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木康介｜在创伤记忆与创伤经验之间—精神分析创伤理论新解

原文选自人文学報(119):2022 pp.31-47.

立木康介｜文

莫唯健｜译

1. 超越心理现实性

关于记忆的问题，特别是关于创伤性记忆的“现实性”问题，从精神分析的诞生到今天一直困扰着精神分析家们。

在精神分析之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那里，记忆的现实性由双重否定所定位，换句话说，由双重的“不可还原性”所定位。首先，在精神分析开始的地方，发生了什么呢？

出人意料的是，要确定精神分析诞生的时间其实很难，至今仍有几种说法。弗洛伊德在1896年用法语写的一篇文章中首次公开使用了“精神分析”一词，这在名义上可以被视为精神分析的诞生。也是在此时，弗洛伊德放弃了催眠疗法。然而，当时弗洛伊德还没有开始所谓的“自我分析”（自己分析自己，或者更准确地说，把自己作为自身的患者同时，亦作分析家的分析），也还没有提炼出精神分析的核心要素，例如释梦的技术和俄狄浦斯情结的概念等。在此意义上，将1900年（或更准确地说，1899年11月），即《释梦》（作为“自我分析”本身的结晶而诞生）的出版年份，看作精神分析的诞生年更令人信服。我自己通常也持有这种观点。然而事实上，还有另外一个日期更有说服力。1897年9月，弗洛伊德向他的笔友威廉·弗里斯(Wilhelm Fliess)倾诉：“我不再相信自己的神经症理论了”。

“神经症理论”是指在今天一般被称为“诱惑理论”的学说，也即“癔症是由童年时受成人性诱惑的记忆引起的”这一学说。这里所说的“诱惑”在现代也包含被称作“虐待”的行为。1896年4月，在维也纳精神医学学会上，弗洛伊德首次口头发表了这个学说。当时在场听众的反应很冷淡，但弗洛伊德对自己的理论非常有信心，他立即将其修改为了一篇论文，题为《面向癔症的病因学理论》，并于同年6月发表在当地一家小型业界杂志上。尽管如此，在一年多以后弗洛伊德放弃了这一学说，说他“不再相信它”。其原因是，关于这些诱惑经历的记忆原本往往就没有被回忆起来，即使被回忆起来，在大多数情况下也难以确定它们是否是实际经历过的记忆。事实上，在弗洛伊德以“装置”来设想的人类心灵之中，没有任何指标可以区分其中再现的表象是否真实。因此，这些记忆的真实性不得不从根本上受到质疑。当然，弗洛伊德并没有否认所有创伤性记忆的真实性。有些创伤性记忆的确很容易就被证明是真实事件的记忆。然而，在回忆创伤性记忆和承认其真实性之间，不能承认其有先验的关系。在此意义上，放弃“诱惑理论”就意味着否认创伤性记忆的现实性。不，是否认不质疑创伤性记忆现实性的，朴素的“现实主义”。

然而，弗洛伊德并没有声称这些虚假的记忆不具有任何现实性。从诱惑理论的破产开始，弗洛伊德最终认识到以下的内容：即这些性经验的记忆可能不是真实事件的记忆，而是“充满情感的虚构物”，即无意识幻想的产物，即使它们不具有通常意义上的现实性（外部的和物质的现实性），也被赋予了不同的现实，即一种“心理现实性”。这种认识是在放弃诱惑理论大约20年后在维也纳大学举办的一次讲座（《精神分析入门讲座》）中提出的：

我们把幻想和现实[Wirklichkeit]视为等价物，并建议[患者]根本不用担心哪部分童年经历应该被揭示。就算只有这些点，也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被理解。然而，这显然是对于这些心理产物唯一的正确态度。这些心理产物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实在性，Realität]。患者创造了这种幻想，这仍然是一件事实，而且这一事实对他的神经症所具有的意义不亚于他实际经历这些幻想的内容。我们逐渐了解到，这些幻想具有一种相对于物质现实性的心理现实性。也就是说，在神经症的世界之中，心理现实性是决定性的。

今天的主流观点认为，放弃“诱惑理论”标志着精神分析的历史性诞生，因为这是一个转折点，弗洛伊德的目光从追求外部现实性转向寻找心理现实性，从回忆真实的事件转向发现无意识的幻想。实际上，这种“无意识的幻想”，如果没有梦的媒介的话，是几乎是无法触及的。无意识幻想是精神分析工作的主要材料，是检验分析效果的舞台，在此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它是精神分析的命脉。

然而，比较记忆犹新的是，弗洛伊德放弃诱惑理论这一事实在20世纪80年代受到了来自精神分析外部的强烈批判。继杰弗里·穆塞耶夫·马森（Jeffrey Moussaieff Masson）编撰了弗洛伊德写给弗里斯的信件之后，致力于治疗心理创伤的精神病学家朱迪斯·赫尔曼（Judith Herman）指责了弗洛伊德，并博得了世人的眼球。顺便一提，除了这些批判之外，对于强调放弃“诱惑理论”的重要性的立场，还有一个疑问。没有无意识幻想的分析就不是精神分析，就算如此，我们能否认为精神分析中所暴露的一切都处在无意识幻想的层面上呢？或者可以这样说，在精神分析中一切都是以“无意识的幻想”的名义进行分析的吗？

这就是例如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的立场。儿童在分析家眼前进行的所有游戏都被象征性地解释为无意识的俄狄浦斯幻想。这是因为对克莱因来说，在原初的母子关系中，在母亲被视为完整的人格之前——也就是说，当母亲的存在只不过是一对乳房的阶段——发生在自我和对象之间的一切，都只是幻想中的事件，虽说不至于是之后所有的人际关系，但至少在临床情况下在与分析家的关系中发生的事，都被认为是由这种幻想的对象关系所印证的。

然而，这果真是精神分析应该采取的方向吗？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认为并非如此。梅兰妮·克莱因及其学派的做法，也即把一切都还原至无意识幻想的做法，终究是一种唯心主义，正如拉康所指出的，这就像佩德罗·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Pedro Calderón de la Barca)的著名戏剧的名字一样，即“人生如梦”。然而，这种“唯心主义”并不仅仅意味着把现实世界中不存在的东西，无论是柏拉图式的理念还是投射在山洞墙壁上的影子，误认为是实在的东西。拉康以一种更激进的意义来理解唯心主义，即认为“人类才是衡量现实的尺度，我们不需要去寻找彼岸”。根据拉康的说法，这只不过是“自我安慰”的立场而已。将“现实性”还原为无意识的幻想，即还原为“心理现实性”的克莱因主义，在拉康眼中本质上是一种“自我安慰”。拉康的这种“唯心主义的否定”，一眼看上去，相对于刚才提到的弗洛伊德放弃诱惑理论中所见的“现实主义的否定”，可以说是朝反方向再次翻转后的否定。但是，这个“否定的否定”显然并不联系于原初被否定东西的肯定。换句话说，它不会还原为遵循创伤性记忆的现实性的，朴素的“现实主义”的肯定，即弗洛伊德以前的“肯定”。相反，拉康否定克莱因式的唯心主义，他继续寻找“第三种现实性”，其不能被还原为“外部的/物质的现实性”或“心理现实性”，即 “实在界=实在的东西(le réel)”。“实在界”是我们的欲望反复撞到且不可逾越的一堵墙，同时也是唤醒欲望并赋予其动机的缺失的依据。它处在我们睡梦中看到的景像的彼岸，在噩梦与幻觉中，它似乎从彼岸向我们召唤，但当我们从梦中醒来，在意识的现实性中重新找到自己时，它就已经消失了——它就是实在界。关于此话题稍后会多加论述。

然而，关于记忆现实性的“否定的否定”此逻辑，实际上在弗洛伊德那里就已经显而易见了，更不用说拉康。然而，在弗洛伊德那里，仍然存在着一种模糊性，即双重否定是否会像在拉康那里一样导向第三种选项，还是只是归结为“肯定”。让我列出以下两种范式。第一种范式是在1912-13年间写的《图腾与禁忌》。弗洛伊德在此提供了一个关于文化（和宗教）起源的假设，用他的话说，这个假设与俄狄浦斯情结的概念“完全一致”。书中说，在图腾主义之前的原始社会里，一位父亲垄断了部落中所有的女性，并嫉妒地赶走了试图对这些女性下手的其他儿子。因此，儿子们联合起来谋杀了这位伟大的父亲，并吃了他的肉。然而，本应以这种方式获得父亲的强大权威的儿子们，反而陷入了强烈的“负罪感”中，禁止宰杀被认同为父亲的图腾动物的同时，也自主放弃了与终于从父亲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女性相结合，并设定了与外族通婚的准则。然而，令我们惊讶的是，弗洛伊德并不忌惮将谋杀原父的野蛮行为定位成字面上的“现实的行为”，而不仅仅是一个幻想事件。为了证明这并非夸大其词，弗洛伊德在该书结尾处展开的一个相当详尽的论证中，面对来源于弑父事件中的野蛮人的罪疚感（这使他们设定了一个准则），和在临床中观察到的强迫性神经症患者的罪疚感之间的“类比”，以前者来探讨后者而不是以后者来探讨前者。由于强迫性神经症的罪疚感只关联于幻想中的时间和行为，因此只具有“心理现实性”。将这一事实应用于野蛮人，弗洛伊德自问到，作为野蛮社会和图腾宗教的起源，弑父行为是否也应该被认为只具有“心理现实性”呢？但这是一个将被立即推翻的问题。不，弗洛伊德反驳说，认为强迫症患者仅仅是因为感受到不可遏制的冲动而惩罚自己，这是不正确的。在其中仍然包含着一丝“历史的现实性〔historische Realität〕”，所有强迫症患者在幼儿时期一定都在自己无力感所允许的范围内，将坏的冲动转移到行动上过。即使在野蛮人中，在最初的阶段，心理现实性也与“实际的现实性〔faktische Realität〕”相一致，他们可能也将所想的事情付诸行动过...简而言之，弗洛伊德想表达的是，预示着文明曙光的“弑父”不是一个单纯的幻想，因此，强迫症患者的幻想也不能还原为单纯的心理现实性。而这种“谋杀原父”的“历史的现实性”最终会被弗洛伊德（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仔细阅读了拉马克的文章）认为是在“本我”中被系统保存了下来，并通过诸世代传递给每个个体......

接下来看看被称为“狼人”的俄罗斯男性的个案。弗洛伊德用“幼儿神经症”一词分析了这个男性在三岁左右经历的性格变化，但对于如何诊断这个案例成人后的病状（他的真名是谢尔盖·潘克耶夫），即是诊断为精神病，神经症还是“边缘型人格障碍”，在现代的分析家之间并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但是我们在这里就不详细谈这个了。在对这个案例的分析中，弗洛伊德特别集中于主体在“三四岁，最多五岁”时做的一个梦，即梦见几匹栖息在大核桃树上的狼在盯着他。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病人在一岁半（或6个月）大的时候一定是目睹了他父母的性交场景。然而，这个场景从来没有被病人自己作为记忆回想起来过，而是完全由分析家所构建。尽管如此，弗洛伊德并不满足于将这一场景的现实性还原为单纯的心理现实性，而是试图穷尽一切论据来确保其“(在通常意义上的)现实性”。他说：

我不认为，仅仅因为这些场景没有作为记忆重新出现，就一定意味着它们是幻想。这些场景——就像我们的案例一样——被梦境所取代，在我看来这完全等同于记忆的回想。对这些梦的分析总是把我们带回这些场景，这些梦不断改写这个场景的每个片段，并再现其内容。

弗洛伊德在这里是否以一种直截了当的方式，回到了他放弃“诱惑理论”之前的“朴素的现实主义”呢？ 换句话说，用前面的说法，他是否把“否定的否定”归结为单纯的“肯定”，即追求——如果不是追认——创伤性记忆的现实性呢？

确实，看着不像如此。但是，在这里需有所保留。弗洛伊德终究所述的是，由梦代理的“(被压抑的)场景”可以和实际上体验过的事件的记忆相“等价”，但没有断定其就是记忆本身。这是因为有关的“场景”只是通过分析工作而“建构”出来的，被认为是在现场的病人自己从未回忆起来过。因此，弗洛伊德的这种“否定的否定”并不是单纯地回到“精神分析以前”，即回到相信“诱惑理论”的弗洛伊德，而是必须被看作是对“另一种现实性”的定位，其类似于拉康的“实在界”。我们该如何称呼这个既不归结为“外部的现实性”也不归结为“心理现实性”的“第三种现实性”呢？这个特有的现实性在谋杀原父的神话中被承认具有“历史的现实性”，它也可以说是弗洛伊德的幻想，但它也使狼人的“原初场景”看似是实际发生过的事件。最适合这个现实性的名字大概是“冲动的现实性”。

根据弗洛伊德给出的最普遍的定义，冲动是“一种起源于身体的刺激”。然而，与一旦得到满足就会消停的“本能”或“生理需求”不同，它作为一种“恒常的力量”而运作。但是重要的是，冲动没有办法直接进入精神装置，只能勉强通过“表象”（记忆，观念）和“情感”来代理。这是因为，简而言之，由此将导致冲动超出主体控制。冲动只能通过代理起作用，因此不能被主体直接触及或控制，可以说它是在主体中最不受主体所支配的东西。

但是，不，这就是为什么，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正是这种冲动凸显了创伤性记忆。强迫症患者所委身的失礼和恶行的幻想具有现实性（虽然不一定具有创伤性记忆的形式），这是因为其幻想是由冲动所引导的，而在狼人案例中的“原初场景”也具有一种不能被还原为幻想的现实，因为其中有冲动存在的痕迹。而拉康所说的“实在界”大多可以被翻译为“冲动（的东西）”。事实上，从梦境的彼岸呼唤主体，但在主体觉醒的意识领域中消失的无影无踪的“实在界”，拉康在1964年称之为“即将到来的冲动”。

但是回想一遍的话，当弗洛伊德放弃他的“诱惑理论”时已经把这考虑在内了。相较于此，我们必须看到，所说的“第三种现实性”在弗洛伊德那里特别是与“冲动”相关联这一事实，是直接导致弗洛伊德放弃“诱惑理论”的前提条件。这是因为在癔症症状的根源中发现的创伤性记忆，大多数情况下是作为“诱惑”场景的记忆而被回忆起来，总是无意识的记忆，也即被压抑的记忆。这些记忆正是由于被压抑而产生了神经症症状作为其代理物，而且因为被压抑，它们可以在“梦”中以伪装的形式被表达。然而另一方面，由于它们是被压抑的，所以往往不会被回忆起来，而且很容易与无意识的幻想混在一起，这就很难确定它们是否是真实事件的记忆。但是，本来为什么这些记忆会被压抑呢？这是因为它们与冲动有关。如前所述，冲动不能直接进入心理世界中，因此不能压抑冲动本身，即把它“推出verdrängen”意识之外。然而取而代之的是，代表冲动的表象被压抑。换句话说，癔症的创伤性记忆由于被压抑这一事实，证实了冲动留存的痕迹。

回顾一下目前为止的论述。通过放弃“诱惑理论”，弗洛伊德将记忆与真实事件区别开来。这就等同于肯定了记忆的独立性（相对于事件的indépendance）以及自主性（autonomie）。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弗洛伊德通过导入“心理现实性”这一概念，就此展开了不依赖于真实事件的“记忆本体论”。但另一方面，弗洛伊德显然对这种把“记忆本体论”归结为“心理现实性”的一元论，或通过它建立“心理现实性”的霸权持怀疑态度，而拉康对此则是持彻底批判的态度。心理现实性，即无意识幻想的现实性，只有在被冲动的现实性所引导或推动的情况下，才能成为精神分析的研究对象。不，应该这样说才对：正是因为无意识的幻想由冲动所引导，才具有与外部现实性不同的现实性。尽管如此，正如拉康反复强调的那样，无意识的幻想在主体和冲动（实在界）之间形成了一种界面，因此它的现实性自然与冲动的现实性不同。

这样的话——如果我们敢于借鉴本特刊的主题——那么从创伤性记忆中纺织出的历史，至少在精神分析中，必然会成为主体的冲动的历史。然而，这并不是为了追寻冲动延续至今的痕迹或路径，其通过把接近心理领域的冲动推出意识的主体的努力（弗洛伊德称之为“防御”），将自己转化为一种歪曲的欲望（“痴迷”），症状或性格特征。不如说，囚禁在这些症状形成物中的冲动得到了解放，并重新整合到现在活生生的现实的（通常意义上的“现实的”）生命中，从而改写历史。精神分析只不过是这种“改写”的持续实践。在创伤记忆和创伤经验之间。

2. 弗洛伊德的“创伤性神经症”

然而问题是，如果创伤性记忆只被看作是“涉及冲动的东西”的话，那么如今被称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简称PTSD）的综合症中的创伤性记忆就将被排除在讨论之外。这是因为暴露在灾害或惨祸中所遭受的心理创伤通常被认为不具有任何“冲动的参与”。不，不能单纯地把PTSD排除在讨论之外。人们假定，PTSD作为一种疾病，不得不被置于精神分析治疗可以发挥效果的症状范围之外。这就是精神分析家在PTSD前所面临的困境。

因此，我将试图在一个或多或少连贯的理论框架内，弥合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即神经症创伤和PTSD创伤。在今天的精神分析界中，在这种尝试方面最优秀的是——鉴于我之前提到过在克莱因理论中“幻想”无处不在，这似乎是矛盾的——汲取了克莱因之流的学派，即所谓的“后·克莱因派”。日本儿童精神分析的主要实践者之一木部则雄提出了“心理轮盘”理论，该理论吸收了引领该流派的儿童临床人物诸如：安妮·阿尔瓦雷斯(Anne Alvarez)、埃丝特·比克(Esther Bick)、唐纳德·梅尔策(Donald Meltzer)等人的理论成果，并将从四元维度到一元维度的四种心理世界( 作为心理机能的“参数”的“维度性”理论本身，就来自于梅尔策的《探索自闭症世界》），分别对应于神经症、精神病、阿斯伯格综合症和自闭症，并将PTSD与自闭症一起置于心理一元维度的领域，这个维度只具有最有限的功能。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个人的心理状态可以归入其中的任何一种，而是说任何个人的心理状态都包含这四种状态，只是根据它们混合的比例和四种状态中的哪一种占主导地位而相互区别。这意味着，如果四元状态占主导地位，主体可被认为是神经症的；如果三元状态占主导地位，主体可被认为是精神病的。弗洛伊德理论最熟悉的领域是四元性，在此领域中压抑起主导作用，症状作为“被压抑物的回归（代理）”而形成，投射性认同和内射性认同双方都成立。在三元性中，即使可以通过“投射性认同”来向对方释放不愉快的心理内容，由于不存在“内射性认同”来从对方那里接受好的影响，因此沟通总是片面的和妄想的。而在二元性中，由于他者只作为表面（也即没有内在的人物）而存在，只能通过“依附”于这个他者而勉强与之相处。相对于此，一元性指的是只由未统合的感觉而支配的无意识的且自他未分化的状态。当PTSD患者被创伤经历的闪回和梦境中的回溯弄得无助，无奈和不知所措时，他们就会被认为是处于这种状态之中。

“心理轮盘理论”的框架结构严密，极具说服力，看似可以解释很多事情，但由于它最初是从儿童临床的角度所构建的，我没有机会亲身观察儿童的临床病例，因此要从中进行连贯的论证有些困难。鉴于此就去找其他更简单的模型吧。在精神分析的历史中，神经症创伤和PTSD创伤之间的结构性差异首先是由弗洛伊德本人深刻地意识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面对“精神分析的神经症的性因病论不再适用于战争神经症”的批评，弗洛伊德说到：

神经症的性因病论，不，我们更愿意说，神经症的力比多理论，最初是专门为生活在和平时期的转移神经症所构建的，在这些神经症中，力比多能够很容易通过分析的技术应用而得到证明。然而，当该技术被应用于其他的疾病群，也即我们后来归纳为自恋性神经症时，很快就会遇到各种困难…在这此观点中最不可能的总是（和平时期的）创伤性神经症，因此战争神经症的出现不会给眼前的情况带来任何新的契机。

弗洛伊德所说的“自恋性神经症”指的是所谓的精神病，即精神分裂症，偏执狂和忧郁症，在这里暂且不提。“创伤性神经症”这一术语最初是由柏林医生赫尔曼·奥本海姆（Hermann Oppenheim）所提出的，指的是由火车事故等重大冲击经历造成的中枢神经系统损伤，而导致的精神失调，但如果我们不考虑对 “中枢神经系统损伤”的器质论理解——就像弗洛伊德那样——我们可以认为这个词的含义大致相当于今天的PTSD。那么，弗洛伊德是怎样定位“创伤性神经症”的症状呢？

弗洛伊德在1920年的著作《超越快乐原则》中回应了这个问题。快乐原则是弗洛伊德在19世纪精神物理学家古斯塔夫·西奥多·费希纳(Gustav Theodor Fechner)的影响下导入的概念，它指的是精神装置固有的基本倾向，也即使进入装置内部并流经它的刺激量保持在尽可能低的水平。其机制是，随着刺激量的增加，精神紧张和兴奋增加，这被认为是不愉快的；反之，随着刺激量的减少，紧张得到放松，兴奋减弱，由此获得快感。由快乐原则所支配的心理过程，也即弗洛伊德所说的“初级过程”，其目的只是为了释放流入装置内部的刺激量。饥饿的婴儿哭闹是因为它通过发声和肢体运动而释放饥饿的刺激。但仅凭这一原则还不足以消解心中逐渐高涨的紧张情绪。在没有人喂奶的情况下，即使婴儿一直哭泣也不能消除饥饿感。因此，必须建立一个机制来阻止刺激量的自动释放，并在此期间允许它们检查和探索外部世界，即检查是否具备释放的条件，在某些情况下，为自主设定这些条件而采取特定的行动。弗洛伊德把这个过程称作“次级过程”，把引导这个过程的心理原理命名为“现实原则”。现实原则具有同时抑制和延长快乐原则的双重功能，换句话说，它旨在实现其目标（释放紧张=获得快感），同时将快乐原则悬置起来。

现实原则的这种双重功能意味着，尽管现实原则的确立需要暂时中止快乐原则，从而带来“不快”，但现实原则与快乐原则的目的是一致的，因此这种“不快”是为了实现和保证“快感”而起作用的，可以说这只是从属于“快感”的“不快”。简单来说，这意味着心理事件的效果本质上只是“快感”，任何“不快”最终都会被还原为快感。事实上，这就是弗洛伊德当初导入“两个原则”理论时的观点。使之成为可能的是“无意识”这一概念本身，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弗洛伊德的“局部理论”，其区分了由快乐原则主导的“无意识的东西”和现实原则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和前意识的东西”，以及起关键作用的“压抑”这一概念。只要冲动的满足是由冲动的刺激所引起的心理紧张的消解，冲动的“压抑”就意味着快乐原则的中止。然而，被压抑的冲动在无意识中得到了快乐原则的支持，继续固执于自己的满足。不言而喻，作为冲动的代理被送入意识领域（意识所及的领域）的是症状，即作为“被压抑物的回归”的神经症症状。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症状是变相的冲动满足，其中伴随着快感——拉康称之为“享乐”。也许反向解释会更好。症状是痛苦的，即不愉快的，这是因为它们所代表的冲动被压抑，而在无意识层面，症状终究是冲动的满足，是带来快感的东西。“与冲动相关”的创伤性记忆也可以这样说。被压抑的记忆是不得不被现实原则中止或打断的冲动满足的记忆，或者是直接迫使放弃冲动的对象或场景的记忆，在何种情况下，这些记忆本质上都只是快感的痕迹。然而，由于冲动被这一记忆所压制（或者更正确地说，通过对作为冲动的初级代理的记忆的压制），如今快感被症状的痛苦所取代。

然而，在《超越快乐原则》中弗洛伊德终于承认，折磨创伤性神经症患者的创伤性记忆的重复，并不伴随着任何上述的无意识“快感”。夜复一夜地侵袭这些患者的噩梦，也即以创伤场景为中心的噩梦的不快，无论如何也不能还原为冲动的满足。换句话说，这种场景的重复不能用快乐原则的目的性来解释，不止如此，甚至从根本上违背了其目的性。从此弗洛伊德导出了以下的假说。创伤性神经症患者处于以下状态：超过精神装置容量的刺激量一举突破了作为该装置保护屏障的意识膜，并流向内部从而导致该装置崩溃，以至于快乐原则无法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因此，在创伤性神经症中创伤性记忆固执的重复，即“强迫性重复”所寻求的，并不是为了再现精神装置曾一度获得的满足感，即刺激的释放（紧张的消解），而是为了压制它未能控制的大量刺激，以重建这个被破坏的精神系统。“强迫性重复”是一个旨在（重新）确立快乐原则能够发挥作用的条件的过程，因此是前快乐原则的过程，在此意义上确实是“超越快乐原则”。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创伤性神经症·PTSD中的这种创伤与“涉及冲动的”神经性创伤之间的区别就显而易见了。神经性创伤是快乐原则支配之后的创伤，甚至可以说是现实原则支配之后的创伤，而PTSD创伤是快乐原则支配以前的创伤，因此是快乐原则的彼岸的创伤。不言而喻，这个“彼岸”是快感的荒漠，是冲动的真空。

3. 朝向拉康——重思“印刻(Prägung)”

以上论述的优点是能够以弗洛伊德的假说即“快乐原则”为中心，从一个统一的角度来解释神经症创伤和PTSD创伤之间的区别。但也有人批评其有效性不得不取决于弗洛伊德假说的普遍性——尽管这种批判不能打破精神分析学家对“快乐原则”假说的信任——除此之外，如果我们以快乐原则占主导地位之前/之后的形式强调两者之间的差异，就很难设想出一种连接这两端的中间形式。换句话说，很难将“创伤性记忆”的泛滥视为一种谱系障碍。因此，让我们试图用一个不同的理论框架来理解PTSD的创伤。这个框架由拉康所构建，特别是拉康定义的“涉及人类现实的三个领域”，即“想象界”，“象征界”和“实在界”。

“想象界”的法语是lʼimaginaire，，通常是指 “想象的”或“只在头脑中设想的”，拉康有时也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它。但在拉康那里，“想象界”首先指的是意象的领域，尤其是指通过视觉意象来进行自我认识，自他区分，甚至是对“现实的东西”的把握的领域，同时也指与这些认识相关的情感和感觉的领域。

象征界是指语言的领域，或者更准确地说——因为它包含比所谓的“词语”更小的单位，即数字和字符——是指“能指”的领域，如同所有计算机语言都由两个字符0和1书写那样，象征界由一个元素与任何其他元素的差异，即由一个和另一个之间的差异构成，更应该说只由这些差异所构成。就像当人们思考“不用语言思考”的时候，其思考也必须通过语言来进行一样，始终不能越出这个领域。顺便一提，象征界也即le symbolique(象征的东西)这一术语的词根是“象征(symbole)”，拉康特别是在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所使用的意义上来运用这个词。在列维-斯特劳斯那里，象征是由一个具有自主的法则（规则，秩序）的“结构”来定义的，也就是说，是由一个“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来定义。在拉康那里也是如此，在作为能指场域的象征界中也有自主的法则，能指之间的关系由这个法则所决定。

另一方面，实在界是什么呢？在拉康50年代的理论中，实在界也即“实在的东西”，既不是想象的东西也不是象征的东西，而是指某物实际运动的领域，是指某物在德语wirklich一词的意义上“实际运动”的领域。这与法语单词le réel的通常含义几乎没有区别。然而，这一概念在拉康那里，于1960年前后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实在界的概念经历了以下的蜕变：从单纯的“某物实际运动”的领域，到拉康重新定义的“象征界的不可能”的领域，也即到“不能如主体所愿而运动的东西”。如今在许多方面脍炙人口的“实在界”一般指的就是后者。然而在这里我更想强调的事实是，尽管这些概念持续变化，拉康仍然一如既往地使用le réel这个词。而且，我们不能让这些含义中的任何一个逃离我们的视线，这两种含义在拉康那里从未相互排斥过。

那么，以三界的领域，特别是以在三界中拉康给特别优待的“象征界”的概念为坐标轴，来探讨记忆的问题时，就像法语说的那样，我们手中的牌就会发生改变。这是因为，对于人类这一“言在”来说，“实在性”意义上的现实，无论是所谓的外部现实性还是心理现实性，首先都是由能指，即象征界来担保的。启蒙时代的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认为，直观的形式和悟性的纯粹概念是我们“经验”的先验条件。康德认为，内在于理性中的这些形式和概念，换句话说，是使我们能够遇到实在界的“媒介”。同样，在拉康那里，正是象征界的结构扮演着这种“媒介”的角色。如果没有能指中介的话，我们则不能“体验”任何事物。如此一来，只要“经验”经由能指，那么记忆和经验之间就不存在根本的差异。因为记忆与经验都必须经由能指。就这样，拉康的理论自然而然地就接近放弃了诱惑理论的弗洛伊德的立场。或者说，弗洛伊德的这一立场被归纳并收回到一个更普遍的领域中，即拉康自己所说的“能指的唯物论”。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对不可避免地困于象征界的结构中的“言在”来说，一切都是“虚构”的。

然而，正如刚才看到的拉康对“唯心主义”的批判所表明的那样，“能指的唯物论”并不是拉康理论的结论。他对唯心主义的批判也必须适用于这里，即适用于这种“唯物论”。认为只有能指才能决定人类的现实性，就是再一次谎称“人生如梦”。那么，是什么把我们从这个“梦”中唤醒的呢？不是别的，正是“创伤”本身。在对唯心主义进行批判的同一背景下，拉康指出：“本来…实在界以不可同化于自身的形式出现，即以创伤的形式出现”。换句话说，拉康想表达的是，创伤在精神分析经验开始时打开了通往实在界的道路。这里的“实在界”正是指我刚才所说的“第三种现实性”。弗洛伊德的思想和拉康的思想之间的平行是一目了然的。朴素意义上的现实性，即物质的或外部现实性的自明性，被纳入了弗洛伊德的心理现实性，以及拉康的能指实在性的括弧中。但另一方面，弗洛伊德和拉康都没有再移除这个括弧，他们也从未停止过对“另一种现实性”的追求，这种现实性不能被还原为心理现实性或能指的实在性。

然而问题是，尽管拉康刚刚引用的声明把弗洛伊德的《超越快乐原则》纳入了考量之中，但这里的 “实在界”（以创伤的形式出现的实在界）——我将省去讨论的细节——似乎可以归结为“冲动的现实性”。对此，我们试图思考那些没有“冲动的参与”的创伤性记忆，即PTSD创伤。处理这个问题时，我们必须走一条与“能指的唯物论”不同的道路。这方面的线索可以在1954年拉康对之前提到的“狼人”个案的评论中找到。这似乎与本文自相矛盾。因为，在前面的论述中提到，“狼人”的创伤只是一种与冲动相关联的创伤的范式。但实际上，事情更加复杂。因为“狼人”的创伤与弗洛伊德处理的几个神经症的创伤一样，都是事后成为创伤的，因此就有所谓两种“时间流”。

这是怎么回事呢？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据称他的父母在“狼人”—谢尔盖·潘克耶夫一岁半（或半岁）时目睹了其父母后背式体位性交——这使他看到了父亲的阴茎以及母亲的生殖器——这在当时或紧随其后并没有引发任何反应。那时患者还太年幼，所以不能“理解”目击的事件。换句话说，他当时缺乏理解事件发生的理智条件和理智媒介。然而，通过病人在三岁时经历的一系列与性相关的事件（即被她的姐姐引诱互相给对方看生殖器，以及来自保姆的阉割威胁），这段记忆的内容逐渐与“阉割”的表象连接起来。其结果是，在他四岁生日那天晚上，即圣诞节前夕（患者生于12月25日），他做了一个焦虑的梦，梦境生动到几乎可以被认为是幻觉：他在床上睡觉时，房间的窗户突然打开，他看到六七匹白狼栖息在一棵大核桃树上，并一直盯着他。弗洛伊德翻转了狼和患者之间的“凝视/被凝视”的关系，并重建已成为梦的“潜在内容”的患者的记忆，在此记忆中“凝视”的一方反而是患者自己，他躺在床上时“凝视”的不是白狼，而是穿着白色内衣的父母在夏日午睡时性交的场景。弗洛伊德对这种“记忆”的态度之前已经描述过了。正如弗洛伊德所指出的那样，正是在做这个梦的时刻，即通过这个梦，患者“理解”了一些东西，即如果他像母亲一样爱他的父亲并与他性交，他将不得不像母亲那样，或者像向他展示生殖器的姐姐那样失去阴茎。我们甚至可以更进一步——直到弗洛伊德没有明确论述的地方——认为，原初场景的记忆被压制，是由于做了这个梦，换句话说，是由于对原初场景作为隐喻而起作用的梦。然而重要的是，从经历被称作“创伤的”事件开始到理解其意义，不——“理解”这个动词过于暧昧——到从理智上把握或消化之间，是有时间差异的，这个时间差通过弗洛伊德的“事后性”概念得到凸显。弗洛伊德指出：

我们必须考虑这个场景（即患者所目击的父母的性交场景）具有与最近经历的事件一样的效果。这个场景是在事后才起作用，但它在患者一岁半到四岁之间并没有丧失任何新鲜感。

那么在拉康的理论框架中如何重新捕捉这点呢？拉康将狼人的“原初场景”停留于一岁半到四岁之间的这一状态，区别于象征的把握（即通过能指来把握），并用Prägung这一德语单词来将其固定。正如拉康本人所证言，这是20世纪50年代吸引大众目光的动物行为学（尤其是鸟类的行为研究）中的一个术语，通常被翻译为“印随行为”。拉康考虑到了这个层面，并在与这个术语不同的意义上，或者说，在接近于货币的“印刻”这个原始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个词。然而，这是一个不涉及象征界的印刻，是实在界带给想象界且只带给想象界的“印刻”。拉康指出：

这个（迎接四岁生日夜晚的）焦虑的梦，是我先前称作想象的入侵的最初显现。借用今天正在研究的本能理论中的一个术语，就是Prägung——这个词与货币的印刻这个意义上的“印刻”相呼应——即原初的(originatif)创伤性事件的Prägung。

这个Prägung首先位于没有被压抑的无意识中。Prägung没有被整合到主体的语言系统之中，它甚至都没有达到语言化(verbalisation)的高度，更不用说意义作用(signification)。这种严格限定于想象界领域的Prägung，随着主体的发展，会重新出现在一个越来越组织化的象征的世界中。弗洛伊德正是这样向我们说明的，他谈到了原初的时刻X，以及把压抑定位在四岁之间的主体的整个历史。

实际上，这里吸引我们的正是在动物行为学中盛行的问题：在获得语言之前经历的事件的记忆是如何存在的？这就是为什么拉康敢于使用Prägung这个染上了时代色彩（或者正是“印刻”了时代）的词。精神分析家们知道，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从经验上看，这些记忆构成了梦的源泉的一部分。分析主体（患者）报告的许多梦的细节中，有不少语言之前的感官印象没有经过伪装就再现的情况。英国分析家艾拉·夏普（Ella Sharpe）报告了一个患者的梦：在梦中，两种不同的“绘画”——“一座白色的山，山顶柔软圆润”和“一座高大的尖山”——作为一曲视觉化的音乐，像船一样在黑暗的夜里流动。夏普在这些景象背后所认识到的，是患者在婴儿期目睹的（大概是）母亲的乳房和父亲的阴茎的视觉图像，其情形与狼人相似。我的一个分析者曾经向我倾诉了一个梦：“在漆黑的夜里出现了一棵长满花蕾的梅树，其中两个花蕾就像在电影或电视中的物体被特写镜头推进一样，在我眼前越来越大，我突然觉得很害怕”。这个梦让人怀疑其是否是婴儿时期的真实经历，在这一时期为了喂奶，母亲的乳房会强行逼近主体。这个梦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没有经过伪装的非语言视觉记忆的回归。然而，这些记忆并不属于“被压抑物”意义上的“无意识”（在动力意义上的“无意识”）。用拉康的话说，被压抑的总是能指，但这些记忆主要只是想象的，在能指领域的象征界中没有地位。只有事后地与象征的东西联系在一起时，记忆才会被压抑，就像狼人的“原初场景”一样。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原本漂浮在象征界之外的记忆也即“印刻”，一旦遇到象征界，就会以“压抑”的形式再次被推出意识之外，被排除在主体的历史之外。如何整合或重新整合由此被排除在历史之外的事物，重写历史——这是精神分析的主要任务，如前所述。

我想在这里提出以下假设：这种“印刻”状态，即实在界的东西只在想象界中留下痕迹并持续逃离象征界的捕获的状态，实际上是类似PTSD创伤记忆的存在模式。在Prägung的意义上，可以说这与婴儿期儿童的记忆是一样的。但是，婴儿期儿童的记忆仍然处于Prägung状态是因为——合适的话可以说“发育的”——语言即象征界还没有到来，而在成人PTSD和类似的创伤经历的情况下，由于事件的巨大冲击，经验周边的象征系统从而瘫痪，功能失效或被遮断。不，或许应该说，象征界不能接受这些经验，因此将这些经验拒之门外。由于能指的领域也积蓄了过去的各种“经验”，不难想象，这个领域或多或少有些守旧的性格，也就是说，虽然不至于完全应付不了新事件，但比起新事件，与过去的经历类似的，从过去的经验中类推出来的事件更容易被象征界所接受。

伴随着严重创伤的就是这种来自象征界的“拒绝”，因此也是来自言说，甚至是来自历史的拒绝。就这样，Prägung大概不会忘记我们。这不仅仅是我们在创伤中继续生存的问题，创伤也试图在我们的内部生存。并不是我们忘不了创伤，而是创伤忘不了我们。

注释：

1 Sigmund Freud, Briefe an Wilhelm Fließ., S. Fischer, 2. Auflage, 1999, S. 283.

2 Sigmund Freud, Vorlesungen zur Einführung in die Psychoanalyse (1916-1917), in : Gesammelte Werke, Bd. XI, Imago/Fischer, 1940, S. 383.

3 Jacques Lacan, Le Séminaire, Livre XI, Les quatre concepts fondamentaux de la psychanalyse

(1964), Seuil, 1973, p. 55.

4 Jacques Lacan, Le Séminaire, Livre VII, Lʼéthique de la psychanalyse (1959-1960), Seuil, 1986, p. 40.

5 Sigmund Freud, Totem und Tabu (1913), in : Gesammelte Werke, Bd. IX, Imago/Fischer, 1940.

6 Sigmund Freud, Aus der Geschichte einer infantilen Neurose (1918), in : Gesammelte Werke, Bd. XII, Imago/Fischer, 1940, S. 80.

7 木部则雄，“关于某自闭症谱系障碍儿童的精神分析疗法”，《精神分析研究》56(3)，pp. 56-57。关于PTSD的建议，是他在日本精神分析学会第57回大会上的发言中提出的。

8 Sigmund Freud, Einleitung zur Psychoanalyse der Kriegsneurosen (1919), in : Gesammelte Werke, Bd. XII, Fischer/Imago, 1940, S. 323.

9 Sigmund Freud, Einleitung zur Psychoanalyse der Kriegsneurosen (1919), in : Gesammelte Werke, Bd. XII, Fischer/Imago, 1940, S. 323.

10 Jacques Lacan, Les quatre concepts. . ., op. cit., p. 55.

11 Sigmund Freud, Aus der Geschichte einer infantilen Neurose, art. cit., S. 71.

12 Jacques Lacan, Le Séminaire, Livre I, Les écrits techniques de Freud (1953-1954), Seuil, 1975, p. 214.

13 Ella Sharpe, Dream Analysis, Maresfield Library, 1937/1978, p.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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