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风云（443）：由攻转守

随着沈括的被贬以及种谔和曲珍的受责，整个鄜延路的军政上层可谓被集体打倒，再加上永乐一战让本就因为元丰西征的失败而军心士气低落的西北各军更加愁云惨淡，神宗由此便觉得应该派一个得力的大臣去重整陕西各路的军政民情。请注意，这个差事可不止是只当鄜延一路，而是在这个基础上兼领整个西北的军政大事。如此一来，这个人定然得有相当的威望、资历和能力才行，参照以往的例子，这个人必须得在宰辅重臣里面选一个，至少也得是曾经的宰辅重臣。

一顿好生的思量和权衡之后，神宗最终选定的这个人绝对出乎我们的意料——前参知政事吕惠卿。

自从因为构陷王安石而外贬出京之后，吕惠卿基本上就消失在了我们的视线里，但这其实是有原因的，因为三年前他的母亲去世导致他不得不回家服丧。神宗之所以选择让吕惠卿去主持鄜延路的军政事宜也是有原因的，因为沈括之所以来到鄜延路就是来接替回家奔丧的吕惠卿，如此说来吕惠卿不过是在回归原职而已。不过，之前他只是照管鄜延一路，而如今神宗决定将整个西北的军政都交由他照管，这不得不说神宗还是非常看重和欣赏吕惠卿的个人能力。我们同样也得承认吕惠卿是个难得一遇的干才，在这方面徐禧这种人连吕惠卿的尾灯都看不见。

事实上，吕惠卿在服丧结束之后其实是以资政殿大学士、通议大夫的身份被派到了河东府的太原担任知府，可就在他准备前去向神宗谢恩并辞行的时候发生了永乐之战，于是神宗这才临时起意要他去接替沈括留下的空缺并掌管整个西北。这一任命的改动让吕惠卿猝不及防，他当时没说什么，可回到家里仔细思量一番之后，吕惠卿的贪婪本性再度爆发。

吕惠卿随即给神宗上了一道手疏，这道手疏看似没有什么问题，可神宗看完之后却勃然大怒。吕惠卿在里面说道：“陕西各路的军队已经彻底不堪大用，这前后两战足以说明他们不但进攻不行，而且连防守也不行。朝廷现在必须改变现行的守边策略，但这也不是我一个人能说清和决定的，所以这个事情还请陛下让三省和枢密院的同志一起开会研究一下，我列席一下即可。要不然就请陛下派一个宰辅大臣去宣抚陕西，我的官太小不足以镇抚陕西各路，我就在旁边当个副使协助工作即可。”

明眼人都能看出吕惠卿这是在明目张胆地要官要权，而且他还犯了禁，他只是一个藩臣，而藩臣是没有权利和资格与宰辅大臣商议军国大事的。当年的吕夷简何等的不可一世，可人家在担任外臣时从不在这方面逾制，即使皇帝让他列席御前会议他也是坚决不从，但吕惠卿却是在主动索要特权。这还没完，吕惠卿还申请给自己整一个三千人的仪仗大队（桿仗手），而且这些人还必须都是他福建老家的人，因为他说陕西的边军实在是让他没什么底气，所以他要让自己的这三千老乡在西北边疆扬名立万。凡此种种，试问哪个皇帝看完之后还能受得了？

神宗第二天召集宰辅议政，他直接就点破了吕惠卿的鬼心思：“照吕惠卿的意思也就是说陕西已不可守，这样的人怎可让其去为国守边？他还说需要派宰辅重臣去宣抚陕西，而他愿意为副，这不是在赤裸裸地要朕给他升官吗？依朕看来，此人还是让他去太原好了，万不可对其委以边事。”

王安礼这时候却突然给吕惠卿背后捅了一刀子，他对神宗说道：“太原也是边关重地，吕惠卿显然也不应该去太原，倒不如就让他去陈州或颍州这种地方当个闲官。”

神宗对此表示赞同，但还没等吕惠卿的改命诏书下发，王安礼在次日的御前会议上又给了吕惠卿一刀。他说如果就这样把吕惠卿给贬了会让外面的人觉得这是朝廷不能容人进言，抑或是让人觉得朝中的宰辅大臣在故意排挤他，吕惠卿之前权势盛隆其党羽更是众多，如果他就此也跟着胡说八道定会有损朝廷声誉。所以，王安礼奏请神宗将吕惠卿之所以被贬的原因在贬官制里予以说明，如此就可让外人无话可说，用王安礼的原话来说就是“使中外大小之臣知惠卿过恶所在，人人警惧”。

此言一出，神宗立马照准，在场的其他宰辅大臣也是一个劲儿地点头称善，这里面尤以宰相王珪最为高兴甚至是觉得解恨。

王珪为什么这么兴奋呢？因为吕惠卿之前奏请神宗派一个宰辅大臣去宣抚陕西时曾经指名道姓地点了王珪的名字，这年已经63岁的王珪知道这事后忍不住地在心里把吕惠卿的长辈给挨个问候了一遍。不过，吕惠卿这样做还真的不是故意想折磨王珪，他就是想利用王珪来为自己谋权谋官，倘若神宗真的批准了他的建议，那么王珪相比其他的两府大臣也更容易被他操控。也算是王珪命好，吕惠卿的伎俩不但被神宗一眼识破，而且王安礼这两刀更是直接把吕惠卿给干翻在地，如此王宰相也无需去经历远涉西北之苦。

吕惠卿最后的归宿地是单州（今山东单县），以他这样的资历和身份却被派到小小的单州做知州，这足见神宗对他在这件事情上的表现有多么的愤怒。神宗还罕见地在吕惠卿的贬官制里加入了之所以贬他至此的原因，这就实在是让吕惠卿在全国人民的面前颜面尽失。期望越大，失望越大，神宗这般反应只能说明他内心太想解决西夏这个困扰宋朝已经百年的顽疾了，纵使遭遇两次刻骨铭心的大败，可他灭夏的决心却矢志不渝。

遗憾的是，经过元丰西征和永乐之败后，神宗现在已经没有那份要以武力征服西夏的雄心壮志，而且似乎也没有那个实力。在生命的最后两三年里，神宗仍然维持着对西夏的强硬姿态，但却再无什么大的动作，更多的时候反而是宋朝在应付西夏不断的军事入侵。

如今既然吕惠卿不能经制陕西，神宗左看右看也选不出一个更合适的人来当此大任，无奈之下他也只能让边地维持现状，尤其是鄜延路。神宗选出的这个替代沈括主政鄜延路的文官是常年驻守西北的老边关赵禼，而种谔则因为曲珍的被贬再次成为了鄜延路的实际领兵人，可此时的种谔也是雄心不再，沈括在筑城一事上对他的“背叛”以及永乐的战败让本就性子暴烈的种谔是怒火攻心。稍微夸张一点地说，种谔当时已经被气得吐血了。我们这里之所以用了“稍微”二字是因为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夸张，这时候的种谔真的是被击垮了身心，他的生命已经所剩无几。

至于泾原路，卢秉仍然主政本路的军政事务，而之前被贬官的刘昌祚这时候再度回归泾原担任泾原路兵马总管兼第一将，而且身兼镇戎军知军的刘昌祚还将自己顶在了宋夏边境的最前沿。熙河路方面，李宪受诏重回熙河路总领熙河以及兰、会两州的军政事务。相对而言，环庆路的压力是最小的，高遵裕西征时虽然打了败仗但却几乎完整地将八万余人的环庆军给带回了国，再加上如今是名将张守约镇守此路，这让西夏人也不敢轻易在这个方向造次。总体而言，在新的一轮宋夏交锋中宋朝开始进入由攻转守的阶段。

按理说因为这两年的兵事而导致其国力日衰的西夏应该很庆幸宋朝终于不再闹腾了，他们也该从此夹着尾巴做人了，可实际上却恰恰相反，西夏此时的战斗欲望非常强烈。不是说他们的士兵斗志高昂，而是西夏的统治者和统兵的将帅一直觉得自己受了宋朝的欺负，他们做梦都想讨回公道。具体来说，李宪至今还霸占着兰州和会州方圆近千里的“西夏故土”，米脂城以及横山上的几处极具战略价值的军事要塞还在宋朝的手里，而西夏的农业、商业、手工业以及对外贸易都因为宋朝挑起的这场战争而凋敝不堪。

此外，在永乐之战结束后的次月，西夏的西南面都统嵬名济曾派人向泾原路的军政长官卢秉送信，嵬名济在信里表示自己是奉了上命特意致书寻求与宋朝重启和平的大门。卢秉将此事转奏朝廷，但神宗的回复却是不冷不热：有什么事通过官方的正规渠道进行传达，别像个贼似的让边臣给我带话。

宋朝的这番表态让西夏方面感觉到了侮辱，这无异于他们拿热脸贴了神宗的冷屁股，而且看神宗皇帝这种态度似乎宋朝还想对西夏再次大打出手。如此一来，西夏方面的上层人物索性决定硬气到底，既然宋朝不想罢兵讲和，那我们就继续斗下去，虽然我们西夏现在很困难，但你宋朝不给我们活路就别说我们又穷又横。

经过数月的准备，西夏在对外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再次集结起数十万的大军于公元1083年2月进兵兰州。这一次西夏方面的统兵大帅正是他们的大相国梁乙埋，如此大人物出场再加上几十万大军随行，西夏这次可谓是对兰州志在必得。更让他们意外的是，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实在是太好，宋朝方面在事前竟然对如此大规模的入侵毫无察觉。

为了麻痹宋军，梁乙埋只是派遣数千骑兵直抵兰州城下，但他的主力大军却在这时候分别扑向了兰州东西两面的两座子城。急攻之下，守备薄弱的两座子城被十万计的西夏军队迅速攻陷，直到此时兰州的守将、熙河兰会路经略副使李浩才知道西夏这次竟然是以举国之兵来犯。

形势骤然危急，兰州城即将面临永乐城的险境，李浩这时候也不敢率军出城迎敌，他下令闭关自守。同样是数十万众围城，可兰州并没有重复永乐城的悲剧，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李浩不是徐禧。面对危局，兰州钤辖王文郁向李浩请战，而他的策略与当初的高永能如出一辙。

王文郁对李浩说道：“夏贼初至，请急击之！”

李浩回道：“城中骑兵只有数百人，如何能与数十万众一战？”

王文郁慨然而道：“贼众我寡，正当折其锋以安众心，然后方可守也，当年驻守合肥的曹魏大将张辽正是以此法破东吴十万大军！”

正当李浩准备答应时，朝廷派驻兰州的监军阎仁武却出面阻止：“陛下有令大军不可轻出，除非有新的圣旨。”

王文郁愤然道：“我这次领兵出战已报必死之决心，我又怎么会惧怕你在陛下面前弹劾我？况且我们如果坚守也未必能够成功，但此时出战却未必一败！”

李浩还在犹豫，但王文郁不断地坚决请战最终让他同意了。这天晚上，在王文郁的带领下，数百名宋军敢死队员趁着夜色顺着绳索沿城墙而下。此时正在酣睡的西夏人根本没想到宋军竟敢在几十万人围城的情况下主动出城夜袭，这数百名宋军摸入敌营后便四处放火并挥动手中的各类短式兵器见人便砍，西夏的军营顿时一片大乱。黑灯瞎火中他们也不知道宋军这次到底是出动了多少人，惊惧之下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迎击，而是争相逃命。

滚雪球效应就此出现。见有人奔逃，那些不明情况的西夏大兵也不管三七二十一纷纷抱头鼠窜，到了后来逃跑的队伍越聚越大，这顺带着将整个西夏的军营都给席卷了进去。梁乙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只知道自己的队伍正在疯狂逃散，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没有办法号令全军，他能做的当然也只有在亲兵的护送下赶快远离这个危险的地方。

宋军的这数百名敢死队员只是用了微小的代价并稍微发力就起到了意想不到的奇效，在他们的前方是数十万西夏人争相奔逃的壮观景象。更让这些宋军忍不住仰头大笑的是，西夏人的前方正是一条大河，而逃命的人哪里会把大河放在眼里，纵然前面是万丈悬崖他们也敢跳，更何况他们即使想刹住车也来不及了，因为他们后面有更多的人在朝他们急速奔来，他们如果就此停住不动只能被踩成肉饼。

这一夜，西夏人争相渡河，被他们自己践踏而死以及溺水而死的人不计其数。不过，碍于自身的实力，宋军并未扩大战果，但兰州之围就这样奇迹般地解除了，王文郁也因为此战当中的表现在军中被人誉为尉迟敬德再生。

兰州之战宋军虽然打退了西夏军队，但这一仗赢得非常幸运，甚至可以说是侥幸获胜。神宗得知此事后不禁是一身冷汗直冒，为此他下诏将同样被惊出一身冷汗的李宪给贬官一级，熙河军大将苗授也被罚铜二十斤，李浩同样被降官一级，以儆效尤。

多说一句，对比永乐城之战，徐禧如果采纳了高永能的建议，那场悲剧未必就会上演。梁乙埋以数十万众围攻兰州但最后的结局却是如此的让人哭笑不得，这让他的老脸实在是不知道该往哪里放，毕竟他可是西夏实际上的二当家甚至可以说是大当家，他暗自发誓一定要为自己找回尊严。只是现在他精心谋划的突袭行动已经打草惊蛇，而西夏人经此一败也是军心大挫，如果此时立即再去复攻已经加强了防备的兰州城显然毫无胜算，梁乙埋再怎么复仇心切也只能徐徐图之。

梁乙埋之所以没有在大军溃散后迅速收聚溃兵复攻兰州其实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手下的这些西夏大兵已经厌倦甚至极度憎恶为西夏的上层统治者继续卖命。元丰西征结束后西夏就已经是举国疲敝民不聊生，无论是农业、商业还是手工业、畜牧业和对外贸易都受到了极其严重的冲击，比这些危害更甚的则是西夏上层对宋朝不死不休的复仇行动。

西夏本来在人口资源上就和宋朝不是一个量级的，他们为了对宋朝实施以牙还牙战术就得大举征兵，如此一来西夏举国的精壮劳力甚至是老人和未成年男子都被强行送上了战场，其十丁发九的抽丁率简直是令人无不骇然。在这种情况下，西夏没有爆发叛乱和起义着实让人感觉有些不可思议，而由这些被强制征召的人所组成的军队其战斗力和战斗意志也就可想而知。

从兰州之战里我们就能很明显地看到西夏军队的厌战情绪，几十万人围城看着确实很吓人，但他们只是被几百宋军踹了屁股就集体溃散。实际上，这些所谓的西夏正规军和东汉的黄巾军以及明末的那些流寇都是一个样子——只是一群胜则群起而攻，败则作鸟兽散的乌合之众。关于这一点，我们很快就将从叶悖麻、咩讹埋和仁多伶仃这三位西夏的统兵大将兵败身死的事件中得以见其全貌。

梁乙埋这次虽然退兵了，可通过此次事件也直接让我们发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宋朝再又回到了对西夏实施被动防守的老路上。梁乙埋这回攻击的是西面的兰州，那么下一次西夏那动辄就是数以十万计的大部队又会把攻击的目标锁定在哪儿呢？泾原路他们不能去，因为刘昌祚就守在他们的家门口，环庆路也不能去，鄜延路有种谔在更不能去，最后就只剩下了河东路的麟府二州。

梁乙埋当然不是想像李元昊那样率领大军试图攻占麟府二州进而威逼河东重镇太原，他其实就只是想拿回自己曾经的地盘，比如说上次的兰州，又比如这一次的米脂。梁乙埋为什么对米脂念念不忘呢？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米脂的丢失让西夏一下子损失了近两万顷的良田，这岂能不让梁乙埋痛心疾首？然而，西夏要想把米脂给抢回去就得跟种谔遇上，可梁乙埋不想去招惹种谔这个老家伙，他想到的办法是让大军绕道麟州从东面而出继而一举夺占米脂。

倒霉的是，西夏人一路翻山越岭终于在西岭完成了战前的兵力集结，可结果是他们刚一踏出国门就被早已守候在此的河东路将领薛义给堵在山口狠狠地胖揍了一顿。正常人被揍以后的第一反应就是立马反击，可这个常理放在此时的西夏军队身上并不事宜，他们就像在兰州时的表现一样，薛义一个巴掌呼过去就让他们屁滚尿流并就此断了夺取米脂的念想。

围攻兰州和谋取米脂这两战听起来就像我们是在故意抹黑西夏人，堂堂十万之众出师远征竟然就跟玩儿戏一般转瞬间就一哄而散，但事实就是如此，他们败退而走，而兰州和米脂依然在宋朝的手里牢牢握着。这其实也不足为奇，回望宋夏这四十多年的交战史我们就能发现西夏人一旦在战斗中占据了先手就像疯了一般无法遏制，可只要被宋军开战之初就折了他们的锋锐便会让这些人斗志全无继而败逃不止。这一点可不止是我们的观点和看法，大半生都在和西夏军队作战的鄜延军大将高永能在永乐之战时就曾提到过西夏军队的这种特质，直白点说就是他们善打顺风仗，而逆境作战绝非他们的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