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点罗隆基

读完《新月时论》，很有点兴奋。特别是其中作为主体的罗隆基的二十多篇文章，写得实在是痛快、犀利、透彻，有股子鄙视王侯，指点江山，乃至目空一切的劲头。那种傲气，那种自信，那种恨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着急上火，不但如今绝迹，就是放在诸子百家争鸣的战国，也不多让。五四一代，毕竟是元气淋漓，比起几十年下来被教化、锻炼得浑圆油滑的大学与研究单位中的老板们，简直是两类物种。 追究如何如此，是另一个大话题，此时此地，且按下不表吧。但我多事，吃了鸡蛋，还想看看下蛋的鸡。于是花了一两天，东翻翻西翻翻。自然是找不到五七年那时的绝佳材料和档案的。它们在不在尚未可知，在而要解封，我想自己有生之年未必能有此幸运。 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里写康同壁的女儿罗凤仪时，写过罗隆基。那里头的他给我印象突出的是他的风流倜傥和不负责任。后来网络上谈罗隆基，基本也多是围绕着他的丰富多彩的情史。在大众消费文化盛行的当下，这太正常不过了。大家谈林徽因，谈徐志摩，谈张爱玲，甚至谈顾颉刚、胡适，谈鲁迅，不都是遵循弗洛伊德的教导，以性欲为中心与基础，把爱情、婚姻、家庭聊得热火朝天吗？因为对此，群众与精英，是相通的，没有隔阂的。幸好这些名人没如司马迁一般，不然，大家也只有去啃几十万字的《史记》了。 我以为，关于罗隆基的情史，如果不向八卦、狗血的方向去瞎扯，其实也蛮可以作出有深度的研究。 就罗隆基而言，他清华毕业，留学英美，先后入威斯康星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又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是当时极有声名的拉斯基教授的学生，而且他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并不像胡适先生那般具有争议。在社会实践上，罗隆基读书时是五四的大将，所谓“江西三只虎”之一。拿了博士回国后，成为大学教授与若干重要报刊的主编，是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人权运动的主将之一。又是三四十年代在国统区争取民主、和平的第三条道路的重要代表。民国留学生中，试图引进欧美民主制度理念的不少，一直坚持下来而且起了重大作用的并不多。有代表性的：右边一点是胡适，左边一点是罗隆基。另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唯有罗隆基、章伯钧、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等五人是明令不予平反的。”可见功过是非且不论，他在历史总是有特殊地位在的。 就他情史中的若干女性而言，也很有研究的价值。如他的第一任妻子张舜琴为新加坡华人巨贾之女。第二任王右家，是著名的报人与名媛，后嫁给富商唐季珊，而唐先生作过大明星阮玲玉的恋人。罗隆基的婚外恋人，如杨云慧，是名士杨度之女。他的同居伙伴浦熙修是名记者，其妹是彭德怀曾经的夫人浦安修。罗仪凤，为康有为的外孙女，一辈子未嫁。史良，著名的律师与民主运动政治家，七君子之一，还是共和国第一任司法部长。他追求不成的张幼仪，是徐志摩的妻子。这些女性几乎涵盖了民国上流社会的许多方面。把罗先生和这些倾向不同，学识各异，经历不一的女性的历史与互动作深入的研究，深入到他们的情欲、伦理、观念的变动与碰撞中，不也就写成了一部具体而微的中国现代心灵史吗？后人总是把前人想得简单，之所以如此，一个原因是，自己的头脑与生命过于贫乏。 罗隆基无疑是情欲旺盛的，不仅一生浪漫不断，为民国高级知识分子中最危险且最有魅力的男性之一。他对女性的殷勤有时还泛滥到可以说是性骚扰的程度，如昆明的“罗隆基花生米”的典故。这种流行于欧美的情圣做派，加上他对婚姻、家庭的不负责任，当然是私德有亏。

但我以为，传统的中国特重私德，原因是在权力垄断对上流人物提出最高的道德要求。因为他们除了道德上的限制外，是别无制约的，是最易于以权谋私危害社会的。故汉儒就用天人感应去吓唬帝王，而宋儒口口声声强调存天理灭人欲了。但在民国那样的环境中，对于一位不在权力中心的知识分子，但以私德的缺陷、过失、罪恶去牵连、丑化他的学术、政治，就不免于混淆视听了。但这主要是后民国时代的伎俩，民国似乎还不如此。比如还没人抓着鲁迅，控诉他重婚；揪住林徽因的头发，辱骂她无耻的。拿这些在公共舆论里论是非，五四之后，有点不合时宜，上不了台面。 可事实上，不仅是罗隆基的敌对方面国民党政府，就是他曾经在《新月》一起的同志胡适，他45年后的政治上的同盟中共都对他有强烈的不满。胡适1947年2月6日致傅斯年的信中说：外国人对我国的观察也有未可以一概抹杀之处。比如老兄不喜欢马帅（马歇尔），但我曾听一个美国朋友说，马帅对中国人向不明白坦率地判断，惟对于罗隆基，则曾经坦白地说此人一无可取，且不可靠。此可见马帅不是瞎眼人也。 这段转述马歇尔的话，自然也表示胡适自己的意见。 上世纪40年代中期在延安谈判时中共代表李维汉也气得大骂：“罗隆基，你不是人！” 当然，57年风云突变后，骂他不是人的就太多了。比如浦熙修就以情书上的床笫之语证实了罗隆基的不是人。但回到当时，胡适反感罗隆基的，是本来提倡民主反对共产主义的罗在政治立场的左倾，最终倒向中共一边。但我觉得这也可以说是罗隆基的进步之处。到抗战后期，目睹国民党的彻底腐败与社会的完全崩塌，他的左转其实是大部分国统区知识分子的选择。我甚至说，胡适因为长期在美国做大使，没吃过苦头，是不能感同身受的。他的坚持帮政府忙，与国民党共进退，并不算进步与高明。 李维汉骂罗，原因未详。但罗坚持第三条道路的立场，坚持让中共为和平、民主而牺牲妥协，以及他以欧美政党政治中常有的纵横捭阖试图左右政局，影响大势，当然在中共看来，未免太不地道，太阴谋诡计了。如周恩来痛斥第三方面背着中共代表向国民党提交“折衷方案”那样。 这是说罗在公德或者说大节有亏，简直就是一个投机分子。但思想、立场有变化，实际操作上有手段，讲权谋，是不是就大节上有问题？只要举出任何一个大政治家的历史，就足以驳倒这一点了。比如美国公认最伟大的政治家林肯与罗斯福，论其立场的不断变动，操弄局势，影响人心的手段来，简直是两位大师。英国的丘吉尔不更如此吗。罗隆基深受拉斯基的影响，他的老师的党派跳跃之大，立场变化之速，堪比梁启超，又何人判定这些政治人物是朝三暮四的小人？ 我以为，尽管罗隆基骄傲急躁，目空一切，滥情好色，又不乏政客的习气。但要说大节，纵观历史，他是站得住的。 五四运动时，罗隆基以清华学生领袖的身份，走在示威游行队伍的最前列，与段祺瑞的军警肉搏。1921年6月，北京发生‘六·三’惨案，他参加罢课斗争，并拒绝参加学校的大考。作为一名学生，他是站住了的。

1929年初，罗隆基任《新月》杂志主编，撰写了《对训政时期约法的批评》、《平等的呼吁》、《告压迫言论自由者》、《服从的危险》等多篇政论文章。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４日，上海市公安局以“言论反动”、“国家主义领袖”、“共产嫌疑”为由将其拘捕，虽经营救出狱，但被上海光华大学免去教授职务。1933年秋，四名特务在天津伏击南开教授罗隆基的轿车，他逃离后到校继续上课。抗战胜利后，在特务密布的闻一多、李公朴的公祭大会上，他对着话筒大吼：李闻两位先生倒下去，千千万万同胞在他们的血泊中站立起来！在南京晓庄学校为陶行知先生举行的追悼大会上，他说：“‘晓庄’的晓字，就是天亮了的意思……陶先生真的死了吗？不！陶先生死不了，埋不了，有他满山满谷的论语，而陶先生的论语，正是医治中国的良方。陶先生埋葬的地方，就是天亮的地方。我们要用陶先生的一部论语，把中国变成晓庄，变成天亮的地方！”1949年蒋介石密令处决民盟负责人张澜和罗隆基。他从虹桥疗养院死里逃生，被中共设法营救。他是站住了的。 建国后的五七年，中共提倡大鸣大放，罗隆基在1957年5月22日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提出：为了鼓励大家鸣放，并保证鸣放得好，我觉得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可以成立一个有共产党、民主党派的成员和其他方面的人士参加的委员会，以检查过去“三反”、“五反”和肃反工作中的偏差，并鼓励受委屈的人士向这个委员会申诉。此之谓“平反委员会”。他主要以此被定性为最大的右派之一，至今未正式平反，死后不能进八宝山，骨灰不知所踪。但他从未低头认错或者认罪。我不好说他站不站得住，但他没跪下来似乎是事实。 这样的罗隆基还是很有些让人吃惊或者佩服的地方，有点孟子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骨气。这样的人，在五十万右派中实在是不多的，在四亿人中也是不多的。 对于罗隆基的公德或者大节方面，我以为他的好友梁实秋的辩护是很有力的： “如果一个人在许多样政治理论当中挑选一种比较的他认为最合理的，最适宜的，最有实现可能的而加以鼓吹，如果这样的人叫做投机分子，那么我说罗隆基是一个投机分子。如果一个人朝秦暮楚以做官为目的，“有奶便是娘”，这样才是投机分子，那么我可断然说罗隆基不是投机分子。”

“二十年来，罗隆基一向是站在反对国民党的立场，这不是投机，如果在北洋军阀时代国民党局促在南方的时候，而反对国民党，那也许是投机分子。罗隆基和国民党对立，是在国民党北伐成功后，在朝者弹冠相庆，在野者阿谀逢迎的时候，罗隆基一介书生，胆敢与在朝的革命政府相抗，果所何恃？果所何求？这算什么投机？”

“如果说罗隆基有罪，那便是他的话说早了一些，在“以党治国”、“党高于一切”，“党外无党”的时候，他反对一党专政；在人民遭受迫害，只有毫无保障的时候，他鼓吹人权；在亲贵当权炙手可热的时候，他纠弹贪污；在通令“敦睦邦交”、“自由贸易”的时候，他鼓吹抗日。这些都可以证明罗隆基这个人不是投机，而是不合时宜。” 有朋友这样的辩护，也许不合时宜的罗隆基不算太寂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