载古人逸事。如所称戴逵双柑斗酒往听黄鹂之类，诗家往往习用之，然实伪书也。无论所引书目皆历代史志所未载。即其自序称天复元年所作，而序中乃云天祐元年退归故里。书成於四年之秋，又数岁始得终篇，年号先后，皆复颠倒，其为后人依托，未及详考明矣。

案陈振孙《书录解题》有冯贽《云仙散录》一卷，亦有天复元年序。振孙称其记事造语如出一手，疑贽为子虚乌有之人。洪迈《容斋随笔》、赵与旹《宾退录》所说亦皆相类，然不能指为何人作。张邦基《墨庄漫录》云，近时传一书，曰《龙城录》，乃王性之伪为之。又作《云仙散录》，尤为怪诞。又有李歜注杜甫诗，注东坡诗，皆性之一手，殊可骇笑。然则为王铚所作无疑矣。”

朱熹《晦庵集》卷七十一：

“防稽官书板本有子华子者……或云王铚性之、姚宽令威多作赝书，二人皆居越中，恐出其手。”

至少在南宋的时候，王铚已经在文坛上有了个喜欢炮制伪书的名头。

不过，《元祐补录》这本书，还是很正经的写作。因为它是作为官方修史的补充而创作的。

南宋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二十五：

“丙申，右承事郎、主管台州崇道观王铚，特迁一官。铚以国朝建隆至元符信史屡更，书多重复，乃以《七朝国史》自帝纪、志、传外，益以宰执、宗室世表，公卿、百官年表。常同为中执法，言于朝。诏铚奉祠中，视史官之秩，尚方给劄奏御。至是，铚以《元祐八年补录》及《七朝史》上之，故有是命。然铚所修未及半也，其后为秦桧所沮不克成。 ”

绍兴九年的正月，王铚向朝廷进献两本史学著作，因此得到晋升，并受命参与国史的编修。后来，又被秦桧把他这个工作给搅黄了。

王铚献上的两本书，都收藏于皇家史馆。一本《七朝国史》，就此失踪。家藏的版本，也被家人主动烧毁。另一本《元祐补录》，遭遇没这么凄惨，但也失传。我们现在所能读到的，只有他人著作中转引的一鳞半爪。

南宋大臣、绍兴五年状元汪应辰，和王铚是同时代人。在汪应辰的文集中，有关于《元祐初录》的引录。

《文定集》卷九 （四库全书本）

《书元佑八年补録》

“此王铚所论次，桐庐方雅川録以见寄。余顷在秘馆，见铚所进本与此不同，疑铚复有所増损，以示人也。如蔡确传言，确之治狱于法外求情，如王安石之解经，于意外求理，今此语皆删之矣。所记刘莘老云，诸公为蔡氏计，太皇太后独不为髙氏计乎？其语甚鄙，且意有所谓。又记莘老规台臣，言文潞公之失，以讽动之议者，不以王彦霖为直。审如此，何独彦霖尔，盖莘老、张芸叟、傅钦之、梁况之、王朋叟、韩原伯，皆不直也。不知皆何所据。”

汪应辰说，他在皇家秘阁中读到过王铚进献朝廷的这本《元祐补录》，后来，又收到了朋友从王家抄录的一本。发现，这两个版本的内容，有相当多的不一致之处。他怀疑这是王铚后来又对自己的家藏版本进行了一些内容上的增删。

那么，王铚为什么要这么干呢？这里，涉及到两个问题：

一、政治风向。

二、宋代官修史（简称“官史”）和私人著史（简称“私史”）之间的冲突。

先讲第一个，政治风向的问题。众所周知，历史的书写，必然会牵涉到政治意识形态与话语权的斗争。虽然“秉笔直书”，是中国优秀的史学传统，头可断，笔不可曲的史官，向来不乏其人。但是，官史的撰修，总归受到统治者权力意志的影响。当代史，历代代，都会在撰写的过程中，反映出一时的政治风向，传达着最高统治者的政治目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神宗实录》的编修。从宋哲宗元祐时期开始，到宋高宗上台，前前后后，随着新旧党争的发展和最高统治者的更替，至少就修了四次。

那么，宋高宗绍兴年间，政坛上又吹着什么样的风呢？

当是时，北宋倾覆，南渡君臣痛定思痛，认为亡国的根源，在于当年的“王安石变法。”“天下之乱，实兆于安石”[12]。所以宋高宗赵构明确表示了他的态度，要崇“元祐”（旧党），而贬“绍圣”（新党）。

为此，不仅要重修《神宗实录》，还要重修《哲宗实录》、《徽宗实录》。其要旨，是从国史与现实中，都削弱自王安石以来“新党”的政治影响，对两党的功过重做论定。

其中，《哲宗实录》在宋徽宗朝由蔡京等主持编修，关于元祐八年（高太后驾崩，宋哲宗亲政的这一年）的史事缺载。所以，重修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补完这一年的记录。

由于大批原始史料文献被战火焚毁，朝廷便又下诏，要到臣僚家中去寻访相关的史料文献以及个人撰述的私史。这就是王铎进献《元祐八年补录》的背景。

再讲第二个，官史与私史。

宋代史学，有两个特点。其一，朝廷极其看重当代史料的即时记录、汇集、整理，以官方修史制度的完善，和收集当代原始史料的丰富程度，都达到了冠绝古今的程度。其二，民间私人著史风气盛行，也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水平。

这就形成了官史与私史在社会层面上的并行状态。

《宋史 勾涛传》：

“绍兴八年六月，史馆修撰勾涛修《哲宗实录》成书，复修《徽宗实录》，以中书舍人吕本中为荐。丞相赵鼎论旨宜婉辞纪载。涛曰：‘崇宁、大观大臣误国，以稔今祸，藉有隐讳，如天下野史何？’”

靖康之变，一国君臣，多少丧权辱国，丢人现眼。编写《徽宗实录》的时候，宰相赵鼎就对史官们吹风，“大家注意措词啊，委婉一点！”当时就被勾涛顶了回去：“咱们修官史的遮遮遮掩，当天下的野史不存在吗？”

这个对话，就反映了在宋代，官史与私史（野史）之间即冲突又相辅相成的复杂关系。

私史的写作，往往透露被官史掩埋的信息，这就让修官史的人有所忌讳。同时，官方的修史，也经常从私史中去甄选史料，私史，本来就是构成官史信息来源的一部分。

那么，私史，就会比官史更可信吗？也未必。

首先，官史在文献资料上的丰富，就是私史万不能及的。私人著史，没有丰富的史料来源可供参考、对比、甄别，局限于个人经历、故旧追忆、道听途说，很难不成为一家之言。

其次，私史也不能保证绝对独立性。私史同样到政治风向的影响，最高统治者的权力意志不容违抗。私史的写作，也要经过作者不同程度的自我审察。

最后呢，作者本人的政治立场、私人恩怨、道德品行，也影响着他的写作。私史中，难以避免党同伐异，各种意气之争、曲笔掩恶、编排杜撰。

相应的，官史也没我们想象的那么胡来。

看一下 “《神宗实录》”的编修——作为北宋中晚期政治斗争的焦点，它先后修撰了至少四个版本。其中，“元祐本（旧党向）”“绍圣本（新党向）”“绍兴本”，被分别称为：朱本、墨本、新本。

绍兴六年，新本修成，主持该项工作的宰相赵鼎，上书道：“朱书新录，墨本旧文，凡去除之不同，皆存留于考异，详原私意，灼见奸言……所有《神宗实录》二百卷，并《考异》二百卷，谨缮写成册……”[13]

赵鼎和“新本”的主要修撰人范冲，政治倾向于旧党。“新本”虽然抹删修改了很多不利于旧党的内容，原来的朱本、墨本文字，却也保留了下来，并详细附上了每一条删修内容的考异资料。

为什么不一把火焚尽旧史，一了百了呢？其实，这和勾涛的“藉有隐讳，如天下野史何？”一样，反映出已经渗透于士大夫下意识中的“秉笔直书”史学传统，以及，宋代相对完善的修史制度对权力意志的抗衡——具体不多说了。总之，宋代官史的修成，是政治因素与史家传统、修史制度等多方力量博弈的结果。这使得它相对于私史，还是保有了更多的权威性。

不过也有例外。比如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这部中国古代私家著史中卷帙最丰的断代编年史书，花了他四十年的时间。

“焘作此书，经四十载乃成。自实录、正史、官府文书以逮家录、野纪，无不递相稽审，质验异同……焘《进状》自称，宁失之繁，毋失之略，盖广蒐博录以待後之作者。其淹贯详赡，固读史者考证之林也。”[14]

李焘著《长编》，不仅是个人的宏愿，也得到了朝廷支持；不仅取材于实录、国史与会要等官方史书，也广泛地从私家传记中采择史料。而他择取史料的基本原则呢，是“宁失于繁，无失于略”， 一段史事，如果有多个来源的不同记载，他都会保留下来，并附注上自己的考证意见。

在拥有官史丰富资料库的同时，又以相对较高的独立性和个人优秀的史家素养，兼容并蓄，探疑求真，李焘的《长编》因此为后代的宋史研究提供了极高的参考价值。

回到王铚的《元祐八年补录》上来。

绍兴八年，秦桧主持史院工作，对修史进行了管控。禁止采用私史的内容，对史官的工作也加强审察，造成史院的工作因为避讳太多，而进展迟滞。王铚的《七朝国史》和《元祐补录》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投进，命运可想而知。

二书一焚毁，一失传，好在汪应辰的记录，留下了一点关于其内容的线索。汪氏列举了《元祐补录》家藏本，和他在秘阁所见“进上本”内容上的一些差异。

“进上本”有，而“家藏本”删掉的：

“如蔡确传言，确之治狱于法外求情，如王安石之解经，于意外求理，今此语皆删之矣。”

“进上本”无，而“家藏本”增加的：

“所记刘莘老云，诸公为蔡氏计，太皇太后独不为髙氏计乎？其语甚鄙，且意有所谓。又记莘老规台臣，言文潞公之失，以讽动之议者，不以王彦霖为直。审如此，何独彦霖尔，盖莘老、张芸叟、傅钦之、梁况之、王朋叟、韩原伯，皆不直也。不知皆何所据。”

删掉的部分，是对新党党魁王安石、蔡确政绩与学术思想的评论，汪氏笔录过于简略，无从探其究竟。而增加的部分呢，信息含量就很大了，它涉及的是两个很敏感的政治事件。

其一、策立疑云。

当年，蔡确因为自称对宋哲宗继位，有策立之功，触怒高太后，遂有“车盖亭诗案”的酿成，蔡确被放逐岭南而死。

大家都知道蔡确罪不至于流放岭南，出于兔死狐悲，他的政敌们又纷纷进言，想要挽救蔡确的性命。“诸公为蔡氏计，太皇太后独不为髙氏计乎？” 刘挚（莘老）的这句话，就是针对这个局面说的，点出了高太后在“车盖亭诗案”中的私心。这句话呢，说得也实在是露骨，并不适合拿到台面上来讲。所以，汪应辰点评道：“其语甚鄙，且意有所谓。”

二、台谏的朋党化

随着党争的日渐激烈，本来应该中立的“台谏”角色，早已经转变为权力的私器。刘挚本人，以及该条记录中的王岩叟，张舜民、傅尧俞、梁焘、韩川……作为旧党的中坚，都曾担任过台谏官的职务，在围剿“新党”的行动中，都颇出过力气。现在，刘挚掉过头来批评王岩叟有失台谏官的职业道德，这就未免自打自脸。等于间接承认了“党同伐异”的事实，有损“元祐君子”的正面形象。

以上两条，大大地违背了宋高宗力挺“元祐”的指导思想，在“进上本”不录，理所当然。

那么，“家藏本”中咋又给放进来了呢？也很正常。宋代私史作者的“自我审查”往往如此阳奉阴违，逮机会就自我放飞。就好比“国王长了个驴耳朵”，某些人啊，在地上挖一个洞，他也得喊出来，不然夜里睡不着。

在没有更多史料互相映证的情况下，以上汪氏所引《元祐补录》中的记录，是否实有其事，其实也还不好说。它们的存在，至少让我们明白了，王铚在其进献给朝廷的《元祐补录》中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倾向，和他私底下的真实想法，是颇有差距的。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来讨论这一条“沈括打苏轼小报告”的记录。

李焘《长编》从《元祐补录》中注引了这一条。我们现在知道《元祐补录》有两个版本。那么，李焘所见，是哪个版本呢？大胆地推测一下，就是李焘在做国史编修官的时候，于史馆得以翻阅的“进上本”。理由如下：

其一，汪氏所引“家藏本”中刘挚的话语，事涉重大，极有史料参考价值，却不见于李焘的《长编》，推测李焘有可能并没有看到这个版本；

其二，《元祐补录》的家藏本，能经友人抄录，而被汪氏读到，它的读者，就不大可能仅止于这一二人。 而“沈括打苏轼小报告”的记录又颇为劲爆，也没有道理不被读到的人迅速地转发出去，从而在其他笔记著作中留下痕迹。那么姑且推测，这一条记录，很可能并不存在于“家藏本”，而只在“进上本”中出现。但“进上本”的《元祐补录》，又碰上了秦桧对史馆的严管，很快地被湮没于书海了。

那么，王铚为什么这样干呢？继续大胆地猜想——

出于自我审查和迎合上意，王铚在“进上本”中删去了对新党有利的条目。同样的目的，他又随手给沈括编排了这么一条（也有可能是他确实听到过他人这样的编排，便顺水推舟），以证明新党众人道德败坏。而在保留了更多史家良心的“家藏本”中呢，他又删去了这条记录。

以上，只是建立在常理和逻辑上的个人推测。真相如何，王铚到底为何如此，可能永远无法知晓了。尽管如此，面对历史，我们还是应该努力地去寻求真相，至少，不要轻易地被谎话、流言所迷惑。

有时候，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读历史的人，要尽力地洗去她脸上的脂粉。有时候，历史是密室杀人案，需要人们从各种真真假假的线索疑阵中，找出真凶。无论如何，历史不是故事会，不是抒情与想象，更不是诡辩和虚无。它拒绝夸大、渲染、煽情、臆测、以己度人。它要求客观公正，要求付出对史料无限的耐心，用证据讲话，用逻辑进行推演，钩沉、甄别、求证、去伪存真。

尊重历史，就是尊重现实，尊重和直面我们自己的内心。

[①] 宋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二十七

[②] 元 脱脱等：《宋史》列传第一百六

[③] 元 脱脱竺：《宋史》列传第一百三

[④] 清 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二十六

[⑤] 元 脱脱等：《宋史》列传第九十七

[⑥] 近 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十一

[⑦]李之仪：《姑溪居士妻胡氏文柔墓志铭》，姑溪居士前集巻五十，钦定四库全书

[⑧] 同上。

[⑨] 《乞郡札子》，《东坡全集》卷五十五 四库全书本

[⑩]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六：熙宁六年八月乙亥，检正中书刑房公事沈括辟官相度两浙水利，上曰：“此事可行否？”王安石等曰：“括乃土人，习知其利害，性亦谨密，宜不敢轻举。”

[1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三十三： “诏责授秀州团练使、本州安置沈括叙朝散郎、光禄少卿……仍并许于外州军任便居住。括等并以该明堂赦恩，有司检举故也。权给事中左谏议大夫梁焘、左谏刘安世封驳前诏……诏沈括、吴居厚前命勿行，内沈括更后一期取旨。”

[12]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十九

[13] 《重修神宗皇帝实录缴进表》，赵鼎《忠正德文集》卷四

[14]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十

本来不值得说，怕有人抬杠，最后再多一嘴。某文学大师臆测沈括是嫉妒苏轼的文才而行举报之举，是完全不了解宋人对于所谓“文才”的看法——

“文才”，确实惹人爱，但对于士大夫们来说，只是他们德行、学术之外的锦上添花，看得并不那么重要。大家追求的，是要经世治用，舞文弄墨，实乃小道也。“一为文人，便无足观，”这话，就是元祐君子之一刘挚讲出来的。

而当时朝堂对苏轼的普遍看法，就是他虽然文学才华很高，但德识器度不足，不堪大任，做到翰林学士，就算顶了天了。

所以苏轼的文才再高，于普遍的士大夫们，欣赏喜爱是有的，嫉妒，也完全是没必要的。尤其沈括，这位堪称全才的科学家、尤其痴迷于数学的学者、新法倚重的技术型官僚，他的平生志向，根本就不在文学上。比如说游个山吧，一般人都是要写诗，沈括呢，他是先趴下来看土壤的肥沃。山上碰到奇怪美丽的石头，一般人要写诗，苏轼一写写好几首。沈括呢，他跳上爬下，拔草寻洞，一门心思只研究这石头到底咋形成的嗨？到两浙巡访，就一个丈量农田水利，就够他跑得四蹄翻飞，闲下来，还要做做数学题，他又哪来的心思和时间去嫉妒一下苏轼呢？

所谓告密事件发生时，苏轼只是小小的通判，沈括才是青云直上，从官职大小，受皇帝信重程度，职场前途，各方面对比，都是远高于苏轼的，且又是手握实权的钦差身份，如果对苏轼有任何不满，大可以光明正大地申饬，又何必鬼鬼祟祟地回京去打小报告呢？如果有人竟然能做出这样的臆测，只能说，一个人自身的身份、个性、经历、思维方式，确实决定了他对世界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