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飙》腐败背后是行政伦理的缺失

2023年春节以来，扫黑题材电视剧《狂飙》以不可阻挡之势，打破多项收视数据破纪录，继《人民的名义》后再度掀起社会舆论热潮。

根据网端数据，《狂飙》打破爱奇艺最高热度记录，正片有效播放市占率已突破65%，单日播放量已经突破3亿大关，是第二名《三体》的十余倍。《狂飙》有效播放收视率占比65.7%，超过其他所有电视剧和网剧收视市场总和，几乎以一己之力占据三分之二的收视市场。播出的半个月里，舆情热度、传播度、话题度和搜素热度也遥遥领先于《三体》等同期电视剧，稳坐2023年开年剧王之位。

一部令人叫好的电视剧，除了跌宕起伏的剧情设计、立体化的人物形象，还要有启发性。《狂飙》以扫黑除恶常态化和政法系统教育整顿为背景，展现了京海市公安干警与黑恶势力20年正邪交锋的历程。电视剧通过双线交叉叙事，让观众跟随“安欣”和“高启强”等人物的命运发展轨迹，从一次次的“猫鼠游戏”中，或是因“安欣”坚守初心而感动、或是为“高启强”终“出人头地”而高兴，或是对“赵立冬”“李有田”等领导干部咬牙切齿，勾得全国老少心痒痒。

但另一方面，《狂飙》也是对所有不论身份高低、东西南北的国家干部再上了一堂生动的警示教育课。剧中，高启强涉黑团伙之所以能够做大成势、危害一方，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少数领导干部为官不为、以权谋私为其站台撑腰、提供保护。国家治理关键在人，在干部，在于干部能否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是否能始终和党组织保持一致、是否能将政策制度一以贯之。

在党的二十大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布了一组反腐“大数据”，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464.8万余件，其中，立案审查调查中管干部553人，处分厅局级干部2.5万多人、县处级干部18.2万多人。从严治党十年如一日、一刻不停歇，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不敢腐的震慑充分彰显，不能腐的笼子越扎越牢，不想腐的自觉显著增强。但是，也还滋生了一些新问题，比如新型变异腐败、腐败年轻化等，所以从《狂飙》的热闹中，我们还要思考干部监管、权力使用、责任压实等基层治理难题。

剖析剧中一众领导干部权力“脱缰”或是坚守初心的行为，千丝万缕都关联着他们的“行政伦理”。“行政伦理”可以简单解释为“行政组织和行政人员在公共行政活动中的行为道德规范、行政制度伦理、价值观念模式，通过理论规范引导，以确保公共权力在行使过程中能够符合道德要求,并服务于公共利益的需求”，区别于法律法规的他律，“行政伦理”更像是对行政人员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道德规范。“赵立冬”“李有田”是典型缺失行政伦理的领导和一线基层（村）干部代表，而“安欣”则以强烈的行政伦理形成对立。

国家干部（此处包含编制的干部和没有编制但实际也为政府办事的非编制干部）一旦拥有或大或小的行政权力，那么干部将有普通公民和行政人员双重身份，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势必要面对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冲突，而这个冲突往往是腐败发生的导火索。无论是身在高位的“赵立冬”知法犯法，为黑恶势力说情打招呼，成为“保护伞”，还是村主任“李有田”撮合全村人加入度假村建设计划，并放纵儿子唆使李青绑架，企图打压建工集团，都可以反映出其行政伦理的丧失带来的腐败行为。

当然，除了 “非法腐败”， 还存在不违法但是却不道德的“合法腐败”。国家干部有着普通公民没有的信息优势，那么可能存在机会主义行为，打着擦边球，对国家政策或社会规则的变通性处理形成“合法腐败”，比如剧中莽村修建高速公路这个规划信息泄露导致几方利益的冲突。“合法腐败”游离在法律的管辖区域外，法律是基于“最低道德限度”来防范公共权力的滥用的，这就给行政人员留下了“自由裁量权”的空间，一旦行政人员没有正确的行政伦理作为行政指引，那么“合法腐败”的出现率极大。

此外，还因为中国官僚制度下的干部趋于规避风险、关注人际关系对上负责的组织行为，形成了传统行政模式下的“忠诚困境”，也对行政伦理不停地发出挑战，到底是遵从为人服务的本心还是遵从领导（上级）只是安排？在传统行政模式下，干部的职责就是忠诚履行上级决策，说一不二，哪怕上级的要求有偏颇也贯彻执行，因为最后对干部的考核的是上级而非群众，甚至，质疑或违抗上级命令时会被认为破坏权威，而遭到打击报复，持续处于“忠诚困境”中的干部也会行政伦理失范。

改革开放后，经济时代下的新中国，手握权力的干部面临的选择更多、诱惑更大，常常深陷不同角色的冲突中，能否效忠于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取决于他们是否具备正确成熟的行政伦理。《狂飙》中塑造了一个初心坚定、行政伦理忠诚于人民的“安欣”，在现实中，也需要更多行政伦理自主性极强的国家干部，能在面对所追求利益目标与公平正义等价值相悖的道德困境、忠诚困境时，正确做出道德判断和伦理思考，将公共利益放在首位，效忠于为人民服务的初心，这是防治腐败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